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中國敘事這個系列，目前構思了六個題目。有點觀點和內容，以前的文章也提過，這次重新提煉一下，後面慢慢一篇篇寫吧。
前言
政治的本質是利益的劃分機制，是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的藝術。
西方政治體制強調的Check & Balances是一種狹義的權力制衡。而現代社會最核心的衝突，是經濟領域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 和 政治領域人人平等理念的衝突。真正的權力制衡，應該是資本權力和代表全民利益的政治權力的廣義的相互制衡。
什麼樣的體制能更好的實現資本和人民之間的平衡，效率（賺錢的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本文試圖討論這個問題。
1、
國人聊起西方的政治體制，常常用三權分立這個詞。其實，西方國家裡美國算是一個典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個分支的組織架構，但包括英國在內的很多西方國家，並不是這樣。更準確形容西方政治體制的詞彙是制約與平衡（Check & Balances)。
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平衡的藝術。Check & Balances 這個概念，其實在西方權力架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時期。
比如，羅馬的政治體制就有各種各樣的官員，分別代表各種利益。
比如，元老院代表貴族的利益。而選舉羅馬執政官，代表最大權利的百人團會議，完全被上層操縱。（羅馬把公民分成五個等級，其中第一等級的投票權，佔整個百人團會議的一半以上）。
為了平息平民的不滿，羅馬共和國又增加了平民大會，和平民大會選出的保民官這個職位。隨著羅馬的不斷徵戰，軍事統帥的權力也越來越大。最終，奧古斯都取得獨裁的權力，也是通過兼任軍隊統帥，元老院首席元老，終身保民官等多個職位實現獨裁。
而西方的中世紀，權力也分割在教會，君主，貴族手中。
美國建國時的政治制度，更是Check & Balance 設計的典範。聯邦權力與州權相互制約，代表大州（按人口劃分席位）利益的眾議院和代表小州利益（每個州兩個席位）的參議院相互制約。總統的行政權和國會的立法權相互制約。為了保證最高法院的獨立性，掌握最終司法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旦任命，就是終身制，國會和總統都無法罷免。
2、
權力的相互制約與平衡，並不是西方獨有的概念，在東方國家也是始終存在。
秦之前的封建制度下，是君主和貴族之間的平衡。天子，諸侯和大夫之間的平衡。周天子最先失去權力，而後，有些國家，大夫取代了君主（三家分晉、田氏代齊），有些國家君主集權（秦）。秦以後，中國的權力平衡的主旋律，就是君主與文官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與平衡。
君主無法靠一個人統治國家，在歐洲，君主依靠分封制和貴族，在中國，君主依靠的就是以丞相為首的文官官僚體系。
因為「家天下」的體制，皇帝是嫡長子繼承，是世襲的，而官僚是久經考驗，一級級爬上來的。能爬到官僚階層的頂端，當上丞相的，就不是省油的燈。與我們日常的印象相反，君主和官僚的鬥爭，在大多數時候，其實官僚集團佔據優勢。
官僚集團心中理想的君主是「聖天子垂拱而治。」 垂拱就是站著拱拱手就完了。意思是君主你啥都別管，當個吉祥物擺設就可以，剩下的我們來。和現在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其實也有點像。不管事的君主，在文人的筆下就是明君。
強勢的君主，不甘心，用各種方法，與官僚集團爭奪權力。漢武帝時，用尚書、侍中這些小官來分散官僚集團的權力，稱為「中朝」。尚書與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稱「六尚」。是給皇帝打掃書房管理文具的。侍中是給皇帝管衣服車輛，還負責端尿盆的。「漢侍中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尿盆）之屬。」
然而，隋唐時，這些原本的小官，就變成了丞相。隋唐三省六部制中，三省的長官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相當於秦漢時期的丞相。名字換了，官僚集團的權力沒有換。
君主和官僚的鬥爭中，外戚和宦官都是君主依靠的對象。為啥君主都喜歡靠太監，因為居於深宮的君主，出宮都不方便，日常能見面的就是太監。除了老婆的親戚（外戚）和天天見面伺候的太監，還能信任誰呢？
中國是一個集權社會，指的是中國的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權力都是來自中央的任命。不像西方分封制國家，各地的領主都有自己世襲的權力。但在中央層面，並非皇帝就有無限的權力，皇帝和官僚集團為權力始終在鬥爭。
君主和官僚，這就是中國古代的Check & Balances。
3、
