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在公共衛生危機中的潛在角色，及其具有積極作用。隨著近年來一些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人類學的作用在不斷突顯，尤其是評估當地語境下一些相關因素的考察。
成功的公共衛生危機響應常需要各種專家協力完成，例如：臨床醫師，流行病學者以及社會科學工作者。然而不同學科之間有著不同的話語體系與理解，常常難以達成共識。
在公共衛生危機中可不是我們去商討這些學科之間差別的地方。本文試圖總結人類學的方法及其學科優勢。這可以極大限度地提高我們對於公共衛生事件的響應能力。
人類學的基本解釋
（1）什麼是人類學？
人類學就是研究「人何以為人」（what makes us human）的學科，從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探索不同的人群。然而，所有人類在基因、肢體以及神經層面大體相同，並且對於一些基本需求有極高的相似性。我們都渴望食物、遮風擋雨的小屋、安全、繁衍以及社會表達。不同人群之間為了滿足這些需求，產生了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以此，面對各種各樣人類研究亞領域（subfields），人類學統觀人的社會性與生物性，採用整體觀（holistic）的方法來解釋人類的多樣性。正是這種整體觀的採用，人類學研究往往與其他學科有重疊之處。
在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時，應用人類學者運用人類學知識與方法實際地去解決制度或者公眾背景問題。
（2）人類學基本方法
人類學有基本的信條：經驗研究與整體觀。人類學建立在對於事實的觀察，並且堅信人類行為是個體、社區、制度以及自然環境協同影響的結果。為了實現這種多維度的考察，人類學者必須進行紮實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ies）；這門學科的權威也紮根於此。
參與觀察法是人類學者田野研究的根本之法。在研究目標群體時，人類學者同時扮演參與者與觀察者，致力於對於事件做出一個專業、客觀且可信的解釋。在參與觀察中，人類學者視情況不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其中觀察與描寫是田野中核心活動，他們會記錄下有關日常生活的大量且詳細的筆記。這種深入地研究是其他方法難以比擬的。
田野工作的直接產物是民族志（ethnography）。關於在公共衛生事件突發時，「民族志有什麼用處」這個問題的一些例子將在「人類學有何益處？」一節中進行探討。
顯然，在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時期，長期參與觀察的方法不大可行，然而人類學的方法具有靈活性與適應性。與此同時，通過與個別關鍵報導人（key informants）的聯繫，人類學者可以與流動人口保持聯繫並研究他們。
在需要迅速行動的情況下，人類學家可能會使用現有的評估工具，如快速評估程序（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s）、知識、態度和實踐調查。
（3）人類學研究倫理
與其他與人打交道的學科一樣，人類學要處理一整套十分複雜的研究倫理。取得社區的信任和接受是人類學家工作的關鍵，因此倫理準則的核心是強調透明度、協商獲取和自願知情同意。並且最終的研究呈現要充分尊重研究對象的意願；研究成果可以共同歸屬於由研究者和所研究的社區。
人類學有何益處？
上文大致介紹了人類學的主要特徵以及對於公共衛生危機應用的一些設想。總而言之，人類學依據不同的需求，大致可以應用在在三個方面
1）項目設計和形成性研究；（programme design and formative research）
2）解釋，調查與響應；（interpretation,investigation and response）
3）事件分析和事後評估（event analysis and post hoc assessment）
（1）項目設計和形成性研究
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時，流行病學研究界定當下之急，而人類學研究定義保障人們健康的行動的可行性。即，人類學可以提供有關公共衛生幹預為何成功或失敗的深刻見解：實際原本的計劃與實現之間的差距，這可能導致的意願之外（unintended）後果。人們所遭受的危機不僅僅是病理學意義上的，而是病理與社會經濟結構相結合的結果，而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了疾病的產生，使病態成為可能。採取民族志的方法，能夠以一種實際可行的方式揭示這些疾病背後的社會結構。
這些人類學見解在方案的設計階段是至關重要的，在形成性研究方面可以作出具體貢獻。形成性研究是旨在實現特定結果的有針對性的研究，為公共衛生項目規劃和設計提供信息。這一般利用混合的定性和定量方法，目的在於塑造方案策略和交流。在研究小組中一起工作以確保概念、設計和分析考慮到定量與定性兩種形式的事實的價值是至關重要的。
由於缺乏重要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人類學家與流行病學家和其他研究者合作，跟蹤發病率和死亡率。在實地的多學科小組可以獲得多種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流。理想情況下，最終結果將當地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有效地納入地方應急戰略。
