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方證實，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司佳因病於2020年10月11日晚病逝，享年42歲。
司佳（1978~2020），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興趣還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會，出版史、文化史及閱讀史。多次給本科生及研究生開設中國近現代史方向學位專業、選修課程，以及全英語課程教學，尤其注重在授課內容中強調中英文原始資料的解讀與運用。著有《近代中英語言接觸與文化交涉》，出版譯作《中國紀行：從舊世界到新世界》，並發表論文三十篇。
1995年由上海華東師大二附中考入復旦大學第一屆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讀於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師從周振鶴教授），取得歷史學碩士M.A.學位。2001年獲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額獎學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東亞系攻讀博士（指導教授：梅維恆VictorMair、韓書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獲得該校博士Ph.D.學位。期間，2001-02年被評為美國漢尼基金青年學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講師，併兼任聖約瑟夫大學（St.Joseph's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2007年8月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2016年11月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學開展為期一年的G-COE項目博士後研究。2008年獲上海市晨光學者基金；2014年獲得「上海市高校外國留學生英語授課示範性課程」。
司佳論著目錄
學術專著
司佳，《近代中英語言接觸與文化交涉》（30萬字），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10月。
司佳（Jia Jane SI）, 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語在中國的傳播：使用者、歷史文本及語言景觀》）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編著、譯著
司佳譯【英】阿諾德·湯因比《中國紀行：從舊世界到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35萬字）
司 佳、徐亦猛 編《近代東亞國際視閾下的基督教教育與文化認同》，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5月。
學術論文（第一作者）：
1.司佳，《倫敦會藏梁發〈日記言行〉手稿解讀》，《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3期，第130-135頁。
2. 司佳，《從〈日記言行〉手稿看梁發的宗教觀念》，《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22-130頁。
3. SI Jia Jane, and Dong Shaoxin, 「Humanistic Approach of the Early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51.1 (March 2016):100-112.（國際學術期刊《宗教與科學》，執行嚴格匿名評審）
4. 司佳，《晁德蒞與清代聖諭廣訓的拉丁文譯本》，《復旦學報》2016年第二期。
5. 司佳，《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中文作品與翻譯策略：以米憐為中心的討論》，香港《翻譯史研究》2015年12月出版。
6. 司佳，《近代基督教〈三字經〉與中西語言文化接觸》，日本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觸研究會《或問》第38號，2015年12月。
7. 司佳，《文本、書院與教育：倫敦會在早期在馬六甲的對華傳教準備工作》，《澳門理工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81-90頁。2015年第12期《人大複印報刊資料•明清史》全文轉載，78-86頁。
8. 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國《東亞歷史與文化評論》，執行嚴格匿名評審）, 6 (March 2013): 38-66.
9. 司佳，《鄺其照與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談第一本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字典及其歷史實用價值》，《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149-158頁。
10. 司佳，《傳教士緣何研習<聖諭廣訓>：美國衛三畏家族檔案手稿所見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頁。
11. 司佳（Jia SI）, 「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國歷史學科前沿》（英文原發稿）,6.2 (June 2011):229-242.
12. 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經體布道文本初探：以〈訓女三字經〉為例》，日本関西大學《東亞文化交涉研究》第4號，2011年，243-252頁。
13. 司佳，《耶魯大學傳教士檔案所見清代聖諭廣訓方言手抄稿若干種》，日本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觸研究會《或問》第21號，2011年，117-128頁。
14. 司佳，《麥都思〈三字經〉與新教早期在華及南洋地區的活動》，《學術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頁。
15. 司佳，《見聞、談資與諷刺詩——中國洋涇浜英語在十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傳》，《九州學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頁。
16. 司佳（Jia SI）, 「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復旦學報》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7. 司佳（Jia SI）, 「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發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8. 司佳，《五車韻府》的重版與十九世紀中後期上海的英語出版業，《史林》，2009年第2期，6-13頁。
19. 司佳（Jia SI）, 「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復旦學報》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20. 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 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21. 司佳，《鄺氏英學叢書與十九世紀末上海實用英學形成》，載復旦大學歷史系等編《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2005年，第80-90頁。
22. 司佳，《商人、僕人、通事和十八世紀中國沿海洋涇浜英語的形成》，或問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學.