什麼是政治？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我的觀點是，政治的本質就是利益的劃分機制，就是怎麼分餅。
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而西方政治體制的所謂的權力制衡，只是一個狹義的純政治領域的權力制衡。沒有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沒有考慮到人類社會更廣義的根本矛盾，因此，最終也必然會遇到問題。
人類社會的根本矛盾是什麼：
九陰真經下卷..... 不對，老子《道德經》中寫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人類社會的根本矛盾，就是，追求人人平等，社會公平的「天之道」，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人之道」之間的矛盾。
談中國歷史，繞不開歷史周期律。王朝開創初期，有大量的無主土地，人口較少，可以均田地，大量自耕農，貧富差距比較小。而隨著承平日久，大魚吃小魚，土地不斷兼併，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裕階層與政治權力相勾結，富裕士紳階層反而少納稅不納稅，賦稅集中到自耕農身上。自耕農在壓力下進一步破產，土地進一步集中。最終小民疾苦而無告，相聚為盜。
社會矛盾積累到極致，就會天翻地覆，「天階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無一半。」 來一次戶口減半的均貧富，重新走一次歷史周期。
中國有歷史周期，西方中世紀沒有。主要的差別就在於西方的分封制度下，土地買賣受到的限制，遠遠比中國大得多，較少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併。
中國的歷史周期律，本質就是貧者越窮，富者越富的人之道，人之道發展到極致，小民過不下去起來反抗，就來一次天道懲罰，打翻棋盤重新再來。
政治的本質是利益分配。而政治制衡的本質就是在人之道和天之道之間如何平衡。
如果完全損有餘而補不足，追求絕對公平大鍋飯，個人就沒有創造財富的欲望，社會就沒有前進的動力，經濟沒有效率，沒法把餅做大。
如果完全損不足而補有餘，最終所有社會財富就會集中到極小一部分人手中，社會極不穩定，隨時可能天下大亂。
現代社會中，廣義的Check & Balances，是權力和資本之間的相互制約，是在效率與平等之間的平衡，既不能絕對公平大鍋飯，也不能完全放任資本的貪婪。
美國的Check & Balances，只是狹義的。當然，在美國國父們建立這個國家時，美國地廣人稀，工商業不發達，基本上屬於土地高度過剩的階段。窮人只要勤勞，就能在西部獲得土地，也沒有過份強大的資本力量。所以那時的美國，只需要在政治上做Check & Balances 就可以了，不需要考慮經濟和資本。
今天，情況就不一樣了。
4、
馬克思當年表述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通過股份公司等方式，緩和了這個矛盾。
我2018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矛盾就是政治上的普選制和經濟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矛盾，換句話說，就是政治上一人一票和經濟上一股一票的矛盾。
為了緩解這個矛盾，形成了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真正的Check & Balances --- 選票和資本之間的制約與平衡。
在二十世紀之前的美國，是資本的天堂。那時的美國，沒有個人所得稅，也沒有反壟斷法。（1890年制定了反壟斷法，但到1911年才完成了標準石油公司的分拆）。這個平衡完全偏向於資本一邊。
在1913年前，美國是沒有個人所得稅的。1913年，開始徵收1%的個人所得稅，對超過50萬美元的收入（在1913年是天文數字，相當於今天的1100萬美元）額外再徵收6%。
一戰前的美國，是資本的狂歡時代。對資本幾乎沒有任何制約。然而，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共產主義，蘇聯的誕生，意識形態的競爭，使美國以及西方的政治家意識到，必須對資本的貪婪給予制約。同時，在二十世紀前半，主要西方國家都實現了一人一票的普選。
1920年 美國婦女獲得選舉權，1928年，英國基本實現普選（但仍存在複數投票權）1949年，英國實行徹底的一人一票的選舉權。窮人總是大多數。每人一張的選票，就成為了西方國家對資本力量的制約。
二戰後，戰爭的歸還債務壓力，蘇聯意識形態的競爭，以及選票的力量，讓各個西方國家都更加重視收入平等，通過對高收入者徵收重稅（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來降低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1936-1980年美國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一直在70%以上，而更加偏左的英國，相當長的時間在90%以上。
富人掙100，要給政府上70元以上的稅，那段時間，做富豪也不容易。
