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封鎖對企業的衝擊不分國別。印度的一項調查顯示，疫情讓印度6300萬中小企業的收入降低了20%-50%，很多小微企業出現了流動性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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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羅瑞垚（發自印度班加羅爾） 編輯丨漆菲
從印度回國半年後，Devin還是沒能從房東那裡要回押金。租用公寓和店面的押金加起來，金額超過50萬元人民幣。
這是公司在印度投入的400萬創業資金的一部分。2018年12月初，32歲的Devin和合伙人來到印度多地考察，並決定入局處在萌芽狀態的電競賽道。費盡幾番周折，第一家電競館於2019年10月在班加羅爾開業。Devin滿懷希望，打算年內把第二家店開起來，地址選在一所高校旁邊。他還想將電競館開業時留出的一部分空間做成一家咖啡館，既是休息區，也為手遊玩家提供場地。
2020年1月底，國內疫情初現端倪，Devin早早返回印度，籌備咖啡館的事兒。他落地五天後，印度政府就宣布暫停給中國護照持有者發放籤證。他「幸運」地搭上了春節後返印的末班車。但很快，一連串不幸接踵而至。3月初，新冠病毒通過歐洲和美國的旅行者到達印度，並迅速蔓延開來。3月中旬，班加羅爾所在的卡納塔克邦政府宣布關閉邦內公共場所，電競館自此關門歇業，當時咖啡館開業也才一周。
封城前的Hanusha電競館
接著是全國性的封鎖。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宣布「封國」21天。Devin和國內合伙人敏銳覺察到，封鎖對電競行業的打擊將超過其他行業，因為即使在疫情有所好轉的城市，娛樂設施也都會是最後開放的。於是3月底，Devin就動了撤退的念頭，他給房東寫信，商量退租的事情，卻一直沒收到正面回復。
疫情的擴散徹底斷了Devin的後路。「即使政府允許開門，我怎麼敢營業呢？」到了5月底，他一邊爭取和房東和平解約，一邊開始處理店內資產：電競桌椅、音響、電腦及配件、咖啡杯，甚至連裝修的燈具都是從中國運來的，全部低價處理。店裡最值錢的中央空調和拼接顯示屏都是花大價錢置辦的，臨走沒賣出去，直到現在還在店裡。
6月初，Devin在中國大使館的協調下買到了機票，他把能搬的資產都放到了朋友的倉庫裡，坐上回國的航班。像其他逃離印度的中國創業者一樣，他心裡放不下印度市場，但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回去。
出海熱潮驟然降溫
這一波中國創業者出海印度的熱潮，持續了大概五年。
2014年被稱為中國智慧型手機品牌的出海元年，印度也成為出海版圖中的重要一環。同年7月，小米手機在印度本土電商Flipkart上開賣，標價13999盧比（約合1240元人民幣）的Mi3在半小時內售罄。除了OPPO和vivo這兩家針對年輕消費群體的公司，高端智慧型手機品牌一加也於同年宣布，將攜手亞馬遜正式進軍印度。印度智慧型手機革命自此拉開帷幕。
資本的腳步也接踵而至。2015年，阿里巴巴和騰訊都在印度「下注」，投出了十來個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2016年9月，印度首富安巴尼旗下的電信公司Jio宣布向全國用戶免費提供半年的4G網絡，為印度的科技創業再添一把火。
