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dolf Nureyev
魯道夫·克哈默託維奇·努裡耶夫
Nureyev, Rudolf Khametovich（英）；
Рудольф Хаметович Нуриев（俄），1938.3.17-1993.1.6
作為20世紀以來世界首屈一指的芭蕾舞蹈家，魯道夫·努裡耶夫一生都逃脫不了這些關鍵詞：天才、「叛逃」、同性戀、愛滋病……他一生的傳奇和悲情，基洛夫芭蕾舞團（The Kirov Ballet）中無人能出其左右。
十月革命後，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更名列寧格勒（Leningrad），努裡耶夫出生的那個歲月，適逢莫斯科（Moscow）因列寧格勒的州委書記——基洛夫（Kirov）謀殺案而開始恐怖的清黨行動，在全國一片對基洛夫悼念聲中，列寧格勒的瑪麗婭劇院（Mariinsky Theatre）更名基洛夫劇院（Kirov Theatre），以紀念這位政治英雄。這種更名意味著將蘇聯，當然還有它的劇院文化，將封閉在這片遼闊的紅色土壤裡。幼小的努裡耶夫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帶著他的舞蹈夢想在慢慢長大。
Rudolf Nureyev in 1973
他祖籍在蘇聯巴斯基裡亞（Bashkiria）省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畔的小城烏法（Ufa）市附近的一個小村莊。1938年3月17日出生在行駛穿越西伯利亞附近的佩辛基（Pysinky）省伊爾庫斯克（Irkutsk）（伊爾庫斯克這個城市被稱為西伯利亞的巴黎）的火車上，因他母親法麗達（Farida）去符拉迪沃斯託克（Vladivostok）（中國稱海參崴）看望他父親哈馬特（Hamat），他是騅地的一位紅軍政委。這也許預告了他日後的生命註定漂泊，註定了他一生要動蕩不安——要去跳舞。
一位芭蕾舞者說過：「努裡耶夫出生在火車上，往後他也以時速100哩的速度度過了一生。」他的祖先是穆斯林教徒韃靼人，因家境十分貧困穿得像小叫化，在學校常被同學嘲笑。小時後本來吵著要學鋼琴，但根本不可能如願，從小的動蕩生活使他生性固執、任性，嚴厲的父親從來也看不慣自己的兒子瘋狂地迷戀舞蹈。努裡耶夫天生英俊、聰穎、優雅，在他5歲那年母親帶他和二個姐姐去看了芭蕾表演後，首次觀看了芭蕾後，便發誓要當芭蕾舞演員，他已預感到他將投身到芭蕾事業中，從不顧及別人的想法，甚至嘲弄——善於跳躍和做出超人的姿態，使他從小就有著「青蛙」的雅號。他從此開始對芭蕾入迷，他心想：這輩子除了跳舞再也不會做別的事了。有人告訴努裡耶夫的母親：「魯道夫天生是個跳舞的料，應該送他到列寧格勒去上芭雷學校。」他母親心想：哪來的錢，連車費也出不起，但是努裡耶夫因此知道：原來在列寧格勒有專門教人跳舞的學校。從13歲時，他就開始在烏法市學習芭蕾和參加民間業餘舞蹈演出，他曾在巴什基爾（Bashkir）國立歌劇院的芭蕾工作室學習（從1993年3月，烏法開始舉辦魯道夫·努裡耶夫韃靼人藝術節（The Rudolf Nureyev Festival in Tatarstan）。該藝術節的榮譽主席是傑出的舞蹈大師尤裡•格裡戈洛維奇（Yuri Grigorovich）。該藝術節每年舉辦一屆，非常受歡迎，聲名已遠揚海內外。很多世界著名的舞蹈家認為在努裡耶夫的故鄉進行演出是種榮譽，因為他在這裡邁出了走向芭蕾世界的第一步）。
1953年，努裡耶夫加入了巴什基爾國立劇院芭蕾舞團（Ballet State of Bashkir Theatre），從此開始了自己的藝術生涯。1955年，巴什基爾國立歌劇院芭蕾舞團在莫斯科巡迴演出期間，努裡耶夫演繹了吉捷特（Dzhigit）的芭蕾舞劇《放聲歌唱》（《The Crane Song》）之後引起了評論家的高度關注，同年，他終於被自己仰慕已久的列寧格勒芭蕾舞學校（Leningrad Ballet School）錄取，插班隨名師亞歷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深造，他在學校裡，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難。他認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不得不加緊苦練，他由別人不同的角度切入舞作，那些自幼習舞的人，教什麼學什麼，從不發問，但努裡耶夫覺得單單是動作的完美是不夠的，他要求表情、要求更多的深度與強度，正由於如此，他的注意力與精力被磨練的可以一觸即發，用之不盡。
他因拒絕參加GC主義青年團，不服從校規，私自學習英語，是個成績優異但難於管教的學生。基洛夫芭蕾舞團每年都將從列寧格勒芭蕾舞學校的優異畢業生中挑選它未來的棟梁。3年後，努裡耶夫攀上了這架通往芭蕾舞藝術天堂的雲梯。20歲畢業時，努裡耶夫身著白色的舞蹈褲、戴著金色的頭巾，用柔軟的鞋尖舞出了一段漂亮的獨舞，一舉奪得莫斯科國際芭蕾大賽的金獎（Moscow International ballet Competition）。參加完畢業公演《海盜》（Le Corsaire）後，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The Bolshoi Ballet）和基洛夫芭蕾舞團主動邀請他加盟，他選擇了後者——位於「俄羅斯芭蕾之都」列寧格勒的基洛夫芭蕾舞團。進入劇院後，立刻脫穎而出，成為基洛夫芭蕾舞團的臺柱，但是因為政治控制舞團，藝術工作者並無個人思想自由可言，所以他並不快樂。
