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弘星丨在數字時代,為中國傳統圖像建立知識圖譜

採訪 / 張茜（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

20世紀初，西方藝術史界空前關注繪畫作品的「題材」問題，再現社會文化變遷的「圖像志」分析旋即成為視覺研究的重點。以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為代表的圖像學家，不僅致力於闡釋古典母題的演化，還尤為關注它們在哲學觀念中的變異。雙重的目標勢必也會帶來雙倍的困難，範景中先生曾對潘氏的努力發出如下感慨：「一位學者背負著沉重的語言礦藏，在長長的晦暗森林中艱苦跋涉時，那是令人感動的」[1]。張弘星博士也給我留下了相同印象。

他早年執教於南京藝術學院，後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求學，現擔任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以下簡寫為V&A）中國藏品高級研究員，主持並啟動了「中國圖像志索引典」（Chinese Iconography Thesaurus，以下簡寫為CIT）項目。自1993年起，張弘星便決心打造適用於中國圖像的分類查詢系統，經過20餘年的努力，CIT項目的概念、知識框架、研究方法等各方面工作相繼成形，為當代數字人文技術和藝術史課題的長期發展孕育了希望。

2019年秋末，張弘星博士攜其CIT項目團隊與北京OCAT研究中心合作舉辦了「變化的前沿：圖像志文獻庫的過去與現在」講座及研討會。我有幸採訪到他，並請他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CIT項目的構建理念、中國藝術圖像編目規範的迫切性、受控詞表的實施步驟進行了更為具體的闡述。

2019年秋季CIT正式上線，作為項目主持者，您和您的研究團隊曾提道：「期望為博物館、圖書館與文獻庫的專業人士創建一套標註準則，提供標準詞彙（受控詞表[2]），從而提升館藏文物編目的質量和準確性，促進數字圖像跨收藏的信息獲取及相互操作。」這是一項極具開創性與學術抱負的事業，可否談談是什麼原因促使您開展此計劃，它最初的契機由何而來？

張弘星：

感謝對我們研究團隊正在建構的CIT項目的關注。一個特殊的機緣使項目得以啟動——在2015年，英國政府數字、文化、媒體及體育部（DCMS）啟動了一筆基金，資助英國各大文化藝術機構開展與中國相關的計劃。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泰特美術館、莎士比亞劇院等機構申請並獲得了這筆經費，用於組織一系列特展、演出或劇本翻譯，並在國內幾個城市巡迴展出和演出，而我所在的V&A則由我主持創建一個中英雙語在線開源圖像志標準詞彙和檔案庫。

「中國圖像志索引典」網站首頁。（網頁截圖）

為什麼我感到有必要做這項基礎工作？最直接的原因與目前文博界藏品的數位化有關。以歐美文博機構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可以說正在經歷一波又一波的藏品數位化浪潮。只需點擊各大博物館網站上的藏品檢索系統以及Artstor、Europeana、Google Arts and Culture這樣的藝術品綜合平臺，人們就可以體驗到這場數字革命的巨大體量。數字革命最直接的結果是使我們今天的網絡世界充滿了海量藏品圖像，毫無疑問，它們給專業人員和一般公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將來很長一段時期裡，這樣的藏品數位化進程還將不斷提速。

但是，圖像數位化與圖像信息的可獲取性之間並不能畫等號，後者更多地取決於圖像信息的接入點能否滿足用戶的要求。在過去的20年中，美國的藝術信息專家對西方藝術史學科的用戶需求做過一系列研究。比如，Sara Shatford Layne在200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裡指出，人們在使用西方藝術作品圖像資料庫的過程中，圖像題材/母題類問題的查詢量高達55%，僅次於對藝術家人名和作品年代的需求，然而絕大多數典藏機構現有的圖像信息系統並不支持這類查詢。以西方版畫素描線上資料庫為例，研究者如果聚焦藝術家人名查詢，例如「該資料庫收錄多少張倫勃朗的素描？」這類問題，一般會得到滿意的結果。但是，如果她/他帶著題材/母題類問題來查詢，好比「該資料庫裡收錄了多少描繪魯德運動（19世紀英國反抗紡織業工業化的社會運動）的作品？」，結果往往會令人失望。