從1950-1980年，這一點做得非常成功。政治和資本之間相互制約，形成了新的平衡。
從1950年到1980年，美國基尼係數，都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從1945到1970年，通脹調整後的美國工人的真實收入，上升了差不多70%，和GDP的增長基本同步，可以說從1945-1970年的25年，美國實現了共同富裕的夢想。
中文網際網路上流傳切格瓦拉的一段話：「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這段話也許不是切格瓦拉說的，但說的一點沒錯。蘇聯的壓力是西方富人讓利給窮人的重要原因。
1980年，裡根當上總統，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橫掃西方國家。事情就開始不一樣了。
1945-1970年形成的，國家政治與資本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再度偏向於資本一邊。
資本過於強大，對全體國民的利益是有損害的。
經濟學基本原理：完全競爭的行業，企業是無利潤的。企業的利潤都來自壟斷。而壟斷導致低效率和經濟損失，消費者利益受損。
資本過於強大，結果就是在各行各業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最終全民的利益一定會受損。
5、
1980年後，為什麼資本的力量再次佔據了優勢，這個原因有很多。蘇聯的衰落，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流行，都是其中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就是歐美左翼選擇了「第三條道路」。
可以參見
《英國大選、丐幫衰落以及西方左翼力量的困境》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我是這樣寫的：
「丐幫的問題就是歐美左派的問題。隨著選舉財產權的取消，左派政治家的政治地位顯著提高，從統治階級的反抗者，變成了統治階層的一員。一個人的經濟地位和階級，是會不斷改變的。作為一個政治家，隨著你的政治地位提高，隨之而來的一定是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你的階級會從無產階級變成精英的一份子，變成上層社會的一份子。在這個時候，你是如何能保證你還能夠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你又如何能保證，無產階級如何相信在衣香鬢影中觥籌交錯的你，還是他們的代言人。即使在美國，非常有理想主義者的左派代表伯尼桑德斯，在訪談中也被記者反覆追問，他通過寫書的版稅成為了百萬富翁後，是否還能代表無產階級。即使像射鵰英雄傳洪七公這樣的絕對正面人物，在武功，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上升後，也是不能保持無產階級本色的。更何況現實中的左派政治家了。
左派的政治人物，他們也會發現，堅持階級立場，不如堅持政治觀點。堅持階級立場就得穿髒衣服，堅持政治觀點喊喊口號就行了。以左派代表自居的科爾賓，天天騎自行車，還因為衣著邋遢被卡梅倫嘲笑。喊口號就容易多了，比如環保，我窮的時候可以喊環保，我有錢了也可以喊環保。天天坐私人飛機，穿梭全球的世界頂級富豪們，也可以喊環保。坐著遊艇橫渡大西洋的行為藝術家，也可以喊環保。喊其他議題也容易呀，阿拉巴契亞山脈的鄉巴佬可以反全球化，川普這樣的億萬富翁也可以反全球化。政治口號，不管有錢還是沒錢，過什麼樣的生活，政治家都可以毫無愧疚的喊出來。正如丐幫，有了權力和地位，就都願意當淨衣派一樣。左派政治家，在地位上升後，也越來越不情願扮演無產階級代言人的角色，而是希望走「第三條道路」。」
這個左翼的蛻變，可以從數據上得到支持。
歷次美國大選低收入和高收入群體的投票傾向
1968年大選，共和黨尼克森獲得43.4%的普選票，301張選舉人票。民主黨獲得42.7%的普選票，191張選舉人票。
在低收入群體中，支持民主黨的比例高達69%，支持共和黨的比例只有19%。在高收入群體中，支持共和黨的群體達到63%，民主黨只有29%。
從1968到2016年，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兩黨之間的按收入劃分的區別越來越小。在2016年，高收入群體中支持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人數，幾乎差不多了。
兩黨按階級的區別，已經越來越淡化，而更多的是按意識形態，按種族劃分。
在這個情況下，那些被拋棄的無產階級，他們憤怒和絕望力量，被誰攫取了呢。被川普、被詹森，這樣的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家所利用。在美國，有色人種的窮人因為他們的膚色，還能被民主黨所照顧。而白人中的窮人，竟然找不到任何政治家來代表，結果只能讓億萬富豪川普來代表他們發聲。
然而，川普，詹森這樣的右翼政治家，只是運用議題設置（對川普是移民和中國，對詹森是脫歐），來利用無產階級的憤怒爭取選票，他們是不會真的動手平衡資本的利益的。
在稅收政策上的態度是最明顯的。
