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西方還在抹黑中國，但紙終究包不住火，這次抗擊疫情是一場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模式全方位的比較，中國勝出。」
「現在是我們作為人類，相互合作的時刻。我們不要貿易戰，我們要合作。」
8月23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70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教授，探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重重挑戰，觀察者網整理節目內容，以饗讀者。
張維為：
上次和大家談了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方面，一個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地位變化帶來的挑戰，一個是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今天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文明衝突的挑戰以及政治制度競爭的挑戰。
首先是文明衝突的挑戰。1993年，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教授在美國《外交季刊》發文，提出「文明衝突」的觀點。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他提出今後世界衝突的根源將不再是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分歧，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特別是「文明的衝突」。在亨廷頓看來，伊斯蘭文明對西方的挑戰是毫無疑問的，但這種挑戰不具根本性，因為伊斯蘭文明沒有「核心國家」，所以無法震撼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那麼誰有可能撼動這一體系呢？亨廷頓當時就把目標放在中國，一個在東亞秩序中支配地位長達數千年的中華文明。他還認為伊斯蘭文明可能會與中華文明聯手對付西方基督教文明。
多數中國人實際上是不認同他的觀點的，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和睦相處。但是，這次疫情蔓延過程中暴露出大量種族主義言行，從一開始的「這是黃種人的病」，到對華人、亞裔的歧視以及對中國的汙名化，包括去年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國務院有位高官所說的「這是與非白種人的衝突」等等，我們可以知道，亨廷頓只是用學者的話語講出了西方社會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的「西方中心論」，以及與之相聯繫的種族主義心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此我們要高度警惕，我們要聯合西方和世界各國反對種族主義的力量，與之進行堅決鬥爭。
亨廷頓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一個歷史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我們的政治文化傳統要比西方的文明更加包容。我們一直認為不同文明可以互相借鑑，取長補短，最終實現雙贏多贏，但被「歐洲中心論」薰陶了數百年的西方人，要接受世界不同文化各有千秋，可以互學互鑑，取長補短，這是很不容易的。中國一個小孩子都懂「三人行必有我師」，但西方主導的文化中還是「三人行我必為師」。
當然這次西方因此而栽了大跟頭，對中國防控經驗，西方這種傲慢和偏見禍害了西方自己。但即使在今天，在新冠疫情橫掃西方世界的時候，要西方人配戴口罩還是那麼的困難，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過去幾個月中，西方這種愚昧我們見的還少嗎？國內一些公知動不動就要給中國人民啟蒙，其實今天更需要被啟蒙的是中國的公知和許多西方人，不知道這次疫情悲劇能否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明智起來。中國人有從善如流的文化基因，西方人受宗教影響更相信有某種「絕對真理」，很多人真的是唐吉訶德，不碰南牆不回頭。
另外，中西方有一個主要差別，西方歷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衝突和戰爭，比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或是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戰爭，而中華文明相當獨特，中國歷史上也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但鮮有宗教戰爭。這種差異與西方一神教的傳統有關。一神教的傳統意味著排他性非常強，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樣，你就是異教徒，我是正確的，你是錯誤的，甚至是邪惡的，我必須把你變得跟我一樣，否則你就是我的敵人。相比之下，中國宗教傳統本質上比較包容、綜合，所以中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宗教傳統，出現了儒釋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國社會成功避免了長期宗教戰爭的煎熬，我想這應該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數千年而未中斷的一個主要原因。當年歐洲許多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萊布尼茨、斯賓諾莎等等，面對歐洲政教合一、宗教戰爭頻發的現象，高度讚賞和羨慕中國這種他們稱之為「自然宗教」的傳統，就是比較貼近自然的、世俗化的、非政治化的、非零和遊戲的偉大傳統。
