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你最想生活的朝代是哪一個？可能有很多人選擇唐朝，也有很多人選擇宋朝。
各有各的理由。
喜歡宋朝的人，會認為宋朝版圖雖然不大，但當一個大宋朝人，無論是當官，為商，當小百姓，或者一個小女子，還是有很多的「生」之快樂的。
說到宋代的皇帝，我們最先想到的或許是宋徽宗，這位皇帝才華橫溢，最後卻亡了國，他的歷史評價是「百事皆會，獨不能為君爾」。而與他恰好相反，宋代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被評價為「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因為他治下誕生了無數名流千古的風流人物，創造了古典中國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生活最富足，人文主義也最為繁盛，堪稱幸福感最強。可與這樣一個璀璨的時代相比，它的締造者宋仁宗趙禎卻沒什麼存在感，各方面的表現也似乎平庸無奇。這是為何？
6月10日19點，著名歷史作家吳鉤攜其新書《宋仁宗：共治時代》做客單向空間淘寶直播間，聊聊這位平庸之主何以創造一個繁華時代，並將一個你感興趣的宋朝呈現給你。這也是錢報讀書會共同打造的一個線上分享活動。
吳鉤寫宋朝——
《宋仁宗：共治時代》
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還是後世帝王效仿的對象？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本書以時間為線索，詳細講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為個體所經歷的喜怒哀樂，更著力刻畫他作為皇帝要面臨的重重考驗。
在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國國策指導之下，宋仁宗以其對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溫和包容的性格，與其治下宰輔大臣逐漸構築出一套相對良性的王朝運作機制。在這一機制之下，皇帝並不獨攬大權，而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們平定叛亂，開展改革，次第推出選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諸多舉措。故而，在仁宗統治中後期，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獲得長足發展，整個時代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這段時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後世士人認為是治國之楷模。從表面看，宋仁宗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皇帝，行事時總是處處受宰輔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萬事不自由，正是宰輔大臣的據理力爭，才換來這個時代的空前繁榮。
《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
本書是講述宋朝「風雅」生活的一本趣味圖書。作者從宋畫這一新穎角度入手，結合文獻記載和前人研究成果，揭示了宋朝「風雅」生活的若干側面，將宋人起居飲食、焚香點茶、趕集貿易、賞春遊園、上朝議事的生活圖景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展現了宋朝特有的社會風貌和時代精神。
書稿分為六輯，第一輯講述宋人的日常生活；第二輯講述宋朝文人的雅玩與雅趣；第三輯描述宋朝的社會百態；第四輯介紹宋朝的城市公共設施；第五輯側重於呈現宋朝的商業繁華；第六輯則考證了宋朝政治生活中的禮儀問題。
在史料運用方便，作者通過檢索數百幅宋畫，還原了宋朝人物的生活景象，同時還以少量宋朝壁畫、磚刻、出土文物、文書實物作為補充，以及少數唐畫、明畫、清畫作為參照，以做到相互映證、比對。
《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
儘管從軍事和國土面積來看，宋朝是個虛弱的朝代，但就經濟和社會角度來看，宋朝卻最繁榮昌盛、極具人文精神。那麼，宋朝何以如此輝煌？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宋朝擁有一套理性、完備的政治制度。
在本書中，作者通過給女兒講故事的形式，選取了25個極具代表性的歷史典故，溫情講述了宋朝的種種政治制度，包括仁祖之法、虛君共治、臺諫系統、文官制、公議、科舉制、封駁制、迴避制、獨立審判等，完整地呈現了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通過分析宋朝權力的架構、制衡、運作和得失，作者為「宋朝何以如此繁榮」以及「後來如何走向沒落」提供了一個生動而形象的答案。
《宋：現代的拂曉時辰》
極有說服力的文字版「清明上河圖」：有趣，好讀，充滿奇妙細節，引人入勝！巨量史料，近百幅宋畫，還宋朝文明以本來面目。
