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緣起：富家子弟的發展不如預期良好
在美國，富裕成為一種隱喻性的疾病，對物質財富的過度投資正在迅速蔓延到中上階層、白領家庭，富家子弟正在成為一個新發現的高危群體，他們在物質濫用、抑鬱和焦慮等方面問題較為嚴重，迫切需要採取預防幹預措施。
在青少年發展研究中，高危一詞通常較多用於貧困家庭青少年，因家庭經濟貧困導致青少年的教育養育、人格發展等方面出現一系列問題，甚至會出現惡性循環，造成貧困的代際傳遞，學界對此給予了較多關注，為貧困青少年構建良好的教育、醫療等服務環境也已達成廣泛社會共識。
與貧困青少年相比，富家子弟的學術關注度較低。人們通常認為生活在優裕家境中的青少年具有豐富的優勢資源，享受優越的物質生活，擁有良好的教育條件，進而處於社會心理發展風險的較低水平。如馬斯騰等學者的研究表明，經濟優勢扮演著一個保護角色，因為它與完成發展任務有關，而且這些積極影響能持續到成年。
學者盧瑟及其研究團隊最早關注到美國富家子弟的不良發展問題，其研究對象主要來自那些父母為白領群體且受過良好教育，生活在富裕社區中的青少年，其父母年收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多，中位數大概在11萬~15.5萬之間。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們收集了來自美國不同地區的富家子弟的幾組樣本群，關注該群體的不良發展或者發展風險問題。研究表明，部分來自優裕家境的美國富家子弟的發展並不如人們預期的那樣好，家境優裕對某些青少年的積極發展不一定是優勢，甚至構成某種特殊的風險，導致青少年遭遇一系列發展問題，呈現出脆弱性發展的態勢。
伴隨中國社會的日益強盛，富裕人群的規模不斷擴大，部分「富家子弟」群體表現的「狂妄」「炫富」「戾氣」等不良現象時有發生。將富家子弟的發展問題提上日程，給予同等的關注和研究，已經成為時代課題。
二、美國富家子弟不良發展的表現與特徵
1. 不良發展問題的表現
富家子弟的不良發展風險是指統計上的概率，不是所有的富裕青少年都面臨此類困擾，而是相對於國家標準樣本，富家子弟群體存在著較高比例的適應不良。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物質濫用。20世紀90年代中期，盧瑟在美國東北部一個富裕的郊區社區招募年輕人，作為一項對市區經濟困境青少年研究的比較樣本，令她吃驚的是，250餘名來自十年級的富家子弟在所有物質濫用的指標，如菸草、酒精、嗎啡和大量吸食毒品等方面，都比市區經濟困境對照組的情況更為糟糕，而且該指標與國家正常標準比較起來也是偏高的，其中72%的女孩在過去一年使用過酒精，59%的男孩使用過非法藥物，與之相對應國家標準樣本的比例分別是61%和38%。
數年後，盧瑟在一個不同的東北郊區的調查中再次印證了富家子弟中所存在的物質濫用問題，針對258名11年級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與國家標準相比，這些青少年物質濫用問題比較嚴重，尤其是女孩，其在香菸、酒精、大麻等方面的使用頻率是大多數指標的1.5倍。
在物質濫用中最需引起關注的是酗酒問題，酗酒已成為富家子弟的一種司空見慣的行為，導致一系列酒精中毒事件發生，與之相伴的是胃出血、輕率性行為和暴力等問題。雖然試探性地接觸一些酒精和毒品是青少年成長探索的一部分，但是富家子弟使用得更加頻繁、數量也更多。他們不僅有充足的金錢來購買酒精，而且還有便捷通道，包括即時的通訊、製作優良的假身份證件、知曉地方供應商以及擁有能方便快速提取貨物的汽車等。
二是違規行為。人們通常認為貧困更容易導致青少年犯罪，但盧瑟團隊的研究表明，富家子弟和經濟困境對照組兩類群體都存在違規行為，且水平相當，只是他們違規行為的類型不盡相同。其中城內經濟困境青少年因生活在犯罪率高的危險社區中，出現為自我防禦而攜帶武器、有意圖地攻擊傷害他人、參與幫派鬥爭、恐嚇襲擊他人等行為，還存在逃學、被學校停學等問題。
