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維宣 騰訊研究院博士後
作者 | 吳緒亮 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
作者 | 呼麗夢 騰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作者 | 張 旻 騰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精彩觀點搶先看
後疫情時期，供需兩端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三駕馬車整體乏力，藉助網絡平臺發放消費券來刺激消費可能是當前性價比最高的拉動經濟方式。如果應用得當，將能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奇效。發放消費券刺激居民消費的方式雖然是公共財政支出或補貼，但不是公共消費，因為並不是滿足社會民眾對公共物品與服務的需求。通過公共消費拉動經濟，一定要以滿足社會民眾對公共物品與服務的需求為首要前提，因此有只能「適當增加」，相比較而言，通過發放消費券來刺激居民消費的施策空間更為廣闊，更為有效。消費券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基本經濟學原理主要包括凱恩斯乘數理論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費理論。從乘數效應角度來看，消費券將成倍地拉動經濟增長，而根據消費理論，消費券對擴大消費和拉動經濟的作用有限。但越來越多的文獻表明，普惠型消費券具有與大規模稅收返還相似的功能，對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大於擠出效應，能夠在短期內顯著推動總需求擴張和拉動經濟增長。目前在發放規模、對象選擇、方法機制等方面存在優化空間。需要更多向低收入群體傾斜，需要依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發放不同類型的消費券，需要儘可能選擇消費彈性高、產業鏈帶動作用強、橫向關聯多的行業領域，需要引入多家平臺來強化競爭和互補效應。同時要注意合理有序、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刺激經濟與財政赤字之間做好權衡，並將消費券與精準扶貧進行有效結合，以及進一步建立長效機制，以消費券為契機促進傳統行業數位化轉型升級。
以2020年4月8日零點武漢解除封城為標誌，全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大進展，經濟社會逐步進入「後疫情時期」。雖然我們還需要密切關注國際國內疫情形勢變化，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但加快恢復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各界最關心的話題。202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擴大居民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啟動實體商店消費，保持線上新型消費熱度不減」。此後，各地紛紛出臺提振消費的政策措施，其中，電子消費券的發放受到最廣泛的關注[1]。
一、國內外經濟形勢嚴峻，刺激消費可能是目前性價比最高的拉動經濟方式
1. 世界經濟的疲軟之勢將持續很長時間
世界經濟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扶搖直上的簡單線性關係，相反呈一定周期性的波動起伏。僅以1961年為起點，如圖1所示，世界經濟便經歷了包括1973—1975年、1979—1982年和1990—1993年等在內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和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每一次危機都會讓全球GDP增長急速下降，使世界經濟社會發展遭遇重創，但危機過後經濟又快速回到既定增長軌道。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縱觀每次危機後的經濟復甦，從未有哪一次像2009年金融危機後那樣，全球經濟較長時間內始終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發展。事實上，2011—2018年，全球GDP的增速僅維持在2.5%—3.2%的水平，其最高值為2017年的3.19%，依舊低於近六十年來大部分年份的增速[2]。增速放緩，顯示出近年來世界經濟復甦的疲軟之勢將持續很長時間。
聯合國發布的《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2020》數據顯示，2019年，世界GDP增長率下滑至2.3%，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在不出現潛在阻礙的假設條件下，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小幅上升至2.5%，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範圍內的爆發將極大地增加全球經濟復甦的壓力與不確定性[3]。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在多重不確定因素的幹擾下，近年來發達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均呈現出經濟增速同步放緩的趨勢。而席捲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更將讓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份公布的預測，該組織已將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估由此前的3.3%下調至-3%，這也許意味著2020年將成為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以來，經濟衰退最為嚴重的一年[4]，詳見圖2。
