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傅《杜律集解》考論
汪欣欣
汪欣欣，華南師範大學博士後、特聘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杜詩研究。
摘要：邵傅的《杜律集解》是一部重要的杜甫律詩集評本，由《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兩部份組成。其中，前者以趙汸《杜律五言趙注》為底本，以單復《杜律單注》為補充；後者則以趙大綱《杜律測旨》為底本，兼採舊題虞集《杜律虞注》之評語。《杜律集解》主要採用熔裁式的集評方式，典型體現了明代杜詩集評本的詮釋方法與特點，因此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此書在日本流傳甚廣，表明了日本學界對杜詩的接受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受容。
關鍵詞：《杜律集解》；底本；和刻本；杜詩接受
明人邵傅的《杜律集解》是一部獨特的杜甫律詩集評本，由《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組成。邵傅「集」諸家評點，刪汰蕪雜，展現了集評家總輯辭藻的能力和眼光；而其「解」則進一步明確表現他對詩歌文本及前人評點的思考和衡鑑。更為重要的是，其所集評點多出自元明杜律選評本，此與元明杜律選評的興起與發展有著相呼應的聯繫，所以這一集評本充分地展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此書雖在國內流傳不廣，然日本卻一再翻刻，和刻本達二十餘種，直接導致了江戶時代杜詩閱讀的盛行，促使杜甫「一躍為這一時期的一個文化偶像，終於在日本知識階層中得到了一定的地位」[①]，推動了杜詩及杜甫在東亞的接受。因此，無論在杜詩批評史上，還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杜律集解》都自有其獨特的地位與價值。
關於此書，清人仇兆鰲《杜詩詳註》有所提及，今人葉嘉瑩《秋興八首集說》亦有所引。當今學界雖有關注[②]，然尚有一些問題未得到解決：如邵傅其人的活動時間，《杜律集解》的初刻時間、所用底本、所輯諸家，以及此書的日本和刻本情況等，皆需考辨梳理。現就以上幾個問題進行仔細辨析，同時略論其集評特點；並結合此書的域外傳播情況，重新定位其歷史文化價值。
一、邵傅及《杜律集解》
邵傅，字夢弼，閩縣（今屬福建）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其為明「隆慶貢士，王府教授」[③]。周採泉《杜集書錄》延黃氏之說[④]，而張忠綱《杜集敘錄》則謂「《（乾隆）福州府志》雲其為崇禎間貢生，王府教授」[⑤]。
明人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云：「餘社友博士邵君夢弼，乃翁符臺卿鰲峰公。」[⑥]《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又云：「博士君曰：吾於七言律也，……自青衿至皓首。」[⑦]兩序分別作於萬曆十五年（1587）和萬曆十六年（1588），而此時邵傅已有「皓首」之嘆，則其當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乾隆）福建通志》「林世璧」條云：「閩縣邵傅、福清王廷欽皆豪於文，能詩，與世璧齊名。」[⑧]林世璧乃嘉靖中諸生，可見邵傅主要活動於嘉靖年間，且名於當時。著有《青門集》《樸巔集》《杜律集解》。邵傅去世後，明代閩地著名藏書家徐熥有《哭邵夢弼廣文》《小苕溪懷邵夢弼》等詩[⑨]，表達深切懷思。
《杜律集解》，《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詩書目》、葉綺蓮《杜工部集關係書存佚考》、周採泉《杜集書錄》、鄭慶篤《杜集書目提要》、張忠綱《杜集敘錄》等著錄，皆作「杜律集解，六卷」。
今有日本公文館藏本，作《杜律集解》，六卷，為五、七律合刻本。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半葉8行，行17字。五律卷前有萬曆十六年（1588）陳學樂《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五言目錄》；七律卷前有萬曆十五年（1587）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七言目錄》、萬曆十五年（1587）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集解〉凡例》七條。又有福建省圖書館藏本，作《杜律七言集解》，二卷，二冊，為七律單刻本。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半葉8行，行17字。卷前序跋依次是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七言目錄》、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集解〉凡例》七條。此外，《杜律集解》另有多種日本和刻本，因版本較多，後文單獨梳理。
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云：「愚自草角逮今皓首，沈玩既久，錄其解與杜合者，匯集成帙，間一、二管見，隨竊參附，未嘗敢語人。近社友陳以成談及杜解，諸賢異同，莫之權定。因出此卷就正，乃以成極意尚論，謬諒愚衷，且以授梓，遂述數語於卷端。……萬曆丁亥（1587）冬十月朔閩三山邵傅書。」[⑩]可知，邵氏於萬曆十五年（1587）冬十月完成《杜律七言集解》，「授梓」於友人陳學樂，並書此序。這點也在陳學樂的《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中得到證明，「餘閱之，嘆其善發杜老之蘊，而信其為可傳也，乃論之梓行。業詩者爭憑之作蹊徑，以入杜氏門牆」[11]。是書梓行後，備受學子歡迎。陳氏考慮五律「獨闕」，「昔之評少陵氏作者曰：七律聖矣，五律神焉。非聖無以入神，此君之所以先注七言律也。然非神何以盡聖，五言律注可獨闕與」[12]，因此託請邵傅再釋「五言律」。邵氏遂「杜門掃軌，幾八月而稿就」[13]，書成之後，亦授陳氏「俾訂之」。陳學樂的《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作於「萬曆戊子（1588）歲夏」，則《杜律七言集解》單行本應刻於八個月之前，即萬曆十五年（1587）十一月左右；而《杜律集解》（即《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合刻本）則刻於萬曆十六年（1588）。由此可以推測，福建省圖書館藏本或即是萬曆十五年（1587）單刻本，二卷；而日本公文館藏本應為萬曆十六年（1588）合刻本，六卷。
