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英教授公開課:瘟疫與人類發展

近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劉守英教授在網絡平臺開設了「瘟疫與人類發展」公開課。在公開課中，劉守英回顧了人類文明和瘟疫的歷史。針對此次新冠疫情，他指出，「我們必須做出改變」，期待經歷過此次慘痛經歷的中國，不要在疫情過去後草草收場，真正開啟一場全民族的反思，以此為契機，推動國家在人的行為習慣、發展本位、體制進步等方面全面現代化的革命。原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微信公眾號。

同學們好，今天我們上一堂特別的課，這個特別之處在於你們不能在教室裡面聽我授課。第二個特別之處在於這一次的主題跟新冠疫情密切相關，我們探討瘟疫和人類發展的關係。

我們人類靠智慧跨過馬爾薩斯陷阱，通過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推進現代化進程，改善了人類福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偉大勝利。唯有瘟疫讓萬物之靈感到恐懼、感到慌亂、感到無力感，甚至出大錯。

面對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我們甚至現在都搞不清楚它從哪裡來，它到哪裡去，它為什麼如此地肆無忌憚！問題還不止於此，它剛一走人類的一切又回到過去。所以，當過幾年它又來一次，人類又重犯過去的錯誤.

根源在哪？源於人類對瘟疫的傲慢與無知。

我們為這次的瘟疫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所以我呼籲國人從現在開始放下身段，客觀理性地思考瘟疫與我們的關係，對我們產生的影響，真正將瘟疫納入對政治、經濟、社會的考量。在此基礎上尋找應對瘟疫的方法，探索人類的未來。

正視瘟疫，它是對人類的最大外生衝擊

我們在描述中國時有一個高頻詞叫多難興邦，多難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多疫，把學者們編的《中國災難年表》數一數，最觸目驚心、最頻繁的一個字就是「疫」！史家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133年間有傳染病大流行的大疫年份就有49個，波及州縣達70多個，達到「民死幾半」 規模的「疫」就發生過120次。發生瘟疫大流行的省份排第一的是山東省。我們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源地湖北歷史上多災多難，排在第三。

我省事時就在湖北洪湖見證了造成一家家農戶巨大痛苦的血吸蟲病。這場瘟疫導致全國1000多萬人染上血吸蟲病。毛主席為此專門寫下《送瘟神》，感嘆「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1988年我在上海讀書趕上了A肝，導致30多萬人發病，而且誘因是我們瞎吃，吃了什麼？毛蚶。

2003年非典，我已經在北京工作，我第一次見證了病毒國際化的陣勢，八個月就確診八千多人。

這一次新冠病毒於中國人最溫馨的春節襲擊我的家鄉湖北，傳染性之大，波及面之廣、對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脅，歷歷在目。

從歷史看全球，人類對瘟疫的肆虐更是不管你是什麼人種，也不管你是富還是貧！

十四世紀一隻黑色的老鼠登上從亞洲前往歐洲的貨船，「黑死病」席捲歐洲，在全世界殺死2500萬人，深刻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在笛福筆下，倫敦1665年大瘟疫「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而光」。1918-1920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造成五千萬到一億的人口死亡。

由此可見，瘟疫從來都是來無影去無蹤。瘟疫是人類遇到的最大的外生衝擊。瘟疫讓人類露底子。而且每一次的大瘟疫都是全球化的。

面對災難，讓我們看得更長更深更遠

瘟疫不僅不斷地威脅人類，而且還與人類的文明進程相伴相生。我們的祖先在完成進化之前，在食物鏈當中吃別的動物也被別的動物吃，正是在這種互食中，人類實際上感染了所有的寄生物。

當我們的祖先利用語言、住房和衣服的文明進化將習慣性行為轉化為智慧性行動的時候，人類以勝利者的姿態取得了超越其他動物的地位。但是，元初那種原始的生物平衡就開始面對新的失衡。人類增加食物供應（除草、改良土壤等）的方式導致了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區域內動植物漸趨單一，由此造成食物鏈的縮短，人類只能以激進的方式重塑自然，這又導致對生態平衡的破壞。我們靠增加馴養和種植動植物的數量來保證更多更好的吃，但這又為寄生物造就了潛在的更集中的食物源，與馴養動物的緊密相處，滋生了由動物傳給人類的傳染病。灌溉農業提高了農業產量，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有利於病原種傳播的環境。