才華橫溢的他與其他人不同，一開始就被選為獨舞演員，而不是按部就班在從群舞演員中苦苦等待、鶴立雞群的一步步走過（此前只有兩位舞蹈家得到過這樣的殊榮：福金（Fokine）（《天鵝之死》（The Dying Swan）的編舞），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他創造了騰躍空中後雙腳擊打十二下記錄））。他在基洛夫的三年裡，他跳過十五個角色，通常於他的夥伴對立，莉內爾·庫加普基娜（Ninel Kurgapkina）她雖然幾乎比他早十年，但與他配合得很好。他的舞技飛速成長，在舞臺上，他能做出高難度的騰躍，能使身體像飛毯一樣在空中停留和飛翔，這一絕技曾令觀眾驚嘆不已。在他擔任主要演員的多年裡，在蘇聯是個有爭議的最佳男舞演員，他的懸空跳躍和快速旋轉可與尼金斯基傳奇式的絕技媲美。但超凡的舞蹈技巧、力量和進取精神，從此開始了他的國際芭蕾大師的生涯，藝術之美和個性之美在努裡耶夫身上融為一體。努裡耶夫的舞蹈天分很快讓他在俄羅斯家喻戶曉。
當時的評論家這樣評論：「他難以置信的高難度翻騰讓人懷疑他是否長有一雙隱藏的翅膀，其他人是走在地面上舞蹈，他是飄翔在空中舞蹈，基洛夫舞臺開始讓人懷疑地球的重力。」
他迅速成為一個在蘇聯最著名的舞者和無數人的偶像並允許到蘇聯以外的地方進行巡演，他在維也納國際青年節跳舞，不久以後，因為違犯紀律，他被告訴不會允許他再次出國。他被限制在蘇聯共和國境內巡演。但是，也是他的個性讓他最後「背叛」了祖國。他桀驁不循，我行我素，甚至有些粗魯，他總是不聽話，不服從領導的安排，拒絕去友好鄰邦示好，拒絕去集體農莊為「無知」的群眾演出。
Rudolf Nureyev and Margot Fonteyn in the Grand adage from Nureyev's staging of the Petipa/Minkus The Kingdom of the Shades for the Royal Ballet, London, 1963.
1 9 6 1 年5 月11日，基洛夫芭蕾舞團首次赴歐州巡迴演出。年輕的努裡耶夫也隨團出訪巴黎，然因，生性反骨他，必然會遭到蘇聯當局必然壓抑，當時在出訪的名單中並沒有他，還是因為法國主辦單位隆勃羅索影劇集團和它的合伙人（巴黎文化交流文學藝術社（ALAP））的堅持）（這個機構與法國GC黨都不得有么人聯繫，在莫斯科也就很有影響），基洛夫芭蕾舞團最後才補上他。隨行的還有數名克格勃（KBG）特工，目的是監督藝術家們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言一行。據說，芭蕾舞團到達巴黎之後，所有人禁止單獨外出。而此行監督的重點對象就是努裡耶夫。早在蘇聯國內，努裡耶夫就常和西方來訪的女演員們談情說愛，顯示出對西方極大的好奇。到達巴黎之後，演出之餘，他不顧警告，多次溜出去，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巴黎藝術界的同行陪著他參觀遊覽，放浪形骸，交友遊蕩，5月21日，努裡耶夫在巴黎歌劇院（L'Opera de Paris）出演《舞姬》（La Bayadere）中的索羅爾，表演了當時別人還不能完成的兩周旋轉加蜷腿側跳，他以無與倫比的舞技使巴黎觀眾嘆為觀止，為之瘋狂，他一時成為萬人仰視的燦爛星辰。他的舞臺魅力吸引了所有人，其中之一，有個叫克拉拉·珊特的智利姑娘，她是法國文化部長安德列·馬爾羅未來的兒媳婦——（幫助努裡耶夫出逃者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同性戀朋友，芭蕾實業家拉克特，他多次破產，但是憑藉著圈內大工業家、銀行家的關係，過著奢侈的生活。他需要努裡耶夫這樣的巨星。而一些巴黎的演出機構也在遊說他）。這使他犯了「不準私自外出」紀律，受到嚴厲的批評。克格勃一直懷疑他有出逃西方的計劃，並致電總部，要求他的母親做擔保。與此同時，努裡耶夫迷上了花都，他忘記了賦予他藝術生命的祖國，萌生了留下來的念頭。他來到瑪德琳教堂對主教說：「指點我吧，我沒有勇氣獨自作出這樣的決定。」正當他猶豫不決時，劇團結束了在巴黎的演出，下一站將是英國倫敦。
努裡耶夫的一言一行，引起了克格勃的重視，克格勃特工向蘇聯克格勃總部發了一封加急電報，聲稱努裡耶夫有叛逃的危險。據說，這封電報當時呈遞到赫魯雪夫的辦公桌上。莫斯科的回應是：遣送回國，只是要到劇團團去倫敦那天告訴他。
基洛夫芭蕾舞團在倫敦科文特花園（House Covent Garden）舉行的演出季節開幕式之前，1961年6 月1 6日，這位23歲的芭蕾舞演員在布爾歇（Bourget）機場準備登機與他的舞伴會合時，當120位基洛夫芭蕾舞團的團員結束在巴黎的公演，準備搭機飛往倫敦的時候，上級阻止努裡耶夫登機，努裡耶夫隨即被扣下來了，決定將他遣送回國，為此決定將他召回莫斯科，不讓他隨同芭蕾舞團繼續前往倫敦演出。
據努裡耶夫卷帙浩繁的傳記資料記載，克格勃謊稱莫斯科將有一場重要演出，是總書記赫魯雪夫想再欣賞他的舞姿，克裡姆林宮有一場重要的演出需要他去跳舞，以及其母重病，必須徵調他回國。他預感到這是克格勃的一次陰謀，他堅信如果他被送回的蘇聯，他可能會被監禁，便假裝同意。趁特工不在意的時候，他給克拉拉·珊特打了一個求救電話。據他自己的回憶：「當克格勃人員看見克拉拉在兩名警察的陪伴下朝我走來時，他便立即採取了行動……他們用雙手抓住我，試圖把我拖進小房間去……但我掙脫了他。……那一瞬間，我全身的肌肉像灌了鉛一樣的沉重，而那一霎間又好像長過一萬年。接著，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長的、最驚心動魄的一次『騰躍』，直接落到了那兩個警察的身後。我氣喘籲籲地喊道：「『我想留下，我想留下。』」逃入機場酒巴內尋求法國警察的庇護。
