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們都可以。」
這段話對麼？不正確，因為對成年人來說，「用命拼」就像限量款盲盒，看上去挺美，可代價太高；但它很真實，因為「安逸的後果」，很可能是我們不敢面對的中年潦倒和晚景悽涼。
可怕的不是囿於「過勞」，而是無法逃離。
出品｜Figure·紀錄片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好幾年。精神瀕臨崩潰，無暇顧及周圍的風景，四季不辨，晝夜不分。每天耷拉著頭，拖著沉重的步伐去上班、一坐上辦公室的椅子，眼前就只有電腦，也聽不見周圍的聲音……」
中原翔太曾經是位系統工程師，高級「碼農」。正常工作八小時加「自願加班」八小時，這樣的工作，他做了八年。因工作過度，睡眠不足和壓力，中原翔遭受抑鬱困擾，卻不敢尋求幫助。
因為「害怕生病就會被解僱；害怕失去這份體面的正式工作後，我的人生就玩完了；特別害怕自己會忍受不了這樣的痛苦而輕生。」
2014年，電影製片人、攝影師深田志穂（Shiho Fukada），將自己對日本底層社會人群的觀察，製作成系列記錄短片《日本的即拋型工人（Japan'sdisposable workers）》，中原翔太是第三集的主角之一。
這一集名為《Overworkedto Suicide》，過勞自殺。「一個員工對大公司來講，什麼都算不上，可以隨時利用、隨時拋棄。」
更可怕的是，幾年後，「過勞」不再是日本社會獨有的痼疾，「過勞死」成為頻頻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新聞熱點。然而那些逝去的生命，在一番唏噓幾度反轉之後，很快就會被遺忘。
過勞日本
日本人喜歡用文字造新詞、新梗，比如「社畜」，公司會社的牲畜；再比如「過勞死」（karoshi），2002年，這個詞被英語權威詞典《牛津英語詞典電子版》正式收錄。
第一宗有記錄的過勞死個案就發生在日本：一名29歲男性員工在公司猝死於中風，但沒有引起太多在意。直到同公司幾位較高職位的壯年行政人員，在沒有明顯疾病情況下先後猝死，才引起媒體和關注，「過勞死」現象從1980年代末開始，成為日本社會的熱議話題。
早在1947年，日本就頒布了《日本勞動基準法》規定，員工每天工作8小時，但幾十年來很少有企業遵照執行。
1989年，學者森岡孝二在文章中推算：大約四分之一的日本員工每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這些額外工作時間通常是無償的。每年過勞死人數達1.7萬人，高於交通事故死亡。
2016年，日本政府發布首部關於過勞死的白皮書顯示，五分之一的企業員工有過勞死的危險；約21.3％的日本員工平均每周工作49小時或以上，遠高於美國的16.4％，英國的12.5％和法國的10.4％。
用NHK的說法就是：每一年，日本人要比歐洲人多工作3個月。他們還給出了一組數據：2018年之前的五年間，日本共有368人死於過勞死。
過勞自殺
過勞帶來的不止於身體健康，還有精神層面損傷。
2016年高橋茉莉過勞自殺事件，使得日本人意識到過勞、精神疾病與自殺的關聯，並認定僱主責任重大——這是日本第一宗被官方認定為「過勞自殺」的案例。
24歲的高橋茉莉，從日本最好的東京大學畢業，在全球知名的日本電通廣告公司工作。在人們的觀念中，這就是幸福人生的開始。
然而，入職不到一年，她就從宿舍樓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花季年華。
厚生勞動省調查發現，根據高橋的打卡記錄，她曾在一個月內加班130個小時，遠遠超過公司承認的約69.9小時——電通的員工協議規定：一個月加班70個小時是上限。
高橋自殺身亡之後，生前在Twitter上留下的讓人絕望的字句才被注意到：「假日加班準備的材料，竟然被批的一文不值，讓人身心俱疲」「除了想睡覺，我已經失去任何渴望了」「人生是為了活著才工作，還是為了工作才活著，我已經分不清」「我真的很想死」。
「在日本人為什麼工作這麼多？我感到沮喪的原因肯定是勞累過度。」一位程式設計師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我無能為力。我什麼都不想做。我只是感到煩躁，疲憊和噁心。我試圖用藥物抑制這些感覺，但是我覺得最近我的藥物療效越來越差。我好擔心，我該怎麼辦？」
他的母親西垣美代代後來發現，兒子的74名同事中，有13名因為抑鬱而休假或辭職。但兒子老闆的說法，讓她感到驚訝：「這裡的每個人都患有抑鬱症。學會與抑鬱症一起工作，是專業精神的真正標誌。」
日本政府對過勞死問題採取了一些舉措：一旦經認定為過勞死，受害者家屬每年會獲得政府約2萬美元、公司方面最多160萬美元的賠償。
厚生勞動省設定每年11月為日本的「防止過度勞累死亡啟蒙月」，對「過勞死」問題展開宣傳，各縣府道政府也有自己的「縣民不加班日」等活動。
2019年10月1日，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式發布了《令和元年版過勞死等防止對策白皮書》，其中對過勞死有了更加清晰的界定：
如果員工一個月內在法定時間外超時工作累計超80個小時，並因為過度疲勞引發死亡的現象，即為過勞死。
儘管有了這些法律和措施保障，但是否冒著「死亡」的風險從事過勞的工作，依然無法由員工個人來決定。
刺入國家命運的雙刃劍
一直以來，對日本社會過勞死問題成因的分析中，日本員工對勤勞的認同、對集體的服從，都被當做是重要因素。
在戰後一代的日本人心中，為公司「出生入死是偉大的」，信奉「加班光榮，休息恥辱」。據Expedia調查，68%的日本員工對「帶薪休假」感到羞恥。很多員工即使早早完成了手上的工作，也不敢早下班，以避免成為公司的「異類」，影響了自己的職業前程。在這種劇場效應下，加班文化愈演愈烈。
企業歡迎這種現象，開始資助工會、文化團體，公司提供宿舍、交通接泊和娛樂設施、醫務室和育兒中心——美其名曰「企業文化」。
在這時候，工作對生活的改善是顯而易見，美好的未來、階層上升似乎唾手可得，只需要你「奮鬥」。
剛剛去世的著名學者傅高義，1963年發表的《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描述了當時大量穩定就職於大公司的日本工薪階層崛起的狀況，工作穩定、消費自由、晉升可期的工薪族模式逐漸成為日本青年人心中最為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
被稱為日本經營四聖之一的稻盛和夫，更是將工作稱作一種修行，一種「燃」的精神——是不是覺得很耳熟，「福報說」該認祖歸宗了吧？