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存在密切的相關關係，經濟增長率的放緩彰顯出全球經濟的復甦仍顯脆弱，而貿易量近年來走弱趨勢進一步證明了這一結論。根據荷蘭經濟政策研究局（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CPB）2020年2月份發布的《世界貿易監測》報告，世界貿易量依舊呈下行趨勢，受疫情影響，2020年1月份貿易量同比萎縮2.3%，而2月份貿易量同比下降更是達到了2.64%[5]，詳見圖3。近年來，全球範圍內貿易摩擦不斷，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升級，加之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和蔓延更是對全球貿易形勢產生了巨大衝擊，短時間內世界貿易的發展過程中勢必困難重重，而這也將進一步為全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註：以上圖表依據CPB於2020年2月份發布的《世界貿易監測》繪製，其中固定基數2010=100 且數據剔除了季節因素影響。
2.我國GDP增速下降至1991年以來最低值
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禍福相依、緊密相連，在世界範圍內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深受影響。事實上，自2010年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便呈下滑趨勢。雖然2019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人均GDP為70892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0276美元），但是按可比價格計算，同年中國經濟的增速較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2019年同比實際增長6.1%，2018年為6.6%），為中國自1991年以來的最低增速[6]，詳見圖4。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之前，國際社會對中國2020年的經濟發展普遍持樂觀看好態度。但是由於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國際機構普遍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雖然2019年中國GDP增速相比於此前有所放緩，但是6.1%的增長實際上仍高於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而且基本上符合中國政府設置的預期目標。
然而2020年1季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06504億元，環比下降9.8%，同比下降6.8%，三大產業「無一倖免」，均出現大幅度下降，分別同比下降3.2%、9.6%、5.2%，詳見圖5。此次增速下跌，是自1992年開始GDP季度核算以來的最低速度，在中國近幾十年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實屬罕見，也讓同樣深受疫情衝擊的世界其他經濟體憂心忡忡。如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嚴峻考驗，在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大環境下有效處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必將成為中國乃至全球其他經濟體需要共同深思的問題。
中國的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同樣存在較為穩定的正相關關係。雖然自2000年以來，中國進出口總額不斷攀升，但如圖6所示，實際上2011—2019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速有所放緩，這與同時期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再創新高，達到31.5萬億元，其中出口總額17.2萬億元，進口總額為14.3萬億元。這樣的數字毫無疑問顯示出我國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
但另一方面從圖7可以看出，2019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時間裡，我國進出口總額同比出現負增長，其背後不乏世界經濟衰退、貿易保護主義加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等原因。而伴隨著全球疫情的大流行，世界範圍內經濟活動劇烈收縮，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貨物貿易總量有所下降，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6.4%，我國外貿發展想要「更上一層樓」依舊面臨著較大的挑戰。
3.供需兩端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疫情衝擊下，2020年一季度我國供需兩端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與經濟運行走向相匹配，詳見圖8和圖9。其中，供給側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呈現出非常明顯的「V」字型發展態勢，2月份三項指數均出現低谷，非製造業PMI和綜合PMI均低於30，與榮枯分水線50更是相距甚遠，這也與2月份全面「抗疫」、百業蕭條、經濟萎縮相吻合。3—4月份指數有所回升，4月份綜合PMI指數恢復到2019年年底水平，顯示出我國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生產生活秩序有所恢復，製造業和非製造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持續改善。
需求側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的發展同樣也呈現出小「V」走勢，2月份消費者預期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和消費者滿意指數均是自2019年6月份以來的最低水平，不過尚未觸及中值100，表明疫情衝擊下，消費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預期以及消費心理狀態與之前相比樂觀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並未因此感到非常悲觀。3月份需求側3項指數出現回升，消費者預期指數、信心指數和滿意指數環比分別增長3.3%、2.78%和2.08%[7]，可能與經濟回暖、宏觀經濟形勢好轉有關。
