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認定，人言人殊。以《春秋》、《左傳》為例，二書均始於魯隱公元年，結尾之年卻相差十三年；而周平王東遷，至魯隱公元年，尚有四十九年的時間差距。
春秋是中國歷史上大動蕩的時代，也是王室衰微、政權下移的霸權時代。春秋初期約有一百四十餘國，到春秋中葉以後，只剩下幾十個國家。在這場激烈的兼併與掠奪過程中，以楚、齊、晉、秦四國的勢力最為壯大。
春秋霸主雖如長江後浪推前浪，不斷更迭，但由於「尊王攘夷」的大旗和國家實力的制約，霸權很難長久為一國所把持。
春秋諸侯宛如走馬燈一樣，在爭霸舞臺上熱鬧非凡。在這樣的背景下，春秋時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亦受到了深遠的影響。
經濟發展——舊制瓦解，土地私有
春秋是古代生產力發展的突變階段，中國由青銅器時代邁入了鐵器時代。冶鐵手工業的出現，使生產力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進而帶動了其他手工業的發展。
農業上由於開始使用鐵製農具和牛耕技術，使生產力迅速提升，打破了原有的生產關係；商業貿易和城市經濟日趨活絡，都使「井田制」和「工商食官制」面臨衝擊，而瀕於瓦解；個體農民、私人手工業者、自由商人陸續出現，並形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甚至逐漸影響到戰國時代的面貌。
從生產力看，據考證當時已有牛耕技術。人們以堅固耐用的鐵製犁耕作，再配合耕牛作為動力，不僅可深耕除草，更可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為農業帶來巨大的生產效果。
從土地制度看，不僅「天子」不再能夠控制天下土地，諸侯也不能控制國內土地。有權勢者佔田地為己有，農奴逃脫到偏遠地區墾荒耕種的情形層出不窮。
至此，井田制度已全然瓦解。隨著土地私有，各國政府為擴大收入來源，實施了賦稅制度改革，以遏止「私田肥於公田」的不公平現象。
齊國實施「案田而稅」，亦稱「相地而衰」；晉國推出「作爰田」的改革措施；魯國推行「初稅畝」；楚國亦實行「書土田」、「量入修賦」；鄭國「作丘賦」；秦國「初租禾」。
這些都是放棄實行久遠的「井田制」，而承認「土地私有制」的具體措施。
與此同時，經濟商業也在蓬勃發展，原本交易用的貨幣——海貝，已不敷使用，於是金屬鑄幣開始大量使用；出現了一些富可敵國的大商人，進而打破了原有「工商食官」的制度。如鄭國弦高、越國範蠡、孔子弟子子貢等。
人才流動——宗法崩潰，社會解構
西周和春秋前期，處在封建的宗法制度社會體系下，社會中的個人被牢牢地綁在宗法血緣關係的臍帶之上，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中，沒有獨立的個人風格。在這種背景環境下，人才的流動自由，被局限在一定範圍之內。
到了春秋後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引發社會關係的震蕩與變革，經濟結構由宗法本位轉變成家族本位；政治結構從依附關係轉變成獨立人格，為人才流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結果到了戰國時期，賢能之士對當時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如以秦、楚而論，則分別是舉用人才、人才外流的最佳詮釋。
以秦而言，秦穆公因得百裡奚，由余等，並國二十，遂霸西戒；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而「舉地千裡」；秦惠王用張儀之計而「東散六國之縱；秦昭王舉範雎而「蠶食諸侯；到了嬴政時代，任用李斯、蒙驁、王翦等異國人才，終能「振長策而御宇內」，完成一統中國的大業。
以楚而論，地大物博，物產富饒的楚國之所以衰落，人才外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據《左傳》、《國語》記載，從楚文王十三年起到楚昭王十年止，楚臣出奔的有：申侯、子哲、蔡朝奔鄭；王孫啟、析公、賁皇、申公巫臣、雍子、子幹奔晉；伍子胥、伯嚭奔吳等等。
這批外流的人才，為楚國帶來極大的危害。如王孫啟奔晉，晉敗楚於城濮；賁皇奔晉，晉敗楚於鄢陵；申公巫臣逃晉，獻聯吳攻楚計，吳不斷伐楚，使楚疲於奔命；伍子胥奔吳，和孫武一起，襄助吳王闔閭，五伐楚國，進駐郢都，楚昭王奔隨，幾乎亡國。
由此可見，人才對於國家的興衰，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足證招賢、用賢則霸；失賢、棄賢而衰，是千古不易的定律。
學術氣氛——百家爭鳴，學說蜂起
社會的大動蕩從根本上改變了貴族壟斷文化、「學在官府」的局面，導致「私學」興起，使大批新興地主、商人、平民子弟，都有受教育的機會，進而為學術自由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加之各國君主為成霸業，爭相競攬天下賢士，勉其著書立說，講學論辯，更替學術自由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保障。
