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風靡的許多美劇中，一個有意思的細節被網友「扒出」：但凡出現中餐外賣，都伴隨著一個紅色的中國寶塔形象。它被印在所有美劇、美國電影甚至動畫片裡出現的中餐外賣盒上。
這個細節可能讓很多中國人感到意外。在長城、天安門之外，西方人還把這座塔看成中國的標誌性建築。
這個寶塔的形象並非虛構，它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曾經矗立在秦淮河邊的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曾幾何時，這座琉璃塔與羅馬大鬥獸場、比薩斜塔、中國萬裡長城等一道被稱為中世紀世界七大奇蹟，並被西方人視為中國的標誌性符號。
只是，琉璃塔在中國人的視線中已經消失得太久，以至於它在國內反倒不是那麼知名。這座塔毀於太平天國末期，此後許多年，國人才從外國人崇拜的語氣中，片段式地讀到了它曾經輝煌的過去。
2008 年，大報恩寺遺址考古在琉璃塔地宮裡發現了釋迦牟尼的頭頂骨舍利，震驚了整個世界；
2015 年，大報恩寺遺址公園重新開放，一座玻璃與鋼結構結合的新塔，在塔基上重新修建起來。
歷史遺蹟的再現，重新喚起了人們對這座琉璃塔的久遠記憶。
「中國瓷塔」
在老南京的記憶裡，大報恩寺及那座琉璃塔，都是遙遠的過去。
上世紀 90 年代，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夏維中曾在城牆外的秦淮河邊，尋找史書中著名的「大報恩寺琉璃塔」。然而，他只在一片雜亂的民房邊，看到了橫在路基上的石碑。上面已不太清晰的文字，記錄了這座塔建造的過程。
「大報恩寺的遺址，當時已經徹底淪為了南京城裡的一座城中村。」夏維中告訴記者。
於是，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出於對這段歷史的好奇，更出於對大報恩寺遺址保護的擔憂，夏維中試圖從各種渠道了解這座琉璃塔，以及大報恩寺的歷史。
結果，他意外地發現，關於這座中國寶塔最出名的一本書，竟然出自三百多年前一個外國人之手。
17 世紀，歐洲航海強國紛紛涉足中國。
1654 年，借著清廷有放寬外貿管制和受貢之意，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決定派一個專門的使團來中國訪問，覲見順治帝，謀求通商優惠。
隨團人員除一名秘書外，還有一名素描畫家，這位畫家必須把旅行中所看到的各種新鮮事都畫下來。
在董事會給兩位荷蘭公使的指示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據我們所知，尚無一個荷蘭人有過你們要進行的這次遠涉重洋的行程，你們將會遇到很多前所未聞、前所未見的稀奇事物。因此，你們要一件一件把它們完整地畫下來，也要準確地把你們途中的見聞記錄下來。配屬給你們的管事是一專業素描家，你們可以讓他把沿途可能見到的所有城市、鄉村、宮殿、河流、城堡和其他奇異的建築物以它們本來的形象描繪下來。
文中所提到的隨團畫家，正是 37 歲的荷蘭人約翰·尼霍夫，他作為使團的「管事」，是 14人使團中的重要一員。
1655 年 9 月，荷蘭使團乘坐的兩艘船經數月漂流後抵達廣州。在廣州停留的將近半年時間裡，尼霍夫繪製了世界上第一幅廣州地圖。
次年 3 月，使團啟程前往北京，當年 10 月，他們在故宮見到了順治皇帝。
荷蘭這次派使團出訪的政治目的並沒有完全達到，清政府沒有答應荷蘭提出的通商優惠要求，荷蘭只被列為大清的「朝貢國」。
然而，尼霍夫作為一個畫家，卻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進京途中路過南京，尼霍夫見到了這座全身鋪滿彩色琉璃的寶塔，顯然，這一瑰麗的東方建築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658 年，回到荷蘭的約翰·尼霍夫曾應公司董事會的委託，完成了一份報告和地圖。
約翰·尼霍夫向公司董事會遞交的報告中，有關南京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塔的敘述還是比較平實的：
在南京城南邊城壕外的山坡上，有一著名的寺廟——報恩寺，該寺由幾座漂亮的房舍組成。這些建築造型奇特古樸，可列為中國最著名的工程之一。那些異教的和尚們為我們打開廟門，並讓我們看一個約有一萬尊塑像的大殿。該寺的正中央建有一座瓷塔，是在韃靼人到來的七百多年以前建造的，歷經多次戰亂，迄今安然無恙。它的光輝業績證明了那句關於「不朽」的古諺。