4.三駕馬車整體乏力，但消費可能是目前拉動經濟的最有效選擇
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一季度我國「三駕馬車」的整體動力不足，三大需求均出現大幅下降，詳見圖10。其中，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78580億元，同比下降19.0%；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達84145億元，同比下降16.1%；出口總額共計33363億元，下降11.4%。而三大需求增長的乏力也進一步帶動國民經濟出現負增長，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季度數據顯示，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分別拉動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4.4%、1.4%和1%。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消費對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拉動作用。事實上，一季度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4.1%，比投資和出口加起來的貢獻率還要高28.2個百分點。
近年來，在國際環境日益複雜、外部需求波動不定的情況下，貨物及服務的淨出口的擴張之路步履維艱。而投資除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下降外，還面臨著轉化為產能並進一步刺激需求的傳導機制和速度問題。與之對比，「三駕馬車」中的消費已成為助力國內經濟平穩運行的中流砥柱，也可能是目前拉動經濟性價比最高、最有效的選擇。自2014年起，消費在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作用上便一馬當先，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6%，每年拉動GDP的增長不低於4個百分點，已連續六年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詳見圖11和圖12。
短時間內，如何穩定並擴大內需、釋放國內市場的需求，必將是打贏這場防疫攻堅戰、促進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關鍵。長遠來看，中國消費前景依舊廣闊，市場規模非常巨大，未來我國以發展內部需求為重點、以消費拉動經濟發展為主的趨勢將更加明顯，並且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增長的可持續性也將進一步提高。
5.收入和消費支出下降，需要額外刺激來拉動消費
可支配收入是消費的主要決定因素，如圖13所示，近年來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帶動了消費支出的不斷增長。截至2019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30733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9%，與之對應人均消費支出也達到21559元，同比名義增長8.5%。2019年中國居民人均收支相比2013年的數據，已分別增加了12423元和8339元，可見幾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呈現蓬勃發展狀態。
疫情期間，居民收支有壓力，總體消費受到抑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和蔓延中斷了經濟蓬勃發展的勢頭，其間中國大部分人處於居家「抗疫」狀態，收入急劇減少甚至沒有任何收入。收入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礎，在收入不穩定甚至沒有的情況下，城鄉居民會普遍降低消費支出。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疫情衝擊下，2020年一季度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561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3.9%，而人均消費支出為5082元，同比名義下降8.2%，實際下降12.5%。其中，城鄉消費均受衝擊。數據顯示，2020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691元，比上年同期實際下降3.9%，人均消費支出僅6478元，實際下降13.5%；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降至4641元，同比實際下降4.7個百分點，人均消費支出3334元，實際下降10.7%，詳見圖14。
在經濟停擺、各行業發展不景氣的情況下，收入的增長也存在極多不確定性，如何「開源」尋找額外刺激來提振消費，是目前急需思考並解決的問題。
6.網上消費上漲，因此要藉助網絡平臺的力量來刺激消費
近年來，得益於網際網路技術的普及，中國網民數量逐年遞增，線上消費規模日益擴大，與之存在一定互補關係的快遞行業也實現快速增長。相比於2014年，2018年中國網際網路上網人數增加了近1.8億人，已達約8.3億。網民數量的增加，也帶來更為廣闊的線上消費市場，中國網上零售總額也從2014年的27898億元發展至2018年的90065億元，翻了3.2倍。與此同時，實物類商品網上零售額也在2018年增至70198億元，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8.4%，2019年更是達到了85239億元，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也比上年提高2.3個百分點，實物類商品網上零售額的增加也體現出線上消費對實體經濟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詳見圖15。此外，快遞行業發展一日千裡，2018年快遞量高達507.1億件，其背後也離不開網上消費的輻射作用，詳見圖16。