另外，需要注意此書的「凡例」。邵傅《〈集解〉凡例》曾謂「杜七言律實多，今《集解》不盡」[14]，並稱其所取有「千家注、虞注（即舊題虞集《杜律虞注》）、單注（即單復《杜律單注》）、默翁注（即俞浙《杜詩舉偶》），近張羅峰（即張孚敬《杜律訓解》）並趙濱州注（即趙大綱《杜律測旨》）」[15]。以上多為杜甫七律選評本，則《凡例》應是邵氏完成《杜律七言集解》後所書。故此，萬曆十五年（1587）單刻本卷前附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及《集解凡例》，而萬曆十六年（1588）合刻本卷前補錄了陳學樂的《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16]
二、《杜律集解》之底本及所集諸家考
《杜律集解》收杜甫律詩526首，其中，《杜律五言集解》收詩388首[17]，分四卷，卷一88首，卷二98首，卷三102首，卷四100首；《杜律七言集解》收詩136首，分上、下兩卷，上卷72首，下卷64首。在編排體例上，此書「詩自隨其歷履編次，不分門類」[18]。在評點方式上，則主要採用夾行評點（部分詩歌於篇末附總評）。至於其評語，邵傅云：「愚惟緝千狐之腋，稽於卻寒；錯九鼎之羞，嗑於適口；約百家之注，訂於逆志。」[19]復云：「愚《集解》或以句取，或以意會，或錄全文，或錯綜互發，或繁簡損益，不能盡同。」[20]則此書為邵氏「採諸名家之瓊藻」而成，是名副其實的集評本。然邵傅融會各家評語於一體，即除「公自注」外，僅少部分標示前人姓名，大部分糅合引用，不標出處。葉嘉瑩謂其「剪裁頗簡當，惜多不註明出處」[21]。這就妨礙了後人對本書具體內容的認識，以下對《杜律集解》所引諸家逐一考辨，並略為說明其引用特點。
（一）《杜律集解》所用底本考
《杜律集解》雖為集評本，但比對評點可知，此書實際選用了2家評點本為底本，纂集而成。其中，《杜律五言集解》部份，以趙汸《杜律五言趙注》為底本，以單復《杜律單注》為補充；而《杜律七言集解》部份，則以趙大綱《杜律測旨》為底本，兼採舊題虞集《杜律虞注》評語。需要說明的是，因《杜律七言集解》先行完成，《杜律五言集解》繼之，二者在集解體例上關係緊密。故雖現存《杜律集解》在編排上基本皆先列《杜律五言集解》，後列《杜律七言集解》，然為方便考其脈絡，以下先就《杜律七言集解》略作考述，再行分析《杜律五言集解》。
1.《杜律七言集解》之底本
《〈集解〉凡例》稱：「羅峰（張孚敬）統合諸家，考證詳實而注義略陳。濱州（趙大綱）演會羅峰，章旨亦稍更易。愚出入濱州注尤多。」[22]「濱州」即趙大綱（？-1572後），字萬舉，濱州人，著有《杜律測旨》。是書收杜甫七律150首，夾行批點。由《凡例》可知，邵傅頗多採輯趙大綱本，基本逕自輯錄，不標姓氏。以《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詩為例：
趙大綱本：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嘗稱老畫師。萬裡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此言其遠謫司戶參軍，已自可傷，且將老死復平之世，尤為可悲）。蒼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惟其嚴譴，故倉惶就道。公又以出餞之遲，不及相遇，此即所謂闕為面別者）。便於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此言倘若生而得見，良足自慰。縱使生不得見，死亦相從，盡此交期也。然則情之見於詩者，切矣）。
邵傅本：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嘗稱老畫師。萬裡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去聲，即仲字，言已興而復興也）興時（遠謫已可傷，且垂老死於復平之世，尤可傷也）。蒼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嚴譴，故倉惶就道。公又出餞之遲，不及相遇，即題闕面別）。便於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結言若生得再見，幸也。縱不得見，死亦相從，盡此交期。題謂情見於詩，情何切哉）。
此詩評語全部來自趙大綱本。邵傅剪除了原評中的「此言」、「惟其」、「然則」等口頭性語言，改「此即」為「即」、「縱使」為「縱」，使詞語更為簡潔精煉；且變「情之見於詩者，切矣」為「情見於詩，情何切哉」，雅化評點語言。其他如《黃草》《登樓》《臘日》等詩，評語的剪裁情況亦相類似。由此可知，邵傅確實選用了趙大綱本為《杜律七言集解》之底本。
除趙大綱本外，邵傅也熔裁《杜律虞注》中的評語，不過，所佔比重相對較少。如《宿府》，邵傅集評：
清秋幕府（參謀府事）井梧寒，獨宿江城（幕府在蜀郡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心口獨念，故曰自語。極不可憑。虞注），中天月色好誰看（嚴表公為參謀，而非其志，因宿幕府發之。自語，無人共語也。梧寒，秋暮矣。炬殘，夜闌矣。聞角聲之悲，而惟自語。對月之好誰，誰與同看？蓋憂思方集，無可為樂也）。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獨行不正貌，謂亂離）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所以不樂者，兵戈侵尋而鄉書斷絕，道路阻梗而故鄉難歸。自華州棄官，獨行十年，忍自茹苦，乃強就幕府一官，如鷦鷯聊安一枝，誰能久鬱郁乎）。