與之相對照，富家子弟則更多地從事偷盜、欺騙行為，比如從父母或兄弟姐妹處偷錢、從學校偷東西、向陌生人要錢或者要東西、為進入某些場所購買特定物品而在年齡上撒謊、欺騙等，還存在考試中作弊問題。如在大學入學測試中，成績優異的青少年模仿替代那些成績稍差的學生，並從中收取費用，金額從500到3600美元不等。
三是心理及自殘問題。與全國常模群體和經濟困境對照組比較來看，富家子弟經歷著同等程度甚至是更為嚴重的焦慮、抑鬱困擾。盧瑟的調查研究顯示，22%的富家女孩有臨床上的抑鬱症狀，這一比率3倍於常模群體，也高於經濟困境組女孩。在焦慮方面，富家子弟中有22%的男孩和26%的女孩有臨床焦慮症狀，高於常模群體，也高於經濟困境對照組，其比率依次為17%和18%。
除了焦慮、抑鬱等心理問題外，富家子弟中還存在較高比率的自殘行為，調查顯示，來自美國東西海岸的兩所學校的1281名富家子弟中，有近1/3的青少年在過去一年有過自殘行為，而且這些青少年中有3/4的人有過重複性的自殘行為，這一比率高於大多數其他學校。
2. 不良發展問題的特徵
一是交織性。富家子弟群體中多重不良問題同時並存，相互交織。如來自不同地區的富家子弟群組中，東海岸郊區樣本有較嚴重的物質濫用和違規問題；東海岸城市樣本中除了較高比例的物質濫用問題外，還存在焦慮、抑鬱、女孩的軀體化問題；西北郊區樣本則有嚴重的違規行為和焦慮—抑鬱症狀。
此外，盧瑟還發現在家境富裕的高中組和經濟困境的對照組中都存在一個多問題並存、同現的小群體，他們表現出多種行為問題，包括藥物濫用、犯罪行為、學業不佳等。根據以往的經驗證據，經濟困境容易導致貧困青少年出現多個領域問題並存的現象，但富家子弟群組中近1/10的青少年也存在如此狀況。
二是階段性。富家子弟的不良發展問題初次顯現普遍在七年級，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盧瑟在對兩個群組的六、七年級學生研究時都發現了這一特點，其中一個群組的六年級學生沒有明顯的問題症狀，但在七年級時問題開始出現，如女孩臨床抑鬱症的發生率為14%，是標準樣本的2倍；7%的男孩每月都會醉酒或使用大麻，而六年級的男孩並沒有使用過酒精或大麻。
在另一個群組中的六年級學生在抑鬱和焦慮方面的得分低於國家標準，也低於經濟困境對照組，但在七年級時也開始出現一些麻煩的跡象。
為何問題顯現於七年級?這一現象是青少年正常身心發展過程與經濟優裕情境互構的結果。一方面， 七年級所處的13歲年齡段意味著荷爾蒙變化的青春期到來，伴隨抽象思維的發展，青少年開始尋求身份探索，努力應對「我是誰」這個問題，他們比以往更加希望得到朋輩的歡迎和接納。富家子弟群體中，較高的朋輩地位與不努力學習、不服從學校規定、女孩間挑釁、男孩間物質濫用等行為存在關聯，如受歡迎的學生的物質濫用水平明顯高於其他人，這說明他們熱衷於通過從事各種反叛行為以獲得同輩的接納和崇拜，某些違規行為也通過同伴的積極態度而得以強化。
另一方面，該年齡段的青少年不斷從父母那裡尋求獨立，而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父母也因相信孩子處於較好的社區和學校，所處環境非常安全，進而傾向於不對孩子進行過多監管，導致青少年出現越來越多的麻煩跡象。
三是性別差異性。除與男孩一樣有違規、酗酒等藥物濫用問題外，家境富裕的女孩比男孩要經歷更多困擾，存在更為嚴重的抑鬱、焦慮等適應不良問題。因為女孩面臨來自成人世界更高的、更具競爭性的要求，人們期待女孩在各方面取得成功，不但在女性擅長的領域中，在傳統男性佔優勢的領域也一樣出色，諸如學術和體育等領域。
而且人們還期待女孩在把握、追求這些競爭性要求時顯得很輕鬆，毫不費力達到完美，即要不費吹灰之力地達到「聰明、有成就、健康、漂亮、受歡迎」的要求，諸多期待使女孩面臨巨大壓力，她們在努力追求完美，這一追求過程不僅挑戰她們的幸福感，而且會導致心理上的消耗。
三、富裕亞文化：富家子弟不良發展問題背後的特殊風險源
