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前言：本書系統性分析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與洛杉磯兩大地區不同的發展軌跡和城市命運，探尋其崛起與衰落的箇中緣由對於我們國內的區域發展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和對比意義。
1970年間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難分伯仲，分列美國都市排行榜第一、第四位。但到了2010年，兩地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幾乎三分之一，洛杉磯的排名甚至大幅下滑至第二十五名。
縱觀歷史，由於戰爭及政治等各類原因，世界上的城市地區由此引發過不同形式的財富變化，但手頭這個案例卻是兩個富裕的、高度發達的地區，在全面融入新經濟大時代背景下，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後，導致的截然不同的城市格局。
1關於這兩個城市的典型案例中，洛杉磯在艱難時期幾乎節節敗退，其原因大抵可歸納為以下幾點：冷戰結束使其喪失了大部分航空產業、拉丁美洲的低技能人口蜂擁而至，及政府對惡劣情況所採取的錯誤措施等，如加強洛杉磯港口城市的定位，書中評價為「得不償失的勝利」。對於港口-物流產業過度關注的背面其實是對新經濟的忽視。
如SCAG（南加州政府聯盟，the 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執行董事哈桑·伊拉克塔所言：「在航空航天業（衰落）之後，港口、機場、倉儲等物流業成了經濟活動的主要貢獻者，因此我們地區進行了很好的調整，用產業再造自己」。
現狀確實如此，地區的領導者們由既定的新經濟發展議程轉向了發展低工資產業，比如輕工業。他們相信洛杉磯可利用其現有的製作業基礎形成地區新增長，並且為了支持成本敏感的傳統製造業，一再強調應該「消除重新開發未充分使用的土地的政治障礙」。受此主旨下一系列舉措的刺激，洛杉磯更受「製造業或批發業的中等階級好工薪階層歡迎」。
一直以來，SCAG對傳統製造業的重視得到「洛杉磯經濟發展委員會」（凱澤經濟研究中心）的積極響應。在他們題為《製造業：南加州始終不容忽視的力量》的2011年度報告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內容，「如果想把製造企業吸引到這個地方來，我們需要足夠的可用工業用地，這樣使得接壤工業區的鄰居明白製造業對於地方經濟的重要性。」換言之，就在美國及每一個先進經濟體中的傳統製造業急速下滑之際，洛杉磯的領導階層仍然堅信他們能夠維持發展，並堅信製造業將對地區收入水平產生積極作用。
順著這一思路，對於地區人均收入下降這一現實問題，SCAG並不認為需要通過技術改變和重新定義製造業，以調整地區勞動力需求的結構性轉變，反倒將現實困境歸結於地區勞動力供給失衡造成的發展下滑。正如書中第四章所言，20世紀80-90年代是拉丁美洲人口湧入洛杉磯的高峰期，而同時，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又令很多原住人口遷出洛杉磯，「遷出人口中有81%至少完成了高中學業，而近年來遷入的人口中只有46%受過同等教育」。
由此，SCAG不知不覺陷入了宿命論，「瞧，這就是市場規則。」
不過，舊金山的狀況恰恰與洛杉磯形成了鮮明對比。
灣區的領導階層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堅定地將本地區社會經濟形態視作「新知識經濟」，他們尤其重視科技、創新和先進技能。地區精英們的選擇體現的是對新經濟精確而多方位的理解，包括對創新至關重要的因素：「人力資本和產業集群、社會-制度和關係網絡」的深刻領悟。
反之，洛杉磯的領導群體則固執地認為沿著目前的道路前行就是光明似錦，然後足以媲美德克薩斯、阿拉巴馬和墨西哥州……這種對經濟發展的「信仰結構」與洛杉磯所屬的「高成本俱樂部」（作者將其解釋在不同發展水平上存在不同經濟體的結構性「俱樂部」）發展之路是不匹配的，原因就在於這種發展路徑遠遠無法支撐歸屬於「高成本俱樂部」地區的城市規模、人口密度及經濟成本所帶來的不可逆的高土地價值、高勞動力價值及消費價格。