在百業待興、消費整體萎縮的背景下，以網絡消費等網際網路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在這次疫情中依舊顯現出強勁的生命力。2020年一季度，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8536億元，同比增長5.9%，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高達23.6%，同比增長5.4個百分點。可見，進一步藉助網絡平臺的力量，激活民眾被疫情抑制的消費需求，將不失為擴大內需、戰勝疫情的快捷通道。
7.公共消費只能「適當增加」，需要更多依靠刺激居民消費來拉動經濟
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擴大居民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這是繼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後再次提出「適當增加公共消費」這一舉措。
公共消費指的是政府購買商品或服務來滿足公眾對於國防、教育、社保、公共衛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我們認為，發放消費券刺激居民消費的方式雖然是公共財政支出或補貼，但不是公共消費，因為並不是滿足社會民眾對公共物品與服務的需求。
必須注意的是，公共消費拉動經濟，一定要以滿足社會民眾對公共物品與服務的需求為首要前提，不能僅為拉動經濟，就盲目採購。因此，公共消費拉動經濟有其局限性，只能「合理增加」和「適當增加」，相比較而言，通過發放消費券來刺激居民消費的施策空間更為廣闊，更為有效。
二、消費券撬動宏觀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分析
在全球經濟增長下滑，中國經濟受到疫情嚴重衝擊，「三駕馬車」整體乏力的宏觀背景下，消費仍然是目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是同時也需要額外的刺激來激發消費的活力。因此，各地方政府積極響應國務院統籌聯防聯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號召，紛紛通過實施消費券政策，刺激經濟回暖復甦。
1.消費券的經濟學原理
消費券是對商品或者服務的支付憑證，在限定的消費領域內具有準貨幣的功能。根據發放主體的不同，可以將消費券分為商業性消費券和政策性消費區，其中前者是指商業企業的一種營銷策略，後者則是指政府部門採取的一種消費刺激措施（張瑩，趙建，2011）[8]。本文所研究的消費券是指政策性消費券，本質上是財政補貼的一種形式，同時兼具刺激消費和社會救濟的雙重作用。
政策性消費券最早出現於美國「大蕭條」時期的食品券計劃，政府規定家庭收入低於300美元的家庭，每月可用83美元換購面值153美元的食品券。世界上首次大規模實施消費券政策的國家是日本。面對1999年的經濟危機，日本政府認為消費券在刺激消費方面相對於減稅措施更有優勢，於是向非勞動年齡（15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每人發放兩萬日元（約200美元）的消費券，用於擺脫經濟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日本、澳大利亞、泰國和我國的成都、杭州、南京和臺灣等地區，也都通過發放不同規模和不同形式的消費券來刺激經濟復甦。
消費券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基本經濟學原理主要包括凱恩斯乘數理論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費理論。
根據凱恩斯乘數理論，政府支出的增加將引起國民收入的成倍擴張，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在經濟學中，這個倍數即為乘數，與邊際消費傾向之間存在穩定的函數關係，邊際消費傾向越大，乘數效應就越大。在經濟衰退或蕭條時期，政府通過發放消費券，刺激居民的消費支出，從而引起邊際消費傾向的擴大，進一步放大政府發放消費券對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根據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費理論，理性消費者會根據持久收入做出生命周期內消費最大化的決策，收入的臨時增加將被平均分配到一生的生命周期中。因此，消費者在將消費券消費完後，會將之前消費計劃中的收入支出轉化為儲蓄，或者在二級市場上將消費券兌換成現金並儲蓄起來，從而對原有消費產生「消費替代」或「消費擠出效應」（楊繼瑞，2009）[9]。因此，消費券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理論上的爭議。從乘數效應角度來看，消費券將成倍地拉動經濟增長；而根據消費理論，消費券對擴大消費和拉動經濟的作用有限（葉建華，2009）[10]。
雖然消費券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典經濟理論中存在一定的爭議，但越來越多的文獻表明，普惠型消費券具有與大規模稅收返還相似的功能（蔣奕，鄭筱婷，2016[11]），是一種比政府直接購買更有利的政策工具（張旭昆，姚蕾，2010[12]），對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大於擠出效應，能夠在短期內顯著推動總需求擴張和拉動經濟增長。
很多理論研究成果甚至否認消費券存在擠出效應。張瑩與趙建（2011）[13]指出所謂的消費替代或擠出效應涉及到財富的跨期分配與消費的跨期選擇，即使消費者更加偏好儲蓄或未來消費，那麼在二級市場上折價出售消費券以換取流動性時，也會遭到「儲蓄懲罰」並使得未來消費品的價格上升，從而迫使消費者增加當期消費而減少未來消費。而且，消費券對促進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具有更大的作用（蔣奕，鄭筱婷，2016）[14]。更進一步地，考慮到當前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實施消費券計劃直接作用於市場消費環節是應對經濟衰退和蕭條的有力措施，能夠有效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社會就業（羅凱，王弟海，2010）[15]。