獲取圖像題材/母題信息困難的原因在於這樣一個現實：與圖書館的書籍編目傳統不同，博物館對藏品的編目基本規範一般不涉及作品題材/母題。長期以來，博物館策展人和研究員習慣把「作者」「題目」「年代」「媒材」「尺寸」「描述」視為藏品最重要的信息來引導編目工作。

目前有許多線上藏品圖像資料庫已經開始設法彌補編目系統的缺陷，最常見的是以技術手段增加全文檢索功能作為權宜之計。同時，越來越多的藏品機構意識到，解決圖像題材/母題查詢困難的長久之計應該是在博物館藏品編目工作中提倡使用專業受控詞彙。一些機構已經在藏品編目系統中創建適用於自身藏品特點的權威檔，或者引進以ICONCLASS（Iconographic Classification System）或AA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為代表的知名國際標準，以此輸入藏品題材/母題類信息。當下，在這方面起步比較早的是荷蘭和德國的一些博物館或圖像檔案中心，如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荷蘭國家藝術史研究所（RKD-Netherlands Instituut voor Kunstgeschiedenis）、德國馬爾堡藝術圖像檔案庫（Bildarchiv Foto Marburg）。

另外，由於題材/母題信息的錄入不僅要求編目員是圖像志方面訓練有素的專家，而且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因此一些數字人文專家也正在對人工智慧領域的圖像識別和語義識別技術進行研究，探索使用機器對題材/母題進行自動編目的前景。

但以上所說的令人鼓舞的進展主要發生在西方藝術研究領域。相比之下，各國與各地區博物館的中國藏品圖像資料庫，至今為止仍然缺乏對題材/母題類信息的編目，海內外博物館負責中國藏品的學者專家對題材類受控詞彙的重要性甚至還缺乏必要的認知。目前有幾家博物館正在使用自己編撰的局域受控詞彙，但這些詞彙有太多的缺陷——詞彙量很小、缺乏嚴謹科學的編撰方法、與其他機構的同類詞表或國際規範之間缺乏互聯。

此外，現存的國際規範是在歐洲藝術史資料基礎上研發出來的，極少包含非西方藝術題材/母題及其語義關係，因此不能適用於非西方題材/母題的編目。舉個最簡單的例子，AAT分類系統中沒有「儒家/儒教」這個大類，ICONCLASS中也沒有「道家/道教」這個範疇，但熟悉中國藝術的人都知道這兩種宗教和哲學對於中國圖像傳統是何等的重要。

因此，在CIT項目醞釀階段，我感到如果想要真正推進中國視覺文化傳統中題材/母題的系統研究，並給非藝術史專業人士提供接觸、理解和使用中國傳統圖像及其含義的便利，就需要構建一個植根於中國視覺文化特性、聚焦作品題材、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整理、適用於海內外收藏機構藏品的受控詞彙，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中國藝術圖像資料庫。

在V&A與OCAT共同主辦的「變化的前沿：圖像志文獻庫的過去與現在」對談活動中，您演講的題目是「元數據轉向：『中國圖像志索引典』的緣起和建構原則」。您認為CIT項目對海外中國美術史研究有什麼幫助？又會為世界藝術史帶來哪些新鮮的視角？

張弘星：

自20世紀中葉以來，海外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發展軌跡及其對西方社會文化的影響力值得反思。概括地看，它是一個從關心藝術史分期、風格流派形成和演變、作品鑑定、個案研究到關注語境、社會史、視覺文化、物質文化的歷史。所有這些研究方向都產生了很豐碩的成果，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和他們的著作也都陸續被國內引進。無疑，這些著作不斷地給國內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帶來新的視角、注入新的生機。