23. 司佳，《從通事到翻譯官：論近代中外語言接觸史上的主被動角色的轉換》，《復旦學報》2002年第2期，44-50頁。
24. 司佳，《西方人士對漢語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語文建設通訊》64 (Oct. 2000): 11-19.
25. 司佳，《從歲時到天時：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4期， 35-48頁。
26. 司佳，《早期英漢字典所見之語言接觸現象》，《復旦學報》2000年第3期，60-67.
27. 書評 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國學術, 2 (2003): 271-73.
28. 書評 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 中國學術, 2 (2002): 340-43.
重發司老師舊文，深表哀悼。
倫敦會藏梁發《日記言行》手稿解讀
司佳
摘要
本文試對英國倫敦會案卷中所藏之梁發1830年《日記言行》手稿(約四萬字)進行校訂、整理與解讀，並結合歷史語境進行文本分析，探討其作為稀見史料在十九世紀早期漢語基督教文獻結構中的位置與意義。作為早期新教來華傳教士助手或"中間人物"，梁發撰寫的這本歷時八個月的日記事實上乃是一部工作"日誌"。在日誌中，梁發圍繞1830年"科舉分書"活動的前後進行展開，不僅對宗教小冊的撰寫、印刷、分發情況有詳細記載，且亦多處提及其自身的宗教活動，包括對宗教書籍的閱讀、講授，並涉及基督教與中國南方本土信仰的對話與辯論。這份日記材料所反映出的宗教觀念思想還可以為研究梁發《勸世良言》作品的形成提供互證。
關鍵詞：梁發；倫敦會；《日記言行》；漢語基督教文獻；科舉分書；傳教士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海外收藏文獻及手稿資料的發掘，十九世紀早期基督新教來華傳播的研究領域也得到逐步拓展；其中，新教傳教士與中國受眾的關係、早期皈依教徒的生平經歷及其與海外華人宗教團體的創建脈絡等研究課題頗受關注。研究路徑則從單向的宗教史層面擴大到宗教與社會、宗教與文學翻譯、宗教與文化遺產等複合勾連的多面向課題，而研究對象的價值觀認定也因此變得多重多元。舉例而言，筆者近幾年的工作即較多地接觸到早期新教來華史上同一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多語種檔案資料。其中，梁發（1789—1855）作為新教在中國早期皈依的教徒之一， 其形象與評價即因史料語言及性質類型不同而大相逕庭。在第一位為梁發立傳的教會人士麥沾恩（George H.McNeur）筆下，梁雖然出身普通而後學之，但他的獨特經歷與精神資源為基督新教 在中國華南地區的活動做出了重要的鋪墊與貢獻。若僅以梁發的著作《勸世良言》為核心評價其思想歷程，多半會關注到梁作品中有關宗教的文字表述多來自他的外國老師，並無太多獨特見解，至多是結合若干「在地化」問題，以中文術語出之。然而，如果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 「中間人物」去理解梁發的經歷與作品，或許能夠為審讀早期華人漢語基督教文獻添加特殊的一筆。
因而，如何理解這些在宗教關照下獲得特殊經歷的 「中間人物」？ 或許一手檔案史料能夠幫助研究者更貼近研究對象的內心，加以「同情之理解」。筆者曾於2017 年第 6 期《近代史研究》發表相關論文，在研究過程中，亦對現藏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的一部梁發日記手稿做了比較詳細的校訂工作。然而限於發表篇幅，該文未能對這部歷時近八個月、篇幅逾三萬字的日記具體內容作過多展開。承蒙貴刊邀約，茲將這部日記手稿以附錄形式（前三分之二篇幅）作為研究資料分享，並重點對梁發《日記言行》上半部分作如下解讀與勘校。
▲梁發《日記言行》
二、 小書