和西方相比，中國宗教還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就是宗教不允許幹預政治，政教分離的傳統在中國遠遠早於西方，我們為此感到自豪。在文明衝突和宗教衝突頻發的今天，這種中國傳統是一種彌足珍貴的偉大智慧。
當然，要西方接受這些事實和智慧並不容易，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二十來年，西方經濟普遍低迷，民粹主義政治極其蔓延，導致今天西方右翼勢力在很多國家紛紛抬頭。西方右翼思維的特徵大致如此，對內，擔心移民造成國家認同危機，對外，仍然沉迷於「白人優越論」。中國的成功，包括抗疫的成功，都威脅了他們的優越感，威脅了西方，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主導的國際秩序，他們想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加以「遏制」。
亨廷頓當年就主張美國要聯合歐洲形成西方文明的合力來對付中國，一些西方人現在也想推動這種聯盟，以維持西方繼續主導的「疫情後的國際秩序」。但不久前，英國《衛報》發表了一篇評論說：「1945年之後，歐洲與美國建立了跨大西洋聯盟，妖魔化蘇聯；但在今天，不管歐洲國家有多麼不滿，都不大可能對中國採取類似行動。其他地區更是如此，畢竟當今世界聯繫更加密切，更加互相依存，對美國的敬畏也更少了，而美國領導地位和領導能力的雙重危機也是關鍵。」
2018年10月，我曾在哈佛大學做過一個演講，我呼籲美國解放思想，借鑑中國兼容並蓄的文化。我對美國的零和思維做了一個解構，我說，美國人習慣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英文叫做China a friend or foe？這個問題背後是典型的黑白分明、你贏我輸、零和遊戲的思維邏輯，而中國人不是這樣，他是提另外一種問題：「這個國家是朋友呢，還是潛在的朋友」，英文叫做a friend or potential friend？換言之，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特別是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政治傳統中，所有國家都是現在的朋友或者未來潛在的朋友。中國人具有長線思維，不是意識形態劃線，也不以政治制度劃線。即使某個國家由於種種原因目前與中國的關係困難重重，我們都希望能夠通過努力，最終化敵為友，大家一起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化敵為友，不是浪漫主義，這需要強大的實力和定力，需要勇敢的鬥爭精神。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點在這次抗擊疫情中得到充分體現：我們可以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全國一盤棋」。這次這麼多西方國家捲入劫持口罩的內鬥，加拿大的一位省長乾脆說美國總統對加拿大口罩的出口禁令是「沒有人性」。相比之下，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其內部的團結精神、互助精神、內部這種迴旋餘地、戰略縱深都是西方民族國家難以比擬的。
這次抗擊疫情展示了中華文明的許多優秀傳統，我們不惜成本搶救每一個生命，這是「人命關天」的信仰，這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優先形成鮮明對比。多少中國人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生活在我們這個最尊重生命的國度是多麼幸運，我們為這種最尊重生命的中華文化感到無比自豪。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還有比這更好的人權教育課嗎？連生命權都不尊重的國家還有資格談人權，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中國抗疫過程中，一聲令下，14億人一下子全佩戴起口罩、全都宅在家裡，這靠的不僅是黨和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也反映出中國文化、中華文化的責任心，一個人對家庭、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都要有責任感。在西方社會，不要說十幾億人，哪怕要一個小區的人都戴上口罩、宅在家裡，也很不容易做到，個人權利至上的文化深入骨髓。經過這次劫難之後，我相信西方有識之士也會反省西方文化中的許多偏頗和極端傾向。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權利與責任的平衡、自由與責任的平衡是一個常識。個人權利至上的文化將無法應對現代社會的許多挑戰。
一直不願戴口罩的川普