但是如果站在海外漢學家/中國美術史家的角度來看，海外漢學研究在話語體系方面實際上面臨著許多困難。這些漢學著作都是以中國為主題的研究，但它們的讀者是西方主流文化學術界，其話語體系（從整理原始資料所使用的語彙到討論議題的設定）又是以西方經驗為中心的。雖然許多漢學家的工作目標就是試圖批判或打破西方中心的話語系統，但其影響力常常局限於高校，對於主流文化基礎設施（比如博物館的編目規範）的影響則很微弱也很緩慢。

從這個角度看，CIT項目所做的可以說是對文化基礎設施中的西方中心主義進行一次範式轉變，即提倡在中國藝術史研究的資料整理層面走出單一的西方話語系統，使用中文語彙和分類系統對中國藝術作品的題材/母題及其含義進行描述和分類。希望這個項目能夠引起海內外中國美術史學者對學科的基礎設施和範式問題及其歷史的足夠關注，使更多人來參與這項事業。

在研討會上，您邀請了三個歷史悠久、經驗豐富的文獻庫——瓦爾堡研究院文獻圖片庫、普林斯頓大學中世紀藝術索引中心與荷蘭圖像志分類系統及文化史圖像資料庫——的負責人分別予以介紹與交流。您特別強調了CIT團隊與荷蘭文化史圖像資料庫（Arkyves）主編與設計者的協作關係，為何您最終選擇與他們進行合作，Arkyves予以您最重要的啟發是什麼？

張弘星：

CIT項目決定與荷蘭Arkyves團隊合作是基於以下幾個因素：

V&A博物館CIT項目組於2018年8月在荷蘭國家博物館進行學術交流。（圖片來自英國V&A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Arkyves網站首頁。（網頁截圖）

首先，我們非常認同支撐Arkyves資料庫的分類系統ICONCLASS的構建理念。這個分類系統是萊頓大學藝術史系教授Hans van de Waal與他的團隊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耗時二十多年建成的。與瓦爾堡研究院文獻圖片庫以及普林斯頓大學中世紀藝術索引中心創始人關注具體的母題/題材相比較，vande Waal的目標是使ICONCLASS成為標引圖像志內容的國際標準。與此目標相適應，他採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來構建ICONCLASS的題材/母題層級結構，同時在分類原則的設計上借鑑了當時圖書館學界頗具影響力的杜威十進位圖書分類法和民俗學界湯姆生民間文學母題索引編纂法，最終使ICONCLASS具備了專業性、系統性和實用性這幾個的特點。

ICONCLASS誕生以後，迅速為多家歐美博物館、圖書館和圖像文獻庫所接受。現今使用它的機構包括荷蘭國家博物館、荷蘭國家藝術史研究所、德國馬爾堡藝術圖像檔案庫、德國國家博物館美術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珍本部及阿什莫林博物館。

其次，Arkyves是一個線上版的圖像志文獻庫，它對數位技術的應用遠遠走在同專業資料庫的前面，其網站具備非常強大、完備的瀏覽與檢索功能。

另外，我們從Arkyves的主編和設計師身上看到了數字時代圖像志學家對文獻庫一種特殊的學術信念和執著，這也正是CIT團隊需要具備的素質。

CIT項目最重要的議題是圍繞圖像志（iconography）發生的，而圖像志意指對藝術作品的題材（subject matter）進行描述、分類和闡釋，其主要目的是理解與揭示圖像隱藏意義的象徵性。它源自希臘語eikon，原意為圖像或畫像，並與graphia詞義相近，意為描述、書寫或概述。

從歷史上看，即使在西方，「圖像志」也被認為是最難理解、最易被誤讀的詞；而從語言學角度出發，它亦是英語中最靈活、最富變化的詞彙。您強調的「創建一套適用於中國視覺藝術的受控詞表」是通過什麼樣的步驟實現的？CIT的標準詞表的參照依據對應在中文和西方語言中分別是什麼？您如何平衡兩種不同語境裡詞義可能產生的偏差？

