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客戶端訊（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畢若旭文 北京理工大學供圖）每周三晚6：30，一位88歲的「大咖主播」都會出現在北京理工大學信息對抗技術專業博士生的螢屏前。這是一堂網絡直播課，授課教師是兩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原校長、我國傑出的戰略科學家、工程教育家、雷達與通迅系統專家王越。
王越院士1993年到北京理工大學任校長，他到校後申請增設的「信息對抗技術」專業1998年獲批後，王越院士20多年如一日，堅持給本、碩、博士生開課。
本學期，王越院士有一門博士課程《系統理論與人工系統設計學》。
早在寒假前，王越院士就開始備課，更新了教案，早已勝券在握定稿了。
受到疫情影響，學生返校延期，但王越院士的課堂不延期
他重新調整教案，幾次和輔助教師、教學助理開電話會，評估各種線上教學方式。
用學生的話說，王越院士的課「從文化與人類進步的關係，到中華文化與世界發展的關係，再到如何實現顛覆性、創造性的科技進步」，雖是專業課程，但涉獵廣博，是不可多得的「網紅課」。
這學期第一堂網課、研究生《系統理論與人工系統設計學》一上完，學生就紛紛點讚，「高屋建瓴」「例子太鮮活」。
別開生面的網絡課堂背後，是王越院士的良苦用心。為了適應直播授課，他專門調整了教案，稍微減少了理論的講解，增加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直播畫面上，學生也能看到熟悉的板書。這塊小黑板，也是專為直播準備的。
面對每一屆學生，王越院士都會重新備課，撰寫教學方案，添加最新案例。
王越院士上課時攜帶的公文包裡，裝著上百頁的講義、論文初稿和會議講稿，這些都是他手寫的文稿，上面用各種顏色的筆做了不同的筆記和批註。
王越院士的課程一般安排在晚上，3節課無間隙，一口氣上完，他的激情和旺盛精力，很多年輕老師都比不了。
最讓年輕的輔助教師胡進仰慕的地方，是老先生廣博的知識儲備，古今中外、文史科哲，「真不知道老先生是怎麼積累的，而且王先生對各個領域的講述不是泛泛而談，往往有深刻見解」。
胡進每次在辦公室看到王越院士，老先生如果不是在與人談話，那麼一定是在寫東西或看書。
「『只有學習能讓我快樂。』這句話從一位80多歲高齡的老人口中說出，我不知道是什麼感覺。」胡進說。
王越院士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3年之前，他在兵器工業部研究所（後改制為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擔任所長，長期從事火控雷達系統、信息系統及其安全對抗領域的研究工作，直接推動了中國相關國防科技領域的發展，提出並建立了中國電子工程對抗系統的理論體系。
他曾主持研製多部大型火控雷達系統，為我國國防科技事業大步邁進作出突出貢獻。
他在1978年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1988年獲得機電部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9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2002年獲得國防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耄耋之年，榮譽傍身，王越院士卻從未讓這些成為鬆懈的理由。他對教學一絲不苟，「要設計好的國防系統，人才是最根本的。我希望培育出超越自己的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課比天大，一課不能耽誤
不僅不能因疫情延遲授課，還要為網課量身打造一套教案。對授課認真負責的態度，是王越院士對待教育的一貫態度。
2017年，王越院士曾受邀到海南參加一個研究生教學研討會。為了不耽誤晚上6點半的課程，他特意預定了下午4點半抵京的飛機。
然而天氣不佳，飛機晚點。擔心回到學校時已過上課時間，王越院士先請共同開課的教授準備幫忙代課。
一回到北京，看到時間或許趕得上，王越院士就讓司機直接把車從機場開到教學樓下。那天他走進教室時，時間正好是6點29分。
1分鐘後，課程按時開始，王越院士一口氣連講3節課，等到他下課回家、吃上晚飯，已經是晚上9點半。
生逢國難，立「無線電報國」之志
1950年，王越在大學志願書上填寫的唯一志願，是新中國初生的大連工學院（大連理工大學前身）電訊系。
對無線電領域的興趣源於少年時代。1937年，5歲的王越到天津耀華學校讀書。