隨著人口增長、貿易擴張和集聚程度提高，人類進入成規模、有組織、人口密集的城市社會。正是人類宿主向大都市的不斷聚集，才得以保持傳染鏈的不間斷，傳染病得以長久地生存下去。城市環境也使病毒與易感新宿主有更多接觸的機會，頻繁地交往使疾病不間斷地人傳人，由此傳染病成為一種滋生與蔓延於城市文明社會的「文明病」。一旦它們真正行動起來並成氣候，亞歐大陸不同的文明社會就形成了不同的疾病模式，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文明病」，各自獨特的疾病模式又形塑了不同的文明特徵。

在中東，巴比倫、埃及、波斯的統治者先後在兵戈交鋒和邊境蠻族的屢次入侵中確立了統治。帝國越龐大，組織越完善，其運行也越逼近農業發展的自然極限。當帝國的邊界不斷推到大草原或沙漠地帶，原有的耕作方式已不能保證足夠的收成來擔負帝國擴張的成本。疾病充當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平衡器，它在降低人口密度和改變軍事進程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好在傳染病的威脅還不足以嚴重、頻繁到給文明社會造成崩潰瓦解的程度。

在中國，黃河流域的農業活動突破半乾燥黃土地的地理邊界，主要農作物從小米轉為水稻，水利工程體系建成，對傳染病的適應性增強，支持了統一中國的形成和帝國的和平，降低了長期戰爭對農民社會的蹂躪，成功地在食物生產者和寄生其上的統治者之間形成可持續的穩定的巨寄生平衡。但是，由於南北疾病分解線的存在，阻礙了北方文明的農村和城市生活順暢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國文化搖籃以南的地區。

在印度，恆河流域儘管出現強有力的幅員遼闊的王國，但是，難以忍受的溼熱氣候，傳染病的沉重負荷，消耗了農民的精力與體力，削弱了農民為國王、地主、軍隊和官僚生產剩餘食物的能力，造成恆河地區的政治及文化結構難以穩定、也從未鞏固為長期的統一體，農民的平均生產力與最低生活需求之間餘額很小，導致次大陸的整體貧困。疾病肆虐也形成種姓制度、出世主義、佛教和印度教等為特徵的印度文明。

在地中海，文明靠產品交換支撐，組織「野蠻人」社會提供穀物和其他關鍵商品，農民倖免於供養帝國官僚機構和軍隊，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的開放的地中海貿易，地中海沿岸提供了有助於人口繁衍的疾病較少的環境，城市中心得以形成，催生了希臘文明，經濟上由自由民之間的買賣關係聯結，政治上為自由的交流所維繫。但是，大城市形成，成為加劇疾病流行的基地，導致人的壽命大為縮短，希波克拉底記載了古希臘存在的多種傳染病。瘟疫的肆掠加劇了盛極一時的雅典帝國土崩瓦解。

到公元紀年開始時，四個不同的文明已經形成四個疾病圈。每個疾病圈內的傳染病，隨著文明之間的交流越出固有的邊界，傳染鏈擴展到人口也足夠稠密的新地盤，造成對以前沒有患病經歷或免疫力人口的致命肆掠。

東地中海、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常態化，商隊在陸上頻繁地橫穿中亞的綠洲和沙漠，商船自由航行於印度洋及其鄰近水域。但是，商品的交流也意味著傳染病的交流，陌生疾病在易感人群中的傳播機會增加，造成文明病之間的蔓延。鼠疫從印度東北或中非的發源地侵入地中海，羅馬世界遭受嚴重的瘟疫災難，鼠疫伴隨戰爭、遷徙、逃亡，導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橫穿亞洲的陸路商隊活動的活躍，以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時期為頂峰，其版圖囊括了整個中國和俄羅斯絕大部分土地，甚至囊括了中亞、伊朗和伊拉克。蒙古帝國的擴張，加劇了瘟疫的全球化。蒙古人治下的亞歐大陸交流廣泛，許多人的長途旅行跨越了文化或疫病的原始邊界，還有人在原有線路之外開闢了更北的商路。

蒙古人的徵戰幫助鼠疫桿菌從位於喜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擴散到亞歐北部寬廣的草原地帶，蒙古騎兵的快速機動，意味著鼠疫有機會擴展自己的活動疆域，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也可以偶爾搭乘裝滿穀物和其他掠奪物的鞍袋，河流與類似的地理障礙對於疫病傳播不再難以跨越。