硬體、資本和網絡均已具備，這讓越來越多的中國創業者將目光投向印度。
第一批動起來的是做瀏覽器等工具應用的公司。2013年就進軍印度的SHAREit（茄子快傳）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年6月底被封禁前，它在印度的用戶數量達到4億人。2017年印度的谷歌商店下載排行中，UC瀏覽器和SHAREit都進入了前十。
2018年，字節跳動旗下抖音海外版TikTok的入局，帶動了一批中小規模的創業團隊來到印度，開荒短視頻賽道。當年，中國公司開發的APP佔據印度谷歌商店百名榜的半壁江山（44個），而在排行前十的手機應用中，有5個來自中國公司，其中4個是短視頻產品。當年，騰訊打造的手遊「絕地求生」（PUBG）在印度的下載量和收入皆位居第一。
PUBG在印度的成功給前來考察的Devin打了一劑強心針。2018年年底，PUBG在印度的日活用戶達到3000萬，Devin認為，印度年輕人口眾多，電競的用戶級別是可以和手遊平起平坐的。他看中印度電競市場的巨大缺口：25歲以下的年輕人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但在1200萬人口的班加羅爾，只有20來家網吧。
Devin開業前在辦公室
此刻中國國內正在進行從網吧、網咖到電競館的產業升級，人口大約是班加羅爾兩倍的深圳，有8000多家網吧。「相比之下，印度的電競土壤還很稀薄。」Devin和合伙人決定，以高端電競館為依託，打造屬於印度的戰隊和電競生態。他們甚至做好前三年不盈利的準備，從零開始搭建體系。
落地計劃並不順暢。2019年3月，Devin來到班加羅爾籌備公司落地。他此前只來過一次印度，英文水平只能進行基本溝通，基本上是兩眼一抹黑，凡事都得慢慢摸索。
他僱了一個當地華人做助理和翻譯，一直到8月才搞定公司註冊。場館內的設備和器材很多都得從國內進口，路上耽擱了30天，再加上裝修兩個月，直到10月底才正式開業。「同樣規模，國內最多三個月就可以開業。」Devin說，印度給他上的第一課就是要不斷調整預期，「急不來的」。
Devin和合伙人給場館起名為Hanusha——結合印度最受歡迎的猴神哈努曼Hanuman和象神Ganesha，期待這種本地化的選擇給他們帶來好運。
開業後，Hanusha有過一段不錯的日子。它很快成為班加羅爾華人的據點之一，一些手機廠商和網際網路公司外派員工成了這裡的常客，還組織過幾次主流遊戲公司的校園賽，吸引到一些本地的年輕人。Devin也積極和各大遊戲廠商進行合作，例如打造PUBG遊戲的線下體驗場館。
做咖啡館也是出於承接這種需求的考慮。Devin告訴《鳳凰周刊》，咖啡館建成後，可以作為華人的據點，也能作為共享辦公，方便大家聯繫認識。3月初，他跟當地家具供應商核對完細節，搞定了沙發和茶几，擺上從國內運來的咖啡杯，咖啡館終於開業了。如果沒有疫情，他本該馬不停蹄投入下一家場館的籌備。而今，一切淪為泡影。
Hanusha舉辦的遊戲比賽
反華浪潮逐步升級
疫情和封鎖對企業的衝擊不分國別。印度的一項調查顯示，疫情讓印度6300萬中小企業的收入降低了20%-50%，很多小微企業出現了流動性緊縮。
但讓中國創業者們始料未及的是，驟然爆發的中印邊境衝突讓兩國關係走向對立，對峙的持續升級，讓印度政府從6月29日開始，分四次封禁了來自中國的267款手機應用，幾乎將中國在印網際網路公司一網打盡。一些在疫情中咬牙堅持的創業者更覺唇亡齒寒，對印度市場的長期預期轉向消極，萌生退意。
一位在印度市場摸爬滾打了十年的創業者向《鳳凰周刊》表示，公司業務是基於印度的經濟增長大趨勢的，長線向好，未來才有盈利的希望。「目前來看，堅持下去也沒有意義。」