各家學派相互流動、激蕩之下，促進彼此的發展，醞釀成空前未有的學術自由氣氛。
以儒、道、墨、法為主的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聚眾講學，議論政治，相互駁難，揭開中國文化史最光輝燦爛的一頁——百家爭鳴。
諸子之中，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強調仁、義、禮、智，提倡積極入世而獨樹一幟，成為時代的顯學，後為歷代統治者所重用，形成社會政治的理論基礎。
墨家與儒家一樣居於顯學地位，倡導「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等政治主張，反映春秋時代下層民眾的強烈願望。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強調無為而治，追求個體價值與精神自由，形成獨特、超逸的風格。
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則主張冷靜的分析與進化的歷史觀，主張法、術、勢的結合，成為切實有效的政治理論，為後代的封建帝王制度，發揮了巨大作用。
地域文化——風格突出、各領風騷
春秋時期，長期的封建割據、封閉的自然經濟、回異的地理環境、獨特的各地民俗，使列國文化邁向獨立發展的軌道，形成風格各異的區域文化，呈現出千姿百態的文化景觀。
當時的中國，可分成四個文化圈，分別是齊魯、秦晉、楚、中原文化圈。
齊魯文化，產生於齊魯大地，是由重禮崇義的魯文化和自由開放的齊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王室名存實亡，天下爭亂，唯在齊魯之地，尤其是魯，周禮的保存最為完整。正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因此華夏文化的重心移至齊魯。
齊魯文化因此而具備了正統性、倫理性等特質。影響中國文化的巨匠們，大都誕生於此，如孔、孟、管子、孫武、鄒衍等，進而孕育出以魯儒家為溫床的儒家體系。
秦晉文化，可分為具鮮明功利色彩的秦文化和具積極開放、發展的晉文化。
從秦人祖先被西周統治者發配西遷到始皇統一天下，秦人最津津樂道的，無一不是對國計、民生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事，因而表現出了功利實用主義傾向的治國理念。
也因為如此，大批出身微寒卻才華出眾的非秦人士，才得以進入政治最高層，建功立業，如百裡奚、商鞅、張儀、範雎、呂不韋、李斯等人，為秦國的強大和最後一統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晉文化不僅是法家思想的發源地，而且具備開放發展的文化觀。
春秋以後的韓、趙、魏三雄法家人才輩出，如魏國李悝彙編的《法經》，是我國古代首部較完整的法典；韓相申不害為相十五年，「國治兵強，無侵韓者」；還有趙人慎到和援法入儒的荀況，甚至於韓國大思想家韓非，集法家理論於大成；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更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讓中華文化有了嶄新的面貌。
秦晉文化，在春秋以後，相互往來頻繁，「秦晉之好」為兩國友好的最佳詮釋。東周以降，秦國雖然偏居西方，不常參加中原盟會，甚至被視為夷狄，但在「獨霸西戎」的基礎上，銳意向東發展，由於受地形限制和強晉的阻攔，無法稱霸中原。
秦和東方諸國的通使聘問雖然不多，但和晉國文化的交流十分密切，因此秦晉文化在風俗上相通之處頗為常見。如兩地都強調人民遵守禮法，以國事為重，且在「先王遺風」的薰陶之下，秦晉國君皆具有重禮儀、守信用、開通豁達的性格特質。
楚文化，有宏妙的哲理（如超逸的道家思想）、奇瑰的文學（如莊子的散文、屈原的詩歌）、精美的手工藝、獨特的民情風俗，與其他區域的文化交相輝映。因此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是楚文化的鼎盛期。
中原文化，即周文化。以東遷後的周王朝為中心，包含周遭的鄭、衛、曹、陳、許、宋、申等國。
周文化承襲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遺產。就文化層面而言，這裡的文化、藝術較另外三個區域繁榮而進步，但是因為位居中國之中的地略關係，成為大國爭霸的焦點。
除春秋初期的鄭國之外，其餘各國多不強盛。為了在強國夾縫中求生存，出現了不少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人才，是戰國縱橫家的「發源地」。
春秋在齊魯文化、秦晉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多方交會下，釋放出空前未有的文化光輝，它們彼此以兼容並蓄的恢弘氣度，相互吸引、凝聚，才締造出中華文化中多元又獨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