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心理學家曾奇峰：要相信自然痊癒的力量
曾奇峰，精神科副主任醫師，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學組副組長、華中地區組長，中華醫學會武漢分會精神醫學委員會委員。武漢中德心理醫院創始人，德中心理治療院中方委員之一，首屆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培訓項目學員。
新冠疫情期間，令身處武漢的心理學家曾奇峰最心痛的消息，是江學慶醫生的去世。江醫生是他在同濟醫科大學的同班同學。同樣作為醫生，自己卻只能呆在家裡，不能夠像其他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同行那樣衝鋒陷陣，曾奇峰不禁有些自責。
武漢封城的70多天裡，處於疫情風暴中心的曾奇峰也曾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情緒波動，當被各種各樣的疫情信息裹挾著而難免抑鬱時，曾奇峰敏銳地感知到，他必須適可而止了。作為一位心理學家，他要打撈出自己在這些疫情新聞中惶惶不安的心靈。
身處疫區，曾奇峰和親朋好友是否安好，他的日常生活有沒有受到疫情影響？他帶領的心理諮詢師團隊，為普通人做了哪些心理援助工作？當疫情讓許多普通人的心理變得焦慮、抑鬱時，他又能提供什麼樣的專業建議？
身處風暴中心武漢
我卻完全後知後覺
曾奇峰將自己描述為那種「內心敏銳，但應對日常瑣碎現實生活時卻有些大大咧咧的人」。這就如同許多優秀的作家，感受力非常敏銳，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卻往往有些「鈍感」。
所以，這次疫情發生時，雖然身處風暴中心武漢，但當一些有關新型肺炎的消息在網絡上開始傳播時，曾奇峰卻完全後知後覺。
武漢封城前幾天，他的活動軌跡是這樣的：
1月20日，他參加了一個武漢朋友的聚會，大概有20多人。因為當時還不確定疫情的嚴重，所以自然大家都沒有戴口罩。
1月22日下午，臨近除夕，武漢的天氣也不太好，曾奇峰下午還兩次出去買東西，而且每次都買挺多的東西。並且在此前，他也去過醫院、商場，都沒有戴任何防護用品，包括口罩。
而從1月20日後，武漢的大街小巷已經有很多人戴上口罩了。鍾南山院士的「新型肺炎可以人傳人」的提醒已經震動國人，武漢疫情警戒的級別正在逐步升高。
後來曾奇峰迴想這段時間，自己之所以經常暴露在危險之中，但卻沒有感染病毒，也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運氣不錯。自己是一個對這種防護不太上心的人，而他分析自己有這種大大咧咧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曾經被家人過度保護，所以缺失了一些自我保護的功能，在自我防護方面會變得有一點遲鈍或馬虎。
然後就是疫情暴發後最令人震驚的一天：1月23日武漢開始封城了。
當天清晨，曾奇峰就得知了這個消息。他當時像所有武漢人一樣，被這個消息震蒙了。也是在這時，他才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
本能的，他開始不停地刷手機看相關新聞，急切地想知道封城消息背後，還有多少真相需要了解？
那天早晨，他的心情處於一種被災難激發的焦慮之中：疫情到底有多嚴重？我被感染的風險概率有多大？封城後，個人的生活怎麼辦？多長時間後才能夠外出？計劃中的工作，是否需要因此調整？等等。
好在，像大多數人一樣，從震驚、惶恐當中反應過來後，他逐漸開始接受了武漢封城的現實。
但封城要封多久？當時所有人都沒有答案。樂觀的人認為，大概十天半個月左右就會好起來——事實上後來武漢封城的時間，超過了大多數武漢人的預料。
好在家人及時去超市採購了糧油蔬菜等，開始為接下來居家禁足的生活做準備。
然後，也就是從1月23日開始一直到現在，曾奇峰都沒有再出過門，一晃70多天了。
如何打撈出自己在疫情新聞中
惶惶不安的心靈？
這70多天裡，曾奇峰本人也曾有過各種各樣的情緒波動——在他看來，這次疫情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經歷。