加西亞·科爾等學者曾有預見性地指出，在研究那些很少被關注到的兒童、青少年群體時，不僅要考慮對所有人群都有影響的風險，還應關注到該群體所處情境中的亞文化的運作機制。
本文中的富家子弟之所以出現不良發展問題，其風險正是來源於生活其中的富裕情境亞文化。盧瑟團隊曾採用訪談的方法探索富家子弟發展問題的潛在原因，訪談對象均來自較為富裕社區且對社區比較了解的人，包括學校管理者、社區服務提供者、一些父母和孩子，了解到富家子弟面臨著來自社區、家庭等環境中的成就壓力及其與成人的低度聯結、問題掩飾傾向，這些因素構成富家子弟不良發展問題背後的特殊風險源。
1. 過高成就壓力
富家子弟承受著過高的成就壓力，不僅要在學業方面表現突出，還要在各種課外活動中表現出色，這些壓力在他們進入中學階段集中襲來。過量的成就壓力一方面源於父母的期待和看重，父母自身擁有高階的教育經歷和專業技能，享有良好的社會地位，充沛的物質財富使其生活充滿自主和選擇，他們熱切期待子女保持同樣的成功地位，甚至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在一項調查青少年所感知到的父母最為看重的十個方面的價值議題中，發現有一半以上的父母所看重的價值與成就有關，如學業優異、在學校和課外活動及社交活動中脫穎而出、進入一所好的大學等。另一方面源於競爭性的富裕社區文化。
社區通過獲得高質量的機構資源、規範以及社區榜樣來促進社區青少年的成就及認知發展，普遍存在著要青少年在各方面均表現優秀的輿論氛圍，對成功的強調無處不在，成功是在意料之中，失敗讓人無法接受。
但同時因尋求社會聲望、社會認可或者社區內的稀缺資源，如精英私立學校的名額，也會引發富家子弟之間的激烈競爭。置身於這樣競爭性的社區文化氛圍，讓富家子弟無法忽視，只有表現優秀、保持成功，才能契合富裕、成功的「家族品牌」。
過高的成就壓力下，富家子弟會竭力將時間、精力投資於外在成就，不斷地追求成功，「我可以，所以我必須做到，爭取到達頂端位置，達到我父母所取得的成就。這是核心的緊迫的生活目標：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了。如果沒有這樣的成功，我將會被拋在後面，因為其他人會達到很高的高度」。
具體體現為，為進入久負盛名的大學，富家子弟在整個初中、高中階段參與大量的學術活動和課外活動，這種活動參與不是為了追求單純的快樂，不是為了度過一段美好時光，而是帶有很強的目的性，即通過不斷提升技巧來獲得勝利，製作出讓人印象深刻的簡歷用於大學申請，作為通往名校的通行證，因此繁忙成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常態。
過量活動參與讓富家子弟長期暴露於競爭壓力之下，對外在成就的過度投資阻礙了其身份同一性的探索，他們很少追問思索我是誰，無暇培育興趣愛好，忽視自我內心的成長，因此更容易經歷較高的困擾，無論是外化的行為問題還是內在的心理問題。
此外，因為父母過度重視成就，高度投資於子女的「明星品質」，使得富家子弟相信父母更為看重的是他們做了什麼，而不是他們是誰，這導致青少年會依靠自身成就來感知自我價值，「我就是我所取得的」，進而擔心任何失敗都會嚴重削弱父母對他們的接受和尊重，「沒有我的成就，我將成為一個失敗者」。
面對不斷地超越壓力，過於關注那些與成就相關的任務，擔心那些或真實的或想像的失敗，導致青少年處於適應不良的風險之中，出現與壓力相關的症狀，如焦慮和抑鬱等。此外還有一些青少年會誇大自身的健康問題，以達到「可接受」的路線，從而避免與他人競爭。
2. 情感聯結鬆散
通常人們認為，富家子弟更容易親近父母，但盧瑟團隊的研究顯示，與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相比，富家子弟與父母的關係並不親密，親子間情感聯結較為鬆散。如來自富裕家庭的郊區六年級學生對親子關係的評價，並不比來自單親少數民族家庭、生活在惡劣貧困條件下的低社會經濟地位學生更積極。