2除此之外，全書提供了一種針對改進地區發展的分析方法及模型，涉及多個理論流派：國際和比較發展理論、城市經濟學、制度研究，並通過這些理論整合從而形成對洛杉磯和舊金山兩個地區深入的實證研究框架。
總體來說這一過程並不僅為了闡明這兩個城市的具體情況，而是將這樣的比較用作理解更廣泛的經濟分化發展現象的方法論。
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發展是什麼？發展並不等同於增長
經濟發展是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學問題，因為其中存在多種變量，而這些變量作為發展過程中的必要組成部分共同發生著作用，其中包括土地價格、交通體系、人口結構、產量構成、製造空間、稅收收入等等。但並非所有變量都能準確反映發展過程中的種種變化，如常被使用的「增長變量」（如人口或產量變化）本身就未必代表「發展」。
例如，地區總量實現了增長，但人均產出水平卻是下降，則地區可能就尚未發展，而萎縮的人口與日益下降的人均收入結合在一起，情況就可能變得更為糟糕。「增長」在發展中既可以是獨立變量也可以是中間變量（起作用的力量），但發展自身卻並不等同於增長。
其次，城市是什麼？需要選擇一個正確的分析體系
所有城市都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需要將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分類，從而構成一幅人口、土地、住房、生產、休閒交相輝映的地理鑲嵌畫。我們觀察到城市部分區域的高收入氛圍與當地生產力的互動效應幾乎是微弱的；相反，這種氛圍往往是地區高收入人口自發分類的結果，這些人習慣通過對生活居住地的選擇形成統一價值觀，從而群聚成具有地區代表性的人口結構。
作者通過比較舊金山灣區的十個縣和洛杉磯的五個縣，分析了城市邊界問題，比如從中分離出城市邊緣地帶的通勤狀況對都市區發展的影響，進而得到的教訓是，為了應對跨邊界通勤和都市區擴展，在研究經濟發展、收益等方面就必須使用統一的地區尺度定義。
如何理解專業化？分化的引擎是高工資的專業化
作者為我們釐清了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就業量之間的關係。貿易部門將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其他地方，同時圍繞著核心貿易部門會展開針對本地消費的非貿易部門活動，有時候貿易部門會使用非貿易的本地資源（如影視業僱傭本地勞力），有時候非貿易部門最終的產出也會利用貿易資源（如乾洗店使用進口的化學製品和機器）。
貿易活動的增長並不會受制於本地的經濟規模，而是會受制於全球需求的演變及地區生產在全球生產中所佔的比重。這種貿易活動專業化帶來的群聚效應對提升就業水平、提升區域發展速度有顯著的重要性。通常貿易部門的就業量與非貿易部門規模之間的關係被稱為乘數效應。
新經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以創新為主導的高科技工作，每增加一個新的核心工作崗位，本地就能額外增加另外5個新的就業機會，但傳統製造部門每增加1個工作崗位，該地區的非貿易部門僅能增加1.6個工作崗位。高科技從業人員報酬豐厚，還因為這個產業本身每個個體會使用更多群聚於本地的資源和服務，因此通過結合兩個效應，即核心貿易業的工資差異和他們所形成的不同係數，專業化最終使得城市地區之間的收入發生明顯分化。
如果不關注細節僅從廣義上看，舊金山和洛杉磯的產業總體結構非常相似。據美國經濟事務局統計數據，1970年兩地的服務業和製造業就業總量約佔地區就業總量的23%。相比之下，兩個地區的服務類活動都提供了近一半的就業崗位，政府部門是提供就業崗位的第二大源泉，緊隨其後的是零售，然後是製造業，最後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
但隨後的幾十年裡，這種情況卻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變化。至2010年，舊金山排名前十的最大型NAICS六位碼產業機構中的七個均為矽谷信息技術集群的組成部分。而大洛杉磯的發展軌跡則剛好相反，與1970年相比，它已經成為了一個專業化程度羸弱的地區經濟體，對高工資的新經濟活動的關注度遠不如舊金山。
在此基礎上的勞動力特徵和人口特徵是什麼？從企業需求出發
