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2021年1月10日，三聯書店原總經理、原《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去世，享年90歲。
在出版與學術領域，鮮少有人不知道沈昌文。但沈昌文在時代變遷中留下的價值，並不局限於此。對普通讀書人而言，與其說沈是一位出版家，不如說他是一位在「閱讀饑渴年代」，極盡輾轉騰挪之能事、努力提供優質食糧之人。
沈昌文。引自「三聯書情」微信公號《三聯書店：沈昌文同志訃告》
一、閱讀饑渴年代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各地新華書店被要求投放《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與《水滸傳》，以顯示圖書市場的繁榮。
葉聖陶後來在家信中談及此事，如此說道：
「在尼克森來京期間，書店裡陳列出《紅樓》《水滸》之類的書。買客看見很高興，搶著買了，到收銀柜上去付錢。誰知收銀柜上說這些書是不賣的，你就交在這兒吧。」
書店如此這般，實是無奈之舉。
當時，這四部書的總存量，人民文學出版社加上北京新華書店，僅有3800餘部。北京、上海與杭州分別投放1000部、700部與400部後，其他15個城市各僅能分到20~50部。資源如此有限，只好出臺規定「只賣給外國人，不供應國內讀者」。
只擺不賣引起了很不好的觀感。作為補救，這幾部小說啟動緊急重印。到1972年4月，《紅樓夢》《三國演義》與《水滸傳》重印了20萬部。到1972年底，四部書共計重印了137萬部。1973年，《紅樓夢》又加印50萬部。
頻頻重印成就了「四大名著」之說，但仍遠不足以滿足饑渴已久的市場。那時節，只要聽說有新書出版，書店外馬上就會排起長龍。用葉聖陶的話說便是：「久不出書了，一見出書，不管要看不要看，也是搶著買」。
不獨休閒類圖書，學習類、學術類著作也同樣如此。
1972年10月，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開播節目《業餘外語廣播講座（英語初級班）》，60萬冊教材一上市，便被北京市民搶購一空。很多人寫信乃至寄錢到電臺，只為求一套教材，「在這種情況下，印刷廠只好連續加印三次，共計120萬冊，也很快全部售光」。1979年底，經濟學家薛暮橋出版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結果「在3年時間中總銷量接近1000萬冊」。
單部書巨大的印刷量，往往意味著讀者可選擇的餘地有限。有人做過問卷調查，請讀者選出1978-1984年間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圖書，結果排在前五位的是：《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水滸傳》。這一結果，恰與當時圖書市場品類的單調情況合榫，背後潛藏的是讀者巨大的「閱讀饑渴」。人們渴望在這幾本經典讀物之外，能夠有更多元的選擇。
進入八十年代後，這種「閱讀饑渴」，很快就與市場發生了共鳴。
1980年的下半年，全國十餘個省、市出版社競相重印《三俠五義》，總印數高達446萬套。而在1949-1979年間，這部書總共只印了36.8萬套。同期被瘋狂重印的舊小說，還包括《封神演義》《楊家將演義》《俠女奇緣》《俠女風月傳》《濟公傳》《施公案》《呼延慶打擂》《西遊補》等。其中，《封神演義》印了300多萬套，《楊家將演義》印了250多萬套。
歐美偵探小說與文學作品同樣走俏。群眾出版社自1980年1月至1981年9月，共計出版國外驚險、推理和偵探破案二十五種，總印數達到了1200多萬冊。其中最受讀者喜歡的是《福爾摩斯探案集》，印了430餘萬冊。其他出版社的情況也差不多。截至1980年5月，《東方快車謀殺案》在浙江印了124萬冊；譯林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印了76萬冊。文學圖書方面，《飄》印了65萬冊，《基督山伯爵》印了47.5萬冊。
那是一個充滿了閱讀饑渴的時代，也是一個讀者飢不擇食的時代。任何新鮮圖書，只要能夠出版，便幾乎不愁銷量。難的是如何衝破阻礙，提供有質量的精神食糧。沈昌文1980年成為《讀書》雜誌的負責人，1983年成為三聯書店的副總編輯，1986-1992年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恰好身處這樣一個特殊時代。
二、《寬容》與《情愛論》
沈昌文生前曾言：
「要說我主持三聯書店期間做的幾本很得意的書，我認為一本是房龍的《寬容》，印了15萬冊（註：指第一次印刷），一本是《情愛論》，印了120萬冊。」