《日記言行》主要記述的是1830年（農曆） 三月初五日始至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即3月28日至11月6日） 梁發本人的日常宗教活動。包括向廣東地方百姓講授《聖經》篇章、作初步布道嘗試，印行自己撰寫的若干種宗教小冊，跟隨本省學政（學臺） ，沿科舉考試路線向科考士子進行 「分書」 活動。是年，梁發 41 歲，乃其一生中在中國本土開展活動的重要階段。這本日記很可能由梁發自己謄抄或請人代抄，字跡工整清晰，略有幾處改動而已，篇幅共計三十多頁。梁發在日記中亦有幾處提到，自己有時 「在店看書寫日記」 或 「在林館內寫日記言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這部日記的撰寫是作者的一種專門記錄活動。在同一個資料夾中， 附有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為之撰寫的英文介紹，並翻譯了其中的部分段落，主要目的是向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總部展示這位19世紀早期中國新教徒的 「行跡」 與「業績」。梁發早年作為印刷工，赴南洋協助傳教士米憐（ William Milne）開展工作，並於馬六甲英華書院進行宗教課程學習。1822 年米憐去世以後，梁發離開了馬六甲，先後在澳門和廣東逗留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梁發潛心學習神學知識，不時寄馬禮遜書信以交流匯報其讀書心得，並開始寫作宗教小冊如《真道尋源》、《真道引解》、《異端論》 等。這些小冊的撰寫在梁的這部日記的上半部分多有提及，其篇章內容後又與梁發的其他作品一起構成了《勸世良言》。
因此，日記所記 1830 年前後，梁發正由一名篤信福音的 「學生」 逐步轉變為能夠獨立闡述基督教經典的 「作者」。尤其在梁被馬禮遜封立為「傳道人」後，他不僅勸說自己的妻子以及多名族人皈依了基督教，還承擔了著書、刻書、印書、分書等要務。這裡的「書」指的是宗教小冊（religious tracts），梁發時而稱之為「小書」，是十九世紀來華新教傳教士「文字布道」的重要介質。梁在馬六甲英華書院時，其宗教課程內容除了研習《聖經》篇目，另一主要方式便是學習當時傳教士編寫完成的小冊，如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幼學淺解問答》 等，以之為讀解 《聖經》的輔助材料。在《日記言行》中我們看到，這些十九世紀早期「文字布道」的奠基作品經梁發之手，於其家鄉廣東高明縣周圍逐漸傳播開來，儘管這在清廷禁教的大背景下是極其艱難的，隨時可能遭受牢獄之災。梁亦多處提及他與助手屈昂「印書接書」、「釘書裁切書」，其中即有米憐在馬六甲所著之《兩友相論》和《靈魂篇》這兩種小冊。當然，還有幾種乃梁發自己的作品。
關於梁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幾次分書經歷以及《勸世良言》與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之間的聯繫，亦是以往學界關心的一個重點，且已有專門論文討論，在此不再贅述。《日記言行》記錄了 1830 年農曆四月至六月梁發與業徒屈昂的這一次分書經歷，並詳實記載了科考分書的具體路線以及每場分送小冊的數目（總計約 1465 本，包括沿途分送），顯示出日記手稿特殊的史料價值。
作為早期重要的華人新教徒，梁發對撰寫基督教中文作品的堅定熱忱眾所周知，而他的日記中也多次提到這段關鍵的1830年前後的著書經歷。然而，從 「閱讀史」角度來看，《日記言行》亦記載了梁發在這八個月期間，除平日講道、著書、分書等活動外，他反覆研讀的是哪些書作——這在來華傳教士檔案史料中更是難得一見。在日記中，常有 「在家看書寫字」的記錄，並時而出現具體的書作名稱。梁發閱讀的主要是《聖經》中的篇目，或作為鞏固自身信仰的方式，或作為向聽眾講道前的文本準備。通觀日記全文，梁發不僅提及了《新約》中的所有篇目，即《馬竇書》、《馬耳可書》、《路加書》、《若翰福音書》、《使徒行書》、《羅馬書》、《可林多》、《厄拉氐亞》以及 「《以弗所書》至《現示》各書」；他還認真研讀了《舊約》的大部分篇章，如《創世歷代書》、《利未氐古書》、《算民數書》、《若書亞》、《以世得耳傳》、《若百》、《諺語》、《所羅門書傳》、《十二先知傳》等等。