因此，人類學者可以協助促成公共衛生危機的響應計劃與設計。他們的專門知識有助於制定的戰略可以認識到當地情況、社會背景，並因此可能被受影響社區及時採納。人類學的洞見可以助於風險評估、社區參與、溝通和健康信息，以及理解當地的看法和對響應的接受程度。後者可以確保響應足夠迅速，並且反饋社區的需求和看法並實行對受疫區的問責是很重要的。應當指出的是，雖然這些調查在方案設計階段是關鍵的，但人類學者也不是點到為止，而是反覆進行調查，使方案能夠在實施時加以調整和重整重點。
人類學在規劃和設計階段的結合發揮了人類學家在應急響應方面的突出優勢：對當地的深度關注和對自下而上的分析評估方法。
（2）解釋，調查與響應
「解釋」（interpretation）可能是在疫情下人類學首先想到的角色：在國際危機反應的背景下理解地方性規範。然而，許多人類學家會認為這種描述不大確切。這是因為在公共衛生幹預的背景下調用的「文化」通常帶有負面含義(文化是一種障礙，很少是促成因素)。將人類學家框定為「文化詮釋者」、「翻譯」或「代理人」，將他們描述為受僱帶領團隊繞過文化障礙的偵查員。
造成這一困難有諸多原因。公共衛生幹預通常遵循現有的權力體系。許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都發生在那些在財富、權力和社會地位方面存在嚴重差異的人群中——無論是在內部(與本社會成員的關係)還是在與更廣泛的世界的體系之中。這些不平等通常是歷史的、不對稱的，甚至是剝削性的，社會、經濟和政府關係的產物。這種情況同時是當今危機的前兆和促成因素。在這種背景下，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往往歸因於文化、迷信和無知，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為對歷史和當代不平等的生動回應。
嚴重的權力分化、歷史和社會的複雜性使文化解釋成為一個不充分的見解。因為理解他人的想法和價值的過程不是直譯，因此這個概念最終是有缺陷。在地方知識中，醫學的優點並不總能顯而易見和普遍接受，本土思想在英語中也不總是有可直譯的概念。
在之前開展的伊波拉病毒防控工作中，當地政府沒有把地方性知識融入防控措施之中，而是把知識賦予政治性，獨尊醫學。政府原本開展的科學防治行動，由於破壞了當地知識體系，導致了當地人的不配合，反而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這一現象在將地方性知識引入防控工作後得到改善。
在這一過程中，人類學者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可以充當網絡員，使衛生官員與社區或國家層面的關鍵人物接觸。但更重要的是，人類學家注意到了歷史的作用，敘述的廣泛性，以及不合理的行動假設對當地人和反應者的影響。考慮到當地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現實的社區參與是關鍵。
疫情之下，人類學可以幫助實地工作組更好地吸收關於社區對疾病的理解、所應做的優先事項和實行的措施中可能影響潛在行為(包括當地社區和工工作組)。這可以實現概念和方法上的轉變：工作組將在參與人群中工作，而不是凌駕於他們之上。從病患或社區的角度記錄和理解現象，使人道主義背景下，公共衛生的社會政治層面超越了傳統的公共衛生方法。人類學與公共衛生專家和流行病學家一起催生和實施地方性知識，有助於彌合社會理解方面的差距。
（3）事件分析和事後評估
在伊波拉疫情期間，人類學者充分利用線上優勢，建立合作論壇，對疫情進行實時追蹤。這些實時性、全球性的研究合作說明社會科學集體迅速分析的潛在力量：學術方法、數據和理論可以用於直接行動、政策制定或宣傳。
這將人類學本身轉化為一種資源。它不是公共衛生的工具，而是公共衛生實踐的一面鏡子。人類學分析有助於揭示公共衛生實踐和規劃設計中固有的假設；它同樣可以評估結果。並通過其地方特性，它還幫助我們了解應急響應作為全球實踐的一部分。這種分析，不管是否是正式評估的一部分，對從業者和機構來說都是一種潛在的戰略洞察力。
人類學有何局限之處？
雖然專業人類學家可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反應中增添價值並加以改善，但在某些情況下，人類學的存在可能並不有效或被優先考慮。正如公共衛生措施管理不善、誤用或濫用一樣，不恰當或不合理地使用人類學可能危害外界對於當地人的見解，並造成心理或身體上的傷害。對人類學的誤用或誤傳，忽視專業的行為規範，可能對個人和公共健康幹預產生真正的後果。因此，人類學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潛在益處只能通過適當的期望、現實的職權範圍和專業精神來實現。
結論
最近備受關注的公共衛生危機已導致將對社會文化理解更大程度地納入應急響應。由於他們專注於日常生活、區域知識和民族志方法，人類學家從事這項工作是合乎邏輯的。此外，雖然本文雖特別關注緊急的衛生危機，但這裡討論的許多人類學資源也可用於非緊急情況或緊急情況後的衛生幹預。
本文介紹了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和思維方式。它希望通過闡明人類學家在公共衛生危機中可以做些什麼，以及他們是如何做的，來協調各學科的期望。我們試圖總結過去人類學應用於公共衛生危機的方式，並想像未來人類學可能的作用。通過展示人類學家在危機中的應用——為各種組織運作方式和結構做出貢獻——這強調了如何將臨床和公共衛生幹預中隱藏的社會方面發揮作用，並為所有人採取有益的行動。
來源周一（編譯）社論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