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分析了1950年-2018年美國的Total Tax Rate的變化（包括payroll tax 社保稅）
1950年，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累進稅，美國最富有的400個人，稅率高達70%。中產大概在20%左右。
2018年就完全不一樣。對於中產和窮人，稅率比1950年還高，在20-30%之間。而最富有的400個美國人，稅率反而是最低的，大概是23%。2018年的美國稅收，已經基本起不到減少貧富差距的效果，不再是累進稅了。最富有的400個美國人，在1950年，總稅率是70%，在1980年是47%，在2018年是23%。
對於中產階級和貧困家庭，情況有所不同。 這些家庭的聯邦所得稅也略有下降，但是他們從公司稅或遺產稅的下降中受益甚少。 與過去相比，他們現在支付的社保稅（Payroll taxes)（用於支付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更多。總體而言，他們的稅率保持相對穩定。
從1980年到2020年，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支配全球的四十年間，西方社會，資本和選票的平衡，再度大幅偏向資本一邊。而美國的基尼係數，重新回到了大蕭條前，那個資本黃金時代的水平。
對於美國的貧富差距，可以參考
「讓一小部分美國人先富裕起來」 - 美國四十年三十倍大牛市的背後
6、
西方國家的選票和資本之間的平衡，能否回到1950-1970年那種比較均衡的狀態呢。
很多人認為是可以的。
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主張回到50-70年代。在去年底是這樣寫的：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將不受約束的市場視作實現共同繁榮的最無可置疑的手段，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當如此。人們對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信心同時衰退，這並非偶然或者僅有相關關係。新自由主義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1980-2020）。
作為新自由主義之藥方的那種形式的全球化令個人和整個社會無力控制關乎他們自身命運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好像華爾街比該國的民眾擁有更強大的政治力量。
我們正在經歷這一巨大騙局的政治後果：懷疑精英，懷疑作為新自由主義之基礎的經濟「科學」，懷疑促成這一切的被金錢腐蝕的政治制度。
前進的唯一道路，拯救我們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辦法，是歷史的重生。我們必須復興啟蒙運動，再度致力於伸張這樣一些啟蒙運動的價值：自由、尊重知識、民主。」
《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在採訪中如是說：「我認為如今我們看到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彗星尾巴，它已經死了，我們將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幹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三者並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但我對西方資本和選票之間的關係是否能回復1950-1970年那種更理想的平衡，並不樂觀。
資本層面
全球化讓資本的權力得以超越國家邊境而存在。合則留，不合則去。美國的跨國公司利用國家之間的稅收政策的差異，將萬億美元的利潤留存在海外，最終靠政府給予特殊減稅政策，才流回美國。跨國公司對股東負責，首要目的就是賺取利潤。如果削弱資本的力量，第一個影響的就是股市。
1950-1980年，美國確實是共同富裕。但代價就是股市萎靡不振。經過通脹調整後，1982年7月，道指的指數還不如1950年1月高。1950-1982年整整32年，美國的道瓊指數沒有跑贏通貨膨脹。
Inflation adjusted D-Jones 100 years （通脹調整後）
美國政客把股市指數看成政績。股市上漲是美國實力的體現，是世界對美國信心的來源。經濟危機來了，別的不管，先要無限印鈔救股市。在這個前提下，美國政客敢動跨國公司的蛋糕嗎？
選票層面
選票代表的是群體的意志，但群體的意志在多數情況下並不理性。社交媒體的出現，讓政客可以跨越媒體，直接和民眾溝通，也更容易煽動起民眾的情緒。二戰後，西方國家貧富差距降低和共同富裕，與其說是選票的作用，更多的也許還是蘇聯意識形態的競爭所導致的。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佔據絕對優勢後，選票的力量並沒有能夠阻止80年以後貧富差距的快速擴大。08年金融危機，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提出了重大挑戰。歐美國家的激進左翼也有復甦的趨勢。但從目前看，民眾的情緒還是更多的被右翼的民粹主義者所利用。
