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團隊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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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提問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
答：雖然說起「吃飯」這事兒，現代人早已習慣了「每天吃三頓」。但放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卻曾是大多數古人的奢求。
比如在兩千多年前，那個公認「人給家足」的中國古代著名盛世「文景之治」裡，西漢名臣晁錯就在其名作《論貴粟疏》裡發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保證老百姓「一天吃上兩頓飯」，放在西漢「盛世」裡，都是個十分不容易的治國目標。
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更告訴我們：殷商時代的中國人，把一天分成了八個時段。其中有「大食」和「小食」，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頓。發展到戰國時期，「上午這頓」常被稱為「朝食」，也叫「饔食」，這是古人當時每天最重要，也吃得最好的一頓。比如春秋年間的齊晉「鞌之戰」，齊頃公開打前就放話「餘姑翦滅此而朝食」，雖然接著就被揍得稀裡譁啦。但這「打完就好好吃一頓」的強烈願望，也彰顯「朝食」的豐盛與重要。
相比之下，「下午這頓」就相對簡單了些，通常叫做「餔食」，又叫「飧食」，常是「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湊合一頓。現代人習慣了的「一日三餐」生活，對於兩千年前的中國老百姓，那真是相當遙遠。
當然，對於兩千多年前的貴族階層來說，「一日三餐」卻是真不遠。比如以《周禮》的記載「王齊日三舉」，也就是周天子一天要吃三頓飯。以唐朝人賈公彥的觀點，當時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也就是周天子每天「後面兩頓飯」，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飯，卻實實在在「一日三餐」。《左傳》《戰國策》裡的貴族們，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權貴門下的「門客」們也是「日三食」。有錢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頓」。
至於帝王們，那自然吃的「次數」更多。漢朝年間起，中國歷代皇帝就有了「四食」的傳統，分為「旦食」「晝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頓。「吃幾頓」這事兒，就是身份象徵。
而從唐宋年間起，「一日三餐」的範圍，也終於漸漸擴大。比如在唐朝時，那些留下膾炙人口詩篇的詩人們，也大多過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連一生「苦吟」的賈島，也能「林下中餐後，天涯欲去時」。賈島所說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稱為「晝食」，也是唐代士大夫階層們每天「吃得最好」的一頓。
到了城市經濟空前發達的宋朝，汴京等「一線城市」裡，正店七十二家，腳店上萬家，各種小吃琳琅滿目，夜市裡的夜宵也熱熱鬧鬧，還出現了被稱為「宣索」的「外賣服務」，想吃了就「點外賣」。對於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來說，「一日三餐」當然也就更流行。
但對於人口更多的農民們來說，這事兒就是兩樣了：生活在「仁宗盛世」年間的司馬光，就哀嘆當時的農民「所食者糠籺而不足」。以宋代學者陳淳的說法，宋朝農民何止是吃得差？頓數也少。哪怕在富裕的南方，「不能營三餐之飽」是常事兒，許多地方的農民一天吃一頓飯，還有人每天勞動到黃昏，居然都吃不上一頓。「一日三餐」對於他們，依然很遠。
發展到明清時期，「一日三餐」的範圍，終於開始擴大了。小說《三言二拍》裡的明朝市民生活裡，「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見，還有「飽三餐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的詠嘆。明代畫家文徵明每天的夥食，早晨吃現吃現做的點心，中午還能喝上酒，晚飯吃麵飯。這樣的「餐飲水平」，也被當時的明朝人稱為「素儉」。而在當時的江南地區，就算是城市的工匠傭人，每天都是三頓飯。
當然，要論吃什麼，不同的階層，「講究」也不同。且不說帝王家的飲食，那些號稱「清流」的士大夫們，有時一頓飯就「水陸已過百品」。傳教士利瑪竇筆下的明朝「清流」們，一天何止要吃三頓？深夜裡更要有「加餐」。每次宴會都無比豪華，桌子上堆滿各種美食，「簡直會使人覺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大明「清流」們圍著「城堡」大快朵頤，往往要吃一個通宵。這類「加餐」的費用，基本「全部由公家支付」。
看過這震撼的「士大夫加餐」，就能知道這「飯桌如城堡」的大明，到底是咋亡的了。
當然，放在尋常百姓家，吃的自然不同。比如明代中期，浙江地區的自耕農家庭，每天早晚都是喝粥，中午這頓才能吃上米飯，下飯往往是水產品。每年也就是端陽節時，才能「喝酒賽樂」。這今天看上去寒酸的一日三餐，卻已是古代生活的一大步。
而從明朝中後期起，東南百姓的一日三餐，也豐富了很多。以《沈氏農書》記載，江南地區的佃農們，都能「春冬一日葷，兩日素，夏秋一日葷，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還能吃上些葷菜。而以《亂離見聞錄》記載：萬曆年間的廣東沿海城鎮，一鬥米才要20錢，一斤肉才六七文錢，生活「百般平易」。這樣的「一日三餐」，自然也更好些。
如此進步，其實也有賴於明清年間，中國農業生產的大踏步前進。明清年間的農業畝產量，比宋代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左右，而且「二年三熟輪作制」日益普及，小麥水稻推廣南北，中國的耕地面積也達到了八百萬頃以上。特別是在「百般平易」的廣東地區，僅在明朝年間就興建了一千六百多處水利工程，翻車水車等農具大量應有，畝產三四石都成為常事。強大生產力，正如當時利瑪竇的感慨：「產量遠超過西班牙」「遠比歐洲富裕得多」。
也正是隨著從明至清，一場場「農業革命」，當時中國人的糧食佔有量也大幅度增加：以學者郭松義的推算，從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間，拋開戰亂年代，「和平年月」裡的每個中國糧農，可以向社會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糧食。這個數據有多了不起？比比清末就知道：清末一個糧農，平均每年提供的糧食數量，不過50市斤。
那老百姓「多吃一頓」的景象，就是農業經濟發展的縮影。
不過即使如此，哪怕明清年間，在中國大多數地方，「一日三餐」對於農民來說，依然是個難事：明代時的北方農村，依然對每日兩餐「習以為風」。清代哪怕是毗鄰京城的直隸地區，農村裡「中人日僅兩食」，也就是中等家庭的農戶，每天也是兩頓飯。而且「良夕佳節七八口之家割肉不過一二斤」，想吃好點，都是如此難。甚至一直到了民國年間，以《馮玉祥日記》記載，河南農戶依然還是每天兩頓，「一頓稀飯，一頓乾飯，均是小米。」
這「吃幾頓」的問題，除了見證了歷代農業的發展，更縮影了歷代平民百姓的不易。「多吃一頓」甚至「吃好一點」，都是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看懂這句話，也就能深味一句古訓：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參考資料：辛羽《一日三餐始於何時？》、倪方六《中國人「一日三餐」的由來》、張顯清《明朝後期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徐浩《清代華北農民生活消費的考察》、胡新生《談古代生活中的「一日三餐」》、 蔣祖緣《明代廣東農業的飛躍發展》、長安街讀書會《明清時期家庭的食物消費》、杜車別《明冤》、講歷史的王老師《古代人的日常生活》、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趙家三郎《微歷史：宋朝人》、李開周《宋朝的日常生活》、商傳《走進晚明》、李根蟠 《中國古代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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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