三聯版《寬容》出版於1985年，至1998年共計重印了11次，曾入選「二十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100本圖書」之一。據沈昌文自己講，改革開放後，他很想在出版這一塊做一點事情，然後得到了李慎之的指點「向後看」，也就是「想辦法了解外國的過去，重找外國書」，其中「特別得意的一個例子」便是找到了房龍的《寬容》。
沈尋找舊書，懷揣的心思，是找那些「能啟發人的材料，讓讀者看，讓讀者產生一種觀念」。具體到《寬容》，便是「因為人們都想不到，歷史上都已經有那麼多的寬容不寬容的歷史了，而最後都是寬容得勝了」，這對剛剛經歷、乃至尚在經歷不寬容的讀者而言，很容易產生啟發與共鳴，「於是這一下就轟動了，這本書一出版就印了十五萬冊」。
1987年，沈昌文遇到哈佛哲學博士趙一凡，問他如何評價房龍和他在中國極為暢銷的《寬容》。趙一凡的第一反應，是美國文化思想史裡沒有這號人物。再查，便了解到房龍其實是一位活躍於1920-1940年代的通俗作家。他的寫作面向的不是學院，而是大眾，也就是走暢銷書的路子，並成功實現了財務自由——這大約也正是《寬容》能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引發強烈共鳴的另一個主因。在那個時代，較之晦澀的高頭講章，中國知識界更需要這類具備普及功能的通俗著作。
《寬容》寫於1925年。房龍說，自己寫作該書的動機，是目睹世界進入20世紀後，「現代的不寬容，已然用機關槍和集中營武裝起來」。作為抵抗，1937年希特勒發表《我的奮鬥》後，他針鋒相對寫了一本《我們的奮鬥：對希特勒的答覆》。1930年代，《寬容》被引進中國。房龍給翻譯者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特別留意書中關於「寬容」問題的討論，因為現實世界的狀況「尚不足以表明寬容取得了勝利」。沈昌文「向後看」尋找舊書，找到的便是這一版。
1998年，三聯版《寬容》第11次印刷，總印數達到了35萬冊，影響力則及於整個知識界。
《情愛論》的出版，也是基於相似動機。沈昌文說，他是在1982年讀到《情愛論》俄文版的，讀完之後便有了要將之引進出版的衝動，因為這本書裡的基本觀點很簡單，就是「說任何愛情都離不開肉慾」，如果「不敢講肉慾，只敢講精神的愛，這本身就是唯心主義」。沈認為出版這樣一本由蘇聯出版的俄文學術書籍，很具有現實意義。
但要將一本「談愛情和肉慾」的著作正式出版，並不容易。書中關於性愛的具體描述被全部刪除，有些章節甚至被全部拿掉。書名也做了改動，原書名僅一字《愛》，翻譯者建議使用《論愛情》，沈昌文將之改為《情愛論》，目的是「帶點學理氣，也許銷路小一點，但安全感強些」。編輯刪稿時，沈還有一番關照：「不要太乾淨，多少在不嚴重的地方留一點」，理由是「留一些不刪，是為了以後有檢討的餘地……如果哪天出了問題，必須有次要『錯誤』可供他檢討」。
1984年，三聯版《情愛論》初版，印了27萬餘冊。之後的十餘年裡，該書持續暢銷，到1998年第12次印刷時，已攀升至121萬餘冊。雖然是一本學術著作，但該書的主要購買者，並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普通讀者。
經歷了漫長的「不敢講肉慾」的時代，急於重塑情愛觀念和獲取兩性知識的男男女女，已是飢不擇食。1980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性知識漫談》，至1988年共計發行了280萬冊；六十年代禁止發行的《性的知識》於1980年重印，至次年3月共計發行了560餘萬冊。《情愛論》流行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的程度，實可謂情理之中。
三、《金庸作品集》
除了最得意的《寬容》與《情愛論》，沈昌文還出版了楊絳的《洗澡》《幹校六記》《我們仨》、巴金的《隨想錄》、《傅雷家書》、蔡志忠的漫畫、託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等諸多「解讀書人之饑渴」的人文著作。
武俠小說的解禁，也與沈昌文有關。
1982年4月出臺的政策規定，「鑑於近年來俠義、言情、公案等舊小說的出版已經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許繼續出版」，相關的縮寫本和連環畫，也按同樣的規定處理。但有市場，就有供給。1984年，上海的《文學報》增刊連載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發行了100萬份；福建《海峽》雜誌也增刊連載《射鵰英雄傳》，同樣賣出了100萬份。
1985年上半年，武俠小說的出版量達到了一個高峰，與舊小說合計共有四千多萬冊。於是，政策再度強調「新武俠小說，根據新武俠小說、古舊小說改編的連環畫，近兩、三年內不再批准出版」。隨後，新華書店基本停止購入新武俠小說，已購入的也不再擺出來銷售。次年，全國只出版了4部武俠小說。