這中間，讓他最心痛的，是他的同班同學、在一線工作的江學慶醫生去世了。
當江學慶醫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同學群裡幾乎是「淚流成河」，曾奇峰也感到悲傷不已。從他的角度，除了悲傷，還有很多內疚。
曾奇峰曾經是醫生，畢業於同濟醫科大學，同班同學很多都是一線醫生。聽說了同學去世的消息後，他感到自己作為醫生，卻只能呆在家裡，不能夠像其他同行那樣在抗疫一線衝鋒陷陣，不禁有些自責。
在疫情暴發之初，面對各種各樣令人悲痛的新聞，聽說很多不幸的病人急需救助，這也引發了他的一些抑鬱情緒。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像曾奇峰這樣知名的心理學家，怎麼也會有抑鬱？但就像曾奇峰的老朋友、心理學家武志紅所說的那樣，許多心理學家其實都有抑鬱傾向，武志紅甚至在一篇文章中，透露過自己的抑鬱傾向曾經非常嚴重。
之所以這些潛在的抑鬱傾向被激發出來，也是因為在疫情開始後，有關疫情的各種信息撲面而來。那時候，很多中國人都陷入龐雜的疫情新聞所帶來的焦慮中：每個人似乎都在沒日沒夜地刷各種新聞資訊，一篇篇有關疫情的自媒體文章，動不動十萬加，一個個悲情的求救信息讓許多人寢食難安，人們都想知道一線疫區發生了什麼。
當被各種各樣的疫情信息裹挾著抑鬱而焦慮時，曾奇峰敏銳地感知到，他必須適可而止了。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他要打撈出自己在這些疫情新聞中惶惶不安的心靈。
他的三個做法是：
第一，這次疫情肯定會衝擊每個人的情緒，而抵禦的最好辦法就是思考。弗洛伊德曾經說過：我們有兩個腦袋，一個是情緒的腦袋，一個是智慧的腦袋，要學會用智慧的腦袋去平衡情緒的腦袋。所以需要去思考，哪些是不必要的恐慌情緒？哪些是可以通過智慧去判斷的客觀事實？
第二，一定要在不確定的疫情信息之中，尋找一些確定性。就像經歷過地震的人，會感覺大地都不太可靠。而這次疫情，很多人覺得不太確定的就是空氣，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
曾奇峰提倡每個人首先要去思考：在一些不確定之外，我們的生活之中，還有哪些確定性呢？比如，我們遵守政府的號召居家時，首先家裡的食物、煤氣、水、電等都是確定供給的，而找到確定的東西越多，我們就會越安穩。
第三，要學會分散注意力，讓自己的注意力不要過度關注在災難上。因為所有的心理問題，其實就是注意力的問題。對曾奇峰來說，在這段已經長達70多天的封閉時間內，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就是呆在家裡做家務，琢磨做一些好吃的，還有編著一本關於精神分析的書等。
另外，他還通過看電影來分散注意力，特別是看一些災難片和戰爭片，比如電影《我們的父輩》等。因為在他看來，戰爭會死人，那樣的慘烈中，許多電影中的主人公都活過來了，既然是這樣，我們還有什麼可擔心和害怕的呢？
那段時間，家裡還有一個親戚家的六歲小男孩寄居，孩子天性活潑好動，仿佛對世界的大災大難完全無視，曾奇峰看到他純粹的生活狀態，覺得那簡直是一劑抗抑鬱、抗病毒的良藥。
當然，他同時也在反思，這段時間為什麼那麼多人對於災難格外關注？比如有的人會在微信上不斷轉發，哪個國家的疫情又失控了，哪裡又有新的疫情發生了等。
對此，曾奇峰認為，有些人情緒興奮，就是過度關注疫情而產生的。而當疫情過去後，這些興奮的情緒有可能會轉化成抑鬱，特別是那些喜歡在朋友圈頻頻轉發有關疫情信息的人。
所以，曾奇峰說自己後來很少發朋友圈，自2月16日以後，有一段時間他一條朋友圈也沒發——他通過這種方式，來刻意地保護自己。
倖存下來的人終將繼續奔向未來
當然，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曾奇峰更關注這次疫情會給普通人造成什麼樣的心理後遺症？因為疫情過後，有些人可能出現一些創傷性的心理問題，因此無論是全社會還是心理學界都要為可能出現的問題做相應的準備。