在實證研究方面，學者們發現更多支持消費券對刺激消費擴張和經濟增長的證據。Hsieh et al（2010）[16]評估了日本1999年消費券項目的政策效應，發現消費券計劃增加了居民對半耐用品的消費支出，邊際消費傾向在0.1—0.2之間，但是對非耐用品和服務的支出則沒有影響；而且在消費券用完或贖回後，消費支出也沒有反向減少。對2009年臺灣消費券計劃的政策評估結果也證實，消費者對消費券具有較大的反應，消費券的作用與稅收返還相當，而且比減少所得稅預扣更加有效，邊際消費傾向約為0.24（Kan et al，2017）[17]。此外，對杭州2009年消費券的績效研究結果也表明，杭州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在5倍以上，邊際消費傾向約為0.8，遠高於日本和臺灣的水平（史文君，2010）[18]。
經濟學研究還發現，消費券對消費和增長的作用在不同時期內是不一致的，即消費券僅在短期內具有刺激消費和促進增長的作用。長期來看，一是在政府財政方面，將加重財政負擔，擠出政府購買；二是在價格水平方面，將導致物價上漲，埋下通貨膨脹的隱患（張旭昆，姚蕾，2010[19]；羅凱，王弟海，2010）；三是在社會福利方面，還有可能通過影響微觀層面的效率目標，導致整體社會福利水平的降低（張瑩，趙建，2011）。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對消費券的作用做出基本判斷：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和促進增長的作用雖然僅在短期內有效，但卻是當前性價比最高的拉動經濟方式，如果應用得當，將可能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奇效。
2.數字時代的中國消費券政策實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就曾建議，美國和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利用發放消費券的方式來刺激消費需求，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並儘快擺脫危機（蒙代爾，2009）[20]。中國首次發放消費券的政策實踐也在2008年時由成都市率先開展，發放對象為城鄉低保、農村五保和優撫對象等低收入團體。隨後廣東、杭州、南京、湖州、常州等省市也紛紛把發放各種類型的消費券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新策略，以應對經濟增長的急速下滑。
居民消費能力受疫情影響短期內有所下降，但我國消費市場超大規模優勢和擁有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事實沒有改變，需求潛力依然十分強勁，居民消費意願並未實質性降低，消費需求只是被暫時性抑制。因此，消費需要擴容提質，需要一個有力的刺激和引導來激活一池春水。
消費券計劃就是一項能夠在短期內對消費和經濟產生強烈刺激的政策措施。消費券通過推動居民的預算約束曲線向右移動，短期增加社會總需求和有效需求，並通過乘數效應拉動更大規模的消費與投資，吸引商家和企業紛紛推出個性化的讓利促銷活動，以及帶動上下遊產業鏈復甦，推動企業擴大生產和投資，從而實現良性循環和撬動經濟增長。
不同以往的是，此次各地政府紛紛與微信支付、美團支付、支付寶、銀聯雲閃付等大型網際網路平臺合作來發放電子消費券。這種發放模式，不僅在表面上使消費券由紙質轉變為電子，而且因數位技術的融入使政府公共政策績效得到進一步提高。
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通過網站發放的消費券效用值明顯高於現場發放或郵寄的紙質消費券（汪俠等，2012）。首先，經過20年消費網際網路的高速發展以及近幾年來產業網際網路的應用推廣，網際網路平臺積累了海量的消費者與企業用戶，利用網際網路平臺發放電子消費券，可以充分發揮規模效應，擴大消費券的發放規模，提高發放效率。其次，網際網路平臺上還積累了海量的消費場景，可以藉助數位化手段和平臺和大數據的力量，更加精準高效地發放消費券，進一步放大乘數效應並刺激消費。再次，由於電子消費券發放、抵扣和核銷的整個過程都可控、可追溯、可評估，因此可以更加科學地精準施策和進行政策效應評估。最後，通過網際網路平臺發放消費券，可以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提高消費券的防偽水平，利用智能技術對消費券進行自動核銷從而降低核算與回收成本，利用安全技術對抗黑色產業的技術攻擊從而提高系統安全水平。
目前有直抵和滿減等形式電子消費券，其中直抵消費券是指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折扣直接抵消部分商品費用，滿減消費券則是指消費者的消費金額達到一定門檻時抵消部分商品費用。消費券的領取與使用流程如圖17所示，政府通過與網際網路平臺達成合作，委託網際網路第三方支付平臺代為發放電子消費券，網際網路平臺在商業銀行中開立專門帳戶，然後在消費者和商家獲取信息進行申領後以抽獎或篩選等方式向消費者和商家發放電子消費券。消費者和商家分別領取消費券後，消費者在消費時可以用消費券抵扣部分費用支出，銀行向商家支付抵扣的費用，然後平臺對使用過的消費券進行自動核銷，對到期未使用的進行自動回收。本輪消費券發放，堪稱是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數字經濟時代作為公共政策的首次大規模實踐（車寧，2020）。具體而言，呈現出如下五個方面的顯著特徵。
圖17 消費券的領取與使用流程
來源：騰訊研究院
第一，在發放規模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根據商務部初步統計數據，在疫情發生以來，有28個省市、170多個地市統籌地方政府和社會資金，累計發放消費券達到190多億元（商務部，2020）[21]。雖然大多數省份均已實施消費券激勵計劃，但是如圖18所示，各省之間的消費券發放規模並不一致。消費券發放規模較大的省份主要分布在東部—東南沿海一帶以及四川、陝西、河南、安徽等中部省份。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湖北省的消費券發放規模仍有待進一步提高。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5月11日，發放規模最大的省份是浙江省，浙江省已發放35億元各類消費券；其次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已累計向超過600萬人次發放面值268元的暖心卡消費券；再次是廣東省，也已發放10.2億元規模的消費券；而黑龍江省和西藏自治區則尚未實施消費券政策。
圖18 消費券發放規模的省級分布
來源：騰訊研究院