最近這波民族主義風潮自年初出現端倪。1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禁止防護服和口罩的出口，而當時，印度的第一例新冠病例才剛剛確診。緊接著，印度很快禁止中國公民入境，是全球採取這一措施最早的國家之一。
隨著全球疫情的蔓延，印度民眾對中國的態度轉向消極。印度獨立智庫塔克夏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4月進行的一項基於1299人的調查發現，67％的印度人認為中國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原因。
因為地緣政治和歷史原因，印度部分民眾一直有民族主義情緒，新冠疫情助長了這種風潮，連主流媒體也頻頻做出反華表態。4月17日，印度政府收緊外國直接投資（FDI）政策，僅針對與印度陸地接壤的國家，此舉被認為是針對中國。
這股風潮在邊境衝突爆發後步步升級。5月初，中印兩國軍隊在印度拉達克邊境爆發衝突。這進一步助長了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部分民眾對中國產品的抵制，「抵制中國製造」的橫幅出現在大街小巷，有人甚至從樓上扔下小米電視以示抗議。
希瓦（中間）和同事
此時，「封殺TikTok」的呼聲也在印度回潮。2019年4月，TikTok曾因內容爭議遭到訴訟而被下架8天。但當時，相當一部分聲音認為，印度政府直接封禁TikTok的可能性很小。直到6月29日，印度政府頒布了一紙禁令。
被禁的不止TikTok，還包括多款千萬級APP在內的其他58個應用。此後，又有208款手機應用被封殺。直到目前，除了PUBG由韓國公司推動後重新上架外，其他APP尚無恢復跡象，兩國的邊境衝突也尚未得到完全解決。
封殺令為出海印度的黃金期畫上休止符。去年8月，阿里巴巴宣布停止其創新業務在印度的服務，其投資的短視頻項目VMate也在被禁之列。路透社稱，至少六個月內，阿里巴巴將不再向印度投資。
潮水退去，各大公司疫情期間堅守在印度的員工也陸續回國，由於兩國直航仍未恢復，他們只得購買高價票從歐洲轉機。據專注印度市場研究的竺道資本創始人黎劍觀察，自今年5月以來，考慮出海印度的中國公司就呈明顯的斷崖式下跌，包括網際網路的創業者和實體行業，到目前還未有回暖跡象。
來自中國的創業者吳波（化名）回憶，他在2017年考察印度市場時，地緣政治並不是重點考慮的一個風險，當時的形勢下，大家都比較樂觀。「但印度市場外部環境的變化，其幅度和速度都超過了我們的想像。」
吳波所從事的服務行業一定程度上受到經濟放緩的影響，但並沒有因為反華浪潮失去任何客戶。在他看來，反華風險威脅著所有中國創業者。「這種風險現在不是一種擔憂，而是正在面臨的現實。」
裁員波及印度員工
坐擁印度南部德幹高原的班加羅爾，自上世紀90年代起逐漸成長為印度的「外包之城」。新世紀後，富裕的人才儲備又助它進化為科技創業中心，有著「印度矽谷」之稱。加上這裡氣候舒適、四季如春，比起霧霾肆虐的首都新德裡更為宜居，讓班加羅爾成為大多數中國創業者的首選。它也見證了中國創業者出海印度的潮起潮落。
印度年輕人希瓦（Siva Kumar）的命運也因為這股創業潮拐了彎。2015年，22歲的希瓦從泰米爾納德邦一間籍籍無名的大學畢業，沒找到滿意的工作，在學校待了一年。像無數年輕人一樣，他心懷著創業夢，無奈印度公司極看重履歷，而他只是一個「出身二線城市、沒讀過IIT（印度工程學院）和IIM（印度管理學院）的普通男孩」。