比如，有些人會對新冠病毒感到更加恐懼，疫情過後，強迫症式的洗手和其他心理強迫症頻率可能會增加。而有些人本來就有抑鬱、焦慮等心理問題，這次疫情可能會對原來的心理問題造成新的刺激。
他還觀察到，本次疫情激活了很多人的死亡焦慮。比如，之前網上流傳的、讓網民感到非常憤怒的一些人不守規矩的出行視頻，一些人出門不戴口罩，對執法人員不禮貌等等。無論從法律還是公共道德而言，這實際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但有些人為什麼明明知道危害還要這麼做？
在曾奇峰看來，這反映了有些人的死亡焦慮——某種程度上，有些人的死亡焦慮是通過一些極端方式來體現的。
具體講就是：第一，對於這些人的潛意識來說，他想的是「不是死神降臨我身上，而是我主動去找來的，我對這種死亡可以主動控制」；第二，就是利恐行為——越是恐懼的行為，我越要去做。這也反映了這類人在人格層面的膽小，而且在人群非常密集的場合，這種自戀已經構成了一種心理病態。
他甚至講了一個段子來佐證這種心理的好笑程度：疫情初期，有一個女生看見父親拿著釣具要出門去釣魚。女兒很生氣，說現在都什麼時候了，你不要命了？這位中年父親也很生氣，說有必要這麼怕嗎？你管我有點太多了吧。但過了五分鐘，男人又回來了，並且自嘲地說：剛才吹個牛覺得舒服多了。
很多人也非常關注，在此次疫情期間，作為一個知名心理學家，曾奇峰帶領他的心理諮詢師團隊，為普通人做了哪些心理援助工作？
其實，從疫情開始，就有各種各樣的機構來試圖和曾奇峰合作，也有很多媒體希望採訪他。但考慮到疫情的特殊性（避免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接觸），他帶領自己的團隊能做的就是繼續穩步開展諮詢工作，並上線一些心理援助公開課，在公眾號裡為大眾和專業人士提供疫情方面的防護資料和一些專業方面的課程，還和心理學界的其他同行（比如武志紅）一起做直播課，就疫情期間的心理防護問題進行對談等。
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在直播裡和武志紅談及心理援助熱線之後，大家發現，似乎對有些機構的熱線來說，並沒有大量的人打電話過來尋求幫助。心理學界的一些同行們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大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準備得非常充分，但好像公眾尋求諮詢的需求並不大。
提起這個現象，曾奇峰分析認為，可能一是由於很多中國人還不習慣有心理問題了就去求助心理醫生；二是經受疫情的心理衝擊後，有些人認為自己能自愈，而有些人會一直壓抑著，直到慢慢暴發出來。
他也觀察到，就像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後，那些獲得心理幹預的人，心理創傷的恢復實質上慢於那些沒有被幹預的人。所以，曾奇峰還是相信自然痊癒的力量：面對這次疫情衝擊，有一些心理創傷是正常的，但是過了這段時間，心靈會自然康復。心理諮詢幹預得過多，也許反而會影響老天爺本來該做的事情。
他說：「我們是搞心理學的，在這段時間，當然確實想助人。但是，如果別人沒有主動來請求幫助，我其實不建議心理諮詢師一定要去主動介入心理幹預。因為，有可能並不是別人希望被幫助，而實質是我們心理諮詢師需要幹點活。」
曾奇峰秉持這樣的理念，「如果別人找到我，我就去幫忙。但如果你沒有來找我，我也不會勸你來求助。」
他相信，武漢人已經熬過了最艱難的時候，那些在疫情期間痛失親人的人們，心理創傷可能就此永遠留下。但生活總歸會繼續，所有倖存下來的人，終將帶著對這個春天永生難以磨滅的記憶，繼續奔向未來。
● 對話 ●
解封之後，如何調適心理？
提問：武漢馬上要解封了，您覺得長期處在封閉狀態的武漢市民，在解封之後需要做出哪些心理調適？
曾奇峰：在安全的情況下恢復和親朋好友的聚會，打打麻將、吃吃喝喝、賞花遊湖等等，這些都有利於心境的恢復。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有些人通過加倍的吃喝玩樂來報復性地補償封城期間的「損失」，這種過度補償可能會給之後的正常生活帶來壓力，比如作息飲食的過度紊亂，帶來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適等等。