此詩前兩聯所輯評語基本全部來自趙大綱；後兩聯評語中，「所以不樂者」一段出自趙大綱本，「自華州棄官」一段則採自虞集本。再如《臘日》一詩之評語，「凍全消」一段出自趙大綱本，而「萱草本不畏霜雪」之後則來自虞集本。可見，邵傅多將虞集本評語與趙大綱評點錯雜集錄。
綜上，《杜律七言集解》主要選取趙大綱本作為底本，同時兼採虞集本評語。邵氏極為推崇趙大綱評點，不僅「出入濱州注尤多」，且在評點伊始，就採用了與趙氏評本一致的夾評模式。而虞集本雖盛行當時，然是書為尾評，或許考慮到操作不便，邵氏僅採集其部分評語。
2.《杜律五言集解》之底本
至於《杜律五言集解》部分，則以趙汸《杜律五言趙注》為底本，所闕者以單復《杜律單注》為補充。趙汸（1319-1369），字子常，號東山，元休寧人，著有《杜律五言趙注》。是書收杜甫五言律詩261首，分16類，評點方式以夾評為主，輔以尾評。《杜律五言集解》的集評內容多採自趙汸本，如《春日懷李白》詩：
趙汸本：白也是無敵，飄然思不群（言其詩之無敵，由思之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言其詩兼庾、鮑之長，可見真箇無敵）。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此言彼我所寓所見。寫相望之情，不明言懷而懷在其中矣）。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此言欲見而未有期。曰重，則舊嘗論此事矣）。
邵傅本：白也是無敵，飄然思不群（詩由思構，思不群，故詩無敵）。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言白詩兼庾、鮑之長，見其無敵）。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二句寫所寓相望之景）。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相思而不相見，故嘆何時重與。曰重，則嘗論矣）。
邵傅本所集評語與趙汸本基本相同，只不過稍作剪裁，並略微調整。如增加「詩由思構」、「相思而不相見」，裁去「此言彼我所寓所見」、「真箇」、「則」等，變「其」為「白」、「可見」為「見」、「其詩之無敵，由思之不群」為「思不群，故詩無敵」等，使評語簡潔暢達。其他如《畫鷹》《房兵曹胡馬》《春望》等詩，評語剪裁情況也多類此。
不過，誠如上文所言，趙汸本僅選杜甫五律261首，其中尚有28首白文無評，而邵傅本選評杜甫五律388首，比趙汸本多出一百餘首。因此，凡趙汸未選、未評者，邵傅均以單復《杜律單注》為補充。單復，字陽元，剡源人，著有《讀杜詩愚得》十八卷。是書收杜詩1454首，評點方式採用尾評，一般先引舊注，次訓釋詞語、典故，次分段串講詩意，未標賦、比、興。嘉靖九年（1530），陳明採《讀杜詩愚得》中的726首五、七言律詩及評語而成《杜律單注》，其中，五律587首。《杜律五言集解》中所標「單注」基本來自《杜律單注》。不過，邵氏鮮少輯錄單複本中的前人舊注，而多輯錄單氏自評；且基本逕自輯錄，置於詩後，而不將評語分置句下。如《螢火》詩,趙汸雖然收錄此詩，然不作點評，邵傅即以單氏評本為補充。
單複本：○言螢火幸託腐草以生，不敢近太陽而飛，隨風帶雨，故未足以臨書卷，有時能點客衣爾。苟十月霜雪，則亦不知所歸矣。夫螢，陰物也。公託之以比小人能眩昏暗之主，不敢近聖明之君爾。因即□徐闢求，見孟耳之因因，猶託也。
邵傅本：幸因腐草出，敢（不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用囊螢故典而翻案出），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螢火幸託腐草以生，其飛不敢近乎太陽，但隨風帶雨，然且微細，故未足以臨書卷，間時亦能點客衣爾。苟十月霜重飄零，亦知何處歸乎？此詩曲盡小人態，為小人者，可尋所歸矣）。
單複本為末尾總評，邵傅也以總評方式輯錄之，僅個別字詞有所變動。
當然，《杜律五言集解》中還有部分詩歌的評語兼採趙汸本和單複本。其中，詩歌正文的隨文釋義部分依然以趙汸評語為主，末尾總評則輯錄單複評語。如《登兗州城樓》評語，其圈前的夾行評語基本源自趙汸本，邵氏僅增加了部分名物典故的釋義，如「兗州，魯所都」、「海岱，東海泰山也」；或調整個別字詞，如將趙汸本的「此聯容潤，俯仰千裡」、「此聯微婉，上下千年」改為「此聯上下千裡，語意宏潤」、「上下千年，語意微婉」；而圈後總結性評語「詩敘事起，其言意總在第二句。言初縱目，遠則雲連海岱，野入青徐；近則孤嶂秦碑，荒城魯殿。而我臨眺躊躇不能去，平生懷古之意，何其多乎。古今興喪，天地蜉蝣，達人大觀，能無一慨」一段則是自單復「此詩敘事起，而大意在第二句。言縱目之初，遠則雲連海岱，野入青徐；近則孤嶂秦碑，荒城魯殿。而以古意臨眺結之，其所感者深矣」剪裁、修訂而來。
需要注意的是，除以上逕自輯錄、不標姓名的情況外，《杜律五言集解》尚有多處明確標示趙、單二人姓名，表明此條評語是趙汸或單復之語。其中，大部分直接以「趙注」、「俱出趙注」或「單注」、「單陽元雲」、「單古剡」等標註，如《陪王侍御宴通泉山野亭》詩：「結以曠達自釋，蓋羈旅之極感也。俱出趙注。」[23]《歸雁》詩：「單註：『歸雁知時不忘，故主是以秋歸而春來，倘舊巢未毀，會飛繞而傍主人矣。比君子知時念主也。』」[24]少數針對二人評點進行「隨竊參附」式的補充點評，如《白帝城最高樓》詩：「單云：『此嘆公孫恃險，僣偽且警當世之不臣者。』愚謂：嘆世者非一端，時衰世亂，內強藩，外橫虜，充塞宇宙。極目四方，俱有可痛哭流涕者，故因登最高樓發之。」[25]進一步解釋了時事背景和杜甫創作此時的緣由。或者將二人評點進行比對、品評，如《西郊》詩：「單云：『出碧雞坊』則柳細梅香，可愛。『向草堂』則齊書減藥，可樂。殊不知出坊一句只是提起作話頭，乃分扯在詩內。』甚是破碎，不如趙注渾融。」[26]
綜上，邵傅以趙汸本為主要集錄對象，一方面是因為此前僅有《杜律五言趙注》專門選評杜甫五律[27]；另一方面或許是考慮到已刊刻流布的《杜律七言集解》已採用夾行集錄諸家評語的方式，為保持《杜律集解》一書體例上的統一，邵氏遂於《杜律五言集解》中採取同樣的集解模式，而以夾評為主的趙汸本顯然在操作層面比較符合這一集評要求。不過，趙汸本所評詩歌數量不多，故邵傅又選單複本為補充。
（二）《杜律集解》所集其他諸家考