三、作者
作為對基督教中文作品做出一定貢獻的中國新教徒，梁發的生平概況及其大部分的著作簡介 被收入於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1867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紀念回憶及著作目錄》（簡稱《著作目錄》）中。或許緣於梁發是「傳道人」，非偉烈亞力書名中所列之「傳教士」， 因此他的著作詞條並沒有一個單列的位置，僅附於米憐的生平貢獻之後。而梁發著作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們或可代表十九世紀最早皈依的中國新教徒對基督教經典的一種闡釋。同時，比對這部日記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由於文本多處反映出作品被釋讀的一種「實踐」過程，梁發的 「著書」 與 「分書」、「解（讀解）書」 等一系列活動實乃互動關聯的。梁在向廣東本地百姓分書講道的過程中，及時融入了他在寫作過程中經常思考的問題，並將多半晦澀難懂的宗教書面文字化解成為「本土化」的概念與道理。因而我們可以看到，《日記言行》中所呈現出的對話內容，有些乃基於梁發《求福免禍要論》、《真道淺解問答》等作品，有些則直接出自其師米憐的著作段落。同時他也十分注意及時調整話語，儘量使自己口中的「道理」既有基督教文本依據，又適時加入中國南方民間信仰的語彙。
舉例來說，《日記言行》開門見山之處便直指十九世紀初基督新教與中國本土信仰文化 「對話」的若干重要問題，包括 「一神」、「靈魂」、「永生」等。梁發對聽道者多採取每幾日側重不同篇目、針對特定宗教概念講授讀解的方式；同時，在他的筆下，這些信仰的關鍵詞在「文本實踐」 的過程中又是相互關聯的。《日記》 中最先提到的是 1830 年農曆三月梁發在廣東省城租住的館舍內與 「陳某」之間的幾次對話。這名姓陳的人從事刻字生意，聽了幾次梁發對 「十誡」 的講解，覺得自身離基督教教義標準還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他直言，如果按照 「你所講的道理，我的刻字生意，有大半生意不該做的。」 而陳某對信仰的關心，主要出於保障現世福財的心理需求，換言之，「你講神天上帝的道理，如此之好，難道信了之後，就日日發財，家中人人都無災難疾病之事麼。」梁發此處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將基督教 「福音」的「福」與世俗的「福」進行區分，並用「救贖」的概念幫助闡釋信仰是為了獲 得來生「永遠禍福的報應」。梁發這樣回應道，「你想發財之心，不是系敬信神天上帝道理之人。蓋敬信神天上帝的道理者，乃係知自己有罪而求赦，又知自己身內寶貝的靈魂，系永遠之生命，有永遠禍福的報應。」
如此，梁發即引出了 「靈魂」這兩個字，並與基督教 「十誡」中他所表達的 「休息日不可 做工」這一條聯繫在一起，告知陳某不應當做工是由於 「需保養靈魂」。當然各種宗教關於「靈 魂」的概念與闡釋都是大而複雜的問題，在《日記言行》中亦不止一次提及如何從基督教的角度看待「靈魂」的特殊性 ——即與「身後世界」、「來世報應」緊密聯繫的一種理解，並將之區分於中國傳統民間信仰中的 「靈」 或 「魂」。從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當（農曆）五月梁發與屈昂到達廣東高州時，梁曾遇到一位旅舍店主，專門向其詢問「靈魂系樣何物」。梁發的回答依據的主要是米憐所著《張遠兩友相論》裡的說法。筆者在此前發表的文章中已有舉例，這裡不再贅述。
