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生前信仰佛教，死後多投身佛寺。因而與寺廟內之僧人關係密切。而宦官與僧官的關係是相互的，一方面宦官為僧人謀取利益。另一方面僧人也為宦官服務。
宦官為僧人謀取利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為修繕寺廟。宦官與僧官關係好而修建寺廟。蘇杭織造太監孫隆，「偶與師（性蓮大師）語，笑謔投機，竟忘貴倨，每稱蓮，禪六宗洞達人也，因許新寺。」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夏時為其弟翊教禪師修的成壽寺。二為宦官利用自己權勢幫助僧人獲得皇家賞賜。宦官利用自己的恩寵身份，為寺廟僧人寺爭取來了皇家恩賜的寶物。萬曆十七年（1589）皇太后恩賜靈隱寺、淨慈寺的觀音大士像。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萬曆皇帝御賜淨慈寺新印《大藏經》。成化十年（1474 年）三月，大應法王札實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葬之」，「中官遂請造寺建塔」。
僧人依靠宦官獲得賞賜，榮升僧官，因而很多僧侶不惜投入宦官門下成為宦官的門僧。司禮監太監溫祥「又乞升僧人宗永為僧錄司左覺義，僉書管事，兼本寺住持，領眾焚修，為國祝延，以圖報稱。」正統年間，龔然勝「為僧附太監王振，得為右覺義」。因此很多人出家為僧，而且拜入宦官門下，成為其門僧以求升達。「一時淄流率賂近幸，號稱門僧。自是傳升、乞升充滿官署，至不能容雲」。正統元年（1436）都知監太監洪保請度家人為僧，許之，凡度僧二十四人。王世貞記載，「科道會僧錄司右覺義然勝、道錄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撫周銓等賄囑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巨富。」
而佛寺中僧人對宦官的義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是祭祀。「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眾，其墳必僧寺也。」宦官建寺「顯為邀福於佛，陰令其徒守冢域」。其守冢之人多是僧人。「遊京師之外，而環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闊壯麗奇偉，不可勝計。詢之，皆閹人之葬地也。閹人既卜葬於此，及更創立大寺於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為其守冢之人。」正德二年（1507）五月癸卯條載：「升僧錄司閒住右覺義性道為右講經，僉書管事，兼智化寺住持。寺乃故太監王振所建，天順初賜振碑文，立旌忠祠於寺中，以僧官主之，至性道三傳矣。時劉瑾方欲踵振所為，故從性道乞而升之。」可見，宦官王振所建智化寺一直由僧官主持祭祀，而且延續香火，三傳至僧性道。後宦官劉瑾欲效法王振所為，乞升性道之職。宦官香火由寺廟為其延續，僧人為其守冢，並有同派宦官為其庇護。
然而守冢之僧人境遇卻不同。餘有丁遊西山寺偶遇為鮑忠守墳之僧，問起何業。守墳之僧答曰：「有田四十四傾，屬收入日一供庸調，一供鮑氏香火。」這是為鮑忠守墳寺之僧，甚富有。「餘觀二三豎冢塋何盛也。內有欀外為徼，道周垣數裡計其生時所賞賜及賂遺訾當必鉅萬以十數，然猶有莫勝於鮑氏。豈彼一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焉耶？亦其時使然耳。」然對比西山上另一荒蕪的寺廟的僧人情況如下。「僧因自言貧甚，故有田為都尉所攘復入更傜，殊不聊生用。是故佛栱傾仄不能繕完，凡寺屬中貴為守冢者則富，否則貧。」
僧人為宦官服務的第二點是宦官通過僧人與外廷士大夫交結，以達到其政治目的。「京師巨剎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為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當道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為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依次。」可見宦官修沐於寺廟，預結交權宦的大臣們通過僧官為之關節。因而當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其實質的目的是為了交結宦官，而交結宦官不是實質目的，而只是表象，目的在於藉助宦官的權勢謀取政治利益。另外宦官通過僧人出面進行一些義舉。「萬曆十六年（1588），杭州大荒，米價湧貴，樹無完膚，殍死者以澤量矣。內監孫公隆捐鍰貿粟賑之，乃命淨慈寺住持，及好善而有力者數十人，就寺炊香積大釜，作粥，夜貯大甕中。明旦，饑民麇至，由左翼門入，環列兩墀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畢，以此由右翼門出。日施粥米可十石。始六月，訖八月，饑民半藉以存活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