美國健康與服務部的一項全國調查顯示，12歲~17歲的青少年和父母的親密度與家庭收入呈反比，家庭收入低於15000美元的青少年中有75%的人與母親關係密切，65%的人與父親關係密切；但家庭收入超過75000美元的青少年與母親關係密切的比例為66%，與父親關係密切的比例也僅為54%。在富裕社區，一些青少年覺得離父母很遠，「他們好像無處不在，但同時又無一處所在」。與父母情感聯結鬆散是富家子弟群體心理、行為不良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約翰·鮑比提出，兒童與照顧者建立的親密關係是早期社會關係中最重要的，不同個體所建立依戀關係的質量存在差異，如果關係質量不佳，必然影響到其未來成功適應和健康發展。
因此在依戀關係建立的關鍵期，父母需要給予足夠關注，而富家子弟的狀況恰恰相反，他們雖然有與父母建立親密情感的需求，渴望父母的關注甚至是管教，但父母因職業發展需要，經常缺席於他們的成長過程，導致富家子弟無法發展出安全的依戀。因為父母「為了保持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努力工作」，對工作的過量投入，已嚴重侵蝕了親子共享的休閒時光。
即使面臨工作與家庭的不平衡，但因事業有成帶來較高物質回報和滿足感，很少有父母會拒絕這種獎勵而放棄有利可圖的職業。缺少父母陪伴和課後監護的富家子弟要在各種課後活動中穿梭，而且每個星期中有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些富家子弟會被單獨安置在家裡，父母相信這樣做有利於孩子自立，但忽視了孩子被關注的需要。盧瑟的一項調查顯示，幾乎一半的七年級男生和25%的女生放學後沒有成人監督；其他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在部分中上階層的家庭中，初中生課後很少或幾乎沒有成人陪伴和監管。
父母陪伴的不足和課後監管的匱乏，使得富家子弟與家庭脫節，導致其經常面對空蕩蕩的房子，過著沒有成年人在場和監督的日常生活，產生沒有目標、不被需要的感覺，唯有努力表現出色，才能感受到父母的愛—這無助於富家子弟形成明確的家庭規則、穩定的家庭安全感與歸屬感，導致其情感訴求得不到滿足，造成與父母在語言溝通和情感交流方面的隔離。而這種隔離與富家子弟的痛苦和物質濫用具有很強的關聯，他們除了對原始的快樂追求外，不與成年人、任務和任何有意義的事情聯繫在一起。
3. 問題掩飾傾向
人們通常認為教育和金錢能使人獲得幸福。如果孩子們躊躇不前，他們將迅速得到服務，教育和資金會成為危機的緩衝，但在部分富家子弟那裡情況不盡相同。雖然家庭經濟資源豐富，富家子弟可以獲得包括心理健康服務在內的諸多服務，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得到及時、適宜的服務，這一切源於各方的問題掩飾傾向。
一是父母的掩飾。富裕亞文化對隱私格外強調，如果富家子弟缺乏肉眼可見的、不太明顯的問題，他們的父母不情願去尋求專業幫助，因為父母們通常將家庭困擾視為隱私，擔心問題暴露會對孩子的學業和職業前途構成重大障礙。
而且父母們還認為處於社會頂層的人應該比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人更能處理問題，因而會保持一種幸福的外表，穿戴著「看起來很好」的情感盔甲，因為富裕者的不幸會讓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幸災樂禍。如當青少年有抑鬱症時，雖然父母會給予關注，但他們不傾向於尋求專業幫助，除非孩子的症狀已經很明顯並且帶來了麻煩。
二是服務提供者的忽視。人們通常認為富人掌握足夠的資源，不會真正成為受害者，所以富家子弟可能比不富裕的同伴獲得更少的學校服務和醫療服務。如一些學校老師察覺到富家子弟的適應問題後，他們會猶豫是否向其父母吐露、表達他們的擔憂，因為害怕由此引發父母的不滿甚至是訴訟，所以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富家子弟會被剝奪學校所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的機會，最終可能比不富裕的學生獲得更少的學校諮詢服務。