除去以上所佔比重較大的4家評點外，《杜律集解》尚輯有「千家注」、「須溪（劉辰翁）」、「默翁（俞浙）」、「張羅峰（張孚敬）」4家評點。它們在《杜律集解》中出現的次數較少，但基本明確標註姓名。其中「千家注」所佔比例較大。在傳世的宋代杜詩注本中，「千家注」系列的杜集有黃鶴的《黃氏補千家注杜工部詩史》、《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和高楚芳輯錄劉辰翁評點而成的《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集》3種，《杜律集解》所採評語即出自《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集》。邵傅多將「千家注」置於句下，以釋古今傳志、名物地理等，但又不完全照抄「千家注」內容，而是在引用之後略作評點。如《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句下云：「千家注謂：『幕上為燕形，以系餚，猶檣鳥之類。河魚乃水面之塵，結成者如釜生魚也。』恐未然。」[28]邵氏雖對「千家注」提出疑問，然未作考證解釋。原因在於：一是避免行文落於繁雜，「若一一舉之，不惟難偏且紛。詩義博雅，君子當自類推」[29]；二是「刪百家之言而闡意彰志」[30]，因此，《杜律集解》在名物考釋上僅略略提及，不做細究。
「須溪」即劉辰翁（1232-1297），字會孟，號須溪。劉辰翁是南宋末年評點大家，其「首倡杜詩鑑賞」[31]，開啟了杜詩評點之先河。辰翁批語基本保存在《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中，不過，《杜律集解》所輯「須溪」批語並非直接來源於《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而是從趙汸本中輯錄而來。《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八首》其五評語中即有「趙注引劉雲」之語，且邵傅僅於《杜律五言集解》中集錄劉辰翁之語，故此可知「須溪」之評應是邵傅在輯錄趙汸評點時，一併轉輯錄而來。《杜律集解》明確標引的「須溪」評語計有8條（《天末懷李白》《送元二適江左》《對雨》《收京》《玉臺觀》《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其五）及《漫成》（其一），多以「劉雲」、「須溪雲」標之。
「默翁」即俞浙，字秀淵，號默翁，著有《杜詩舉隅》十卷。《杜詩舉隅》已佚，僅存宋濂所著《〈杜詩舉隅〉序》一篇[32]。《杜律集解》輯錄俞浙2條評語（《寄常徵君》《雨不絕》），而這2條俱見單復《杜律單注》。由此推測，邵傅所輯俞浙評語應來自單複本。不過，除《寄常徵君》一詩直接徵引，不作評點外，《雨不絕》所引評語略有點評，其云：「默翁曰：『此詠物一體也，首以本體言，次以物理言，又次以神異言，末以人事言。詩之佳處，在言用不言體，故此詩次聯以下皆言用也。』愚謂此評備錄，可謂詠物一助，然亦不可拘拘也。」[33]邵傅一方面贊俞浙對詠物詩章法結構的恰切分析，認為其論可為詠物詩創作或欣賞提供指導；另一方面則認為，作詩或論詩亦不必拘于格式套數。因為在他看來，杜律「句中藏字，字中藏意。翻騰典故，變化融液」[34]，故既要沉玩其「矩度精嚴」，又應保有「躍然詩意」。
「張羅峰」即張孚敬（1475-1539），原名璁，字秉用，號羅峰，著有《杜律訓解》。此書今未見，惟張氏《〈杜律訓解〉序》《再識》及《進〈杜律訓解〉疏》存於《太師張文忠公集》中；而其部分評點則為張綖《杜律本義》（1條）、顏廷榘《杜律意箋》（14條）、邵傅《杜律集解》（3條）、仇兆鰲《杜詩詳註》（3條）所引。邵傅明確徵引其評語3次（《送路六侍御入朝》《陪李十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愁》），均直接輯錄，不做點評。邵傅《〈集解〉凡例》云：「杜詩有千家注、……近張羅峰並趙濱州注，及各詩話不一」，又云：「羅峰統合諸家，考證詳實而注義略陳。」[35]可知《杜律訓解》在明代當有刻本，而邵傅所輯錄的評語，保存了散佚評本的珍貴片斷。
三、《杜律集解》之和刻本及其文化價值
《杜律集解》一書在國內鮮少刊刻，然其傳入日本後即風行當時，「一再翻刻」[36]。關於這些和刻本，學界有所關注，並進行了著錄[37]。不過，諸家著錄較為簡略，版本信息尚不全面，且館藏情況也不明確；此外，今日本各圖書館尚藏有多種其他版本，惜學界還未關注。以下就和刻本相關問題進行詳細考察。
（一）《杜律集解》傳入日本考
靜永健、陳翀《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著錄《杜律集解》和刻本12種，其中，最早的版本是寬永二十年（1643）風月宗智刻本，為五、七律合刻。此書今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38]、大阪大學圖書館、九州大學圖書館、東北大學圖書館、靜岡大學圖書館、關西大學圖書館。上文已經考察，《杜律七言集解》單行本刻於萬曆十五年（1587）十一月左右；而《杜律集解》合刻本則刻於萬曆十六年（1588）「夏季閏月」，則此書傳入日本可能在桃山時代（1585-1603）或江戶時代（1603-1868）前期。考慮到桃山時代日本戰亂尚未真正平息，且《杜律集解》剛剛成書，即刻流傳至域外的可能性不高，則此書很大可能是在江戶時代前期輸入。也就是說，在陳學樂刻成《杜律集解》僅僅半個世紀，此書就已經傳到了日本。
至於其流傳路線，則可能是直接從福建傳至日本長崎，然後流布京都。邵傅、陳學樂均為三山（今屬福建）人，《杜律集解》亦是一部閩刻杜集。此書未見明代治杜者或藏書家提及，仇兆鰲在《杜詩詳註》中僅言「閩人邵傅之《五律集解》」[39]，而正文未引，周採泉據此推斷仇氏可能「僅知其書而未見」，且「國人鮮有知者」[40]。因此，雖然陳學樂稱此書刻成之後備受歡迎，「業詩者爭憑之作蹊徑」，然其在國內的流傳可能僅限於閩地。而江戶時代前期日本輸入的漢籍與福建是密切相關的。日本學者大庭修在《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考察「唐船持渡書」的出版地時，提及西川如見的《增補華夷通商考》一書，稱此書所列舉中華十五省土產中，「提到書籍的有南京的應天府和福建省的福州府」；大庭修亦自云：「元祿初年之前，來日唐船以包括福州船在內的福建船居多。」[41]而「在整個江戶時代，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僅限於長崎一港」[42]。雖然無法從文獻上查證邵傅《杜律集解》傳入日本的具體過程和細節，不過根據這些有限的信息亦可以推測，此書極有可能是在江戶時代前期直接從福建輸入日本長崎，而後在京都刊刻。