當覺察出像陳某這樣關注眼前利益的人（實則代表了其筆下較多涉及到的小商人或勞工群體）並沒有對信仰的堅定追求，梁發的一種勸道的方式或說技巧即是將問題的認識角度轉向反面。在《日記言行》中，梁多次將作為信仰結果的「福」與「禍」對立起來，並加強了兩者可能存在的轉化關係，即「福禍」與中國民間信仰中的「報應論」相關。這種說法與他當時正在撰寫的一種作品《求福免禍要論》有著直接聯繫。在行文過程中，梁發也摻入了自己的一些書寫想像，如「求福免禍」、「自召禍矣」等等，在《聖經》原文中都可能無法找到與之對應的詞句。梁書面作品中的 「福」指代的是 beatitude 一詞，《聖經》中作為固定名詞用時寫成 The Beatitudes，作為形容詞形式的是blessed或 blessing，即基督教的福音。然而在實踐過程中，梁發卻感到向普通百姓解釋基督教 「福音」的 「福」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在中國本土信仰中幾乎找不到一套可以對應「原罪」、「救贖」、「靈魂」、「永生」等指向來世關懷的宗教觀念。在當時梁發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周遭多為做小生意謀生的普通人，多將 「福」理解為世俗的財運或命中所享之「福」或「福氣」， 亦普遍入廟焚香敬拜諸神佛，祈求保佑現世的福運（fortune）。因此，從《日記言行》上半部分梁發與普通民眾的多處交談記錄來看，「求福免禍」不失為結合本土信仰而闡發的一種嘗試性語彙。
四、聽眾
《日記言行》中出現的聽道者有黎、李、王、何、張、顏、楊等七人。而據梁發自己的記載，跟他交談過一次以上的有陳某、陳老三、李新、林某及其兄弟大亨概五人。在沿途 「分書」過程 中，梁還與「單」姓與「允」姓的兩名店主以及渡船上遇到的「關某」略作交談。另有一位「老先生」，雖然日記中沒有記錄下具體談話的內容，然而從《日記言行》一開始的部分來看，梁發專門去了「老先生」的住處同其商談「分書」計劃並從他那裡得到六十圓的資金支持。梁分書結束後回到省城又與其有過一兩次交往，比如全文最後一句所說「早拜神畢，食飯後往老先生行內」。麥沾恩在《中華最早的布道者梁發》一文中稱，倫敦會案卷中的這本梁發日記，始記於 1830年3月28日「即在馬禮遜先生家中與美國人會晤之後數日起」。由此便可對照，這位「老先生」應當就是馬禮遜。上文提到，1822 年米憐去世，不久梁發離開馬六甲，此後赴澳門、廣州跟隨馬禮遜學習，並投入大量精力研習中文宗教小冊的寫作。1827至1829年，馬禮遜曾多次致書倫敦會報告關於梁發的工作，大力讚賞梁為撰寫、印刷布道小書所付出的艱辛努力。
▲馬禮遜與梁發
《日記言行》 中連續近八個月的紀實性文字，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所涉人物之性格。在信仰面前，梁發表現出一名虔誠基督徒的處事方式，關鍵之處尤能彰顯其正直果斷的一面。從初次與聽道者的交談對話中也可以看出，梁發並沒有因一味需求 「功績」而隨意改變 「信」的必要條件。當他發現與對方毫無繼續溝通之餘地時，便斷然離開，評說亦直接了當，如「陳某滿腹貪財之心，好色之人，不是奉信真道之友」。但是，當遇到有意願進一步聽其講述經文的慕道者，梁發會耐心地與之多次交談。例如（農曆）四月二十一日梁發與屈昂在「分書」活動途經高州府時，於一歇店住宿二十日餘，與一名叫 「陳老三」的店主有若干次關於敬拜方式及 「靈魂」 的討論。又， （農曆）五月二十四日他們到達省城入住「林館」 後，即刻將小冊分發到住客手 中，幾日後館主「林某」 便產生了興趣，多次向梁發討教「耶穌受難」、「救贖」等他不解的「真經之義」。數次交流之後，林某向梁發袒露了此前欲入佛教當僧人的想法，梁又立即與他分享了自己亦曾信佛但最終被基督教「感化了心」 的心理過程，並將此處「佛耶」競爭中佛教失敗的原因主要歸結為佛家沒有對「罪」與 「過」的反思，僅注重念經及燒香送銀。梁此處駁斥佛教的語氣尤其堅定，如「且問參禪打坐，有益於佛，還是有益於人？」並進一步說 「佛家的詭計，樣樣經典，都系哄騙人錢銀」。從而引導林某「知佛教之害，信真經之益」。