張弘星：

在規劃CIT項目之初，我們對19世紀至今西方藝術史界關於圖像志的概念進行了基本梳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起以潘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基於經典文本的傳統圖像學廣受質疑，一些重要學者（如Michael Camille、Hans Belting、W. J. T. Mitchell）另闢蹊徑，從當代民間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人類學等領域尋求理論靈感，開創了被稱為「新圖像學」的研究。從構建圖像志文獻庫的角度來看，新圖像學的成果無疑有助於向文獻庫增添許多新題材/母題，但是潘氏關於圖像含義研究的三個層次——前圖像志（pre-iconography）、圖像志、圖像學（iconography）——的論述至今仍然是方法論上最實用的基本概念。

與前面提及的三個圖像志文獻庫一樣，CIT依據潘氏定義，收錄的受控詞彙包括了前圖像志與圖像志兩大範疇。比如，前圖像志詞彙包括我們通常所說的母題，即人事物的一般名稱或抽象概念，如日月星辰、梅蘭菊竹、漁樵耕讀、陰陽五行等，而圖像志詞彙則包括藝術作品的題材或描繪的特殊人事物的名稱，如孔子像、達摩面壁、彭祖觀井、草橋驚夢等。

CIT團隊構建受控詞表的步驟包括創建語詞和詞表架構兩部分。目前我們創建的標準詞彙的語料是古代繪畫作品的畫題與題跋。為了使項目有計劃地進行，現階段我們把語料範圍限定在過去曾為皇家收藏的作品，使用的主要資料是乾嘉年間編纂的《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從原始語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記錄到每一個受控語詞的誕生花了很多時間，團隊每一位成員為此付出了十分艱辛的勞動。

在創建詞表架構的過程中，我們採用了各圖像志文獻庫受控詞表尚未使用的索引典（或敘詞表）框架，因為這個框架可以表達語詞之間所屬、同義和聯想這三種比較豐富的關係。為了建立這樣的關係，我們使用了包括《中國分類主題詞表》《漢語大詞典》《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中國植物志》《古今圖書集成》《歷代題畫詩類》等在內的各類專業文獻工具書。

CIT具有中英雙語的特點。由於本計劃的目標是構建一個單一的中國圖像志知識分類系統，而不是一個相互映射的中英雙重分類系統，因此我們這裡對雙語的界定是漢語到英語的單方向翻譯。換句話說，CIT中的英文翻譯具有以下兩個特徵：

第一，雖然我們在翻譯中儘量避免使用相同的英文詞彙來翻譯不同的中文概念，但英文翻譯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受控詞彙；

第二，英文詞彙之間的結構關係完全複製中文詞彙之間的關係，並不遵循英文詞彙在英文語境中的結構關係。這種單方向雙語受控詞表的優勢是，使用英文來查詢CIT的研究者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中國與西方分類系統之間的差別。

我們在翻譯的具體操作層面，儘量使用如《ABC漢英大詞典》、《古漢語與中古漢語學生字典》（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Chinese , compiled by Paul W. Kroll, Brill: 2015）、《中國植物志》等權威辭書或古典漢文著作的經典英譯本。同時，我們的團隊在翻譯時也注意把ICONCLASS裡的英文詞彙作為重要的比較資料。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通過共享的英文詞彙實現兩個分類系統的相互映射，這樣不僅可以更加清楚地展示相同詞彙在不同語境中的含義，也能使中西圖像志的系統比較成為可能。

您提到CIT項目中用於分類或描述的詞彙常常來自中國傳統繪畫的畫題或題跋，並非圖像本身，而您也提到過中國藝術較為顯著的特點是「藏」，類似西方藝術中的「隱喻」，但後者大多都會通過確切的圖示或符號來再現。面對中國視覺材料中的「不可描述」「非物質性」或「絕對抽象」的現象，您會通過什麼樣的方法來處理？這樣的分類會過於主觀嗎？

張弘星：

CIT使用從畫題或題跋中提取的詞彙來標引圖像，是因為我們想保存藝術家本人或當時觀者使用的詞彙來描述作品的母題或題材。對我們來說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些詞彙顯示出當時的人們對圖像中哪些特殊形象感興趣，以及他們是如何理解和表達作品含義的。