（二）《杜律集解》和刻本流傳考
《杜律集解》自寬永二十年（1643）被京都書肆風月宗智加上訓讀符號出版後，至元祿十年（1697）的半個世紀中，大約出現了20餘種和刻本。可以說，此書是當時日本的一大「暢銷書」[43]，促使杜詩「風靡整個江戶」[44]。以下網羅遺獻，聞見畢錄，裒輯此書和刻本，並略為說明其流傳情況。
1.萬治刻本
萬治年間和刻本計有4種，其中，萬治二年（1659）有田中莊兵衛刻本、京都丸屋莊三郎刻本和前川茂右衛門刻本3種，萬治三年（1660）有江戶刻本1種。
（1）萬治二年（1659）刻本
萬治二年（1659）京都田中莊兵衛刻本，為《杜律五言集解》四卷，《杜律七言集解》二卷，共六卷。花口，雙魚尾，四周雙邊，無界。版心刻「杜詩」。刊記「萬治二亥□□八月日田中莊兵衛板」。今藏立命館大學圖書館。此外，還有萬治二年（1659）京都丸屋莊三郎刻本，書名作《杜律集解》，六卷。今藏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二松學社大學圖書館。萬治二年（1659）京都前川茂右衛門刻本，書名作《杜律集解》。今藏九州大學圖書館。
（2）萬治三年（1660）刻本
書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無界，半頁8行，行17字。五律卷前首載陳學樂《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次《杜律五言目錄》；七律卷前首載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次《杜律七言目錄》，次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次《集解凡例》，卷後附方起莘「跋」，末有「萬治庚子（1660）」字樣。今藏日本公文館。
（萬治三年（1660）刻本）
2.寬文刻本
寬文年間的和刻本現有6種，大約分布在寬文四年（1664）至寬文五年（1665）、寬文十年（1670）至寬文十三年（1672）兩個階段。
（1）寬文四年（1664）-五年（1665）中野道也刻本
書名作《杜律大全》，十二卷。其中，《杜律五言集解大全》八卷，《杜律七言集解大全》四卷。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無界，半頁9行，行20字。五律卷前有陳學樂《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五言目錄》。刊記「寬文五年（1665）乙巳林鐘吉祥日書林堂中野氏道也新刊」。七律卷前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集解凡例》、《杜律七言目錄》，卷後附方起莘「跋」。刊記「寬文四年（1664）甲辰林鐘吉祥日書林堂中野氏道也新刊」。
靜永健、陳翀《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著錄此版：「寬文五年（1665）書肆不明。書名《杜律集解大全》12卷。立命館大。」[45]然由其刊記推知，中野氏道也應於寬文四年（1664）先刻《杜律七言集解大全》，後於寬文五年（1665）再刻《杜律五言集解大全》，此版當著錄為：寬文四年（1664）-五年（1665）中野道也刻本。今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關西大學圖書館、立命館大學圖書館。
（2）寬文五年（1665）上村次郎右衛門刻本（小本）
今藏九州大學圖書館。
（3）寬文十年（1670）前川茂右衛門刻本（鰲頭注本）
書名作《杜律集解》，六卷。黑口，單魚尾，四周雙邊，無界，半頁9行，行16字。刊記「寬文拾年（1670）庚戌仲冬吉辰/洛陽書林/前川茂右衛門開板」。今藏京都大學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九州大學圖書館。
（寬文十年（1670）前川茂右衛門刻本[鰲頭注本]）
（4）寬文十年（1670）-寬文十一年（1671）丸屋莊三郎刻本（鰲頭注本）
書名作《杜律集解》六卷。今藏關西大學圖書館、東北大學圖書館。
（5）寬文十年（1670）-寬文十二年（1672）刻本
書名作《杜律集解》，宇都宮由的標註，六卷。黑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無界，半頁9行，行16字。五律卷末有寬文十二年（1672）壬子三月宇都宮由的之「跋」，七律卷末刊記「寬文拾年（1670）庚戌仲冬吉辰/洛陽書林/前川茂右衛門開板」。推測此版亦是先刻《杜律七言集解》，後刻《杜律五言集解》。今藏九州大學圖書館。
《杜律集解》有元祿九年（1696）神雒書肆美濃屋彥兵衛刻本，此版卷後附宇都宮由的「跋」，其云：「餘向命門人清水玄迪標題補註於《杜律集解》，行於世者二十餘季。殆歲月之久，則文字不能不漫滅。書林某欲重梓行，而就餘請校讎。餘見舊本，則非獨文字漫滅，引證解意謬誤者，間亦有之矣。……元祿乙亥二月癸丑宇都宮遯庵由的。」[46]宇都宮由的跋作於元祿八年（1695），而「舊本」行世已「二十餘季」，則此寬文十年（1670）-寬文十二年（1672）刻本可能就是清水玄迪的「補註」本。
（6）寬文十三年（1673）油屋市郎右衛門刻本
今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東北大學圖書館、關西大學圖書館、滋賀大學圖書館。
3.天和、貞亨刻本
這一階段的和刻本較少，天和年間僅有天和三年（1683）刻本1種，貞亨年間則有貞亨二年（1685）井上忠兵衛刻本和貞亨三年（1686）京都西村市郞右衛門西村半兵衛刻本2種。
（1）天和三年（1683）刻本（旁訓本）
此版為《杜律五言集解》四卷《七言集解》二卷。今藏宮城縣立圖書館、飯田市立中央日夏耿之助文庫、關西大學圖書館。1975年日本汲古書院據之影印，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詩集成》第2輯。
（2）貞亨二年（1685）井上忠兵衛刻本（新版改正本）