人們對宋朝的評價，幾乎可以分成對立的兩派。那麼，到底宋王朝是「積貧積弱」、「皇權專制的高峰」，還是宋朝乃「現代的拂曉時辰」呢？
本書作者通過對海量的各類記述宋朝的文獻和各種各樣的宋畫的解析，從生活、社會、經濟、法政四個層面展示了中國封建歷史上可能最為文明、現代且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駁斥了關於宋王朝「積貧積弱」「皇權專制的高峰」的傳統論斷，還宋朝文明以本來面目。作者非常嚴謹地論述了封建歷史走到宋朝開始走向近代化這一論題，徹底顛覆了一些史學家對宋朝「積貧積弱」「太窩囊」的判斷。
該書既適合專業人士，也適合大眾閱讀，文筆優美，觀點新穎，有趣並充滿見解。 比如宋代開封的城市白領不在家中做飯，而是「叫外賣」；比如《清明上河圖》展示的酒店業「燈箱廣告」；比如南宋杭州出現的「貓糧專賣店」；比如宋代大城市的「證券交易所」；比如誕生於宋代的紙幣；比如宋朝高度發達的契約；比如宋代立法的「民主審議程序」；比如非常縝密的宋代司法程序；比如十分講求分權制衡的權力構造……這些歷史細節組合起來，便展現出一種非常「現代化」的宋朝社會景象，讓生活於現代社會的我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這不僅是重新認識宋朝，也是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開始。
搶先讀
皇帝的娛樂
慶曆五年下半年至慶曆七年年底（1045—1047），是比較平淡的時段，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也加快了敘事的節奏，只用一卷就講完慶曆五年八月至十二月的事情，又各用兩卷的篇幅敘述慶曆六年與七年。
自範仲淹新政集團離朝，朝堂平靜了許多，只是執政的吳育與賈昌朝還常常爭辯。由於章得象已在慶曆五年四月罷相，仁宗對兩府執政大臣又略作調整 ：賈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為首相 ；陳執中拜平章事，兼樞密使，為次相（ 不久因宋夏議和，戰時狀態結束，朝廷又中止宰相兼樞密使之制 ）；樞密副使吳育調任參知政事 ；丁度擢為樞密副使。
吳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他又跟仁宗說： 「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仁宗不得已，只好將吳育調任樞密副使，將丁度調任參知政事，這樣，吳育與賈昌朝這對冤家不用同處中書，就不會再吵架了吧？本來仁宗是要將吳育與龐籍對調的，但另一位參知政事宋庠說，龐籍是他的親家（ 龐籍之女嫁宋庠之子 ），「親嫌不可共事」，這才改任丁度為參知政事。時為慶曆六年（1046）九月。
但僅過了六個月，慶曆七年（1047）三月，賈昌朝與吳育便同時離開兩府，賈昌朝罷相，出判大名府（ 今河北大名 ），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 ；吳育罷樞密副使，歸班，不久出知蔡州（ 今河南汝南 ）。二人罷政的原因是「昌朝與育數爭論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這兩個人在朝堂之上還是一言不合就吵起來，而輿論多認為賈昌朝不佔理。
賈昌朝有學問，早年擔任侍從官時，聲譽很好，等當上執政官，卻因為結交宮人、宦官，敗壞了聲名。朝野傳言賈昌朝曾認仁宗寵妃張美人的養母賈婆婆為姑姑，因而受諫官、御史抨擊，也有人替賈昌朝鳴不平，對仁宗說 ：「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不想仁宗沉默半晌，說了實話 ：「賈氏實曾薦昌朝。」
比之賈昌朝，吳育顯得更有操守，潔身自好。所以，當他們發生爭執時，輿論多站在吳育一邊。剛好慶曆七年春天氣反常，發生旱災，賈昌朝既受臺諫抨擊，便援引漢朝「災異冊免
三公」的先例，上表請辭。仁宗問御史中丞高若訥天旱的緣故，高若訥說，「陰陽不和，責在宰相」，因為《洪範》有載，「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仁宗便同時解除了賈昌朝與吳育的宰執職務。
接替首相之位的，是次相陳執中 ；三年前差點當上樞密使的夏竦終於時來運轉，被仁宗拜為次相。夏竦當過仁宗的老師，仁宗對老師十分眷顧，只是輿論對夏竦評價很差，這次夏竦拜相，諫官、御史又有話說 ：「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仁宗於是改任夏竦為樞密使 ；接替樞密副使之位的，是剛從益州回京述職的文彥博（ 不久，文彥博轉任參知政事，高若訥擢為樞密副使）。
朝堂上的爭吵，會不會讓仁宗感到不耐煩呢？
皇帝並不是一項令人愉快的職業，雖然君主尊榮無比，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皇帝的生活單調而枯燥，一舉一動都要遵循禮法，日常起居都有起居注官記錄在案。每日按時早朝，總是要面對仿佛永遠都不會停止的爭吵 ；回到內廷，其實也沒有多少娛樂可讓皇帝放鬆身心。偶爾，仁宗會與宮人賭錢玩耍。有一日，仁宗輸了一千文錢，耍賴，非要討回一半，不再賭下去。宮人都取笑他：「官家太窮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說：「汝知此錢為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你看，仁宗在賭博時都不敢盡興。
