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電影彩蛋在獻禮片《我和我的家鄉》的運用
文/餘澤龍
「彩蛋（Easter-egg）」一詞源於西方復活節彩蛋，原意是基督教傳統節日中一種增添節日氣氛的物品，在彩蛋之中藏入禮品用以製造驚喜。彩蛋被引入影視行業中，通常被視為娛樂與營銷的手段，在狹義上，電影彩蛋指的是電影片尾的不影響主體劇情的附加的情節，目的是為了增添令觀眾驚喜的，受觀眾喜愛的內容。廣義上，電影彩蛋是有意設置的、居於故事主題之外的、有待觀眾挖掘的驚喜元素的統稱。
隨著影視行業與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從業者對電影彩蛋的使用不再局限於片尾彩蛋，電影彩蛋的運用得到延伸——片頭、片中也可使用電影彩蛋。甚至出現了一部影片中使用多種電影彩蛋，電影彩蛋文本內容指向多個關聯文本的「彩蛋電影」，如史匹柏執導的《頭號玩家》。對電影彩蛋的深入使用導致其功能不局限在娛樂與營銷，電影彩蛋開始形成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其本身具有獨特的傳播性與藝術價值。
因為商業需求而誕生的電影彩蛋，出現在政治宣傳導向的獻禮片《我和我的家鄉》中看似不合理，實則這一舉措符合網際網路時代下年輕觀眾的觀影思維與觀影方式。
首先需要明確，電影彩蛋的設置是一種商業策略，這一策略具有遊戲性和互文性。以往的主旋律獻禮片主要為兩種形式，一是樹立英雄模範任務，塑造榜樣，如《林則徐》；二是回顧重大歷史事件，紀念難忘的歷史時刻，如《建黨偉業》《建國大業》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需求上，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長，生產上，電影的創作水平不斷提高，這就導致以往的主旋律獻禮片不再滿足人民的觀影需要。隨著《南京！南京！》《風聲》等兼顧社會效益與商業利益的獻禮片的誕生，近些年來主旋律獻禮片的商業化元素也在不斷地上升。2019年多位導演執導的拼盤式獻禮片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在商業上取得了不菲的票房成績，而延續拼盤式獻禮片風格的《我和我的家鄉》在商業化上引入具有遊戲性和互文性的電影彩蛋也在情理之中。
法國符號學家朱麗婭·克裡斯蒂娃在其《符號學》中提出「互文性」，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電影彩蛋與電影主體產生互文效果，同樣，電影彩蛋也將其本身的電影主體與其他的電影聯繫起來，如《天上掉下個UFO》故事單元中就與《唐人街探案》《流浪地球》《奪冠》等電影聯繫起來。
電影彩蛋的發現與否並不影響影片的敘事，觀眾對彩蛋的尋找和捕捉必須在電影故事的接受之外付出更多精力。《我和我的家鄉》分為五個故事單元，講述的是發生在中國東南西北中五大地域的家鄉的故事，電影彩蛋不會影響五個家鄉故事的講述，如《北京好人》中，葛優的臺詞「我看行」的彩蛋源於葛優本人曾代言過的神州行卡的廣告詞「神州行，我看行」；《天上掉下個UFO》中有多處彩蛋，包括但不限於王寶強與劉昊然組成的《唐人街探案》小分隊、劉慈欣小說《三體》裡紅岸基地對應到現實的貴州「天眼」以及拍攝了劉慈欣小說《流浪地球》的導演郭帆的出鏡、在電影《奪冠》中飾演不同時期的陳忠和教練的黃渤與彭昱暢又在這一故事單元飾演民間科學家與中科院科學家等等；《最後一課》中範偉飾演一位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教師，他的臺詞與其在春晚小品《賣拐》中被忽悠後的臺詞有共同之處；《回鄉之路》中鄧超孫儷夫妻檔在飛機上以難纏乘客與空乘小姐身份相遇；《神筆馬亮》中開心麻花的老搭檔沈騰與馬麗再演夫妻檔，在情節中加入開心麻花的「梗」等等。
以上電影彩蛋的發現和讀解能帶來驚喜和成就感，但受眾對電影彩蛋的感知受到彩蛋數量和能指形變程度的制約，還受到發現者的感知能力和既有知識經驗的制約。這種對電影彩蛋感知的門檻的設置，是網際網路時代下年輕觀眾對碎片化信息的感知的具體體現，也是一場強調互動性的「心智的遊戲」。
電影彩蛋的驚喜元素居於敘事主體之外，是故事的邊緣或話語的外延。這種外延性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間離效果，削弱了獻禮片中強烈的政治宣傳教育意味，但並未對劇情產生任何影響。如《神筆馬亮》故事單元中結尾處馬麗在觀景臺上宣講再補上沈騰的一個開心麻花梗後，一方面產生了喜劇的效果，另一方面削弱了宣傳教育意味，同時不影響宣傳教育的目的。
運用電影彩蛋的目的在於「添彩」，是吸引網際網路時代的年輕觀眾的一種手段，其創作不應喧賓奪主，更不應影響電影主體劇情發展。電影彩蛋在獻禮片的運用，體現網際網路時代下獻禮片的商業化進一步加深，滿足了年輕受眾們的互動需求，同時通過其間離效果，削弱了傳統獻禮片的宣傳教育意味卻不影響其宣傳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