此外臨床醫生也會忽視他們在富人中看到的問題，同樣的症狀在窮人中比在富人中更常被視為精神疾病的徵兆，因為富人擁有豐富的資源，經常被認為「不需要幫助」，即使他們的痛苦與通常被認為需要幫助的其他人的痛苦是相當的。
三是青少年的自我療愈。在典型的以成就為導向的富家子弟群體中，基於對完美主義的自我表現的追求，他們對自身的弱點、不足十分不安，進而會極力隱藏，害怕公開化的負面判斷會引發流言蜚語，而且出於隱私等各方面考慮，他們也不願意使用學校或社區提供的服務。
因此在有限的休閒時光裡，這些富家子弟經常通過喝酒、吸菸、吸食大麻等，來緩解自身的焦慮和抑鬱，掩飾自身的不完美。研究顯示，富家子弟群體的物質濫用與生理焦慮、社會焦慮、抑鬱的相關性尤為顯著，然而這一現象並未出現在經濟困境對照組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富家子弟的物質濫用是一種「自我療愈」。
四、美國富家子弟不良發展問題的啟示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富裕家庭的數量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迅速增加，成長於優越環境的富家子弟發展狀況不容樂觀，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不良發展，任性驕橫、炫耀性消費等問題開始引發媒體和民眾的廣泛關注。「富二代」開始成為一個負面標籤，但當前學術界尚未對富家子弟進行系統而全面的研究。美國學界的相關研究對我國針對該群體的探討與幹預實踐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1. 優裕是把雙刃劍：警惕被掩蓋的風險
家境優裕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青少年享有優裕的生活和教育資源，但同時家境優裕所帶來的成就壓力導致青少年遭受上行之苦，出現行為偏差和心理症狀。曾經，美國夢泛濫讓很多人認為常春藤教育和接下來讓人豔羨的職業對青少年的長久幸福很關鍵，但一心追求這些目標讓人們對精神健康的成本和幸福缺少一種洞察力。
對於富家子弟的父母們來說，雖然事業有成帶來許多個人獎勵，但事業成功、家境優裕等因素不會在子女教育方面自動給予智慧，反而在應對繁忙工作、競爭性生活方式的過程中降低了與子女的情感聯結，導致孩子出現發展問題，這是事業成功背後的潛在成本代價。
為此，人們應提高對此風險感知的敏感性，在養育塑造下一代的過程中好好思考，過度計劃、過度競爭生活方式的心理成本，財富、威望、權力背後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進而對附著於財富背後的潛在風險有足夠的警覺。因為損害福祉的不是財富本身的過剩，而是對財富和地位的過分強調和追逐。
2. 改變慣有認知：富家子弟也需關注和引領
沒有人能免受環境的壓力，貧困、富裕等各種極端環境都可能有一系列問題侵襲青少年發展，貧困青少年被普遍認為處於「危險之中」，但越來越多的問題出現在社會經濟連續體的另一端，富家子弟遭遇一些不尋常的威脅。基於此，人們需要改變慣有認知，改變對富家子弟群體的長期忽視。同貧困家庭青少年一樣，富家子弟也需要社會各方研究、教育和引導，加強其發展風險的研究和服務實踐，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積極適應能力。