皇宮的夜晚更是冷清，相比之下，皇城之外的民間市井，夜生活無疑要熱鬧得多。又有一夜，仁宗在宮中聽見「絲竹歌笑之聲」，問宮人：「此何處作樂？」宮人說：「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北宋皇城緊挨著市井，站在東京最繁華的樊樓頂層，可以俯視宮禁。民間酒樓的宴樂之聲，自然會傳入宮中，讓生活在宮禁內的宮人十分羨慕 ：「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卻說 ：「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
慶曆初，天章閣侍講林瑀「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秘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幹配成一卦，以其象繇為人君所行之事」。他給仁宗算了一卦： 「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聞言，很是震驚，翌日，問時任權御史中丞的賈昌朝 ：林瑀怎麼提出如此荒誕的建議？賈昌朝說，林瑀「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仁宗即罷黜林瑀，讓他通判饒州。
從這幾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出仁宗對於個人享樂是十分克制的。
並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有克制的自覺。可供對比的宋朝皇帝是宋徽宗：一日內宴，徽宗方暢飲酣歌，忽聽風送一派樂聲響亮。徽宗微笑說 ：「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景致，恨無其由！」內侍楊戩說 ：「陛下若要遊玩市廛，此事甚易。」他出了一個主意：「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右言吏，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個秀才儒生；臣等裝為僕從；自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帶著高俅、楊戩私離禁闕，遊覽東京城的「歌臺、舞榭、酒市、花樓」，領略花花世界的「繁華花錦田地」。
按話本小說《趙伯升茶肆遇仁宗》的講述，宋仁宗也曾微服私訪，與一個姓苗的內侍悄悄出了皇城。「逕往御街並各處巷陌遊行。將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樓。……上樓飲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而坐。……飲酒畢，算還酒錢，下樓出街。行到狀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 ：『可吃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見自壁之上，有詞二隻，句語清佳，字畫精壯，後寫 ：『錦裡秀才趙旭作。』」 但這樣的故事顯然出自小說家的虛構，並非來自史實。
事實上，仁宗是宋朝第一位終生未離開京城的君主。他的父親真宗皇帝，儘管也是守成的君主，但到底曾御駕親徵河北，封禪泰山，汾陰祭地，親謁亳州太清宮。至於太祖、太宗，本就是軍旅出身，半輩子南徵北戰，更不待言。但到了仁宗時代，君主已經沒有什麼機會離開京城了，如果不是出於禮儀之需，比如南郊祭天，仁宗甚至連踏出皇城都不容易。從這個角度來看，仁宗的人身自由度還不如他治下的一名臣民。當仁宗皇帝坐在冷清的宮殿內，聽著從外間樊樓傳來的絲竹歌笑之聲，他會不會生出前往紫陌紅塵走一遭的渴望呢？
恰好這個時候，直集賢院李柬之給仁宗提了一個建議：「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選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李柬之所提的「校獵」，指天子親率將士於近郊狩獵，是一種象徵性的軍事訓練，主要作用還是供君主弋獵、豫遊。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都曾多次校獵於東京郊外，真宗最後一次校獵，是在景德二年（1005），之後便詔令將皇家飼養的獵鷹、獵犬投放山林，開放京城四面禁圍草地，許百姓耕墾畜牧。校獵之禮遂廢。
仁宗一聽校獵，立刻就來了興致，詔令「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聞」。好獵是男人天性，仁宗也不例外。而且，校獵又是古禮，「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既有先例可循，便名正言順，不是他趙禎一時心血來潮的貪玩。仁宗滿足內心深處那點個人愛好的方式是十分謹慎的，正如他喜愛音樂，卻只能借著改革雅樂的名義投身於音樂創作，並向大臣說明自己「於聲技固未嘗留意，內外宴遊皆勉強耳」。對於出獵，他也需要有先例與禮制來提供合法性。