日本確實在這種高漲的社會情緒中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生於1965年的日本作家金子由紀子，在《不被理想束縛的生活》一書中這樣描繪：「那是一個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年代。日本經濟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擴大，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1984年東京奧運會、持續20年股市房價暴漲、貴婦全球掃蕩奢侈品……一切如夢幻般美好，然而在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迅速破滅，社會陷入崩潰邊緣。上班族們發現，儘管還有一份工作可以餬口，但曾經作為公司鼓勵的種種福利已經變成枷鎖，時時提醒人們：工作便是生活，生活離不開工作。
沒有選擇的選擇
1930年，經濟學家凱恩斯做過一個預言：100年後，人類每周的勞動時間只需要10~15小時，人們會因為閒得無聊而煩惱。
事實上，人類也確實經歷過一段「工作時間越來越短」的美好時光，我們有了8小時工作制，一周雙休成為全球主流。然而好景不長，正常的工作時間縮短了，加班卻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在生產力日漸發展、經濟效率不斷提升的今天，人們期待的「休閒型社會」並未到來，而是進入了新的「過度勞累的時代」？
森岡孝二在2005年出版的《過勞時代》一書中提到：技術革命與信息資本主義為過勞時代提供了技術支持。「儘管計算機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帶來了方便的社交工具，但越來越被當作生產工具來使用，它並未帶來工作量的減少，反而是延長了人們的工作時間」。
過於發達的通訊，模糊了工作與家庭的邊界，以時間為核心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節奏和心理期待。
這是一個以數字為核心的龐大體系，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螺絲釘，不斷地被推著走，需要不斷地完成一個又一個KPI。
「這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
國家也被捲入競爭中。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中文版序言中提到：日本的長時間勞動，是阻礙中國縮短勞動時間的重要原因。反過來，中國的長時間勞動又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過勞問題。
「在勞動時間問題上，其實全世界的員工都在進行艱難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不能齊心協力，這場博弈的勝利者就不會是勞動者。」
諷刺的是，森岡孝二一生都在為改善過勞問題而奔波，卻在2018年8月1日因勞累引發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惡化而逝世。這一天，離他完成《過勞時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個月。
悄然迫近的老年破產
2016年，中國臺灣TVBS電視臺拍了一部名為《誰偷走了臺灣薪水》的紀錄片，片中提到父女二人，都是做從事企劃工作：父親30歲時就拿到了每月38000元新臺幣（約合9000元人民幣）的薪水，而女兒30歲時，月薪是39000元新臺幣，漲勢感人。當臺灣媒體批評這一代人「不敢吃苦」時，女兒的話一針見血：「恐怕是我們連吃苦的機會都沒有吧」。
在經濟蒸蒸日上的年代裡，人們沒有理由去想像未來的生活會比當下更糟糕。而當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拉大，「充滿希望的未來」成為了奢侈品，「打工人」應運而生。
2018年，日本NHK出品了一部紀錄片《團塊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產》。一位68歲的老人青山政思，年輕時憑自己的奮鬥躋身中產階級。他曾以為憑藉退休前攢下的2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26萬），足夠自己養老了。結果發現存款跑不過通脹，更負擔不起91歲母親的護理費，一盒廉價的小菜要分2-3頓吃。
他和片中那些為了生存出來上班的老人一樣，正是當年帶領日本走向鼎盛的「過勞一代」。
攝影師：深田志穂
2020年10月，人類學家項飆接受專訪時談及熱門詞彙「內卷」，說：「現在內卷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就是沒有退出的機制，不允許你退出。」
《奇葩說》曾經有一期辯題是：「生活被工作填滿，辭職嗎？」主持人蔡康永說：「生活不要被工作填滿，我覺得是對的。可是生活該被什麼填滿呢？生活之所以填不滿，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但當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或者說無法看到美好的未來時，真敢辭職么？沒有答案。
如果不選擇過勞，是不是一定要承擔「安逸的結果」？沒有答案。
紀錄片中那些人不敢去冒險。是什麼令他們不敢冒險，體制？資本？沒有答案。
唯一肯定的答案是：一個員工對大公司、對社會來講，什麼都算不上，但是對於一個家庭來講，卻是無可替代。
資料來源：
紀錄片《日本的即拋型工人（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
紀錄片《團塊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產》
紀錄片《誰偷走了臺灣薪水》
《拼多多 23 歲員工加班後猝死，打工人難逃「過勞時代」》
《日本的過勞死文化是怎麼來的？》
《每個過勞死的「社畜」身上，都有你的影子..》
《猝死低齡化: 那些被迫下沉「逐底競爭」的年輕人》
－ END －
Copyright Figure Studio
版權所有，未經允許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