下面我們再談論一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邊的制度競爭。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戰」突然襲來，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都是一場同臺競爭的大考。兩種政治和經濟模式的大比拼，一般環境下看不出區別，只有戰時才能一下子看出孰優孰劣。我們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幾乎在所有可比的領域內，完勝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中國以較高分數通過了這場全方位的壓力測試。我們的制度給力、軍隊給力、人民給力、文化給力、科技給力、領導人給力！這是我們這次應對疫情的最大的收穫。
儘管西方媒體還在繼續地「黑」中國，恰好說明他們慌了，我們制度的成功正是他們最害怕的東西。好在這次對中國制度完勝的認知，主要源於人民、源於普通老百姓、源於無數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他們從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中，慶幸自己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在一個經得起全方位國際比較的國家。
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現在又有最發達的信息手段，一部手機在手，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國人通過視頻和網絡進行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全方位比較，大大增強自信心。這種震撼效果前所未有。至少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中，西方政治制度徹底走下神壇，這對中國從容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應對美國可能繼續對中國進行各種挑釁具有裡程碑意義。這種人民的「心勝」是中國走向更大勝利的最大保證。
這次中國與西方抗疫模式的最大差別是，中國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人民的生命高於一切，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性所決定的，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都是經濟利益、商業利益高於一切，後來的結果也就完全不一樣了。回頭看西方的做法是多麼短視，為了一時的經濟利益和商業利益，結果自己國家首先淪陷的都是經濟和商業最發達地區：美國紐約、法國巴黎、英國倫敦、西班牙馬德裡、義大利米蘭和倫巴第地區等等。
中國第一時間把疫情防控看作是一場大規模戰爭，首先是阻擊戰。阻擊戰就是在疫情突發的情況下，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堅決的手段阻斷疫情的蔓延，我們果斷決定封城並打響武漢保衛戰，同時其他省份啟動一級響應，背後是我們制度的迅速反應能力。至此，中國大致分成兩個戰場，一個是湖北武漢，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來自全國各地4萬2千多醫護人員第一時間奔赴疫區，另一個是其他地區、其他省份，在那裡打好全面人民戰爭。兩個戰場有分有合，習主席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中央成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牽頭的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總理孫春蘭率隊的中央指導組每天都在湖北第一線指揮，背後是我們制度的指揮決策能力。
再看總體戰，我們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上上下下，東西南北中，數十個部門日日夜夜協調作戰，展現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中國精神。從人民解放軍到各大醫院、到科研機構都聞風而動，瞬間投入戰鬥。我們堅持「全國一盤棋」，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從患者救治到科研攻關，到物資保障，到信息溝通，各方面大力協作、眾志成城，背後是我們制度的綜合協調能力。總體戰背後還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造的巨大的財力、物力、生產力，從電力、電信、糧油、航空運輸等等這個領域內的大型央企、國企，到華為、阿里、騰訊、京東等大型民企，也都是瞬間開始高效運作，戰場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提供什麼，總體戰可以調動的財力、物力、生產力，可以說舉世罕見。
最後是人民戰爭。這次戰「疫」中，我們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與，權威信息通過網絡直達基層百姓，大家第一時間知道做什麼、怎麼做。人們紛紛第一時間取消旅行、家宴，佩戴口罩，停止聚集活動。從火車站到機場、到街道社區，每個地方都有人在戰鬥。西方國家的傳染病一旦變成社區傳染，幾乎就沒有辦法了，但在中國我們有世界上少有的安全感，因為我們在社會的最基層、在社區這一級，街道幹部、基層民警、無數志願者，構成了社區防控的銅牆鐵壁，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背後是我們制度的整體動員能力。