具體形象與抽象觀念之間的關係，以及中西視覺文化在表現這些關係的手法上的異同是一個很複雜的課題。這裡我想說明的是，這些關係及其表達手法都可以通過像CIT的圖像志受控詞表達出來。

比方說，一幅山水畫描繪青山白雲，那麼CIT首先會使用「青山」與「白雲」這兩個詞來標引它。而在古代山水詩傳統裡，這兩個詞有時用來表達「隱居/隱逸/歸隱」這樣比較抽象的觀念。如果這種「隱居」思想出現在畫題或題跋文字中，我們就會再加上「隱居」作為這幅畫的標引詞。同時，CIT系統也可以對「青山」「白雲」「隱居」之間關係的類型進行記錄。視覺材料中存在「不可描述」的現象的說法，是從浪漫主義的視角看待圖像與語言的關係。

但在圖像志學者看來，一旦人們使用一個語詞描述對一幅畫作的感受，即使是非具象、非物質性、絕對抽象的感受，比如「空」（emptiness），這個詞也已經與畫裡某個視覺成分建立了圖像志意義上的關係。從理論上說，它就可以作為標引詞來指稱相關細節。CIT系統裡包含了相當數量的這類抽象詞彙。

CIT項目圖像選粹。（圖片來自英國V&A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詞彙的「適當」實際上非常有趣，同時也充滿困難與挑戰，個體對語言的運用和學習都具有獨特性，您是否可以再談談「消除歧義」的願景？如果一旦設定用某種詞彙來描述圖像中的某個元素，會不會存在限制觀看者想像力的情況？

張弘星：

在CIT系統裡，消除詞彙的歧義主要通過兩種手段。

第一，我們遵循每個受控詞（信息學稱之為首選詞或顯示詞）只表達一個概念的原則。對於一詞多義的現象，我們酌情為每一義創建一詞。舉例來說，「濯足」一詞表達「以水洗去腳汙」的概念。若查詢《漢語大詞典》，這個詞還有 「清除世塵，保持高潔」 的引申義，因此我們在CIT詞表裡，不僅收錄了「濯足」一詞，還增加了「高潔」一詞來表達其引申義。

第二，我們把表達同一概念的不同詞彙作為同義詞收錄在受控詞表裡。比如，「無量壽佛」「無量光佛」「彌陀佛」「阿彌陀」是顯示詞「阿彌陀佛」的同義詞，「四時」是「四季」的同義詞，「月午」是「午夜」的同義詞，「荷」是「蓮」的同義詞，「狻猊」是「獅子」的同義詞，等等。這種建立詞與觀念之間關係的方法是構建索引典（thesaurus）的基本方法，與一般詞典編纂法正好相反。換句話說，CIT不是語言學意義上的一本漢英詞典，而是一本「概念辭典」。

我們沒有必要擔心受控詞表會限制觀者的想像力。關鍵是需要把一般觀眾欣賞作品與一位學者研究圖像的方法與目的區分開來。前者是一種審美活動，後者則是一種學術活動。前者觀看圖像不遵循任何程序，突然之間她/他也許會被圖像中某一母題所打動，由此產生屬於個人的聯想。但後者完全不同，她/他是在對圖像裡的細節做出有秩序的、系統的、非個人化的描述，作為一種工具，受控詞表可以協助其達到學術研究的目的。

在「變化」與「融合」成為當今世界藝術史的趨勢，包括圖像志也在尋求「模糊的邊界」時，CIT致力於「確切」的主題分類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張弘星：

當今藝術史學界「變化」「融合」以及「模糊邊界」的趨勢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接觸、融合、變化的過程中，新觀念、新邊界、新規則也在逐漸形成。放在這樣的背景下，CIT強調主題分類的意義可以說是在參與和促進學科的變革。

