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上映的《飢餓遊戲·嘲笑鳥》下集，為這個風靡全世界，讓無數青少年追捧的電影系列畫上了句號。《飢餓遊戲》系列電影呈現出了一場大型的真人秀，允許參賽者在限定的時間場合內競殺對手，符合了青少年好奇、叛逆、尋求刺激的心理。
此外，遊戲中虛擬了一種霸權統治思想下可能達成的社會模型、可能形成的社會輿論及革命，給予了觀眾視覺享受的同時，又增添了一份對於未來世界的遐想，而這也是其備受青少年歡迎的原因。
《飢餓遊戲》電影系列改編自美國小說家蘇珊·柯林斯創作的冒險科幻小說《飢餓遊戲三部曲》中的首部曲。內容講述的是未來北美洲虛構國家「施惠國」，主角凱妮絲·艾佛丁頂替妹妹而參加了一個由都城政府舉辦的名為「飢餓遊戲」真人秀節目。該節目每年在劃分好的區域選派參賽者參加，目的是他們要設法殺死其他參賽者，直到最後一人的故事。
小說家蘇珊通過《飢餓遊戲》建構了一個遊戲化的社會模型，其中展示了高度極權主義的國家下民眾的生活及社會制度。電影中，主角凱妮絲·艾佛丁來自13區——一個被其他城區隔離的區域。在這個區域裡所有的民眾只可得到最低的福利，卻要承擔與其他區域民眾相同的社會責任，比如派選代表參與相互廝殺的娛樂節目真人秀。
該電影系列中展示了一場青年參與的政治鬥爭，影片構建在一個政治化的架構上，民主與獨裁的核心衝突貫穿了整個劇情。為了獲得自由與改變社會制度，主角凱妮絲·艾佛丁不得不加入到殺人的活動中，哪怕僅僅只是一絲的希望。
聯想到上周在巴黎發生的恐怖襲擊，從電影的情節中似乎我們也能找到對歐洲未來反恐策略的啟示。從歷史來看，歐洲人解決恐怖主義襲擊多數時候並非以軍事武力打壓作為主要策略，取而代之，更多的則是通過政治上的談判與和解。
此次巴黎事件的爆發，恐怖主義威脅程度再度上升，聯合軍事行動也逐漸備受媒體關注。然而，軍事打壓似乎並非長遠的策略。它帶來的只不過是交戰雙方更多的損失。
當前伊斯蘭國家極端份子通過恐怖襲擊行為試圖煽動其他國家對穆斯林群體的仇恨與恐懼，從而迫使這些被仇恨的穆斯林轉向極端的立場。在此之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曾表示，襲擊歐洲的不是穆斯林恐怖分子，而是歐洲社會土壤上自己培養出來的根本不懂伊斯蘭的激進分子。因此，歐洲必須直面自己內部的問題才能解決好恐怖主義的問題。
而由此角度展開分析其中一個內部現象，不得不說即是歐洲現有的種族及宗教歧視問題。在歐洲許多國家，目前穆斯林與主流社會似乎是隔離開來的。以法國為例，其移民政策是將法國主流社會與移民社會完全分割，多數穆斯林移民家庭被法國政府安置到於郊區的廉價公寓之中，進而形成了被稱之為「隔離區」（Ghetto）的穆斯林生活區。
而另外一方面，正如學者賈健萍在其《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研究》一文中提到，英法德等歐洲主要國家的領導人近年來開始高唱「文化多元化失敗」論調。因為「就爭取選票的速度來看，妖魔化伊斯蘭世界要比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快得多」，這加速了民眾對外來移民尤其穆斯林移民的排斥。
又如哈佛大學尼曼學者Louise Stigsgaard Nissen與生活在丹麥籍穆斯林「聖戰」極端份子阿布（Abu Tareq）的訪談所言，這位20多歲的青年人向Louise講述了加入ISIS訓練的感受，也透露了目前也有許多像他一樣的西方青年加入ISIS。
訪談中他提起當他在看到ISIS軍人在敘利亞處決觸犯飲酒罪的男子時，擊斃男子的那一刻，他認為是他見過的最美的瞬間，這印證著在伊斯蘭教法（Shariah）的規範。在ISIS組織治下，生活是如此的美好與規律。
在訪談中，阿布也告訴Louise,居住在丹麥奧爾胡斯的移民社區中有很多年輕人都想前往敘利亞，放棄這裡『舒適的生活』而去為他們心中的『烏託邦』而奮鬥，因為在那裡他們能夠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分享交流他們的感受，而在歐洲他們似乎缺少了那份『文化的認可』。
當然，除了上述所說的穆斯林移民後裔的潛在威脅外，歐洲政府貌似也忽略了另外的一方面：歐洲當地非穆斯林移民後裔的激進青年的潛在威脅。
著名政治哲學家、現代政治思想史領域的傑出學者伊夫·夏爾·扎卡（Yves-Charles ZARKA）於近日在北京大學的關於歐洲面臨的新型恐怖主義威脅的講座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今年以來發生在歐洲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與2001年的「9·11」事件有所不同。