書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無界，半頁9行，行19字。封頁題「新版改正/杜律集解」。五律卷前有陳學樂《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五言目錄》；七律卷有前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集解凡例》、《杜律七言目錄》，卷後有卷方起莘「跋」及刊記「貞亨二乙丑年（1685）六月吉辰」。今藏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47]、臺灣「中央」圖書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九州大學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圖書館、名古屋大學圖書館、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1974年臺灣大通書局據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收入《杜詩叢刊》，然誤標為「元祿九年（1696）刊本」。
(貞亨二年（1685）井上忠兵衛刻本[新版改正本])
（3）貞亨三年（1686）京都西村市郞右衛門西村半兵衛刻本
書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雙魚尾，四周單邊，無界，半頁10行，行18字。卷末有「貞享第三龍集丙寅/春正月既望/京三條通/西村市郎右衛門/江戸神田新葦屋町/同半兵衛重刊」字樣。今藏國家圖書館、日本二松學社大學圖書館。
(貞亨三年[1686]京都西村市郞右衛門西村半兵衛刻本)
4.元祿刻本
元祿年間有4種和刻本，除元祿七年（1694）西村市郎右衛門刻本外，其他3種無論題名還是內容，皆有較大改動。
（1）元祿七年（1694）西村市郎右衛門刻本（音注本）
今藏廣島大學圖書館。
（2）元祿九年（1696）神雒書肆美濃屋彥兵衛刻本（鰲頭增廣）
書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無界，半頁9行，行20字。五律卷前載陳學樂《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五言集解目錄》。七律卷前載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註解〉序》、《集解凡例》、《杜工部年譜》。卷後有方起莘「跋」、元祿八年（1695）宇都宮由的「跋」。刊記「元祿九年（1696）龍集丙子季秋榖旦神雒書肆美濃屋彥兵衛繡梓」。今藏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48]、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49]、日本公文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大阪大學圖書館、關西大學圖書館。1975年日本汲古書院據關西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詩集成》第3輯。
由上文所引宇都宮由的「跋」文可知，清水玄迪於寬文年間「補註於《杜律集解》」，可能因此書十分暢銷，書林「欲重梓行」，託請宇都宮由的「校讎」。宇都宮感於「舊本」行世已久，「文字漫滅，引證解意謬誤」，於是「交取朱氏《輯注》、張氏《薈萃》、顧氏《批註》等之書，正《集解》之不正，精詩意之不精」[50]，故此版篇末、書眉附有其為補註邵氏《集解》而集錄的朱鶴齡《杜詩輯注》、張遠《杜詩薈萃》及顧宸《杜詩批註》等。
（元祿九年[1696]神雒書肆美濃屋彥兵衛刻本）
（3）元祿九年（1696）井筒屋六兵衛刻本
書名作《改正杜律集解》，六卷。單魚尾，四周單邊，半頁8行。刊記「元祿九丙午年（1696）林鐘日井筒屋六兵衛板」。今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名古屋大學圖書館、關西大學圖書館。
（4）元祿十年（1697）美濃屋喜兵衛風月莊左衛門刻本
書名作《杜律集解詳說》，十七卷。目錄一卷。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無界，半頁10行，行20字。卷首有《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詳說》、《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卷末有元祿十年（1697）宇都宮由的「跋」。刊記「華洛書林/美濃屋喜兵衛/風月莊左衛門」。今藏天理大學圖書館、關西大學圖書館、九州大學圖書館。
5.其他刻本
除以上諸本外，尚有3種和刻本未標明確切的刊刻時間。不過，據各圖書館著錄，其均為江戶時代刻本：（1）大阪大學圖書館藏本，著錄為「杜律集解，五言，四卷（存1卷）」。可知，此書為殘卷。（2）九州大學圖書館藏本，書名作《杜律集解》。四周單邊，無界，半頁9行，行16字。（3）大阪大學圖書館藏本，書名作《杜律集解詳說》，七言五卷，五言三卷。
綜上所述，《杜律集解》和刻本始於寬永年間，盛於萬治、寬文年間，並延續至貞亨、元祿年間。元祿末年，《杜律集解》的出版風潮才落下帷幕。此書在江戶時代的和刻本共計21種，可以看出其盛行當時。靜永健已指出，正是因為《杜律集解》各種覆刻本和增訂本的問世，才「直接導致杜詩大流行」，而杜甫也因此成為一個「文化偶像」，並在日本知識階層中得到了一定的地位。[51]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在部分當代學者眼中，《杜律集解》被斥為「僅僅是一部通俗讀物而已」[52]，且「無甚優異」[53]。然若將之置於十七世紀東亞文化嬗變的時代潮流中便會發現，在印刷技術革新，出版業發達，文化下移，「通俗詩學」盛行之時，這類「通俗讀物」恰恰承擔了文化普及和傳播的責任。《杜律集解》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流行與張性《杜律演義》（即舊題虞集《杜律虞注》）在明代的盛行一樣，二者都因為詮釋簡潔切當、詳明流暢而備受中下層知識分子或初學者歡迎，故刊刻成風。[54]而邵傅《杜律集解》又取材於諸家杜律評點本，在原本相對簡明的評點基礎上進一步熔裁，成為一部「剪裁頗簡當」[55]的杜律集評本；傳至日本後又被加上了和訓符號，無疑更迎合了江戶時代的漢籍市場，靜永健即稱其「趕上了十七世紀後期日本這一時期文化轉型的時代潮流」[56]。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通俗讀物」的一些杜詩評點本，在杜詩接受與傳播的歷史進程中亦有其獨特之貢獻。