努裡耶夫知道厄運降臨，在登上返國飛機前5 分鐘，突然做出這一戲劇性的「叛逃」，尋求政治庇護。他的避難要求很可能獲得批准，但他還是「叛逃」成功了。翌日，他的照片上了西方各報頭版，西方人對努裡耶夫的「叛逃」興致勃勃，以為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並給這次「叛逃」取了個名字——通向自由的巴黎之旅。這是當年轟動西方世界的新聞，引起巨大反響。在冷戰高峰期，西方世界將努裡耶夫的「投誠」視為是反共宣傳。
一周以後，他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克格勃在監聽。身為蘇共黨員的父親拒絕聽電話，只是他的母親在電話中緊張地說了幾名無關痛癢的話。
他個人主義的傾向與基洛夫芭蕾舞團的對抗是他出走的動因。事後，他說：「蘇聯的芭蕾舞團顯得太刻板，使他不能經常演出，對他扮演各種角色多所限制。」這是他滯留西方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出於政治原因，努裡耶夫從未在公開場合批評過他的祖國。其實還有他與克雷姆克的同性戀的暴露，克格勃害怕回國後受到迫害。
當時，法蘇關係良好，法國不願兩國關係因此事而惡化，故沒給努裡耶夫居留權，也不準許他在巴黎國家歌劇院演出（因克裡姆林宮提醒法國當局，如留努裡耶夫在巴黎國家歌劇院，法國與蘇聯的文化交流將停止）。在最初一段時間裡，他生活和藝術方面困難重重，由於政治原因他只能加入私人劇團（合同期六個月）在幾個地方小劇院、小舞臺上表演，這時他同時收到了他父母和他的芭蕾老師的信，懇勸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國。但努裡耶夫去意已決。蘇聯克格勃對努裡耶夫的「叛逃」實施了行動計劃，這次行動也被稱為「特別行動」。在他為西方演出公司進行的一場主要演出的晚上，他要出演的是《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中的「藍鳥」角色，演出時他發現有人在幹擾他的表演：「我剛一出臺，就有人開始大喊大叫，幾乎淹沒了柴可夫斯基的樂曲聲。我跳「藍烏」舞時，舞臺腳燈根本照不到我身上，我很清楚是有一些GC分子企圖破壞我的表演。我基本上聽不到音樂，而且可以看到有人往臺上扔碎玻璃片狀的東西，但我還是堅持跳了下去。」克格勃初步的恐嚇行動失敗了。
但克格勃從未放過對他的迫害，逼他發表誨過聲明、回國。並常常讓她的母親在他臨上臺時給他打聽話勸說，他的母親在電話中向他哭訴，但從未問過他是否快樂，但當努裡耶夫告訴她母親，他很快樂時，他的母親就無語了。
1961年11月，克格勃制定的針對主要「叛逃者」的計劃並沒有具體針對他的「特別行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該計劃的內容來看，以後發生的事肯定將要比向臺上扔碎玻璃片嚴重得多。後來，克格勃第一總局的主要領導還討論制定了一個對付努裡耶夫的秘密計劃。克格勃特工要打斷努裡耶夫的一條或兩條腿的計劃，使他從此上不了舞臺。不過，由於原本就猶豫不決的、執行暗殺任務的殺手鮑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叛逃」，致使克格勃針對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開的行動遭到了徹底失敗。雖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去追蹤這些背叛者，並準備暗殺或致殘他們，但實際上和克格勃總部所宣傳的也完全是一個騙局，克格勃在一直到1970年對60年代對這些「叛逃者」的追蹤是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的，使得這項秘密計劃最終沒有付諸實施。
在一個星期之內，他報名參加了在奎瓦斯侯爵大芭蕾舞團（Grand Ballet du Marquis de Cuevas）和尼娜·維羅烏波娜（Nina Vyroubova）表演了《睡美人》。
1962年2月21日，努裡耶夫應英國皇家芭蕾舞團（The Royal Ballet）首席芭蕾舞大師瑪戈特·芳婷女爵（Dame Margot Fonteyn）的邀請他到倫敦與她搭擋演出，這年芳婷已經41歲，已屆退休年齡，努裡耶夫應邀到來，重燃了她舞蹈生命的火花，努裡耶夫為芳婷帶來了敏銳的新靈感、新氣息。兩人在芭蕾舞臺上開始了「世紀合作」，出演《吉賽爾》（Giselle），臺下觀眾瘋狂叫好，鮮花撒滿了舞臺，這場演出引起了巨大轟動。對那些看過這場令人難忘演出的人來說，很清楚的一個事實是，世界舞蹈史上最偉大的一對搭檔已經誕生了，從他們不得不謝幕23次的事實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令克格勃總部十分生氣的，不僅僅是人們居然對一個聲名狼藉的「叛徒」給予了這麼高的讚賞，更可氣的是努裡耶夫幾個月後就發表回憶錄，聲稱自己在西方「投奔了自由」。對其他團員來講，努裡耶夫是偶像也是恐怖的化身，他簡直就是全神灌注與倔強執著的活標本。
努裡耶夫對於本身的魅力頗有自知之明，同時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芳婷加上努裡耶夫無異如虎添翼，兩人同為英國皇家舞團的客座明星，被譽為當時全球芭蕾舞界最佳的搭檔，他們與英國皇家芭蕾舞團走遍歐陸及美洲，舞跡所至處處掀起熱潮。剛開始時，有芳婷的名氣加持，使努裡耶夫也受人注意，但是沒多久，他的光芒日益耀眼，蓋過芳婷，使她黯然失色。
Rudolf Nureyev at his defection from Soviet Union 1961.