一方面，在科學研究和服務實踐方面，忽視任何一個已知有統計學風險的青少年群體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造成問題積重難返。雖然富家子弟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享有一定的優勢，但過度的成就壓力及與父母較低的情感聯結，使得他們在物質濫用、行為違規、焦慮抑鬱等方面的問題較為凸顯。
因此在未來，父母、教育工作者以及決策者需對貌似「低風險」的他們給予必要的關注和支持，深入研究富裕亞文化中突出問題的性質、規模和連續性，考慮富家子弟的特殊心理需求，探究富裕給青少年帶來高風險的條件，精確定位富家子弟所面臨風險的遠端和近端來源，完善社區到家庭再到青少年的服務實踐。
否則即使這些青少年進入心儀大學就讀，問題非但不會得到緩解，反而會變得更糟，甚至會伴隨終生。學者馬蘭諾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一些大學的諮詢中心接待了數量空前的學生，這些學生非常迷茫，不僅吸食毒品、焦慮、飲食失調，還伴隨非自殺性自殘行為。究其原因，除大學繁重的課程競爭以外，還源於過去多年來不斷努力進入一流大學所積累的壓力。
另一方面，支持、促進富家子弟的良性發展，不僅對家庭重要，而且對整個社會發展也意義重大。青少年代表著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接受過優質教育，部分富家子弟很可能在未來社會中佔據有影響力的位置，成為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的行為和價值觀對教育、政治、商業規範和習俗等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一味忽視對富家子弟的引領和支持，成年後的他們將成為「追求外在成就」的富裕亞文化的積極實踐者，在競爭中不斷追逐財富、權力和地位以鞏固其明星地位，更注重為自己獲利，忽視對他人和社會的道德責任擔當，無法發現生命更大的價值和意義。他們的這種行為模式，將在社會中產生較強的示範效應，引發消極連鎖反應，破壞利他主義價值觀，對「物質繁榮和社會衰退的悖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3. 助力父母：促進富家子弟良性發展中發揮核心作用
作為照顧者和榜樣，富裕父母對青少年的價值觀和福祉有著驚人的影響，當青少年遭遇富裕亞文化衝擊時，父母可發揮緩衝器功能，但前提條件是父母「足夠好」。在一個強調超高成就、充滿競爭的亞文化中，要成為「足夠好的父母」並非易事，因父母們自身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極力展現成功、自立、有力量的一面，即使面臨壓力困擾也不去尋求專業幫助，這種困擾可能會傳遞給他們的孩子。
如何平衡積極的父母身份和未來的職業生涯，父母們需要獲得支持，開發針對富裕家庭的幹預措施迫在眉睫。這些措施旨在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幫助他們管理釋放壓力、改善親子溝通，為其做好父母添加能量和動力。
這些措施包括：一是要塑造內外兼顧的價值觀，不再一味強調保持成功、取得成就，而是幫助孩子樹立正直、善良的品格和價值體系。二是要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關係，保持與子女之間的情感聯結，共享閒暇時光、保持良好溝通。因為即使青少年能夠接受高質量的心理治療，高質量的服務也無法替代孩子對父母的情感依戀。三是要嚴格規則和邊界。
關注青少年的交往和休閒活動，禁止無監督的聚會及無限量的飲酒，防範違規行為，父母的警覺審視和零容忍對青少年扭轉偏差行為具有強大作用。最後，積極求助。關注青少年的問題和痛苦所在，如果有需要，必須主動尋求專業幫助，否則在困境中一味掩蓋隱私對青少年和父母來說代價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