四、餘論
綜上，《杜律集解》一書是由兩部書稿拼合而成，《杜律七言集解》部份以趙大綱《杜律測旨》為底本，以《杜律虞注》為補充，乃邵傅「自青衿至皓首，沈玩既久」而成；《杜律五言集解》部份以趙汸《杜律五言趙注》為底本，以單復《杜律單注》為補充，是邵氏晚年「杜門掃軌，幾八月而匯就」。一方面，「成書一慢一快，正可看出邵傅鑽研時日之久與功力之高」[57]；另一方面，正因用時不一，故兩部書稿的集解面貌略有差異，即《杜律七言集解》部分熔裁頗為精妙，而《杜律五言集解》部份則略顯草率。
邵傅自稱其著《杜律七言集解》乃「緝千狐之腋」、「錯九鼎之羞」、「約百家之注」[58]，此言雖有誇張之嫌，不過這部份集解確實較為細緻。譬如《暮歸》詩，邵氏雖直接輯錄虞本評語，不過他將虞本評語中的「闕舟楫」、「鶴棲」、「烏啼」、「月皎皎」、「搗練」等較為零碎的釋義剪輯出來，分置句下，而將主旨闡說集於詩後。可見邵傅在輯錄過程中，尤其在輯錄詮釋詩旨的評語時，十分注重行文之完整。又如《宿府》詩，趙大綱本評點道：「自語，言無對語者。井梧寒，則秋將暮矣。蠟炬殘，則夜將闌矣。斯時也。聞角聲之悲，而誰能聽之。」而邵傅修訂為：「自語，無人共語也。梧寒，秋暮矣。炬殘，夜闌矣。聞角聲之悲，而惟自語。」對比可知，邵傅所集更為簡潔明快。
至於《杜律五言集解》部份，則有的詩歌評語剪裁頗為高明精妙，有的則略顯隨意。如《登兗州城樓》評語，除輯錄趙汸、單複評語外，邵傅尚在單復所評「以古意臨眺結之，其所感者深矣」之後追加「古今興喪，天地蜉蝣，達人大觀，能無一慨」一段內容，旨在解釋單復「所感者」。其所增內容不僅具體而微，且所寓情感蒼涼豪宕，超然深沉，與詩歌意脈契合，頗能引人深思。而《螢火》一詩的評語則略顯隨意，邵氏變單複評語「不敢近太陽而飛」為「其飛不敢近乎太陽」，變「則亦不知所歸矣」為「亦知何處歸乎」，調整之後的文字不僅佶屈聱牙，且語意晦澀沉滯；至於最後所增「為小人者，可尋所歸矣」一句，更有些不知所云。
總體而言，《杜律集解》不僅薈萃諸家評點於一個文本中，提供多種評點，便於後人對比研習，亦為保存舊注做出了貢獻；且其所集評點多出自元明杜律選評本，此與元明杜律選評的興起與發展有著相呼應的聯繫，所以這一集評本充分地展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更為重要的是，邵氏採用熔裁式的集評方式，即根據個人的去取標準和審美旨趣熔意裁辭，去蕪存精，使此書成為一部簡明平實的通俗讀本，在通俗詩學盛行的時代，推動了日本的杜詩接受和中國古典文化的域外傳播。因此，《杜律集解》無論在杜詩批評史上還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自有其獨特的地位與價值。
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歷代杜律選評本研究」（項目編號：2019M652946）；廣東省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元明杜律選評形態及其演變研究」（項目編號：GD19YZW03）成果。
[①]靜永健、陳翀《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中國文論》（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12。
[②]詳見王燕飛《邵傅〈杜律集解〉研究》（《語文教學通訊》2013年第4期）及綦維《金元明杜詩學研究》（山東大學2002年博士論文）相關論述。
[③]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9。另，《鼓山藝文志》載：「（邵傅）隆慶四年（1570）歲貢生，官王府教授。」見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鼓山藝文志》，海風出版社，2001年，頁120。
[④]周採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31。
[⑤]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齊魯書社，2008年，頁215。
[⑥] [明]邵傅《杜律集解》，日本貞亨二年（1685）刻本，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影印本，1974年，頁283。
[⑦]《杜律集解》，頁2。
[⑧] [清]郝玉麟、謝道承《（乾隆）福建通志》卷五十一，《文津閣四庫全書》第530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6。
[⑨]詳見徐熥《幔亭集》卷七、卷十三，《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274、353。
[⑩]《杜律集解》，頁287-288。
[11]《杜律集解》，頁1。
[12]《杜律集解》，頁1-2。
[13]《杜律集解》，頁3。
[14]《杜律集解》，頁290。
[15]《杜律集解》，頁289。
[16]《杜集敘錄》稱福建邵明偉刊本卷前尚附有邵傅《〈集杜律五言批註〉序》，然查福建省圖藏本，卷前並無邵傅所書五律序跋。待考。
[17]《杜律集解》除收杜甫388首五律外，尚於卷二《酬高使君》一詩後附高適《贈杜二拾遺》1首。
[18]《杜律集解》，頁289。
[19]《杜律集解》，頁288。
[20]《杜律集解》，頁289。
[21]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5。
[22]《杜律集解》，頁289。
[23]《杜律集解》，頁114。
[24]《杜律集解》，頁78。
[25]《杜律集解》，頁372。
[26]《杜律集解》，頁115-116。
[27]明嘉靖時汪瑗（？-1566）的《杜律五言補註》是繼趙汸之後的杜甫五言律詩評點本，其雖成書早於邵傅本，然初刻時間卻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晚於邵傅本，因此，邵傅在纂集《杜律集解》時當未見此書。
