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匯點訊 2019年，《我和我的祖國》以31.7億元的票房體量，「測驗」出了獻禮片的市場容量。緊接著的2020年和2021年，依然會是獻禮片較為密集的兩年，在疫情期間，由張藝謀擔任總監製、寧浩擔任總導演的獻禮片《我和我的家鄉》順利開機，並力爭在國慶檔上映；而由騰訊影業、上影集團、三次元影業和閱文集團共同出品，黃建新監製並與鄭大聖聯合導演，為獻禮建黨100周年的《1921》則在今日開機。
從小人物回到大人物
十年前，《建國大業》為首的「三部曲」在創作上以多明星、大場面為主要特點，這其實和整個市場當時的商業片特點基本一致。在一個追求「規模」的早期階段，市場想要迅速擴大，那麼更具知名度的明星配上大場面是最迅速也有效的方法。在一個特定階段裡，這種創作方向實際上有一定的必然性。
2017年開始，市場對於高口碑高共鳴的電影需求量突然增加，在整個市場強調口碑和共鳴的大背景下，也倒逼著獻禮片自我創新。
相比2019年國慶檔「三片同映」的小高潮，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裡，獻禮片仍然面臨著不小的市場挑戰。這就決定了獻禮片想要贏得市場青睞，就不能再局限視角。以《我和我的祖國》為模版的獻禮片，突出小人物、高共鳴實際上是這幾年整個市場的一個創作熱點，這種獻禮片的創作轉向恰恰契合了整個市場風向。而以獻禮片的發展角度來說，從明星雲集的「大人物群像」到以小人物平民視角為核心的群眾故事，已經完成了一次重大變遷。
但在重大歷史節點「獻禮」，「小人物」並不能完全成為所有獻禮片都可以學習的主流，獻禮片可能依然會回到「大背景大人物大事件」的敘事框架裡，而跳脫出小人物、高共鳴之後依然能創作出市場認可的獻禮片，某種程度上也是獻禮片的再次創新，不斷走向成熟的一個體現，並檢驗整個市場對於獻禮片的認可度。
比類型化更重要的是共鳴
獻禮片的變遷史，折射著市場商業片創作的變遷史。獻禮片的商業化創作，和時下商業類型片的特點相吻合。
直到現在，談到主旋律影片的商業化包裝，一定程度上還是類型片技法的運用。但類型片的手法僅僅是講述故事的「工具」，《我和我的祖國》《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之所以能夠在市場突圍，並不是因為類型片技法有多高超，而在於故事本身能夠觸達觀眾。
所以，對於獻禮片來說，如何在類型化技法下講述一個更共情的故事將成為這兩年密集進入市場的獻禮片的重要命題。
在新開機的《1921》中，電影將時間跨度濃縮聚焦在1921年前後，但卻儘可能拉寬廣度以國際化的視角來呈現青春勵志的故事和熱血激情的歷史，希望能給觀眾耳目一新的觀感，也帶來當下的思考與共鳴。作為出品方代表，騰訊影業CEO程武在《1921》開機儀式上也表示：「希望通過《1921》這部影片，影視化的語言彰顯出跨越時空的永恆價值和強大生命力，去更好地展現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讓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為之鼓舞。」創新，拉進與年輕觀眾的距離應該是主創團隊的重要發力點。
除此之外，電影還運用了諜戰類型片的元素進行商業化的包裝。這其實也體現出這類獻禮片在整個市場類型片需求和高共鳴情感需求都旺盛的情況下，如何與市場取得平衡的探索。
操盤，網際網路影企走向舞臺中央
獻禮片之所以在這兩年可以通過類型化創作獲得市場認可，其實和背後推手的改變也有著很大的關係。在去年的金雞百花電影節上，提名最佳故事片的6部電影，累計票房達到了128億。其中《紅海行動》和《流浪地球》合計拿下了83億票房，這兩部電影的背後均是國企+民營影視公司+網際網路影視公司的組合。
在《1921》曝光的幕後班底當中，騰訊影業是第一出品方，然後依次是上影集團、三次元影業、閱文集團。從最開始的聯合出品，到現在，網際網路影企正在不斷走向舞臺核心。
相比傳統的主旋律商業片，獻禮片在整合資源和整體協調上難度要更大，而具備生態資源的網際網路影視公司實際上所承載的作用也在增強。去年，《我和我的祖國》，阿里影業、騰訊影業均參與其中，原本要在今年春節檔上映的《緊急救援》，騰訊影業也是第四出品方。而這一次，《1921》對騰訊如何激活其生態資源為影片「破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戰。
在網際網路化極高的中國電影市場，網際網路影視公司在觸達年輕受眾上具有一定優勢，在內容上，《1921》所聚焦的歷史節點裡，當初參與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正是平均年齡為28歲的年輕人。如何觸達銀幕外的當下年輕人並讓他們產生共鳴，不管是在創作上，還是之後的宣發上，都需要創新求變。
對於獻禮片來說，想要繼續深耕市場，實際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內容本身需要更多元的方式來滿足觀眾更多樣的需求，而在內容之外如何更精準地觸達觀眾，實際上也是這兩年密集扎堆的獻禮片成敗的一個關鍵。
交匯點記者徐寧 實習生 付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