第二，在發放程度方面，與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如果用人均消費券金額表示消費券發放程度，人均消費券金額越大則表明發放程度越高。如圖19和圖20所示，分別考察了29個省份與143個城市的消費券發放程度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其中經濟發展水平以2019年人均GDP衡量，暫時缺失數據以2018年數據替代。根據圖中結果，無論在省級還是城市層面，消費券發放力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方，發放力度越大。
第三，在行業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餐飲、文旅、零售等領域。根據消費券的使用範圍，可以將其分為通用型消費券和定向型消費券，前者通常不限定使用的行業領域，後者則通常限定在部分特定行業內使用。我們統計了發放消費券的9個省份和184個城市的消費券類型，結果如圖21所示，在所有發放消費券的省份和城市中，約有30%的省份和城市還選擇通過發放通用型消費券來刺激消費擴張，約有60%的地方政府選擇發放餐飲消費券，餐飲行業是此次消費券政策最重視的行業領域，其次是文旅和零售，約有40%的省份和城市也選擇了發放此類消費券；但是在其他行業，如汽車、時尚、娛樂、電子等領域，目前選擇發放此類消費券的省份和城市仍然較少。
第四，在消費者感知方面，呈現出明顯的空間地理上的差異性。如圖22所示，根據以「消費券」為關鍵詞在百度指數上的檢索結果，截至到2020年5月10日，對消費券感知程度較高的省份只有廣東和浙江兩省，處於第一梯隊。居於第二梯隊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蘇、上海、山東、河南、四川、湖北等7個省份，而福建、河北、天津、湖南等22個省份則處於消費者感知程度的第三梯隊。這一分布特徵與上圖18中的發放規模的分布特徵基本一致。除發放規模的因素之外，導致消費者感知區域差異的原因可能還在於消費券發放和宣傳的不協調，大多數省份的消費者無法及時獲知消費券發放與使用的全面信息。而大部分省份的消費者對消費券的感知不強烈，部分消費者會錯過消費券的申領，這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費券刺激消費需求擴張的作用，使消費券政策無法達到合意的效果。
圖22 各省份「消費券」搜索頻率
來源：百度指數 騰訊研究院
第五，在政策效果方面，消費券起到了消費擴容提質的作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20）[22]發布報告指出，發放消費券行業比未發放消費券行業恢復快。在 3-4 月間，發放消費券行業支付筆數反彈幅度是未發放行業的 3.11 倍，發放消費券行業支付金額反彈幅度是未受發放行業的 5.15 倍。發券地區消費券支持行業比未發券地區同行業業務恢復快。消費券總支付筆數比未發券地區高出4個百分點，根據消費券支持行業在全行業支付筆數的比重，可以推算出在發放消費券後一個月內，消費券地區受支持行業的支付筆數比未發放地區同行業高約 25%。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2020）[23]同樣發現，政府1 元錢的消費補貼能夠帶來平均 3.5 元以上的新增消費，即杭州的實踐顯示邊際消費傾向在3.5以上，顯著高於國外發放消費券所發現的 0.15—0.40 的邊際消費傾向。
三、消費券發放的公共政策思考與優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消費券具有拉動經濟和社會救濟的雙重價值，能夠在短期內有效刺激消費擴張、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對中國消費券政策實踐的分析也表明，目前仍然在發放規模、對象選擇、方法機制等方面存在改進空間，需要在發放方案、管理機制等方面進一步優化。
第一，進一步擴大發放範圍和力度
目前，我國消費券發放的規模和力度仍然不夠。首先，在全國293個地級市中發放消費券的城市只有170多個，佔全部城市數量的58.02%。其次，除深圳、杭州等少數城市在縣級層面發放消費券外，絕大多數縣級政府尚未開展消費券項目計劃。最後，消費券發放規模雖然已達到190億元，但是僅佔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的0.02%，佔最終消費支出規模的0.03%，可能難以達到有效拉動宏觀經濟全面復甦的門檻。因此，需要進一步擴大消費券的發放範圍和力度。
（1）拓寬發放消費券的城市數量。繼續在東部沿海、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等受疫情影響嚴重的省份加大消費券發放力度，充分調動省、市、縣（區）三級政府的積極性，進一步拓寬資金來源，使消費券更多地進入下沉市場[24]。
（2）提高消費券的折扣力度。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消費券效用同其面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當消費券面值佔消費支出的比例超過10%時，給消費者帶來的效用提升將比佔比低於10%時最高提高2.06倍（汪俠等，2012）[25]。這意味著，將消費券的滿減或折扣力度提高到消費支出額度的10%以上，降低消費券的使用門檻，多渠道多場景發放消費券，能夠更加有效地刺激消費和拉動經濟。
（3）強化費者對消費券的感知程度。根據百度指數結果，「消費券怎麼領」是消費者普遍關注的三大問題之一，並且仍處於持續上升的態勢。這表明消費者並不十分清楚消費券的申領流程，可能會減少消費券的申領基數，並妨礙消費券乘數效應的有效發揮。因此，需要通過多種網絡渠道，加大對消費券的宣傳推廣力度，提高消費者對消費券的感知程度。
（4）在實施消費券政策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合理有序、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失衡現象嚴重，2020年一季度，地方財政收入24827億元，同比下降12.3%，財政支出19555億元，同比增長5.2%（財政部，2020）[26]。在財政實力比較好的地區，通過發放消費券拉動經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但是在財政實力弱的地區，還需要在刺激經濟與財政赤字之間做出權衡。
第二，加強優化消費券發放對象的選擇