如果我們把兩個地區經濟體看作一個整體，那麼平均來說洛杉磯人的薪資維持在普通灣區從業人員總體收入70%的水平。這一差距比我們在貿易部門觀察到的工資差距小一點，這是因為本地非貿易服務性部門的工資比專業化貿易部門的工資更接近，這就進一步說明經濟體中貿易部門具備差別的重要性。在1970年，這樣的差別很小並不足以對城市發展起決定性作用，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貿易部門工資的重大分化直接造成了地區平均工資的分化。
因此，引申來看，對於遷移企業來說，稅率（企業和個人收入稅率）還不如潛在的工資水平重要，而且那些對於稅率很敏感的企業實際上都屬於體量較小的、流動性高的經濟部門，也就是常規化的生產領域。反而如加利福尼亞州這樣的高稅收州比那些低稅收州更能吸引到高工資高技術種類的工作機會。
加州的經濟發展政策以吸引企業為導向，但他們要吸引的並不是那些在地區經濟體中具有貿易核心功能的企業。相反，各城市利用土地使用政策吸引能夠創造更多銷售稅收的企業，而這些企業大多屬於零售業。調查顯示大型（跨地區）企業在選址時往往很少考慮地方房產稅，這是因為關心房產稅的企業一般從事土地密集型的活動和業務，並只考慮土地價格低洼的區位，而計劃布局灣區或洛杉磯核心地帶的企業則是為了接近高質量的勞動力、高密度的信息和高飽和度的供應鏈。這樣的企業更關注勞動力成本、勞動技能、便捷的交通網絡以及能源獲得及能源成本。
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提高人口密度來增加房產稅收，但對於洛杉磯這樣的城市來說，採用這種做法就只能限於市中心地帶，因為現有居民反對提高人口密度。2011年結束的全州性的城市重建計劃促進了市中心密集城區的再開發。這些密集的城市土地利用就如重建市中心一樣，與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娛樂和物流這些高附加值產業沒有太大關係。當然，土地利用倒是很可能有助於金融和生產性服務產業的發展（比如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的市中心重建也許對保留金融業的地位有一定效果，但並沒有任何一個都市地區會專門從事金融行業，紐約另當別論。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更明晰當政府試圖施行產業引導政策時，應該從什麼角度來激發地區發展的動力。「人們所到之地至關重要」，一個經濟體中貿易產業專業化的質量對人們的生活機遇與個人發展將產生持續的影響。每一個地區勞動力市場的經驗和學習過程，能幫助原先水平相似的人們漸漸習得不同的技能，並使得工資差距越來越大，灣區和洛杉磯現在就給大量從業人員提供了不同的發展機會。企業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是過去的「雞」，而逐步的經驗獲取過程令勞動力產生了供給變化，這就是現在的「蛋」。
讀完全書，不難看出作者有一個宏大的願景，希望通過對比兩大都市區的經濟表現、人口變化、產業集群等角度分析得出地區發展的「秘笈」，同時在此過程中拆解並解讀了目前主流理論流派的應用場景及約束條件。
比如，針對國際和比較發展理論，作者認為在不同發展水平上存在經濟體的結構性「俱樂部」，從最貧窮的俱樂部進入到中等收入俱樂部是有選擇性的，這便是眾所周知的「城市起飛」難題。
它可以通過突然改變經濟結構中的專業化模式，從現存的農業或簡單商品模式轉型為勞動密集型製造而實現轉變，然而當經濟體在收入階梯上持續走高時，社會制度、教育水平、基礎設施等變化就必須匹配形成更精妙的組合。這也是為什麼從中等收入俱樂部進入高收入俱樂部的現象不太常見，但反過來當一些國家突破這一陷阱進入高收入俱樂部時，他們很少會再跌出這個俱樂部的原因，這或許是由於一旦在城市發展中的方方面面都準備就緒，他們就會互相支持並抗擊經濟體中的衝擊。而放到洛杉磯的案例中來看，不得不說它是選錯了對標「俱樂部」，錯誤地一再強調降低成本，並且並不屬於高成本俱樂部的墨西哥州等競爭。
總結：城市發展的邏輯萬變不離其宗，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在「內循環」的大趨勢下，城市或都市區的發展模式也將不斷演變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