所以剛才講的阻擊戰、殲滅戰、總體戰、人民戰爭，以及支撐這些作戰方法的制度安排，包括制度的迅速反應能力、指揮決策能力、綜合協調能力、整體動員能力，以及可以統一調動的財力、物力、生產力，完勝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正在重新界定現代化和現代性。我相信疫情過去之後，西方會有更多的人士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明顯優勢，認識到什麼是現代化和現代性2.0版本。
面對自己應對疫情的頻頻失誤，西方也有不少人開始反思西方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德國《明鏡》周刊4月5日載文說：美國在我們面前「崩潰」了。美國總統否認自己任何責任，而美國各個州正在爭奪呼吸機設備。同一天，德國政論刊物《西塞羅》的一篇文章說，西方國家不再是世界的榜樣，有很多跡象表明，疫情危機也可以被視為西方衰落的象徵。英國《每日電訊報》最近刊文，疫情就像地震，它可能重塑全球秩序，那些自鳴得意的政府將被無情的選民撕成碎片，特別是尚未從雷曼危機中完全回復元氣的西方政治體制將遭受二重重創。
實際上早在2月27號，澳大利亞一位資深媒體人就撰文對西方媒體歡呼的這場疫情是中國的「車諾比時刻」表示了擔心，文章標題是，如果到頭來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大家都上了一課，那可怎麼辦？文章寫道，在西方看來，中國不透明、多疑，這應當是中國的「車諾比時刻」，然而目前的這場危機會壓垮北京嗎？中國過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唱衰中國者往往是錯誤的。如果我們把過去12年中整個世界所經歷的兩次全球性危機聯繫一起來思考，一次是全球金融危機，一次是這次的新冠疫情危機。在這兩場大考中，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表現都大大好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意義上，這次抗擊疫情可能是中美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競爭的一個分水嶺。
在過去的節目中我說，對於國人，這次抗擊疫情是一次規模最大的體驗式、開放式的制度自信公開課；今天我要說，對於外部世界，儘管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主流媒體還在抹黑中國，但紙終究包不住火，這次抗擊疫情是一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模式全方位比較的全球公開課，中國勝出，中國社會主義勝出。
今天就談這些，謝謝大家。
圓桌環節
主持人：剛才張教授在演講中說，現在可能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競爭的一個分水嶺。分水嶺這三個字，想聽聽範教授的解釋。
範勇鵬：我完全同意分水嶺這個提法，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其實是一個很短的歷史過程，一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地球上沒有多少人相信西方那套道路或者制度能夠取勝，能夠走得通的。後來是1991年蘇聯解體，西方人獲得了制度自信。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西方制度已經在道義上和功能上破產了。但是人類的觀念演化往往會落後於實踐發展，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是留有這種觀念，認為西方人宣揚的那套自由主義、分權、競爭性選舉，這些東西是政治裡面最關鍵的價值。
但實際上當面臨危機的時候，一個政治制度中真正有用的東西是什麼？我大概總結了三條，第一是權威，就是我們經常講的，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就是一種權威。你看今天世界上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大多都是有一定權威的國家。第二是組織，政治制度和社會，都需要一種立體的組織結構，能夠把一個平面的社會給組織起來。這次疫情，大家都非常清醒地看到，中國的組織能力是非常強大的。第三個非常關鍵的是價值。我們能看出來，一個制度它背後是什麼樣的價值，在它怎麼應對疫情、怎麼權衡人民的生命安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資本、企業等利益之間的關係的時候，起了非常深層的作用。大家知道，資本主義其實拆開了就是以資為本，但中國的文化傳統上是民本，是以民為本，我們今天叫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本。所以在一些深層價值上，和西方的資本主義有很大不同。
主持人：今天在線上將請到一位特別嘉賓，他是希臘前總理喬治·帕潘德裡歐先生，我們接下來馬上連線他，您好，帕潘德裡歐先生。
喬治·帕潘德裡歐：您好，很高興見到你。
主持人：我也是，我們也在觀察西方一些國家的做法，因為不同的制度，可能抗擊疫情的做法確實就是不一樣，所以想聽聽您的觀察。