從此以後，他們的表演也是場場爆滿，有時表演後的掌聲時間，延續得比舞蹈本身還長。因芳婷足足比努裡耶夫大了20歲，他們都有顧慮，代溝將阻礙他們演出的和諧，不過，讓人沒有想到，年輕的努力耶夫為芳婷帶來了新的活力，讓她在年過40仍迎來了藝術的第二個春天，而芳婷則教會他讀書、鑑賞和冷靜，學會在西方生存。他們後來幾乎成為舞臺上的終身舞伴。
1962 年，努裡耶夫首次在美國的電視上露面，還參加了魯思·佩奇（Ruth Page）的芝加哥歌劇院芭蕾舞團（Ballet de Opéra de Chicago）的演出。同年下半年尼內特·德·瓦盧娃人（Dame Ninette de Valois）提供他一份加入皇家芭蕾舞團作為首席舞蹈家的合約，成為該團永久特邀藝人。在「冷戰」的極致時期，此事引起軒然大波。
1963年，同索爾·胡洛克（藝術經紀人，同是在極度貧困中長大的俄國「叛逃者」）相識，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交上鴻運，在經紀公司的安排下，努裡耶夫開始與不同的舞團、不同的舞伴合作。
1963年3月12日，皇家芭蕾舞團的費雷德裡克·阿什頓（Frederick Ashton），為努裡耶夫和芳婷度身訂做所編的獨幕芭蕾《瑪格麗特和阿芒》（Marguerite and Armand），音樂配器採用的是李斯特（Liszt）的《B小調鋼琴奏鳴曲》。據說阿什頓是在聽收音機時聽到了這首作品，頓時來的靈感，當時他正在創作這部舞劇，李斯特鋼琴曲完美地吻合了阿什頓的構思。在這部浪漫的愛情故事裡，觀眾為他們絲絲入扣的雙人舞瞠目結舌，演出結束時，回過神來的觀眾連續不斷的掌聲使得他們返場謝幕高達21次。這在表演史上幾乎不曾出現過。
在英期間，努裡耶夫對傳統的芭蕾舞劇如《吉賽爾》、《天鵝湖》（Swan Lake）、《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等作了改編。至今世界上許多歌劇院上演的芭蕾舞劇用的還是努裡耶夫的版本。他演技高超，表演出色，擅長表演古典芭蕾和現代芭蕾。代表作品：《茶花女》（Lady of The Camellias）、格萊姆的《魔王》（Old Gentleman）（1975）、《流浪藝人之歌》（Chant du compagnon errant）（1971）。到英國不過兩年，世界各地的演出邀請信雪片般飛來。
1 9 6 5 年，他和芳婷在維也納演出《天鵝湖》，共謝幕8 9 次，創造了舞蹈史上的謝幕紀錄。這時，努裡耶夫已走向成熟，他用「最完美、最神聖的舞蹈語彙，畫出了力量和優雅的美麗弧線」。和同代的芭蕾大師如尼金斯基、奧古斯特·維斯特裡斯（August Vestris）、巴蘭欽、謝爾蓋·裡法（Serg Lifar）等相比，努裡耶夫更完美地表現了俄羅斯文學所揭示的斯拉夫民族那熱情奔放、謙和達觀的天性。在達到成功的巔峰時，努裡耶夫不無得意地說：「我希望，人們觀看我演出時，就像站在繪畫大師的油畫前那樣激動；「我希望，人們要麼愛我，要麼恨我，但不要對我無動於衷。」他認為，他是用整個靈魂在跳舞，他使得芭蕾變得更加高貴。同年他來到斯卡拉劇院芭蕾舞團，他把自己的經典舞劇也帶來了劇院，包括《睡美人》（1966年）、《胡桃夾子》（Nutcracker）（1969）、《帕基塔》（1970）《唐·吉訶德》和《羅密歐與茱麗葉》（1980年）與卡拉·弗拉奇（Carla Fracci）搭檔，演出許多經典作品。
努裡耶夫在舞壇的地位步步高升，以裹在緊身舞衣下的迷人舞姿，風靡了歐洲和北美，成為芭蕾舞史上無有前例最受歡迎的男舞星。在評論家及老舞迷的心目中，努裡耶夫無疑是尼金斯基的化身，尼金斯基是二十世紀獨步舞壇，被公認是男舞者最完美典型的俄國名舞蹈家。對於這份恭維，努裡耶夫並未感到欣慰，雖然他十分崇敬尼金斯基，但是他認為一個藝術家必須要有自己的水平，自己的風格，就是這種強烈的「自我感」，正是他「叛逃」的最大原因。他認為國家或城市只不過是讓他自由跳舞的地方，工作是神聖的，工作才是他的根。
1971年首次在美國的舞臺上演出他自己編舞的《唐·吉訶徳》，在沒有芳婷搭檔，照樣票房長紅。胡洛克的公司趁機創造出「魯道夫熱」的風潮，他將努裡耶夫以作大買賣的手法，經營成公司的一棵超級搖錢樹，從此努裡耶夫與大西洋兩岸的稅務機構展開纏鬥，並不時傳聞讓人負面評價的私生活，令人印象深刻。
1977 年，他改編了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由倫敦節日芭蕾舞團（London Festival Ballet）演出，1979 年改編的《曼弗雷德》（《Manfred》）由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Ballet de Opéra de Paris）演出。1980 年努裡耶夫為柏林芭蕾舞團（Deutsche Ballet, Berlin）演出了《胡桃夾子》，1981 年，由於義大利人對芭蕾舞的興趣進一步恢復，他在斯卡拉歌劇院（Teatro alla Scala di Milan）與芳婷同臺演出了他改編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芳婷飾凱普萊特（Capulet）夫人。