當時的一種憂慮是：我國紙張資源奇缺，如果「過多地出版新武俠小說, 勢必影響其他方面優秀圖書的出版」；且讀者的購買力有限，花錢買了這本就沒錢買那本，讀者「棄好書於不顧，將錢用於購買武俠小說上，長此以往，將會殃及到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
改變武俠小說尷尬處境的推手之一，便是沈昌文。1991年，他通過羅孚，成功促成了金庸與三聯書店籤訂了10年的版權合同。為何能成功出版？沈昌文有一段簡短的披露：
「那麼，用什麼來統戰呢？我們又想出一個詞：『文化』。後來把這詞擴而大之，廣泛使用。……出金庸的武俠小說，也強調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義，儘管那時查禁武俠小說甚嚴，我們的方案還是被批准了。」
原本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俠小說，如此這般一番包裝，便顯得「高大上」了。1992年8月，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將「新武俠小說的專題審批權」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選題管理程序安排出版」。武俠小說自此解禁。1994年，三聯版《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冊問世。
1979年，《讀書》創刊號刊登了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一文。沈昌文後來說，「記得《讀書》雜誌，不必去記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記李洪林」。實則，李洪林的期望需要有人去實踐，沈昌文正是其中之一。
注釋
《葉聖陶家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12頁。方厚樞：《古典小說名著出版史話》，《中國出版史話新編》，第152-153頁。易圖強：《新中國暢銷書歷史嬗變及其與時代變遷關係研究（1949.10—1989.5）》，博士論文。《葉聖陶家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46頁。龍新民：《向世界開放的一個信號——北京開辦外語廣播講座的回憶》，《百年潮》2010年第06期。《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頁。康曉光等：《中國人讀書透視：1978-1998大眾讀書生活變遷調查》，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三俠五義》出版熱」說明了什麼？》，《宣傳動態 1981》,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頁。《國家出版局認真檢查競出驚險公案小說的歪風》，《宣傳動態 1981》，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頁。陳翰伯：《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的話》，1980年5月4日。收錄於《陳翰伯出版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頁。郝明義：《秘書、書房與氣功——沈昌文訪問記》。收錄於《也無風雨也無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頁。趙一凡：《房龍小引》。收錄于氏著《哈佛讀書札記》，三聯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397頁。郝明義：《秘書、書房與氣功——沈昌文訪問記》。收錄於《也無風雨也無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頁。曾焱：《＜情愛論＞衝破讀書的禁區》。收錄於鄒凱編《守望家園——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80-84頁。楊柳：《性的消費主義現象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頁。俞子林：《改革開放與武俠小說風波》，收錄於《書林歲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1頁。周遠：《關於新武俠小說出版之管見》，《中國圖書評論》1988年第4期。沈昌文：《也無風雨也無晴》，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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