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詩人，唐高祖李淵的嫡次子，母為太穆皇后竇氏。
唐太宗在位期間，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時年號為「貞觀」 ，出自《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所以，他統治的這一時期史稱「貞觀之治」。
後世之人一直認為：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出現的清明政治，經濟復甦，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且在《新唐書》中有這樣的敘述，大意如下：「貞觀四年，市場上的米價為每鬥四錢到五錢，外出幾個月的百姓均無需閉戶，街面上隨處可見牛馬等牲畜，百姓外出幾千裡都無需儲備乾糧。」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貞觀四年的時候，唐朝的生產力已經達到了鼎盛，至少已從此前的戰亂中有了根本性的復甦。
熟悉經濟學的朋友都知道，用糧食價格來衡量社會狀況顯然是不準確的，也不具備說服力。用《漢書》中的一句話來反證，就是「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大意為：糧食的價格低得不合理，就會使農民的根本利益受到損害；糧食的價格高得離譜，更會危害社會的經濟命脈。
因此，糧食的價格處於不正常水平，這說明：貞觀四年李氏王朝的政績仍是不成功的，反倒有可能造成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更何況，唐朝時期的首都很難出現每鬥米四錢的怪事。想要了解真相，我們不妨繼續拿《新唐書》中的內容來舉例。
在《新唐書》的某部分中，有這樣的記載，意為：唐朝時期的長安附近的土地雖然肥沃，但是，可供耕種的土地非常稀少，根本無法滿足都城的日常需要。
因此，長安的糧食往往需要通過漕運這種方式從各個地方調運。
眾所周知，漕運糧食需要耗費相當數量的運費，由於唐朝時期的交通不便，通常一鬥米的運輸成本要達到三錢左右。按照《新唐書》中，長安每鬥米僅需四錢的說法來看，莫非這些糧食在出產地售賣的價格僅需一文一鬥？顯然這是不符合常理的，這也是《新唐書》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長安米貴」這句話，用來形容唐朝時期的長安經濟再合適不過。
早年，白居易拜訪前輩時，就曾聽到過「長安米貴，居大不易」，這樣的風涼話。此外，貞元年間有據可考的關中最高米價為每鬥千錢，而當時長安地區儲備糧最大的糧倉——太倉，僅儲備了供天子六宮食用十天的糧食。從唐太宗到唐高宗，短短幾十年，米價就從四錢漲到千錢，顯然這也是不符邏輯的。
其實，貞元年間，長安地區糧食的價格也曾創過「歷史新低」，這是一次百年難遇的特例。
根據相關的史料記載，貞元初年宰相陸贄曾建議朝廷向民間購買低價米，擴充太倉的糧食儲備。隨後，朝廷就在關中地區收購了大量的穀子，而這些未脫殼的穀子仍需七十錢一鬥。在高宗登基之初，且史書中明確記載的「谷賤」時期，谷價就已達到了七十錢一鬥，與前文中所提的貞觀年間米價四錢相距甚遠。
撥開重重迷霧，我們不妨繼續推敲。在《新唐書》中，不可信的數字究竟說明了什麼？筆者認為：完全是史官從中偽飾，所以，才為後人呈現了「米價四錢」的荒誕笑話。我們僅通過此一事管中窺豹，就有充足的理由懷疑發生在初唐時期的那場盛世。
那麼，一個國家的國力究竟如何？
僅靠史官寥寥數筆是無法詳細敘述的，還需看外人的評價。當時與唐朝交情匪淺的高昌國王鞠文泰，曾說過這樣的話：「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也。」
那麼，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無非就是說：初唐的經濟水平比不上前朝罷了。
實際上，終李世民的一輩子，也沒能讓唐朝的經濟追趕上隋朝，在人口上更是與隋朝相距甚遠。在李世民駕崩三年後，某日，李治曾向戶部官員詢問今年人口的增長量，偶然得知，隋朝時期全國總人口有八百餘萬戶，而如今唐朝人口僅有不到四百萬戶。
由此可見，李世民奮鬥了一輩子，也沒能讓國家的人口追趕上前朝，甚至連一半都不如。
偽造盛世古而有之，其實，早在貞觀之前，就已有統治者通過這種方式為自己的王朝貼金了，相比之下，唐朝只能算作「後來者」。在《晉紀總論》中，曾如此評價過太康時期的社會狀況：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
那麼，太康時期的國家真的如此繁盛嗎？顯然，這非常值得推敲。如果真的像這段內容中所說，太康又怎會三代而亡國呢？顯然，這是不切實際的。
由此看來，李世民不過是照搬了先人的套路，在史書中為自己的臉上貼金罷了。
參考資料：
【《新唐書·志四十一》、《貞觀政要·卷一·政體》、《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