他和最佳舞伴芳婷的合作到她1 9 7 8 年芳婷退休，「舞蹈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對」結束了長達1 7 年的合作。芳婷深愛著努裡耶夫，這種愛是雙重的，有母愛，又有情人之愛。努裡耶夫留意和珍惜這份愛。1979年，《紐約時報》專欄《搭檔的故事》曾經如此追憶他們的表演：「世界上可能從來沒有兩位舞蹈家的結合像他們一樣如此和諧、完滿，碩果纍纍。」17年間，努裡耶夫和芳婷合演了超過26個角色。他們最後一次表演是1988年9月16日在《巴羅克三重奏》（Baroque Pas de Trois）中，芳婷69歲，努裡耶夫50歲，同樣是明星52歲的卡拉·弗拉奇，努裡耶夫曾經說他和芳婷之間的舞蹈是 「同樣的身體，同樣的靈魂」。當時人們釋疑，翩翩一少年，怎會愛上一個比他年長近2 0 歲的女人？努裡耶夫說過：「從六歲起，我就娶了舞蹈。我就像一個天主教神父，我沒有權利再結婚。」他果然終生未娶。但是兩人的友誼一直延續到她1991年11月因癌去世。在她為癌症所苦時，儘管他日程繁忙，他不但經常去醫院探視，還為她付醫藥費。當努裡耶夫感染愛滋病，身體情形每況愈下無法跳舞蹈時，芳婷鼓勵他擔任芭蕾舞指揮，並說道 「親愛的，那是完美的！！！」。1992年3月，他撐著病痛的身軀，回到韃靼歌劇院芭蕾舞團指揮。當努裡耶夫獲悉芳婷的死訊，心中默默有愛，靜靜為此悲傷。他悵然若有所失地對好友說：「她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人，我本應娶她，和她共度此生。」
努裡耶夫逗留在皇家芭蕾舞團直到1970年，後他被提升為客座首席藝術家，使得他能夠集中越來越多時間進行國際客席訪問和旅遊，他繼續完滿地履行皇家芭蕾舞團委託直到80年代去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為止。
努裡耶夫還有表演現代舞劇的才能，他表演過馬撒·葛雷姆（Martha Graham）、默裡·路易斯（Murray Louis）和保羅·泰勒（Paul Taylor）的作品。1975 年，葛雷姆為他編了《路西弗爾》（《Lucifer》），1978 年在路易斯為他而作的《卡納西•維納斯》（《Canarsie Venus》）和《輕快舞劇》（《Vivace》）在美國首演。他的自傳《努裡耶夫》（《Nureyev》）於 1962 年出版。1972年羅伯特·赫爾普曼（Robert Helpmann）邀請他到澳大利亞遊覽及共同執導了他自已的作品《唐·吉訶德》，他首次編導並由他飾主角唐·吉訶德。1973年電影版《努裡耶夫魯，凱泰·阿爾多烏斯，羅伯特·赫爾普曼與唐·吉訶德及澳大利亞芭蕾舞團藝術家》（Nureyev, Lucette Aldous as Kitri, Helpmann as Don Quixote and artists of the Australian Ballet）上映，1977 年在電影《瓦倫蒂諾》（《Rudolph Valentino in Ken Russell's Valentino》）中任主角。1983 年他在電影《暴露》（《Exposed》）中第二次擔任喜劇角色，是主角，但無舞蹈動作，拍過影片《我是一名舞者》（《I Am a Dancer》）。1982 年，成為奧地利的公民。
Nureyev in dressing room in 1974
1983-1989年，他但任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團長及藝術總監。努裡耶夫向來以壞脾氣、主觀強、衝動、沒有忍耐的力控制力而著名，因限制和等級規定及他人的幹涉造成他的工作失敗而急躁，上任不久就得到「歌劇院沙皇」的封號，樹立不少對立面。在努裡耶夫的生命中有兩個長達6年的狂風暴雨期：第一個是他在列寧格勒那6年；第二個就是在巴黎歌劇院的6年。上任後，努裡耶夫的事業再創另一個高峰，並將這個頂尖舞團更推向無人匹敵的巔峰！他編導了全新的舞蹈作品，重現19世紀偉大的芭蕾舞風貌。在他所編導的舞蹈中，將先人近百年前編排，已經在世界各地舞臺上演出無數次的傳統古典劇目，加入了很多他個人的元素，他在巴黎芭蕾舞團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是改編了佩蒂帕的作品，成為了巴黎芭蕾舞團常演至今的保留劇目，他的藝術態度極為嚴格苛刻，近乎偏執，普通人往往難以忍受，在他編排的作品中可見一斑，比當年的佩蒂帕更為注重情節，戲劇性，以及幾近奢華的服裝，布景和音樂等。任何一個細節只要映入他的眼帘，都有可能經過多次的錘鍊。他要求演員絕對的忠誠和堅持，嚴謹而精確，從不偷工減料，他從編劇到排演，從舞臺布景到樂隊演奏，他都作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這個8 0 年代還上演路易十四時代的宮廷芭蕾的老劇院煥發了生機，從此，17、18世紀的古典傑作與從塞吉·裡代到喬斯·李蒙的新古典主義作品一起在舞臺上交相輝映；在他任上的6個演出季裡，他為該團新編了《胡桃夾子》、《天鵝湖》、《睡美人》、《雷蒙達》（Raymonda）、《坦克雷蒂》（Tancredi）、《曼弗雷德》（Manfred）、《暴風雨》、《白色組曲》、《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Square）、《灰姑娘》（Cinderella）等。同時，還聘請外國的年輕編導為本團創作新的芭蕾作品，這一舉措不僅給這些年輕人以實踐的平臺，同時也為古老的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期間，努裡耶夫唯我獨尊，脾氣暴躁，和同事發生了許多磨擦，親自排練時舞者們都會非常緊張，如果練了三次還不懂，就到此為止，馬上換人。