[28]《杜律集解》，頁26。
[29]《杜律集解》，頁289。
[30]《杜律集解》，頁429。
[31]洪業《杜詩引得序》，《杜詩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41。
[32] [明]宋濂《文憲集》卷五《〈杜詩舉隅〉序》，《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227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57。
[33]《杜律集解》，頁399。
[34]《杜律集解》，頁287。
[35]《杜律集解》，頁289。
[36]《杜集書錄》，頁332。
[37]《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詩書目》最早進行著錄，稱其有寬文十三年（1673）油屋市郎右衛門刻本和元祿九年（1696）美濃屋彥兵衛刻本2種。葉綺蓮《杜工部集關係書存佚考》（中）著錄貞亨二年（1685）刻本、貞亨三年（1686）江戶刻本和元祿九年（1696）刻本3種，其中，最後1種《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詩書目》已提及。（《杜工部集關係書存佚考》（中），《書目季刊》第5卷第1期，1970年，頁47-67）而周採泉《杜集書錄》和張忠綱《杜集敘錄》所著錄的版本基本均轉自《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詩書目》和葉氏《杜工部集關係書存佚考》。日本學者靜永健、陳翀的《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則著錄的和刻本最多，達12種（含與以上幾家重複的4種），新著錄的8種分別是：寬永二十年（1643）、萬治二年（1659）丸屋莊三郎刻本、萬治二年（1659）前川茂右衛門刻本、寬文五年（1665）上村次郎右衛門刻本、寬文五年（1665）刻本（書肆不明）、寬文十年（1670）丸屋莊三郎刻本、天和三年（1683）刻本、元祿七年（1964）西村市郎右衛門刻本。（《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頁211）去其重複，以上諸家著錄和刻本共12種。
[38]日本東洋文庫標為「寬永二十年京風月宗智刊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則標為「寬永二年京風月宗智刊」，又標出版年月為「寬永20」，疑國立國會圖書館誤標為「寬永二年」。
[39]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中華書局，1979年，頁24。
[40]《杜集書錄》，頁332。
[41] [日]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3。
[42]《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頁19。
[43]張伯偉《典範之形成：東亞文學中的杜詩》，《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9期。
[44]《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頁211。
[45]《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頁211。
[46] [日] 宇都宮由的《跋》，《杜律集解》，日本元祿九年（1696）乙亥神雒書肆美濃屋彥兵衛刻本，頁63-64。
[47]華東師大圖書館藏2種，分別標為「《杜律集解》，六卷」和「《杜律集解》，二卷」。經查，其所藏均為六卷本《杜律集解》，一為日本貞亨二年（1685）刻本，一為元祿九年（1696）神雒書肆美濃屋彥兵衛刻本。
[48]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本次序及序跋順序與他本皆有不同，此版先列《杜律七言集解》，卷前序跋依次為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批註〉序》、《集解凡例》、《杜工部年譜》、《杜律七言集解目錄》，卷後有方起莘跋、宇都宮遯庵由的跋及「刊記」；次列《杜律五言集解》，卷前序跋依次為陳學樂《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五言集解目錄》。
[49]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本序跋順序與他本略有不同，五律卷前為陳學樂《刻〈杜工部五言律詩集解〉序》、《杜律五言集解目錄》、《集解凡例》、《杜工部年譜》、《杜律七言集解目錄》；七律卷前為陳學樂《刻〈杜工部七言律詩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批註〉序》，且無方起莘、宇都宮由的跋及「刊記」。
[50]《杜律集解》，日本元祿九年（1696）乙亥神雒書肆美濃屋彥兵衛刻本，頁63-64。
[51]《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頁210-212。
[52]《典範之形成：東亞文學中的杜詩》2012年第9期。
[53]《杜集書錄》，頁332。
[54]《杜律演義》（或《杜律虞注》）在明清刻本眾多，達40餘種。詳見汪欣欣《元明杜律選評本研究》，澳門大學2018年博士論文。
[55]《杜甫秋興八首集說》，頁5。
[56]《近世日本〈杜甫詩集〉閱讀史考》，頁212。
[57]《杜集敘錄》，頁215。
[58]《杜律集解》，頁288。
註：本文發表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4期，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汪欣欣老師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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