喬治·帕潘德裡歐：首先，非常感謝你們的邀請，我致以誠摯的問候，祝願在中國的你們身體康健，一切都好。首先，我認為病毒當然不會因為政治體制的不同，有任何不同的表現。新冠疫情對全球來說，都是措手不及的，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應對，如何做好準備。我當然認為這會是一個問題，但我想現在並不是進行意識形態戰的時候，等到疫情結束之後，我們倒是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
主持人：是，在疫情過去之後，可能人們會意識到很多東西，事實上我們也很想知道，在您的觀察當中，您覺得這次疫情發生，會對整個世界格局帶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喬治·帕潘德裡歐：我認為新冠疫情傳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首先，我們都是平等的，病毒可以感染任何人，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無論是什麼宗教、什麼種族、什麼國家。我們都是人。正如最近，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所說的那樣，現在是求真時刻，而不是求戰時刻。現在是我們作為人類，相互合作的時刻。希望所有領導人，尤其是像中美這樣的大國領導人，都能秉持這樣的信念。我們不要貿易戰，我們要合作。疫情之後，我們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大衰退，如何讓人們復工？如何讓他們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全球的供應鏈不能阻斷，我們需要合作。這種信念已經非常明確了，全世界人民也都在表達這一心聲，而那些率先為此做出努力的國家，終會得到好的回報。
我非常贊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兩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演講裡就提到這一點。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思，連接了亞洲和歐洲，中國和歐洲。讓我們將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作為「一帶一路」合作的基石。這是一個很好的倡議，在這些領域，我們可以建立新的全球性的社會契約，去面對挑戰。
中國幫助了希臘和很多其它國家，我也對此表示感謝。中國和希臘一直以來都保持了密切友好的關係，希臘從中國購置了必需的醫療物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通過各類機構也向希臘捐贈了大量的醫療物資。因此我謹代表希臘人民，感謝你們在全球都陷入困境的此時此刻，給我們提供的幫助。
主持人：謝謝你對中國的祝福。剛剛聽他在表達這個觀點的時候，我會感覺到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呼籲。
張維為：他強調這一點，正好說明這次疫情暴發之後，國際社會缺少這一點，這是最大的問題，西方一開始就要汙名化、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美國疫情這麼嚴重，還要在臺灣海峽、南海製造問題，這就是居心不良。
主持人：所以現在大家也在討論一個詞 「新冷戰」，疫情發生之後，很多人擔心會不會加劇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同制度之間的 「新冷戰」的產生，兩位怎麼看？
張維為：其實是美國、西方不少人公開用這個口號，有的甚至覺得「新冷戰」已經出現了，就在疫情暴發之前，美國的保守派、鷹派，包括像前白宮幕僚班農在兩三年前就說，最多還有5年時間，否則對中國就沒有辦法，必須想辦法遏制中國。
但實際上打冷戰也很難打，為什麼？首先，美國已經不一樣了，中國也不一樣了，美國的盟國也不一樣了，在過去二十多年發生巨大變化；現在川普領導的美國的特點是「退群」，他在往回縮，他不想擔負起過去所謂意識形態冷戰的領導者的作用，中國比當時的蘇聯方方面面都要強大很多，而且中國和美國之間有各種利益交叉，因為是一種嵌入型的發展模式，是開放的、合作共贏的。你制裁華為，那你蘋果也受損失，高通也受損失，損失也非常之大。現在美國找不到像樣的盟國願意跟它一起打冷戰了。所以即使它能夠開始這場冷戰，我想也是短命的，這是我的一個判斷。
主持人：張老師說，美國變了，但中國也變了。那如果真的有一種聲音，有一種力量，它會有一點點往這個方向推的話，我們中國要做什麼？
範勇鵬： 如果西方內部有一些人，有打「新冷戰「的幻想，那麼中國不管怎麼樣，要把它當成最嚴肅的一個挑戰來對待。比如在北美，很多地方有野生美洲獅，這些地方都立有牌子，在野外遇到美洲獅要怎麼做？千萬不能回頭走，一定要正面對著它，這樣它才不會攻擊你。所以我覺得對於西方叫囂「新冷戰」的這些人，最好的辦法是給他們足夠的威懾和制衡，才能打消他們這種念頭。
問答環節
Q1：主持人好，兩位老師好，我是衣漪，現在是一名大三的學生。我一直關注國外對於中國的各種報導，發現我們在境外的聲音比較弱，而且國外一些媒體對中國的汙名化現象比較嚴重，所以我想請問三位老師，我們怎樣能夠在境外更好地發聲？或者說我們怎麼樣能夠在國際範圍內，建立更好的話語體系？
範勇鵬：中國人有一個習慣，就是勤於思，但訥於言，不太善於講。美國有個歷史學家叫布爾斯廷，他在一本書裡就說美國人有個習慣叫大話癖，就是很小的事情能吹得很大。但這不是個好現象，中國人確實也要改變，我們也要敢於講，要勇於講，要會講。我們過去在國際上過於低調，過於溫文爾雅，不敢去講我們真正的理念，講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文化，那確實會帶來一些問題，在信息上是不平衡的。國外那些媒體，那些扭曲、汙名化中國的信息大行其道，但是我們真正的聲音傳不出去。