黑鼠蔓延到歐洲大陸，使這個大陸的所有國家遭受沉重的瘟疫打擊，奪去1/4人口的生命，面對緊張和隨即而來的危機，歐洲人的日常規範及習俗制約隨之崩潰，固有的宗教儀式和管理措施的無能與無奈顯現殆盡。整個社會瀰漫著焦慮不安的陰雲，質疑上帝的正義，在基督教的歐洲，反教權主義變得更加公開而廣泛，構成了馬丁·路德後來成功的諸要素之一。城市政府對惡性疾病的反應相當迅速，他們的活力促成歐洲城邦的黃金時代，推動市場經濟在整個歐洲的跨地域發展，城市還發展出更加世俗的思維取向和生活方式。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價值變遷，絕不可能僅僅取決於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當局應對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對歐洲意識形態的劃時代轉變發揮過重大作用。

歐洲成為擴大了的新舊世界的中心，倫敦乃至英格蘭中部地區發展出新的工商業模式和出現機械動力機器的廣泛使用，被稱為「工業革命」。人口和疾病史在大不列顛工業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英國城市人口的增長要求增加國內食物生產，為滿足這一需求的「新式農耕法」在休耕期種植蕪菁、紫苜蓿類精耕細作作物，不僅使農業產量增長近1/3，而且牲畜數量的增加阻斷了在北歐存在達幾個世紀的瘧疾，更多的牲畜為人們的飲食提供了更多蛋白質和對付各種傳染病的能力。「圈地運動」使牧民用柵欄將牛羊圈隔在私人牧場上放養，減少了傳染病的傳播，給畜群健康水平提高創造了條件。疫病減少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較少的農民可以養活更多的城市人，為英國18世紀晚期引人注目的城市化創造了條件。因為瑪麗·蒙塔古剛剛踏入社交界美麗的臉蛋被天花刻下難看的疤痕，以及歐洲統治家族中天花造成的死亡兩次嚴重影響了英國的政治生活，使不列顛列島的統治階級對天花的危險高度警覺，英國於18世紀最早接受天花接種，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英國在控制天花上的努力獲得了作為18世紀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的地位，因為大英帝國的興起和1763年後法國從海外的暫時撤退，被史學家稱為美洲、非洲、亞洲以及歐洲歷史的關鍵轉折點。

人類用無數生命換來的抗疫經驗

總結人類與瘟疫的歷史，人類在一次次面對瘟疫中積累的經驗甚至教訓非常寶貴，它們是我們下一次面對瘟疫時的最重要財富，人類抗疫中形成的措施可以幫助我們少出錯，減少生命的損失。

一是及時有效的隔離。當一場新的瘟疫到來時，由於我們根本無法很快發現它是什麼，也沒有有效的辦法應對它，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隔離，採取一切措施阻斷傳染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提醒的是，隔離措施不是簡單粗暴，一定要非常系統、細緻、具有強制性。以1665年倫敦大瘟疫時採取的行政措施為例，規定檢查員要品格良好，上崗要宣誓，對房屋和患者做到透徹了解；每座房屋的看守人白天、夜晚兩名；搜查員具有誠實聲望、宣誓嚴格履行其搜查職責、正確匯報；醫生劃片負責；一旦有人害病兩小時內告知衛生檢查員；一旦發現有人患上瘟疫，在當晚隔離於該房屋；掩埋死者的時間要在適宜之時，鄰居或朋友不得陪同；傳染病織品不得流通使用；街道要保持乾淨，等等。

二是現代醫學科學的勝利。早期人類在應對瘟疫的時候就是靠兩條，第一就是靠信仰，這種信仰在西方就是信上帝，在東方信佛教甚至神秘主義，這些信仰實際上是為人們減少恐懼起很大的作用。第二靠傳統醫學。直到晚近，醫學理論還是粗糙、武斷的經驗主義，一些名著的教條被奉為圭臬。在歐洲，對新療法的相對開放成為醫學專業最為重要的品質，其技術和知識從經驗中積累完善，以醫學院和醫療機構為中心的專業機構決定了對新疾病的更為系統性的反應。醫院給醫生們提供了反覆觀察病情及其變化過程的機會，經試驗有效的治療方案可以在下一個病人身上再試。歐洲差不多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在醫學上獲得對鼠疫相對清晰的認識。直到1850年之後，醫學技術與醫療機構對人類存活和人口增長產生大規模的影響。