他認為，「9·11」事件被廣泛認為是兩種對立文明之間因理想、宗教和價值觀差異而產生的碰撞；如今肆虐歐洲的恐怖襲擊事件，其根源卻深植於歐洲內部，是一種內生的恐怖主義危機。 扎卡教授表示其注意到一個現象，一些在法國出生長大，並擁有法國國籍的年輕人對法國產生了一種野蠻的仇恨。再加上受「伊斯蘭國」的宣傳影響，致使他們加入武裝組織，並參與暴力謀殺行動。
扎卡教授將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方面，這些年輕人受到社交媒體上傳播的極端思想影響；這就如《飢餓遊戲》中的遊戲設計師，對總統斯諾說了一席話，教他運用媒體來操控民眾的思想，因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民眾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總是輕信灌輸和洗腦，可以輕易地被引導來憎恨敵人。
另一方面，現如今，歐洲理想的破滅以及道德衰敗等問題正在影響著歐洲，讓這些年輕人對自己所在的國家產生了憎恨。而往往這些激進的青年大部分也來自於社會下層家庭，且大多數情況都如《飢餓遊戲》中的隔離區一樣，無法真正融入到主流社會而卻又無可奈何。
面對歐洲經濟下滑，福利削減，加上自身教育水平的不足，待業與失業幾乎成為這些青年的標籤。在幻想破滅的情況下，也不得不去尋求由極端份子構成的新型的『烏託邦國度』。
據《衛報》報導，2014年1月兩名英國男子從敘利亞返回英國，被確認已經加入極端組織努斯拉陣線（al-Nusra）。隨後，29歲的法國公民Mehdi Nemmouche，因其2014年5月在布魯塞爾的猶太博物館殺害四人而被控告，法國警方隨後在翻查他的背包時，發現了用ISIS旗幟包裹的卡拉什尼科夫衝鋒鎗。而這些現象目前在歐洲已經開始在醞釀和不斷發生。一支由本土公民組成的「ISIS」恐怖襲擊部隊正在不斷擴大。
而丹麥當局已將這一情況視為這個國家當前面臨的最為迫切的恐怖威脅。在2014年丹麥國家安全與情報部門PET在其一份報告中稱，目前所統計的一百多名前往敘利亞的丹麥人「將在返回丹麥時構成巨大的安全威脅，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與一些伊斯蘭極端組織有聯繫」。扎卡教授表示，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更多的是這部分青年人對西方價值觀的懷疑，許多人沒有從歐洲社會文化中找到生存的理由，因此，他們很容易受到外部極端主義思想的控制。在許多學者的對於歐洲恐怖主義問題的研究中，都有一個相似的觀點，當前的歐洲的移民政策需要修正，從更多方面關注移民生活。
歐洲國家強調所有的文化被要求共同化式地融合，但對於不同的秩序和文化來說，失去差異性和失去尊嚴是行不通的。正如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次發言中表示「不說德語，就不能融入德國社會」，而他的言論隨後也贏得了英法兩國首相的附和。
但目前歐洲在文化有機的融合上似乎並非非常成功，可以這一因素最終可能會導致出現一個現實版的「13區」及來自「13區」的反抗。
扎卡教授也表示，當前恐怖襲擊不僅存在於歐洲國家內部，也存在於穆斯林國家內部。比如「伊斯蘭國」，它同樣對穆斯林國家發起攻擊，他們屠殺非穆斯林群體。這並不是兩個世界之間的衝突，而是在兩個世界內部發生的衝突，是野蠻與文明之間的衝突。
而當前歐洲長久的反恐策略，不僅僅只是軍事打壓，事實上，如多數學者所言當前反恐策略應『向內看』。如何逐漸的消除所謂的『隔離區』，特別是社會及政府應從多維度關注來自下層社會家庭的青少年成長問題才是當前重要的長久反恐策略之一。
據統計，自2011年以來，有400萬敘利亞難民被迫離開自己家園，而這其中就有一半為青少年，而此次歐洲接收難民的同時，政府更多只是提供了經濟的支持，在文化教育的方面的支持卻有所缺失。
這種情況只會在未來將這個『隔離區』擴充的更大，可能會有更多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青年人成為『聖戰』的一份子，而這一情形也正是ISIS目前所期待及推進的。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歐洲，在保護難民問題上已經為世界其他地區作出了榜樣，然而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支援，更加關注『弱勢移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教育成長問題，尊重與積極推動多元文化融合，少一分歧視與隔閡，也許才是一劑歐洲長遠反恐鬥爭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