努裡耶夫常說：「舞者若沒膽識，那就一無是處了。」因此舞團成員非常艱辛，但也都想證明自己有能力跳他編的芭蕾舞，因為，一旦完成努裡耶夫的要求，就是真正的舞者了。努裡耶夫認為每個舞者，都該找到自己的風格，不論是身體、協調或對角色的概念，他也有能力與辦法，讓人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年輕舞者只要技巧夠好，就給予機會，「明星」是榮耀的頭銜，也是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給卓越舞者的光環和承諾，很多「明星」都是受到努裡耶夫提拔後而聲名大噪，如他將正式加入舞團才3年，1984年晉升為主要演員，5天後首次出演《天鵝湖》中的奧吉塔/奧吉莉婭一角的西爾薇·吉揚（Sylvie Guillem），在演出後，當場向全劇場觀眾宣布為新的首席舞者（這也是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傳統）以及伊莎貝拉·嘉蘭（Isabel Guerin），埃裡薩貝奇·莫蘭（Elisabeth Maurin），查爾斯·朱迪（Charles Jude），莫烏裡克·魯迪雷斯（Monique Loudieres）、曼努埃爾·勒格裡（Manuel Legris），伊莉莎白·普拉泰爾（Elisabeth Platel）等人。多數和他跳舞芭蕾舞女演員，包括安託瓦內特·西波萊（Antoinette Sibley），安妮特·佩蓋（Annette Page）給付的薪水他都是對舞伴考慮周到的。
他數十年在世界巡演芭蕾時保持長久的友誼，被認為是一個忠誠和慷慨的朋友。他非常慷慨地過許多芭蕾舞女演員是有目共睹的，在他們困難的時候他給予資助，特別是加拿林芭蕾舞團的林恩·西穆爾（Lynn Seymour）——在她悲傷的時候拒絕首演肯裡斯·麥克米倫爵士（Sir Kenneth Macmillan）的《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機會，努裡耶夫多次為她制定療傷的方案，為她平靜此時她內心的痛苦，排解負擔、沮喪，從而發現擔任角色的困難。他同樣也幫助過年老的和日益貧困的塔瑪拉·卡爾薩文娜（Tamara Karsavina）
1989年，努裡耶夫因無法如願以嘗地每年用六個月的時間在世界各地客串演出和編導，而辭去團長的職務，僅僅保留為他所設的「首席編導家」頭銜，以便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能夠繼續演出由他編導的大量保留作品。努裡耶夫不可多得的藝術才華，巴黎芭蕾舞團給予他很大的發揮空間，亦是努裡耶夫編導眾多成功作品的一大元素，這與他輝煌的演員生涯有著很大的關係。很多優秀的演員也許並不是出色的編導，然而這兩個角色對於他本人以及芭蕾，均可稱作是極為成功的典範。
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會遲到，但就只有在排練和表演是準時，並且是全身心的投入。就算投奔自由後的西方生活，名氣大開的芭蕾舞巨星身份，在排練場上他是個謙虛的人，對於新的事物總是抱持著認真學習的心態。舞蹈方面的晚起步讓他珍惜一分一秒，高標準高要求才是他在天生條件與生活背景的差劣中脫穎而出的原因。
在蘇聯之前，努裡耶夫就已經嘗試突破芭蕾舞的局限，改變男性俄羅斯舞蹈家一貫粗壯和沉重的風格。他既能像他們一樣跳躍和旋轉，但同時又借鑑女芭蕾舞演員的舞蹈技巧，比如伸展肢體、提高身體線條、抬高腳趾以及讓手臂和肩膀像水面一樣蕩漾。他的創新神奇美妙，正如法國舞蹈家維奧萊特·維爾蒂（Violette Verdy）所說：「他讓身體如詩一般施展——猶如一件在詩中漫遊的探索體」。
他被甚稱與尼金斯基齊名的當代舞者。
自從穿上芭蕾魔鞋，努裡耶夫就未曾停止過旋轉。一年3 6 5 天，他演出2 0 0 -2 5 0 場。早上他飛離倫敦，晚上他就躍上雪梨劇院的舞臺。他變得非常富有，在許多國家購置豪宅，甚至買下義大利的波西塔諾（Positano）海邊不遠處的一個小島。
努裡耶夫厭煩了記者的跟蹤，有一天，他索性脫下舞鞋，伸出裸露的雙腳，讓他們照個夠。後來，《巴黎競賽畫報》把當時拍的照片刊登了出來，那腳上青筋暴起，血淤處處，毛細血管清晰可見。努裡耶夫曾笑言獻身藝術就是「使自己的身體成為這種藝術的奴僕」，他的雙腳的確被折磨得慘不忍睹。
在這個時期，努裡耶夫的舞藝衰退，表演時感受到的壓力、掙扎和不穩定，已讓各地的藝評家忍不住想建議他停下來，但是觀眾對他的擁護和喜愛之情，絲毫未減。他那時已45歲，雖然自己尚未知情，但他已開始受到愛滋病初期症候的困擾，兒極少數為他看診的醫生，已知道這些令人費解的症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縱使如此他仍舊跟以前一樣，跟不同的芭蕾舞團、不同的搭擋，活躍在世界各個大都市的舞臺。
在他的故鄉，這位大師卻正在被遺忘。由於他的資料基本全被剪除，後代很少有人聽到他的大名，即使他聞名於世，也是被作為反面教材用以訓教後生。他一直希望重返基洛夫劇院的舞臺，但26年間，蘇聯政府都拒絕他。