一天，他收到一通電話，對方告訴他，有一家中國創業公司邀請他面試。當時，他對中國公司毫無概念，有點猶豫。恰逢時任泰米爾納德邦首席部長賈亞拉利塔逝世，全邦放一周假，他才來到300多公裡之外的班加羅爾。
面試那天，希瓦遲到了，班加羅爾擁堵的交通讓他失了算。見到一臉嚴肅的中國人Martin時，他覺得自己白跑了一趟。幸運的是，Martin最終給了他這份工作，他也因此搬到了班加羅爾。他到現在還記得，Martin在WhatsApp的介紹上寫道：「我是一個在班加羅爾的中國創業者，希望和大家交朋友。」
Martin創業的項目是跨境電商，希瓦入職時的崗位是產品設計，但公司剛起步，他也需要做一些市場相關的工作。希瓦意識到，這是一個學習創業的絕佳機會，而眼前這個勤奮的中國人是一個很好的導師。
「那時候我經常和他比，他一天工作14個小時，我就工作15個小時。」希瓦向《鳳凰周刊》回憶說，他常常早上六點就去辦公室，那會兒只有Martin和他兩個人，漸漸的，兩個人慢慢熟絡起來，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2017年，包括Martin在內的中國創業者在班加羅爾組織了中印創業者俱樂部，希瓦說，當時有四五十人在香格裡拉酒店聚會，大家都對中印合作感到很樂觀。
隨後，希瓦分別在三個中國跨境電商團隊工作過，他肯幹又好學，慢慢積累了經驗，工資也翻了好幾倍。三年的經歷裡，希瓦發現，物流是跨境電商創業的最大痛點，不能及時送達、沒辦法解決高退貨率的問題，就很難做成。另外，中國創業者很難找到合適又靠譜的印度合伙人，也讓項目難以持續。
2019年9月，他收到另一家中國跨境電商公司的工作邀約，這家公司頗具規模，在印度設立了倉庫，並準備招聘上百人的團隊。這讓他重新燃起希望。希瓦成為這家社交電商創始團隊的一員，原本進展還算順利，直到疫情突襲。
3月印度封國前夕，希瓦和幾個印度同事還去了趟馬來西亞，和中國的管理團隊見面，討論如何應對疫情衝擊。但回來還沒幾天，印度就進入嚴格封鎖，員工全部變為遠程工作。
隨著業務逐漸停滯，員工也變得散漫無章，希瓦看到每天還有一千多的用戶在訪問網站，但一股隱隱的不安已經在團隊內部蔓延。反華情緒升級的同時，員工們對公司的看法也變得消極。「靴子」在4月底落下，公司開始大規模辭退本地員工。希瓦受委託處理一些善後事宜，給同事們補上工資，但自己近半年的工資卻沒拿到。
希瓦在中國遊覽
短短一百多天裡，希瓦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掉了13公斤肉。更讓他擔心的是，隨著中國創業者出海印度的熱潮降溫，他的職業生涯和中產進階路或許將被中止。
「如果我去印度公司，他們只會給我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下了班也不會有人談業務。而中國公司給了我學習和鍛鍊的空間，有時候我連睡覺都在想新點子。」希瓦說，他不想只為了工資做一顆螺絲釘，「學習比金錢更重要」。現在，他在金奈開啟了自己的創業項目。
和希瓦一樣失業的印度年輕人還有很多。隨著業務的裁撤或縮減，阿里巴巴、華為等曾為印度年輕人創造了工作機會的中國公司都進行了大幅裁員。
劣幣如何驅逐良幣
中印斷航八個多月後，仍有約上千中國人滯留印度。其中，不乏因公司業務收縮而失業的中企員工。除了使館包機外，歐洲轉機回國的通道也曾短暫開啟，但高昂的路費和嚴苛的轉機條件，將很多人擋在國門之外。
在印華人微信群中，幾乎每天都有人詢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國」，但也時不時傳出消息，有很多中國人辦好了籤證，不遠萬裡借道歐洲轉戰印度。
