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勞動法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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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路是江蘇潤達公司員工。
2016年12月27日，王大路在工作過程中被車輛撞傷，當場死亡。
2017年1月6日，公司與家屬籤訂《工傷賠償協議》一份，載明：
現甲、乙雙方一致確認，乙方的情形符合《工傷保險條例》中所規定的工亡情形，現甲、乙雙方依照《工傷保險條例》、《江蘇省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等規定，經雙方友好協商，達成協議。
協議第一條約定：甲方一次性賠償乙方死亡待遇款（包括但不限於：死亡賠償金、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醫療費、護理費、住院夥食補助、交通費等）合計人民幣35萬元整，該款項於本協議訂立時，乙方提供所需的證明材料到位，即一次性給付。
協議第四條約定：上述款項給付後，雙方之間的工傷、勞動爭議一次性解決，勞動、工傷保險關係終止，此後雙方再無任何糾葛，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張任何此類權利。
第五條約定：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雙方籤字生效。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在該協議上加蓋公章。協議籤訂當日，公司向家屬支付賠償款300000元，2017年4月14日又支付賠償款50000元。
2018年2月5日，人社局作出認定工傷決定書，認定王大路死亡性質為工亡。
事故發生後，王大路家屬還獲得肇事方車輛保險公司賠償款共計795000元。
王大路死亡時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1195元。
《工傷賠償協議》履行後，王大路家屬認為按照法定標準，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應為623900元（31195元×20倍），公司已支付賠償款350000元，還需再支付一次性工亡補助金273900元，雙方發生爭議。
一審判決：《工傷賠償協議》不存在重大誤解和顯失公平情形，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
一審法院認為，當事人就工傷待遇達成的協議，其內容並非對勞動關係存續期間勞動權利義務的約定，而是對工傷待遇賠償責任的承擔所作出的約定，其性質並非勞動合同，而是具有一般合同的屬性。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雙方籤訂的《工傷賠償協議》是否存在可撤銷行為，協議是否具有可撤銷性，關鍵看其是否存在重大誤解或顯示公平的情形。
本案中，雙方籤訂工傷賠償協議時，王大路已經死亡，家屬對自己能夠獲得的利益應當有所認識，雙方進行協商的過程，是各自綜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博弈的過程，對預期的風險都應當有預判能力，從賠償協議的內容看，既約定了賠償金額，又列明了工傷賠償的具體項目，還寫明了參照的法律，這說明雙方當事人對工傷賠償的法定標準是知情的，故不能認定家屬在訂立協議時存在重大誤解。
關於是否構成顯示公平，依照《工傷保險條例》及《江蘇省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規定的待遇項目和標準，因王大路死亡，家屬可獲得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為623900元（31195元×20倍），公司已支付賠償款350000元，並未低於法定標準的50%，家屬實際所獲補償不符合明顯低於法定工傷保險待遇標準，故不宜認定為顯示公平。
綜上，雙方籤訂的《工傷賠償協議》不存在重大誤解和顯失公平，家屬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在籤訂協議過程中存在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該協議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對當事人均有約束力，且協議已經履行完畢，故公司無需再支付一次性工亡補助金273900元。
家屬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判決：賠償協議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對當事人均有約束力
二審法院認為，發生勞動爭議包括工傷保險待遇糾紛，勞動者可以與用人單位協商解決，也可以請工會或者第三方共同與用人單位協商，達成和解協議。
和解協議是建立在雙方自願基礎上，任何一方或者第三方都不得強迫另一方當事人進行協商。達成的協議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不存在欺詐、脅迫或者重大誤解、顯失公平情形的，應當認定有效。
本案雙方籤訂工傷賠償協議時，未有證據證明在籤訂協議過程中有一方存在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等情形，該協議系雙方當事人自願基礎上的真實意思表示；從賠償協議內容看，既約定了賠償金額，又列明了工傷賠償的具體項目，還參照《工傷保險條例》中所規定的工亡情形，說明雙方當事人對工傷賠償的法定標準是知情的，對自己能夠獲得預期利益是可知的，故不能認定家屬在訂立協議時存在重大誤解以及協議內容顯示公平。
賠償協議還明確約定，賠償款項給付後，雙方之間工傷、勞動爭議一次性解決，此後再無任何糾葛，家屬不得再向公司主張任何此類權利等。上述賠償協議並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對當事人均有約束力。現家屬認為，在未認定工傷前提下達成賠償協議可予撤銷，要求公司補足法定工亡賠償標準，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審判決公司無需再支付一次性工亡補助金，並無不當。
綜上二審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申請再審：協議書是極端悲傷的情況下心智混亂所籤，實乃迫於無奈，顯失公平
家屬不服，向江蘇高院申請再審，理由如下：
我們與公司籤訂的《工傷賠償協議》顯失公平。本案從李明峰發生工亡到籤訂《工傷賠償協議》僅9天時間，我們同意由公司賠償35萬元，並非我們的真實意思表示，李明峰工亡事故發生時臨近春節，我們在極端悲傷的情況下心智混亂，加上警方要求配合調查肇事者刑事責任等諸多因素，迫於無奈才籤訂了《工傷賠償協議》。因工傷事故屬於法定責任，本案應適用工傷勞動保險相關法律法規，由公司補足工亡補助金623900元(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20倍)，我們所獲賠償35萬元明顯低於法定工傷保險待遇。
高院裁定：從協議書內容看，當事人對工傷賠償的法定標準是知情的，不存在顯失公平的情形
江蘇高院經審查認為，涉案《工傷賠償協議》有公司代表及家屬籤字確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也予以蓋章證明，原審法院認定《工傷賠償協議》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並無不當。
同時，從《工傷賠償協議》內容看，既約定了賠償金額，又列明了工傷賠償的具體項目，還表明參照《工傷保險條例》中所規定的工亡情形，說明各方當事人對工傷賠償的法定標準知情，公司賠償家屬35萬元不明顯低於法定工傷保險待遇標準，《工傷賠償協議》不存在顯失公平的情形，對各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綜上，裁定如下：駁回申請人的再審申請。
案號：(2020)蘇民申5666號（當事人系化名）
【來源：天津二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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