時逢國難，日本軍隊攻入天津。次年，時任耀華學校校長的愛國教育家趙天麟拒絕奴化教育，被日本人暗殺，後來學校被迫改換親日教材，但王越和同學都不學日語，上了5年日語課，日語假名都記不全。
那時候，家裡有收音機的人家，收音機都被貼上了封條，只能收聽日本廣播波段。抗戰後期，王越的父親還是在偷偷保留了其他波段的朋友家裡，聽到日本節節敗退的消息。
無線電波帶來的希望讓王越立下了科技報國的志向。進入大學後，他把幾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學習上，整個大學期間，只在1951年暑假回過一次家。
大學期間另一次與家人見面，是1952年，電訊系併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王越在隨校從大連遷往張家口途中，在天津車站與母親見過一面。
從大連前往張家口時，全班有52位同學，畢業時只剩25人。學校對學生要求極高，一門課不及格就要退學。「考試回答的不到位，老師一下子就能聽得出來。」
「當時考試是5分制口試，基本規律或者概念錯誤，成績就會被定為2分（不及格），而不及格就要被淘汰。」 當時的考試採取口試形式，一般有兩名學生一起進考場，一起抽題，第一位開始作答時，第二位開始準備。
如此一來，如果前面答題的學生學得好，幾句話切中要害，留給後面一位的思考時間就會減少。
因此當時考試，很多同學不願意排在王越後面考試，原因是他作答太快，幾分鐘就考完了。
學生時代，王越曾師從」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和中國雷達工程專業的主要創始人畢德顯。
王大珩當時作為大連工學院（大連理工大學前身）應用物理系的主任，親自上課，對學生要求極高。
「當時用精密天平實驗，不準用手捏天平砝碼，碰一點都不行，因手上的汗漬附在砝碼上會改變毫克砝碼的精確度。學生急的時候用手拿了，王大珩老師堅決不客氣地把他們請出了教室。」
對於考試不認真的學生，王大珩也毫不客氣，會直接在試卷上寫「湊答數，騙老師，不給分」。
電訊系主任畢德顯上課深入淺出，聽起來沒什麼困難，基本規律講得透透徹徹，「回來一番講義，二三十頁都講過了」。
在講靜電磁學的時候，畢德顯教授講課結束後留下了3個題目，下午三節自習都過了兩節，學生還是沒能做出來。作為課代表，王越心裡很是著急，去找畢德顯教授。
但畢德顯教授並沒有直接告訴王越答案，而是讓王越給他提供物理定理，第一次提供，畢先生說：「不好用，另提！」。這實際上是一種「別開生面」的輔導。
花甲從教，「擔負人類文明薪火相傳的愛與責任」
求學時代和從事研究工作的經歷，讓王越認識到基礎學習和培養高層次人才的重要性。
1979年後，在研究所工作的王越就先後和中國科技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合帶研究生。
「那時體會到了培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重要性的認識。」到北理工從事教育工作後，這一理念得到了延續。
2000年，信息對抗技術專業開始正式招收本科生。最初沒有教學團隊，王越就自己組建團隊，沒有專業教材，他就自己編教材，帶團隊論證教學方案、研究教學方法，培養師資隊伍。
他帶隊編撰的教材被評為國防特色優秀教材，教學成果多次獲得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
課比天大，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吸收更為重要。臨近課程結束，王越專門留出答疑時間。學生的問題天馬行空。
「如何將哲學思維融入到科學研究中？」「怎樣從系統角度認識生命科學？」每一個問題，王越院士都耐心解釋。課後，他多次叮囑課程助理收集學生的意見，用以改變直播的效果。
在王越院士看來，教書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身體撐得住，就一直教下去。我也得益於師生共進。
20多年來，他培養的學生中，有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有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有北京市教學名師，還有一大批工作在國防科技工業的總設計師、研究所所長等科技英才。
從學，到研，再到教書育人，王越院士深諳教育的本質：「萬變不離其宗，教育的外在技巧可千變萬化，但是其最核心的要素，即擔負人類文明薪火相傳的愛心與責任心，任何時候都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