（1）向低收入群體發放更大規模的消費券。對於低收入群體而言，消費券屬於「意外之財」，雖然難以改變消費者的長期收入預期，但對低收入群體的「財富效應」更為明顯。由於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高收入群體更高，消費券的「財富效應」拉動消費的效果更明顯，同時可以將「擠出效應」降到最低。2018年我國低收入戶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佔高收入戶居民的9.12%[27]，根據福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向低收入群體傾斜，不僅有利於保障社會公平，而且有助於社會總福利的提升，在疫情後的特殊時期這一意義尤為明顯。
（2）依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差異發放不同類型的消費券。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消費者年齡是消費結構的關鍵決定因素，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結構之間存在穩健的關聯關係，年輕群體在文化娛樂和服裝等方面支出較高，中年群體則在家庭日常消費、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支出較高（茅銳，徐建煒，2014[28]；王詩雨，倪敏，2019[29]）。因此，可以利用數位技術向不同年齡群體的消費者發放不同類型的消費券，如向年輕群體發放文化娛樂、服裝餐飲、影視遊戲等類型的消費券，向中年群體發放食品、家電、家政、交通、通信等類型的消費券，向老年群體發放醫療保健等類型的消費券，從而更大地激發不同群體的消費潛力。
第三，不斷優化消費券適用行業領域的選擇
消費券乘數效應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選定的行業領域。如果用於生產周期長且收入需求彈性小的產品，或者用於產業鏈比較短的服務業，消費券很有可能對私人消費產生消費替代或消費擠出效應，短期內難以實現預期的乘數效應；只有消費在產業鏈較長且生產周期相對較短的產品行業，加快企業的現金回流和產能調整，促使企業加速進入下一輪的擴大再生產，乘數效應就能會在短期顯現（葉建華，2009）[30]。
因此，消費券的發放需要儘可能選擇消費彈性高、產業鏈帶動作用強、橫向關聯多的行業領域。從目前發放消費券的實際效果來看，食品、餐飲、零售、美妝、飾品、休閒等行業市場拉動效應明顯。從產業鏈角度來看，汽車、通信、計算機、家電等行業領域位於產業鏈的下遊位置，產業鏈條較長，與多個行業部門之間存在密切的上下遊和橫向關聯關係，增加對這些行業領域的消費券發放，不僅可以有效促進這些行業的發展，還能夠通過行業間的產業關聯和溢出效應，帶動上下遊產業的發展，將消費券的乘數效應進一步放大。
第四，發放機制上需要不斷優化
（1）加強優化消費券發放的政企合作模式。根據對消費券的實證研究結果，政企合作發放的消費券效用評價值最高，其次是政府單獨發放，企業單獨發放的效用評價值最低（汪俠等，2012）[31]。因此，地方政府在後續消費券發放過程中，建議由省級政府統籌，加強與平臺企業的合作，利用網際網路平臺技術對不同群體、區域和細分行業的精準發放，提高消費券的使用效率。
（2）引入多家平臺發放，強化競爭和互補效應。上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20）的報告顯示，是多平臺發放的交易筆數增加比單平臺發放要更多。雖然由於數據量限制，這還只是一個初步的統計結論，但這個結論是符合行業基本經驗的。網際網路平臺企業不僅在需求側積累的海量顧客和消費場景，在供給側也逐漸覆蓋了廣泛的生產企業與生產場景，多平臺發放可以形成競爭和互補效應，觸達更多的居民和覆蓋更廣泛的商戶。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進一步引進多平臺平行發放，強化平臺之間的公平競爭機制。
（3）保持對核銷率等指標的實時監測，在消費券的發放額在不同平臺間進行動態調整。可以重點借鑑武漢模式，政府通過分批次的方式在微信支付、支付寶和美團支付三家平臺發放總計5億的消費券，面值從10元至80元不等。第一批先拿出將近一半金額發放，在三家平臺均分，核銷情況良好的平臺後續將可以獲得更大比例的金額。網際網路企業在刺激消費方面具有比傳統企業更強的優勢，正如微信支付政府合作中心總經理辛建華所言，通過微信支付實現消費券自動核銷，藉助微信支付在餐飲、零售、娛樂、出行、政務民生等行業的海量商家資源，可以切實保證消費復甦方案的廣泛影響力和強大普惠效應。
第五，進一步建立長效機制，促進傳統行業數位化轉型
（1）深入研究建立數字消費券發放與管理的長效機制。在國際上，起源於美國1929年大蕭條時期食品券計劃的「補充營養協助計劃」（SNAP）已經成為美國應對經濟衰退和蕭條的自動穩定器，具有顯著的逆周期調節作用，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經濟衰退的加劇，符合食品券或消費券申領條件並進行申請的人數逐漸增加，促進消費支出與經濟產出的增長，使逆周期政策調控力度逐漸增強，防止經濟進一步走向蕭條；在經濟逐漸復甦後，符合食品券或消費券申領條件並進行申請的人數逐漸增加，消費券政策逐漸退出，避免因需求暴漲刺激經濟過熱。當前，數位技術的發展有效地提高了消費券發放、使用、核銷、回收與管理的技術效率，使其更具有技術可行性。我國可以借鑑這種SNAP模式，通過發放數字消費券，建立應對經濟衰退和蕭條的自動穩定機制。
（2）以消費券為契機促進傳統行業數位化轉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通過消費券的發放和使用，平臺能夠更好地培育居民的數位化消費習慣，並留存在公眾號和小程序中，從而助力傳統商家的數位化轉型。正是基於這一考慮，2020年5月13日騰訊宣布啟動「數字方舟」計劃，從降低成本、引流拓客、設立專項基金、技術開源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業轉型，面向中小微商家提供C2B的引流拓客服務和數位化工具，聯合300萬生態企業，免費為線下餐飲商戶提供小程序外賣與預點單業務系統和運營指導。這是騰訊積極響應國家發展改革委《數位化轉型夥伴行動倡議》的重要舉措。
（3）將消費券與精準扶貧進行有效結合。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也是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通過利用數位技術將消費券與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進行有效結合，一方面推動貧困地區的數位化轉型與普惠式發展，幫助貧困地區的農副產品提升銷量、擴大市場影響力；另一方面通過發放消費券，提高貧困人口的消費水平與獲得感。
注釋：
[1]感謝南京財經大學江蘇產業發展研究院講師胡俊博士在數據分析方面給予的友情支持。