提問：又是一年清明時，對於一些痛失親人的武漢人來說，肯定會產生一些新的心理波動和刺激。如何度過這個清明節，您有些什麼樣的建議？
曾奇峰：清明節確實會是個難過的坎兒，很多人這時候又要再一次去面對失去親友的傷痛。同時這也是一個表達喪失和哀悼的儀式，對被壓抑的情感來說是一個疏洩的通道。
關於如何度過，我想，多數人還是會在哀悼之後逐步恢復到正軌，我們要相信人的心靈本身就有復原能力。如果要說建議，可能要注意兩個，一是建立一個安全的環境去表達悲痛，讓當事人能夠去訴說或宣洩情緒，不對他做過多的幹擾和勸誡，以陪伴和傾聽為主；二是對悲痛表達的節制，我們的節制能夠讓逝者安息，也避免過於隆重的儀式之後，因為潛意識裡的「興奮」而產生更多的自我攻擊和抑鬱。當然如果波動太厲害，持續時間太長，對現實產生了較大影響時，需要考慮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提問：武漢的生活逐漸恢復正常，許多人要返回工作崗位，重新開啟生活，但有些人可能一下子還無法進入工作狀態（比如有媒體報導還是有一些人無法恢復工作熱情等），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曾奇峰：這可能是個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次疫情的影響還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對於武漢人。有一些心理影響它在災害內沒有反應，因為它被疫情期間的特殊狀況壓著，但是一旦恢復到正軌，這些影響就可能會浮現，並導致復工上面的一些困難。這屬於創傷應激的延遲反應，一下子無法進入工作狀態，多多少少和這個應激反應有關。我們可能需要去了解，這些應激反應裡哪些部分是正常的，正常的部分我們需要去接納，給它足夠的時間，它會自然平復。但如果有過度反應的部分，比如好幾個月、半年都難以恢復正常，就需要尋求幫助和幹預。
提問：由於疫情對經濟的衝擊，許多人可能會收入下降、工作受到影響等，對未來也有可能感到焦慮，您對此有何建議？
曾奇峰：對於這些焦慮，可能有幾個建議：一是不管發生什麼狀況，儘可能維持一個生活基石的穩定，比如按時吃飯，按時睡覺，規律作息。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它能讓我們感到生活的某個部分仍然是穩定可控的，可以防止焦慮的擴散和加重；第二是對於那些現實生活中引發焦慮的部分，比如收入減少、工作被影響等，需要儘可能地從現實層面解決，比如多投幾份簡歷，多聯繫聯繫同事朋友，獲取一些對增加收入和工作機會有幫助的信息。最後就是一些衝突性焦慮，比如可能會因為眼下的情況有很多擔憂和糟糕的幻想等，這些部分可以通過增加社會支持系統來調整，比如多和朋友家人談心，去消化這些焦慮，如果仍覺得幫助不足，也可以嘗試尋求心理諮詢服務的幫助。
提問：目前有媒體報導，有些新冠肺炎治癒者受到了社會歧視，這也許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整個社會需要面臨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對治癒者這一群體給予心理支持？
曾奇峰：我覺得不用去刻意強調治癒者的身份，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支持。這場肺炎已經變成全球現象，沒感染的人只能說是幸運，在其他方面，未感染者和治癒者沒有任何區別，需要幹預的可能是那些強行認為治癒者和未感染者不同的人。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我們所有的人都會是某種疾病的治癒者，流感、腮腺炎、結膜炎……我們是不是都要分門別類來區分他們並另眼相看呢？顯然這麼做很誇張，也會顯得可笑。當然，如果治癒者自身產生了強烈的病恥感，產生了焦慮和擔憂，可以通過心理熱線、心理服務等來實現自助。本版文/曾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