這次疫情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發，就是不管從官方還是到民間，到每一個出國的人，我們都是一個文化大使，要敢於張開嘴去講我們的制度故事，我們的文化故事，我們的歷史故事。有了這種充分的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掉這種汙名化或者誤解的空間。但是有一點，就是我們要區分小部分煽動家、政客或野心家和大多數老百姓，我們對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戰略。對於這種不懷好意的東西，我們要堅決鬥爭，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我們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釋放足夠的善意，最終會贏得世界人民的這種認同。
張維為：我補充一句，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有大數據證明，年輕人，90後、95後乃至00後，是中國最自信的一代人，而且你們是移動網際網路的原住民，這就是你們的世界。所以你們可以用社交媒體跟網上這些不懷好意的人好好鬥爭。
我們中國人的理念就是，這種差異可能是一種好事情，我們借鑑，我們從善如流，可以優勢互補，這點是西方要向中國學習的
範勇鵬：對，要有多樣性。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存條件，有一些差異確實是和它的生活條件、生活環境密切相關。比如在美國買車，我們中國人喜歡貼那種很深顏色的膜，但美國是不允許貼膜的。為什麼？因為你貼深色的膜，警察看不到車裡邊，你如果有槍怎麼辦？所以它有些很具體的因素。我們都說西方人排隊、坐火車時候守秩序。我在德國時經歷過德國聖誕節「春運」，發現一到人多的時候，大家照擠不誤，完全沒區別。
其實很多東西就是資源、人口密度帶來的一種差異。所以，一個制度或者一種文化，是應對一種具體環境的，環境變了，就要變。這裡面就反映出，真正需要我們去重視的不是這種文化之間的差距，而是不同文化之間，是客觀理性還是愚昧固執，是實事求是還是僵化，這個差距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
亞洲人因疫情受到歧視，華裔喜劇演員吐槽：新冠病毒讓人變蠢。
主持人：說到這一點，我們也關心另外一個話題，就是文明差異會帶來一些衝突，比如說這次疫情之下，有很多人在講，亞裔在有些地方遭到歧視。大家擔心，這種個案會不會愈演愈烈，變成比較廣泛現象，兩位怎麼判斷？
張維為：西方種族主義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數百年了，右翼上臺一張牌就是反移民，不能容忍不同的文化和民族。現在加上疫情，政客一煽動，比如川普講「中國病毒」，馬上增加了很多對亞洲移民的仇視。
範勇鵬：對某一部分人群，不管是民族、宗教還是教派進行系統性迫害或者拿某一部分人來做替罪羊，在地中海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今天我們仍然要警惕這個現象，那麼怎麼應對？我覺得三就條吧，第一，我們國內的一些聲音，特別是一些非常不負責任的謠言，不客觀、不真實的批評聲音，你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要想到這句話對海外華人同胞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將來會不會導致西方一些國家拿他們做替罪羊的一個藉口，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第二，國家強大是海外僑民等群體安全的最大保障，所以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新發生。第三，我們還是要致力於釋放善意，和雙邊、多邊關係要不斷提升，幫助世界儘早抗疫成功，這是釜底抽薪式的消除掉海外華人華僑受到迫害的策略。
主持人：感受到這樣的壓力，但是我們還是要以最大的善意去對待。在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每一個國家其實都要尋找自己的定位，都要為自己再去勾畫未來發展的藍圖，只不過有的國家可能更早地意識到變局在發生，有的可能還沒有完全意識到變化到底在哪裡。想問一下兩位，在中國和平發展崛起的路上，我們最大的挑戰到底是什麼？
範勇鵬：我認為，中國很重要的一個挑戰是我們自身要保持團結、奮進，保持我們的政治穩定、社會穩定，能夠一心一意地去追求我們的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張維為：最大的挑戰還是有些國家非常明確的認為，美國我是老大，你中國最多只能老二，不能變成老大。實際上我們根本不跟你爭這個。中國以和為貴，和平是在中國文化基因裡的。我認為中國已經和平崛起了，當然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崛起，進一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次抗疫，我們看到國人都在進行國際對比、中西方對比，所以我用一個詞叫「心勝」，「心勝」是最強大的一種自信心，發自內心的，這時候真不害怕你說什麼，普通老百姓都能跟你辯論。有這樣自信心的話，我們可以崛起得更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