真正在歐洲產生巨大影響的，是約翰·尼霍夫的遊記。
很快又離開荷蘭的約翰·尼霍夫，把記錄這次旅行的手稿委託給其兄畫家亨利·尼霍夫整理出版。1665 年，經過亨利·尼霍夫編寫的尼霍夫遊記的法文版和荷蘭文版正式出版，名為《荷蘭共和國東印度公司大使晉謁中國皇帝——韃靼大汗》，後世簡稱為《尼霍夫遊記》。隨後，這部首次向歐洲人揭開神秘中國面紗的遊記，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影響甚廣，成為當時歐洲人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
在《尼霍夫遊記》中，南京報恩寺琉璃塔造型的獨特和無與倫比的美麗被尼霍夫熱情推崇，他在書中稱，「在我看來，沒有任何中國建築可與它們相媲美。」
在遊記裡，他對這座寶塔的外形和內部構造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尼霍夫還大膽地稱：「這座驕傲的建築，堪比七大奇蹟。」
遊記中還配上了精緻的雕版畫，這幅畫就是後來在歐洲流傳幾百年的「中國塔」形象的出處。
「塔是中國古典建築的標誌之一，曾經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夏維中介紹說，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代表著中國造塔工藝的最高水平，並因《尼霍夫遊記》的渲染而名揚海內外。歷史上，歐洲人曾經把大報恩寺琉璃塔作為中國文化甚至東亞文化的標誌性符號，用於地圖等作品上。中餐外賣盒上使用的塔形標識，完全符合歐美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因為只要是有關中國古塔的設計，大概就不能繞過琉璃塔。
《尼霍夫遊記》中的相關描述也不斷被後來者所證明，繼而更加廣為流傳。
東印度公司使者奧爾法特·達貝爾曾出使中國，他在第二次、第三次的出訪報告中證實了這座琉璃塔給人留下的美好印象：
在一片廣場的中心……聳立著一座瓷塔。它是如此華美精巧的藝術傑作，以致在中國乃至地球的任何地方都無法找到與之比擬的對象。
事實上，17 到 18 世紀的歐洲曾興起「中國熱」。1665 年《尼霍夫遊記》以法文出版後，激發了歐洲第一個中式建築的靈感，這就是由路易十四授意，於 1670 年在凡爾賽建成的特裡阿農瓷宮（Trianon de Porcelaine）——歐洲最早的帶有中國情調的建築物。
尼霍夫在書中傳播了一個神話，即寶塔是用陶瓷建成的。在當時，包括尼霍夫在內的大部分歐洲人還分不清楚琉璃和瓷的區別，所以一直到很多年後，歐洲人都將大報恩塔稱為「中國瓷塔」。
1839 年，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在《天國花園》中，寫到一位名叫東風的少年穿了一套中國人的衣服，剛從中國飛回來。關於中國的印象，東風是這樣告訴他的風媽媽的：「我剛從中國來—我在瓷塔周圍跳了一陣舞，把所有的鐘都弄得叮噹叮噹地響起來!」
安徒生筆下的「瓷塔」，就是大報恩寺琉璃塔。
由此可見，在 19 世紀的歐洲，作為東方標誌性建築的「中國瓷塔」，是何等的深入人心。這座引起全世界轟動、瑰麗無比的琉璃塔，無疑是中國古代建築的奇蹟之一。
建寺傳說
尼霍夫在遊記中稱頌琉璃塔「不朽」，並不算誇張。他看到這座流光溢彩的建築時，琉璃塔已經矗立了幾百年。
說大報恩寺和琉璃塔，就不能不提到明成祖朱棣，他被認為是大報恩寺和琉璃塔的營建者。
1399 年，朱棣發動靖難之役，起兵攻打他的侄子、明朝的第二個皇帝——建文帝。三年後，朱棣打敗了建文帝，在南京稱帝，改年號為永樂。
永樂十年（公元 1412 年）八月，明成祖朱棣正式下令重建南京城牆外被毀的天禧寺。對此工程，朱棣精心策劃，成竹在胸，他明確要求，重建工程要「弘拓故址，度越前代」。
他還賜給天禧寺一個其他寺院望塵莫及的待遇，就是要按照僅次於皇宮的規格，來建造一家皇家寺院。
根據《明太宗實錄》中的記載，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因天禧寺的重建將要完工，朱棣正式賜名「大報恩寺」，並親自撰寫了碑文。
由此可見，天禧寺是大報恩寺的前身。在朱棣下令修建大報恩寺之前，著於明朝洪武年間的《京城圖志·寺觀》，對天禧寺有過簡單的記載：「天禧寺，即古長幹寺，宋名天禧寺，在聚寶門外，有塔，今名因之。」
可見，大報恩寺原址早有寺廟，廟中亦有寶塔。可惜，史料記載，這些佛教建築在明初的一場大火中都被損毀。史學家在復原了那座躺倒在路邊、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所作的《御製大報恩寺左碑》後，發現上面清晰描述了大報恩寺的歷史沿革。