雖然他多年來懇求蘇聯政府允許拜訪他的母親，他都未得到允許，直到1987年，在他的母親彌留之際，經過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同意，他才得以在26年後重返故裡，前後總共三天，那是當局允許他回來與即將告別人世的母親訣別，時局的動蕩使人們早已沒有心思去捉摸他的身份和經歷。他的母校列寧格勒芭蕾舞學校拒絕他進入校園，他的前同事也突然在這一天消失得無影無蹤。
直到1989年，51歲的努裡耶夫應基洛夫芭蕾舞團之邀，終於踏上了故國的土地，回到了他度過青少年時期的城市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與第一位芭蕾老師恩師安娜·烏丹伊特索娃（Anna Udaltsova）緊緊擁抱，當年的恩師已是老態龍鍾，他的大幅相片懸掛在母校——瓦岡諾娃芭蕾舞學校（列寧格勒芭蕾舞學校）的練功房中，關於他文字和錄象資料在他的故鄉得到了解禁。再次重返列寧格勒瑪麗婭劇院基洛夫芭蕾舞團（The Kirov Ballet at the Maryinsky theatre in Leningrad），他第二次回國，登臺與年僅21歲的日安娜·阿尤波娜（Zhanna Ayupova）獻演《仙女》（Sylfiden），歲月已經將他青春年少時的才華慢慢吞噬，他抑鬱的精神和虛弱的體質已經不能再讓他飛翔了。基洛夫芭蕾舞團當時的導演路德回憶說，努裡耶夫回到基洛夫芭蕾舞團以後，曾經問道：「當年那些公開漫罵我的婊子們都在哪裡呢？」
序曲開始後，大幕拉開，人們發現努裡耶夫已經在一個長椅上睡著了。觀眾起身，長久地鼓掌。樂隊只得重新奏起序曲，等待努裡耶夫打起精神。很多年輕觀眾面面相覷，嘀咕大師犯得著這樣嗎？
第一幕剛開始，努裡耶夫當年在基洛夫芭蕾舞團的主要競爭對手布萊吉·瓦德茲就起身離開劇場，他說：「我真的不忍心看到魯蒂克（魯道夫（Rudolf ）Rudik的暱稱）在舞臺上掙扎著表演。」他曾經的搭檔、法國舞蹈演員塔斯瑪說：「他需要為自己畫完這個不完整的圈。他回到基洛夫劇院登臺，好比一個走不動的人走進教堂，開始禱告。」演出獲得巨大成功，人們開始重新接受他，6天後他飛往美國。
很多人懷疑，這次重返基洛夫劇院的努裡耶夫已經患上了愛滋病，所以體能衰微。而人們往往又將他的愛滋病和他複雜的同性性生活聯繫在一起。在私生活方面，努裡耶夫以性生活「豐富」、放浪形骸而著稱。一個表現是，他經常與（男）仰慕者交換裸照，並不時見面。儘管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幾段相對較長的同性戀情，分別是60年代在遊覽丹麥中他遇見了偉大的丹麥舞蹈家埃裡克·布魯恩（Erik Bruhn），一位男舞者後成為他的戀人、最親密的朋友和多年的保護者。泰加·克雷姆克（Teja Kremke）；70年代跟導演沃拉凱·普特斯（Wallace Potts）；以及80年代跟芭蕾舞演員羅伯特·特拉西（Robert Tracy）。
而這時的魯蒂，變成國際性的性愛象徵，他的狂放不羈進入了顛峰。
他參加嬉皮聚會，與同伴被捕入獄。在高級晚宴中拒吃自助餐，把盤子摔到牆上，宣稱「努裡耶夫是被人伺候的。」在義大利表演時，舞伴不小心踩落他的鞋，努裡耶夫當眾賞她一記耳光。他的脾氣暴躁，卻又熱情豪邁，在許多舞者遭到財務或生活上的困難時，他慷慨解囊，不遺餘力地提供資助。他缺乏耐心，不願受束縛限制，厭惡階層、規則，但是和他合作過的舞者，都認為他相當體貼。
這是個壞脾氣的，被慣壞的孩子。他是歐美芭蕾舞臺上叱吒一時的暴君，又有人說他是「 一位頑童、頑劣分子、賣弄風騷的性感大男孩、慾海沉浮的王子」，因他始終率性，忠於自己。
1961年，努裡耶夫「叛逃」後，前蘇聯當局對他進行了缺席庭審，根據當年的庭審記錄，法庭宣判努裡耶夫叛國罪，並從他的藏身處搜出了他的偶像布魯恩寫給他的情書。而與此同時，努裡耶夫正與克雷姆克熱戀。克雷姆克當時是前東德學芭蕾舞的一個學生、攝影愛好者，長相英俊，在列寧格勒時和努裡耶夫相逢時，年僅18歲，而21歲的努裡耶夫則是基洛夫芭蕾舞蹈團的新星。克雷姆克跟隨著努裡耶夫遊蕩在列寧格勒的大街小巷，他拍下了努裡耶夫在劇院舞臺上高高躍起的一瞬，努裡耶夫在鏡頭中的回眸充滿著藝術家的叛逆氣息。不久他們成為戀人、拜把兄弟，並發生了一段情感經歷。此時感到異常孤獨的努裡耶夫，給東柏林他的同性情人克雷姆克打了電話，克雷姆克的姐姐曾偷聽到努裡耶夫與弟弟的通話，在電話裡，努裡耶夫渴求他來巴黎，正當克雷姆克猶豫不決之際，幾天後，柏林圍牆悄悄豎立起來，將他困在鐵幕之內，餘生擺脫不了東德秘密警察的監控。於是，他們在有生之年再也未能見面。克雷姆克在柏林圍牆的那一頭粉碎了兩次與異性的婚姻，終日酗酒，1979年，克雷姆克被秘密溺死，死時年僅37歲。
此後，努裡耶夫的同性戀人不止一位。據2003年1月30日的《衛報》的調查發現，努裡耶夫還有一個叫特拉西的情人。《衛報》最終成功採訪了特拉西。「他曾經告訴我，當我躺在床上時，我就像油畫裡的愛人……魯道夫說他有很多像我這樣的男朋友。但最後，他只對和我一個人交往很滿足。我也是。1979年，同性戀革命行將結束。我從未想到過他會選擇排他性地和我在一起。我也有男朋友們，還有女朋友們。」
1979年以後，努裡耶夫就和特拉西在一起，除了8個月的分開外，一直到1993年努裡耶夫去世，他們都在一起。
