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建國，可在長達數百年時間裡，秦國只在第九代國君秦穆公時期曾有過短暫輝煌，此後每況愈下，到了秦孝公執政初期已經積貧積弱，在戰國群雄中排名墊底，長期受近鄰魏國的欺凌。秦孝公自知照此下去，秦國遲早會被其他強國吞併。於是他採納衛人商鞅的建議，用雷霆手段開啟變法，這便是世人皆知的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從軍事、民生兩方面入手，通過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等措施極大調動了秦人奮鬥的積極性。經過二十多年變法改革，秦國國力迅速增強，成為「戰國七雄」中的佼佼者。因此，秦國強大的第一位關鍵人物自然是商鞅。
「商鞅變法」之後，秦國不斷變強，但這個階段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其他諸侯國也出現過，比如魏國、齊國都曾稱霸一時。所以「商鞅變法」為秦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假，但如果把秦國統一天下的功勞都歸於變法則有點言過其實。事實上，在秦國變強的過程中還有一位極關鍵的人物，他便是秦國後期的名相範雎。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國力大增，所以就產生了東出稱霸的野心。不過在範雎之前，秦國雖然在軍事史已天下無敵，但總體戰略方針還很凌亂，經常是盯著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忽略了全局考慮，比如秦昭襄王的舅舅、穰侯魏冉竟帶著軍隊去攻打齊國。熟悉戰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秦國和齊國中間還隔著趙、魏、韓這幾個諸侯國，越過他國去攻打一個強勁對手，這顯然不是明智之舉。何況即便能打下來，這麼遠的一塊飛地又如何守得住。
有鑑於此，範雎向秦昭襄王提出了「遠交近攻」的戰略方針，即秦國應該先攻打地處中原核心地帶的韓國和魏國，以解除心腹之患，壯大秦國實力。然後再北謀趙，南謀楚。當這些國家都逐個被秦國吞併後，齊國就再也沒實力能與秦國相抗衡了。
範雎的「遠交近攻」之策為秦國奠定了總體戰略方向，自此以後秦國才開始真正有計劃地推進擴張策略，最終由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
範雎的另一項重大貢獻是幫助秦王實現了中央集權。此前秦王雖然是秦國的最高統治者，但國家大權卻未必都掌握在秦王手中。比如秦昭襄王在位早期，先是宣太后羋八子主政，後是穰侯魏冉、華陽君羋戎、涇陽君公子芾、高陵君公子悝等貴族擅權。權力這東西過於集中雖然會產生獨裁專制的危害，但高度集權也有減少內耗，集合力量辦大事的好處。
在範雎的協助下，秦昭襄王終於成功將大權從宣太后、魏冉等人手裡奪了回來，秦國王權實現了高度集中。在其他諸侯國國君還在為與宗室、權臣爭權奪利不斷內耗的時候，秦王已經集大權於一身，可以從容謀劃東出吞併六國的大計了。
值得一提的是，範雎在史學大家司馬光眼中卻是個地地道道的小人。司馬光認為範雎慫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是個沒心沒肺，對國家和百姓都有很大危害的人。司馬光是個鐵桿封建衛道士，所以在他眼中一切有違綱常倫理的事情都是十惡不赦。不過司馬光的評價雖很刻薄，但他倒是說不出範雎這個「傾危之士」究竟傾危在哪裡。
秦國歷史上有三對很重要的君臣組合，他們是：秦孝公與商鞅變法圖強；秦昭襄王與範雎繼往開來；秦始皇與李斯實現統一。不過在這裡面，秦始皇與李斯雖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偉業，但他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所以要論使秦國走向強大發揮關鍵作用的人物，商鞅與範雎兩人才是真正居功至偉。
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