[2]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Slow Growth, Policy Challenges, 2020-01-12,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3]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Prospects 2020，2020-1-16，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2020_FullReport.pdf.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Real GDP growth,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OEMDC/ADVEC/WEOWORLD
[5] 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CPB World Trade Monitor February 2020, https://www.cpb.nl/en/worldtrademonitor
[6]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本部分的其他數據如無特別說明，均來自國家統計局
[7]數據來自新浪財經
[8]張瑩，趙建：《消費券計劃的經濟效應分析：一個跨期消費模型》，《統計與決策》2011年第8期，第101-105頁。
[9]楊繼瑞：《擴大消費與內需的理論選擇——兼論發放購物券刺激消費的局限性》，《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5期，第44-47頁。
[10]葉建華：《消費券發放的經濟效應分析》，《上海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第99-102頁。
[11]蔣奕，鄭筱婷：《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效果如何？——來自各國的經驗》，《經濟資料譯叢》2016年第4期，第8-12頁。
[12]張旭昆，姚蕾：《消費券經濟效應分析》，《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第23卷第5期，第97-100頁。
[13]張瑩，趙建：《消費券計劃的經濟效應分析：一個跨期消費模型》，《統計與決策》2011年第8期，第101-105頁。
[14]蔣奕，鄭筱婷：《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效果如何？——來自各國的經驗》，《經濟資料譯叢》2016年第4期，第8-12頁。
[15]羅凱，王弟海：《金融危機下中國消費券政策效果評估——基於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第46-51頁。
[16] Hsien，C．，Shimizutani，S．，and Hori，M．（2010），「Did Japan’s Shopping Coupon Program Increase Spend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No.94，pp.523-329．
[17] Kamhon Kan, Shin-Kun Peng, and Ping Wang，（2017），「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onsumers』 Reaction to Shopping Voucher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Vol.9，No.1，pp.137-153.
[18]史文君：《消費券「乘數效應」與「擠出效應」探究——以杭州市旅遊消費券運行績效為例》，《理論觀察》2010年第3期，第142-143頁。
[19]張旭昆，姚蕾：《消費券經濟效應分析》，《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第23卷第5期，第97-100頁。
[20]蒙代爾：《呼籲中美兩國發放購物券應對危機》，人民網，2008-12-14，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8/8515083.html。
[21]商務部：《全國28省份已發放消費券190多億元》，中國網，2020-5-8，
[22]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消費券的中國實踐：我國消費券發放的現狀、效果和展望研究》，2020年5月15日。
[23]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等：《疫情之下的消費重啟：中國城市數字消費券的應用與效果研究》，2020年4月27日。
[24]下沉市場是指三線以下城市、縣鎮與農村地區的市場，因其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從而能夠獲取更大的邊際消費傾向和乘數效應。
[25]汪俠，甄峰，吳小根：《旅遊消費券效用差異及其成因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12年第8期，第123-129頁。
[26]財政部國庫司：《2020年一季度財政收支情況》，2020-4-20，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004/t20200420_3501077.htm。
[27]作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9）》數據計算得到。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19）》，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年，第171頁。
[28]茅銳，徐建煒：《人口轉型、消費結構差異和產業發展》，《人口研究》2014年第38卷第3期，第89-103頁。
[29]王詩雨，倪敏：《基於人口年齡分布的消費結構調查與分析》，《合作經濟與科技》2019年第6期，第132-135頁。
[30]葉建華：《消費券發放的經濟效應分析》，《上海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第99-102頁。
[31]汪俠，甄峰，吳小根：《旅遊消費券效用差異及其成因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12年第8期，第123-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