「時間」與「記憶」是人類文明共同的話題，人與人之間最牢固的聯繫或許就是共同享有的時間。而您主持的CIT項目是否也想幫助我們整理碎片，通過樹形圖的模式呈現層層遞進的語義關係，傳遞不同時代相似或相悖的視覺理解？您覺得這種串聯會產生什麼樣的可能？母題能從一個圖像貫穿到另一個圖像嗎？對藝術史工作者而言，它們能否被稱作文化的代言者？

張弘星：

我完全同意你使用整理記憶碎片這個隱喻來解釋CIT團隊所做的工作。CIT致力於記憶碎片的整理有兩個文化背景：第一，數千年來，中華文明中視覺文化的語義關係一直沒有被系統化地整理；第二，當今的數位化革命又加劇了中國視覺文化的知識碎片感。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希望CIT是一個知識圖譜，為大家探索中國傳統圖像語義關係提供可靠的嚮導。在這裡，我們希望人們能夠追尋一個母題如何從一個時代跨越到另一個時代，從一件作品穿越到另一件作品，從一種媒介跳躍到另一種媒介。

就目前來看，CIT收錄的中國視覺資料主要來源為V&A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三家機構，但相信您和團隊從一開始設定的目標就不止於此，面對潛在的海量官方與私人收藏，您有什麼進一步的計劃？

張弘星：

目前我們已完成了第一期先導性研究的任務。前面談到當前受控詞表的語料來源是乾嘉年間編纂的皇家藏品著錄，因此該詞表目前最適合用來標引經過歷代宮廷收藏的繪畫作品——這就是我們為何選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來進行標引測試。同時，我們還試著用它標引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流傳到宮廷以外的古代繪畫，以及V&A博物館藏品中超出傳統繪畫邊界的外銷畫和裝飾藝術，這些嘗試為今後的發展積累了非常有用的經驗。

我們下一階段的工作將聚焦非宮廷藏品，如明清交替之際的遺民畫家的作品，以及清代中晚期地方畫派，如揚州畫派、上海畫派、嶺南畫派的作品，我們會按這個計劃來選擇收藏機構，對它們的藏品進行標引。再下一步，我們則希望進入版畫和書籍插圖領域，標引代表性圖書館古籍部相關藏品。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與海內外重要的公私收藏發展合作關係，鼓勵他們使用CIT標引藏品，以這種方式進一步擴充CIT的數據量。

V&A與OCAT共同主辦的「變化的前沿︰圖像志文獻庫的過去與現在」講座研討海報。（資料圖）

CIT項目為中國藝術史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福音，無論是身在中國的本土學者，還是身在海外但對中國藝術議題頗為關注的西方（或像您一樣雙重身份的）學者，都將成為CIT的受益者與輸出者，也同時會成為輸入者。但項目的推廣需要時間，也存在於機緣，在您看來，什麼樣的方式會使其更快地進入學界的視野，您又是如何去做的？

 張弘星：

去年（2019年）下半年，我們與荷蘭博睿出版社合作，成功地將CIT資料庫搬上網站。同時，我們又與北京OCAT研究中心合作以「圖像志文獻庫的歷史和現狀」為題舉辦了講座活動。在此之前，我們還受邀前往臺北故宮博物院做了兩場學術報告。另外，CIT團隊還積極與北美學術界互動。譬如，項目去年入選由美國蓋蒂基金會支助、匹茲堡大學承辦的關於數字藝術史的工作坊。這樣的學術活動對項目的推廣有很大的幫助。

作為藝術史學者與博物館專家，您曾於中國高校任教，又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並為V&A工作15年；如此多重的經歷，或者說經驗，能否在CIT項目上找到出口？換句話說，這是否算得上您個人的某種思想釋放？您對未來的期許會是如何？