在林館居住二十多天並完成了此次 「科舉分書」 的任務後，梁發於（農曆） 六月底回到高明縣家中小住。不久後，他便對妻子說道： 「因前月在省分送聖書之時，有一姓林之人，甚喜歡我，又甚愛聽神天福音的道理。我復去林氏之家，盡心把真道各般奧義之意勸他。……他信與不信，亦盡我之本分。」想來梁發從林某此前的表現推斷出其仍具備信仰皈依的空間。這一次， 兩人就「真活神」「聖父、聖子、聖風」以及 「寶貝靈魂」等關鍵概念再次進行深入討論，依據的《聖經》篇目有《使徒行書》、《依西其理書》、《者米士書》等。在反覆講道的過程中，梁發於關鍵之處果斷闡明了 「先信後明」的重要性：「但凡信奉真經之人，都系先信後明。如今你要先明後信，誠恐不是真心奉道之人，必定後來越聽越疑，更沒有敬信之心矣。」而日記中著墨較多的 「林某」、「李新」之例，似給讀者留下一個伏筆。在《日記言行》中，我們不知道最後林與李是否因為梁發的影響而成為早期華人新教徒。林某在領洗問題上顯得猶豫，一說自己需 「看明白聖書之意，後來才敢領受洗禮」，又以回家看母親為由推脫。後當（農曆）九月初四日 梁發第三次到達省城入住林館並再次問起時，林某說出了自己一直未敢領受洗禮之緣由： 「因我父親現在做的生意，系賣元寶紙料。我若領洗奉信耶穌，必不能做此生意」。之前同在林館聽道的水泥匠李新，雖然主動詢問領洗禮的意思及規矩，卻在聽了梁的解釋後懷疑「這樣就算領受洗禮之規矩？」又言「我估你們還有別樣古怪的規矩」， 「待我慢慢想過，才來領洗入道」。而據麥沾恩先生所記，數月後（1831年2月）當梁發又一次路過廣州時，即刻為林某以及李新二人同時施洗。這一方面印證了梁發1830年的這次「科舉分書」與個人講道所取得的顯著成果； 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梁的布道方式乃建立在尊重聽道者的個人意願之上，並以嚴肅的信仰原則對待之，儘管有些地方他參照了本土語境或使用比擬、比喻等手法。如，梁發對李新說領洗禮後「神天上帝算你為其之義子，如有記號在你身上，常時照顧你，不被邪魔誘你作惡，乃暗助你為善。」梁發《日記言行》為我們提供了梁與慕道者們多次對話的所有文本細節，不僅娓娓道來逐層深入，在信仰衝突、思想周折等多處地方更是充滿了一種「緊張感」，真實地表現了皈依者的心路歷程。
五、結語
在面向當地普通百姓講授基督教信仰時，梁發偶有提及自己「用盡神天所賜的才能見識而宣講之」——這也許是描繪教徒虔誠內心的一種修辭。不過事實上，這部歷時八個月的日記著實記錄了梁多次「失敗性」的嘗試。表面上看起來，梁發除 「分書」較為順利，其他數次布道行動都無果而終； 然而從另一個視角來看，這恰恰反映出早期新教來華「文字布道」的困難處境。因此，在利用此前習得的宗教知識進行布道傳播的過程中，梁發有不少策略「調整」與文字 「想像」，實乃個人思想與文本知識結構在實踐過程中的一種調適——這表現在日記中多處記載的梁與地方百姓就信仰習俗的對話與辯論中。梁發、屈昂等早期華人新教徒無疑面臨強大的宗教競爭對手，而複雜境況則予以其自身能力一定挑戰。結合 1830 年前後梁所撰寫的多種宗教小冊以及日後逐漸成型的《勸世良言》來看，我們亦可以從《日記言行》中追索梁發筆下關於「一神、福、禍、罪、救贖、靈魂」等關鍵基督教概念的生發。因此，從文本功能上講，《日記言行》不僅僅是一部記載「言」與「行」的日記或日誌。以互證方法深入，這份日記材料還可以與傳教士報告相互勾連，以區分比較新教傳教士眼中早期華人教徒的「形象」與「作為」。而作為學術工作者，我們在對待即便是一手檔案與手稿史料時，也同樣需要區分其書寫之目的與功能，並結合歷史語境從史料學、歷史學、宗教學等多重視角去剖析中外宗教信仰競爭等問題。茲將英國倫敦大學圖書館藏梁發《日記言行》（前三分之二篇幅），即1830年3月28日至9月18日（農曆三月初五日至八月初二日）手稿原文整理公布，望能夠引起學界同道更多研究興趣。
（本文原刊於《世界宗教研究》 2019年第3期，注釋略，圖片均來自網絡。本文轉自 復旦明清史研究 公眾號）
原標題：《逝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42歲女教授司佳逝世,曾師從周振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