慶曆五年十月，仁宗率文武百官、將校，駕臨東京順天門外的皇家園苑瓊林苑，「遂縱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並遣內侍將校獵所得獵物「馳薦太廟」，又召當地父老臨問， 「賜以飲食茶絹」。其時賈昌朝尚未罷相，提議說： 「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耆年而秩飫，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仁宗從之，讓史官記下這場盛事。
次年，亦即慶曆六年十一月，仁宗又獵於城南東的韓村，於皇家林苑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裡，部隊相應」，仁宗「親挾弓矢，而屢獲禽」，韓村居民將「畜狐兔鳧雉，驅入場中」，以便獵射。仁宗對輔臣說 ：「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叫人將狐兔鳧雉全部放走。校獵結束後，仁宗又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食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並下詔蠲免獵圍內民田租稅一年。
天子出警入蹕，不管是校獵，還是一般性的車駕行幸，都有一套嚴肅、完備的儀仗。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完整複述出仁宗兩次校獵的儀仗，不過，我們知道仁宗並不是一名很注意儀仗
威嚴的君主，「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滷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傘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為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為常」。
針對這一情況，參知政事宋庠曾經在康定元年奏請朝廷，參照「前代儀注及滷簿令」，訂立「乘輿常時出入之儀」，以「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仁宗採納了宋庠的建議， 「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禮儀，制訂出來的儀禮禁止民間士庶在皇帝巡行時「乘高下瞰」 「夾道喧呼馳走」，但這套禮儀不久又「浸弛」了。
慶曆六年的校獵，也出現儀仗不整的問題 ：「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裡，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但仁宗應該玩得非常興奮，要不然也不會至暮夜方回城。
當晚仁宗在殿中休息時，卻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 ：一隻雉鳥不知何故「殞於殿中」。臺諫官認為這是不祥之兆，紛紛勸諫仁宗停止校獵。仁宗原本還想再出獵一次，但御史何郯堅決反對 ：「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圖事遊戲而玩細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出畋，群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遊，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遊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向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言外之意，如果仁宗還要出獵，便是不顧諫言了。
除了個別迎合帝意的人（ 比如賈昌朝 ），當時的士大夫都對仁宗的校獵憂心忡忡。他們之所以反對皇帝出獵，安全考慮是一個原因，用何郯的話來說，「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奸偽雜於稠人廣眾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慮。」還有一個原因：在宋朝士大夫的觀念中，君主當清靜無為，接受禮法的規訓，不張揚個性，不放任好惡，「不圖事遊戲而玩細娛」。
仁宗只能下詔，「罷出獵」。
下一年，即慶曆七年（1047）冬至，仁宗還有機會駕臨東京郊外，因為慶曆七年又是天子親郊的大禮年。然而，就在冬至祭天當日，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發生了：河北貝州爆發兵變，
宣毅軍小校王則佔據貝州城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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