張弘星：

對圖像學的關注一般集中在高校裡，而對藏品問題的思考則是博物館研究員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看，CIT項目可以說是我多重經歷的一個出口。同時，它也是我多年來一個想法的某種釋放。回想起來，我對於建立中國圖像志文獻庫的興趣可以追溯到1993年春。那時我作為南京藝術學院教授美術史的一名年輕教師來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留學，由國內亦師亦友的範景中先生介紹，有幸拜見了藝術史學界的泰鬥貢布裡希，地點就在亞非學院隔壁的瓦爾堡研究院。後來我經常去那裡的圖書館和圖像文獻庫。在這個海量圖像文獻庫裡，我平生第一次經驗到把圖像資料按題材/母題進行分類歸檔的做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當時拉開鐵櫃的那種狂喜。當時就期待有一天能夠有機會把中國傳統圖像按某種分類系統進行歸檔，建立一個服務於中國圖像志研究的文獻庫。

1997年我從亞非學院畢業，此後近20年間在英國輾轉了幾個城市，經歷了幾種不同的學術環境，忙於教學和策展。儘管在工作之餘總是會收集相關資料，但相當長一段時間，對於如何建立文獻庫的思考推進很緩慢，常常有面對龐然大物無從下手之感。直到2009年，情況終於有了轉機。

當時在博物館剛完成一個特展，有時間梳理多年積累的圖像志文獻庫資料。期間重讀了數年前購買的關於ICONCLASS一本小書，覺得很有幫助，於是計劃當年秋天去荷蘭調研，參訪與ICONCLASS相關的機構和個人，包括：構建ICONCLASS的團隊成員Roelof van Straen先生，荷蘭國家藝術史研究所最早應用ICONCLASS進行圖像標註的D.I.A.L.（Decimal Index of the Art of the Low Countries）卡片目錄，以及萊頓大學漢學系教授許理和（Erik Zurcher）生前啟動的中國圖像文獻庫China Vision（此項目後來擱淺）。那次旅行非常短暫，但解答了自己多年的困惑，從此構建中國圖像志文獻庫的目標和方法也逐漸清晰起來。

我們希望海內外博物館、圖書館的中國藏品部門專家在進行圖像編目時把CIT詞彙作為編目參考標準，也希望訪問CIT圖像庫的學者和學生不僅來自中國藝術史領域，而且來自西方藝術史、歷史、宗教、科技史、地理史、文學史等領域，還希望對數字藝術史研究方向有興趣的學者，把CIT的詞彙和圖像作為一個原始數據集，運用當代數字人文技術，開展藝術史課題的研究。

 「中國圖像志索引典」項目主持人、V&A博物館中國藏品高級研究員及策展人張弘星。（圖片來自英國V&A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 OCAT Institute, Beijing）

我個人十分感興趣的是，除了CIT項目之外，您個人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什麼？現在是您理想的學術狀態嗎？如果再次選擇，您依然會開啟這段「美好又孤獨」的藝術史旅程嗎？

張弘星：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是我理想的學術狀態，但這個項目讓自己覺得很充實，內心很寧靜。CIT的構建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加上博物館的日常工作，估計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太多的可能涉獵其他研究方向。我和我的團隊目前正在嘗試用數字人文學科的「網絡分析」（network analysis）技術對中國圖像志象徵類型做一些初步分析，也希望將來能夠利用CIT資料和數據展開更多圖像志領域的研究。另外，數年前曾開始著手翻譯的ICONCLASS現在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希望將來能夠找到年輕的學者一起合作把它完成。

每天上下班時刻，當獨自一人穿過博物館展廳，時常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覺得能夠與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精心構思製作出來的各類藝術品朝夕相處，是非常幸運的。如果再次選擇，在博物館裡從事藝術史工作一定還會是我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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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像學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人文主題》，[美]歐文·潘諾夫斯基 著，戚印平、範景中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5月，第4頁。

[2] 受控詞表是信息科學領域的專有名詞，它指由詞表設計者精心選擇的一系列詞彙和短語，供編目員標引文獻時選擇使用。使用受控詞表旨在減少自然語言固有的歧義問題，保證標引的一致性。

（本次採訪的主要內容原載於《信睿周報》第23期，感謝OCAT研究中心對本採訪的幫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