1984年，擔任巴黎國家大歌劇院舞蹈團藝術總監一年後，他告訴自己的朋友、私人醫生卡涅基說自己的身體有些不對勁，他得知自己患了愛滋病，所以體能衰微，而人們往往又將他的愛滋病和他複雜的同性性生活聯繫在一起。那時，他已經知道有一種叫「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的致命疾病，但他一直極力否認，並拒絕服用「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抑制藥物。然而他繼續舞著。他說：「我深知我每跳一次，我極其有限的生命便耗蝕一分，但我沒法使自己停下來。」他開始不安，很快，他得病的消息開始傳開。檢查證明，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但是，就在人們開始議論的時候，努裡耶夫的治療效果明顯，他又出現在舞臺上，依舊是那麼出色。人們漸漸忽略了他的病情。直到1991年夏，隨著健康的每況愈下，身體狀況急劇惡化，他不得不直面殘酷的現實。1 9 9 2 年初，他承認自己感染了「愛滋病」（AIDS），贏得許多人的尊重。為了完成他生命中最後一部作品《舞姬》編排工作，那是比較遵循接近他年輕時在基洛夫跳過的版本。他於9月3日拖著病體回到巴黎。努裡耶夫的私人醫生卡涅基對他說：「病情惡化，該準備後事了。」這年6 月，努裡耶夫最後一次讓記者拍了照，隨後去芝加哥和蘇黎世成立了兩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捐給每個基金會7 0 0 萬美元，用以培養和獎勵芭蕾新人。1 0 月8日，巴黎歌劇院為努裡耶夫編導的《舞姬》舉行首演式，觀眾們為他的才華和毅力歡呼；因為他的病情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秘密了。那時他已病入膏肓，形容枯槁。演出結束後，穿著舞袍，在人們的扶持下用輪椅推上舞臺，法國教育和文化部長傑克·蘭格（Jack Lang）向他授予「國家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Commandeur des Arts et Lettres』 of the Legion of Honour），面對因為病痛的折磨而面目全非的努裡耶夫，許多演員都流下了眼淚。當時有報紙說，這是努裡耶夫的「最後的芭蕾」。一語成讖，1993年1月6日早上，這一天也就是俄國的聖誕節，一個寒冷的冬日，他在姊姊的陪伴下與世長辭，主治醫師在死亡證明上寫到：「重病導致心臟衰竭」。 1993年1月12日，巴黎歌劇院大廳布置得像輝煌的電影布景，歌劇院最高的臺階上擺放著給他的法蘭西騎士（Légion d'Honneur）獎章，數百位應邀參加追思儀式的賓客，個個肅穆哀愁地正要合演一場人生戲劇——努裡耶夫的喪禮。
努裡耶夫生命中的最後5年，從1987年回去俄國探視他病危的母親，1991年11月芳婷被折磨多年的癌症奪走生命，到1992年11月他最後一次之住進巴黎近郊的「永恆救護聖母醫院」為止，是一連串的生命打擊。他是一位毅力驚人的超級工作狂，他工作的時候絕對不像一個病人，每天都到練舞室報到，不斷的鍛鍊、跳舞、工作，從1984年被診斷出感染愛滋病毒，到1993年1月他去世為止，努裡耶夫共被愛滋病折磨了12年以上，他只有在去世前3個月才停止工作。這位芭蕾舞天才在塞納河畔孤寂地逝去，愛滋病將這一舞蹈界最偉大的生命定格了，這離他55歲生日還差70天......遵照他的遺囑，他的遺產大部分將被用於醫學研究以及舞蹈事業。他的墓地，在巴黎附近的聖執訥維耶沃-德布瓦（Sainte-Geneviève-des-Bois）俄國人公墓，一如他在舞臺上的表演，設計的非常華麗。墳墓的外形是用一塊東方土耳其樣風格地毯圖案瑪賽克鑲嵌（努裡耶夫是一位美麗的地毯和古色古香的紡織品的收藏家）普京及夫人訪法時，曾專門去拜謁。
Nureyev's tomb in Sainte-Geneviève-des-Bois designed by Ezio Frigerio executed in mosaic by Akomena
在努裡耶夫鮮明的個性和倜儻不羈的魅力面前，是他卓越的舞技抓住了人們的目光。他提升了芭蕾世界男性舞者的地位，並且將許多俄國經典的舞蹈引進到西方世界，他更親自創作改編了芭蕾舞劇，將現代觀點融入古典芭蕾。他最拿手的懸空跳躍和快速旋轉，使人們重新領略了古典芭蕾的男性魅力，然而他「快、高、準」的舞技背後，是一顆對藝術摯愛的心。這顆心帶著他旋轉跳躍，叱吒人生舞臺，直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刻！
努裡耶夫根本後無來者。舉手投足的優雅不必細說，最使人著迷的是獨一無二的氣質，高貴糅合著野性，永遠誘惑觀眾的幻想多走半步，再走也追不上：最好的時候，他是高不可攀的，完美得不近人情，而且理直氣壯，心無旁騖地為自己而陶醉。
他現身這世上，似乎只為給人留下一個美妙的傳奇。有人評論他說：「他的飛身旋轉與跳躍每每令觀眾目眩神迷，那驚人的爆發力與熱情無人能望其項背。他的一生仿佛快速閃映的幻燈片，緊湊、精彩、毫不留白。舞臺上、舞臺下的努裡耶夫，都是一個驚嘆號！」
努裡耶夫是一位天才，為了自己對現行制度的抗爭和獲得完全的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同時，他獲得了成功，也留下了遺憾。他曾說：「只有在舞臺上的時刻，我才活著。」
文字圖片來自網絡，轉載自正一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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