三是公共衛生制度改革。19世紀一再重複暴發的霍亂恐慌，直接推動了保障城市衛生和公共健康的立法實踐。從戰場中發現得病率與士兵飲用水、公廁設施、衛生環境高度相關，對古老教區記錄的研究發現小範圍流行的傳染病與他們取過水的廢棄水井有關，瘟疫在鄉村的發生與取水和糞便處理方式相關。英國工業革命後城市的疾病與廢棄物進入河流導致的汙染以及擁擠的房屋和缺乏基本衛生條件所致。英國成為第一個進行全面衛生改革的國家。公共衛生制度安排包括，對「公共衛生」進行集中控制，對整個國民強制推行衛生法規，建立由懂瘟疫的權威專業醫學專家組成的中央衛生委員會親臨一線並與地方委員會通力合作，委員會不是開會、發文件，而是到一線指導，開展流行病和傳染途徑調查，對百姓衛生狀況展開調查，提供疫情真實報告，推動制定公共衛生法案。人類在應對瘟疫上的公共衛生努力，使社會形成一種共識，瘟疫的產生、蔓延與治理與其說是技術的，不如說是組織的。

四是科學家的作用和定位。人類和瘟疫的鬥爭，就是尋找病毒的偉大曆程。幾千年來，我們對病毒的全部了解只是它們會讓人得病，甚至取人性命。經歷幾個世紀，「病毒」的含義可以指代任何有傳染性的物質。直到19世紀晚期，荷蘭農業的一場疾病大災難，促使阿道夫·邁耶發現細菌菌落，幾年後荷蘭科學家拜耶林克將他的「有傳染性的活液」裡的神奇物質稱為病毒，20世紀初一些科學家找到了其他疾病的致病病毒。50年代病毒學家已經掌握了關於病毒的基本信息，但它們繼續沿著病毒是通過哪些途徑讓人得病的、為什麼有的病毒對人致命、病毒如何攻克宿主的防禦系統、它們怎麼能演化得比地球上任何別的物種都快等燈展開繼續探索。由於地球上存在的病毒數量之巨、地球上生命的基因多樣性就蘊藏在病毒之中、我們呼吸的氧氣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病毒的幫助下生產出來的、連我們所在的這顆星球的溫度都和病毒的活動息息相關。因此，攻克病毒是病毒學的神聖使命，對生命的關照是科學家的偉大職責。

五是瘟疫全球化與醫療衛生合作國際化。隨著文明的交流，瘟疫就出現全球化特徵，隨著城市化和全球化加快，瘟疫的影響早已超越國界。19世紀歐洲人對霍亂的恐懼，使國際醫學交流與合作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國際醫學大會可追溯到1851年，醫學家聚會巴黎，試圖解決檢疫制度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國際合作的主要舞臺最早出現在埃及應對1831年霍亂及到1893年研製出治療霍亂的疫苗。大量疫苗的研製成功與應用是國際醫療機構通力合作的結晶。國家級和地方性的衛生委員會和醫療服務組織遍布全球，軍隊的醫療團隊也在與社會機構同步（甚至提前）發展。國際性的官方醫療組織和公共衛生組織成立。20世紀40年代以後，醫學科學和公共衛生管理對人類生活狀況的影響已經真正地全球化。

六是權威、高效、有序的應急體系。大瘟疫的到來就是一場戰爭，國家的應急就得從常規轉向應急體制，必須在 「黃金期」進入緊急狀態，依法定的應急體制開展防疫戰爭。人類應對瘟疫在教訓中不斷形成可行的體制安排，包括對重大公共事件信息的準確報送與權威發布、事件級次的判定與決策的權力授予，集中制度化的應急儲備體系和應急物資調配、物流、組織、分撥體系，準軍事化的疫區防控與治療體系，疫區從查疑、收治、看守、生活保障、環境清潔等的責任與協調體系，統一協調的慈善救助體系，明確責任與實施的應急法律制度。

七是人類自身的習慣革命。我們每一次瘟疫最後找到病的源頭都是人類瞎吃、貪吃。上海的A肝查出來來源於吃毛蚶，2003年的非典病毒源自果子狸，這一次武漢新冠最初聚焦於一家海鮮野貨市場。我們有美食之國的美譽，也有毫無顧忌地吃的惡名。還有各種不潔的習慣、大規模聚餐等嗜好，這些習慣是一個國家從鄉村社會轉型為城市社會最難改變的。這一次瘟疫以後我們是否可以來一場個人行為習慣的革命，以此告別一些不文明的陋習，減少由於個人和群體自身不良習慣導致的瘟疫對社會的影響。

同學們，我今天利用這個機會聚焦於瘟疫與人類發展的故事，希望我們一起來反思，反思我們在瘟疫到來時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減少人類在下一次瘟疫到來時的生命損失。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