其中一部分是前來富士康等手機工廠換崗的員工，這些公司在印度的投資都是數以億計，相比被封殺的網際網路公司，他們的業務受影響並不是很大。中國智慧型手機品牌在印度所佔的市場份額雖然有輕微下降，但其銷量在排燈節大賣期間同比去年仍上漲。同樣，海爾、特步、名創優品等實體行業也在持續擴張。
低迷的經濟吸引了另一部分意料之中的投資者。黎劍告訴《鳳凰周刊》，現金貸和真金遊戲賽道仍然不斷有玩家入場。
現金貸出海印度的熱潮始於2017年下半年。隨著國內現金貸監管趨嚴，生存維堅的現金貸團隊開始開拓海外市場，很多人先是去了華人眾多、文化相近的東南亞，隨著競爭加劇，不停有團隊轉移到印度。當時，印度的手機支付基礎設施基本搭建完成，本地團隊幾乎沒人提供低審核、高流轉的小額貸款，為中國團隊提供了巨大空間。2019年下半年，來班加羅爾考察的現金貸團隊絡繹不絕，在華人餐廳和Devin開的電競館，隨時都可以遇到討論業務的人。
3月印度封國後，現金貸行業遭遇一波低潮，因為停工和失業，還款率明顯下降，很多人虧了錢。但半年後，儘管印度經濟持續遭受下行壓力，現金貸市場卻開始回暖。不僅老玩家開始回血，還不斷有新玩家想要入場。
班加羅爾的街道上讀報紙的突突車司機
30多歲的張哲（化名）就是「逆行者」之一。他最近剛在一家現金貸公司入職，正在申請籤證，準備趕赴印度。疫情前，他就在一家現金貸公司工作，本來想回國找找其他機會，還沒找到，又幹回了老本行。「經濟下行，市場上借貸需求更多了，因為不少白領也失業了，成了不穩定收入者，他們也成了現金貸的用戶。」張哲對《鳳凰周刊》解釋道，隨著各行各業的復工，印度失業率下降了，還款率也跟著上去了。
小額貸款的目標用戶本來是印度基數龐大的非正式就業者，比如建築工、家政工、突突車司機等打零工的人。這些人沒有穩定收入，其信貸需求在傳統的金融行業很難得到滿足，但只要有一張Aadhaar卡（印度的虹膜認證身份系統），他們就能在半小時內從現金貸APP上借到三五千盧比，只要按時還款，額度還會持續上升。
「白領本來不是現金貸的主力用戶。」張哲說，但印度惡化的經濟環境讓一部分白領滑向破產邊緣，他們也落到必須靠借貸為生的地步，於是成了現金貸的重複用戶。
在他看來，雖然現金貸可以短期內彌補印度用戶的借貸需求，但長期來說對市場是一件壞事。還款率的提升不乏出現共債的情況，用戶拆東牆補西牆，總有一天會還不上，到時最後一個貸款的人就會成為「接盤俠」。「但大家都抱有僥倖心理，覺得自己不會是這個接盤的人，老玩家想把虧的錢賺回來，新玩家也想賺一筆。」
而印度強硬封殺中國公司的行為和經濟下行的態勢，恰恰利好了借貸行業。「印度政府的做法所造成的後果顯而易見：劣幣驅逐良幣。」出海科技媒體志象網的創始人胡劍龍向《鳳凰周刊》如此評價。
封城期間的班加羅爾
「被封禁的應用以大公司和中等規模公司為主，他們理所當然在印度有著更為長遠的考慮，也會在品牌和合規上有更多投入。」他說，「被禁後，大家意識到印度的巨大風險，行為會變得更短期，賺一票就走人，（現在）這些創業者都是掙快錢的。」
回國後，Devin回到之前做液晶顯示器的一家深圳公司負責銷售。但他的印度夢還沒完結，待疫情緩解後，他還會考慮出海做電競。他總結之前的教訓說，應把場館作為品牌展示的地方，規模搞小一點，重點放在硬體品牌的打造上，就像智慧型手機那樣。
「生意有得有失。」Devin說，雖然中印關係緊張的背景確實會影響投資的信心，但他也在疫情期間發現了新的商機，那就是印度對中國液晶顯示器的需求持續攀升。他在考慮，可以嘗試做顯示器出口業務，把之前在印度的員工招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