以美國為例，未來的政治可能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右翼的民粹，川普繼續連任
第二種，溫和左翼或溫和右翼，如拜登上臺
第三種，激進左翼上臺。
在目前的美國政治環境下，加稅幾乎等於政治自殺。給富人減稅，是右翼的根本理念，右翼民粹肯定不會通過稅收政策來降低貧富差距。拜登溫和左翼應該也不會採取富人稅這樣的激進策略。
現在，除非激進左翼上臺，沒人敢加稅。不改變稅收體制，就很難平衡資本。即使激進左翼能當選總統，在美國目前行政、立法和司法相互制約的情況下，通過激烈手段降低貧富差距的可能性很小。
美國政治體系三權分立，互相制約，使政治在資本的面前，不堪一擊。
美國的這個政治體制，沒有蘇聯這個競爭者，沒有冷戰全球隨時毀滅的壓力，已經很難把資本再次關進籠子了。
7、
中國的問題。文章就不多說了，簡單提幾句。
中國有能力建立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敘事。
一個不忘初心，堅持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人人平等為出發點的強力的政黨，和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之間，是有可能形成一種獨特而廣義的平衡關係，一套中國式的Check & Balances。
從近年的扶貧，新冠疫情的應對，農村和西部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確實在考慮最窮苦最弱勢的一批人的利益。
這個平衡關係，完全有可能比西方式的平衡關係更有效，更理性，能更好的實現資本和人民之間的平衡，效率（賺錢的效率）和平等之間的平衡。
中國的事情還是後面單篇講。
8、
西方陷入了一個怪圈。一方面，資本的力量越來越強大，跨國公司讓資本的力量可以跨越國境，讓主權國家越來越難以控制資本。另一方面，政治家越來越被四年一次的選舉所支配，缺乏遠見和對國家的長期規劃。
有一個說歐債危機期間希臘的政治段子，為什麼西方政府會出債務危機：
左翼上臺，為了討好自己的選民，增加福利。但不敢加稅得罪另一邊的選民。
右翼上臺，為了討好自己的選民，減稅，但同時不敢減少福利。
這樣收入越來越少，支出越來越多。政府又沒有願意考慮過多的未來，就靠不斷借債來維持政府運營。
這次美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就很明顯是兩黨都想討好自己的支持者。
右翼說，我要花錢救華爾街，救大企業。
左翼說，我要花錢救小企業，增加失業福利。
左右翼都希望全民發錢，收買民眾，誰都不願意反對發錢做惡人。
於是，就全都救：美聯儲出4萬億美元救華爾街。財政部出2萬億美元，全民發錢（3000億），增加失業保險學生貸款（3000億），同時給小企業貸款（3770億）和大企業貸款（5000億）
兩黨都爭先恐後的滿足自己的支持群體的需求。
但是，餅就這麼大，靠印鈔吹大泡沫，製造虛幻的，資本和民眾都能同時受益的政策，能永久持續嗎？
長期未來，沒人關心， 政客關心的永遠只是下一次選舉的選票。
福山希望能回到50-60年代的美國，一個通過幹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一個強大的國家。
但指望目前的極化分裂的美國政客，團結一致制衡資本，政府強力幹預減少不平等，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太小了。
9、
真正的平衡應該是廣義的，不僅僅限於政治。是政治和經濟的平衡，資本和人民的平衡。
西方的體制是靠普選制度和一人一票的選票維持政治和資本的平衡。但目前，資本的力量隨著全球化而更強大，而政府的力量卻被撕裂的政治而削弱，這種平衡已經嚴重偏向於資本一方。
政治上越強調分權和制約，越無法維持政治和資本之間的平衡。
當今這個局面，很接近二十世紀初那個資本佔據絕對優勢的年代，貧富差距極大的年代。
二十世紀上半葉，這種貧富差距催生了共產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也催生了二戰後的福利社會和共同富裕。
現在，從某種意義上人類也在重複歷史。
靠西方的選舉制度，能否像有些人設想的，不經過一次大衝擊，直接靠民主制度自我調整，回到1950-1975年那種資本和政治的平衡，共同富裕的平衡，我的觀點是非常難。
福山說：「大流行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強大的，不受資本控制的政府是平衡資本的力量。
現代社會真正的CHECK & BALANCES，不是政府內部的三權分立，而是一個站在全民利益的政府，和資本之間的制約和平衡。
是道德經裡面寫的，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全民之道） 和 損不足而補有餘的人之道（資本之道）的制約和平衡，
是「社會主義 & 市場經濟」的平衡
這一點，我相信，只要不忘初心，中國就能比西方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