天禧寺的前身，是在南京佛教地位很高的長幹寺，而長幹寺的前身，有可能是建於三國東吳年間的建初寺。琉璃塔的前身，則是建初寺裡的阿育王塔。
建初寺是東吳時期江東首座寺廟，是繼洛陽白馬寺之後的中國第二座寺廟（註：此觀點有爭議），也是江南首寺。
夏維中認為，朱棣之所以重修天禧寺，並決定修建一座世界上最瑰麗的琉璃塔，自然與這座寺廟重要的佛教地位有關；復建後賜「報恩」二字，寺名大報恩寺，塔名大報恩塔，則有著特殊的政治目的。
「朱棣是通過政變登上皇位的，他希望通過宗教活動為自己確立『合法性』。他利用中國傳統文化和佛教裡通行的報恩思想，把天禧寺的復建和報答朱元璋夫婦養育之恩聯繫在一起，希望通過這個舉動，繞開建文帝，把自己打扮成朱元璋的直接繼承人。」夏維中說。
不過，朱棣的「報恩」究竟是報誰的恩？在歷史上至今是一道謎案。
現存明初史料，比如《太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明確記載朱棣為朱元璋的第四子，生母為馬皇后。《明史》等正史也多遵循這種說法。
「朱棣在世時，也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聲明自己是馬皇后所生，其標準說法是，他與懿文太子朱標、秦王、晉王、周王同為馬皇后所生，排行第四。」夏維中說。
不過，關於馬皇后是朱棣生母的說法，在明中後期就受到了廣泛質疑。歷史上主要流傳著三種不同版本的說法。
一是達妃說。此說稱朱棣是達妃所生，並非馬皇后所生。
二是元主妃洪吉喇氏說。此說稱朱棣的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她是元順帝的第三福晉。元順帝敗後，朱元璋入元大都北京，見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了身邊。然而她入明宮時就已經懷孕，後來生下了朱棣。根據此說，朱棣甚至不是朱元璋的子嗣，而是元順帝的兒子。
三是碽妃說。這個說法最為流行，而且和大報恩寺的建造直接聯繫起來。這種說法的直接依據，是明《太常寺志》中的有關記載。
明末大理寺左丞李清在翻閱《太常寺志》時意外發現，該志記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為李妃所生，而朱棣則是碽妃所生。這讓李清感到非常吃驚。
帶著這個巨大的疑問，在 1645 年元旦，李清和當時的禮部尚書錢謙益二人，利用祭祀明孝陵的時機，悄悄對陵寢進行實地「勘察」，結果發現碽妃的牌位沒有和一般的嬪妃一樣位列東面，而是單獨列在了西面。
這似乎是佐證了《太常寺志》中的說法：碽妃具有明顯高於其他嬪妃的地位，原因不言而喻。
碽妃說讓報恩寺當初的修建目的變得複雜起來。改朝換代，清朝入關以後，關於朱棣興修報恩寺和琉璃塔是為了紀念其生母碽妃的說法，也越來越流行。
一個頗為戲劇化的說法是：碽妃是高麗人，生下朱棣未出滿月，就遭朱元璋和馬皇后毒手，被處以極刑而死。朱棣登基後，為了緬懷生母，才在天禧寺舊址上興修了報恩寺和琉璃塔。而大報恩寺的大雄寶殿中供奉的，實際上是碽妃的牌位。
夏維中認為，朱棣的生母到底是馬皇后還是碽妃，歷史上還沒有定論。但是基本上可以排除碽妃是高麗人的可能性，朱棣也不太可能是元順帝的子嗣。
「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朱棣的出生年月。朱棣生於 1364 年，那時候朱元璋還在江南徵戰，與高麗尚未建立直接關係，更談不上從大都元朝宮中掠人之美。」
大報恩寺和琉璃塔的修建，經歷了漫長的 17 年，到大報恩寺落成時，明朝已經遷都北京，朱棣撒手人寰，把他的生母之謎也帶入了地下。他的孫子宣宗朱瞻基在《御製大報恩寺右碑》中，以報恩寺為中心，把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以及他的父親朱高熾視作「三聖」，把帝位繼承的過程描述得天衣無縫，合情合理。
大報恩寺和琉璃塔的建造，在當時無疑是一項浩大、複雜的工程。前後長達 17 年的工期中，朝廷動用了大量的人役，參與管理的各類官員、宦官也為數不少。
其中最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種說法，督造大報恩寺的是七下西洋的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
眾所周知，鄭和是一名宦官。作為南京的守備太監，鄭和可能確實曾參與報恩寺的修建，這是源於明朝制度的規定。明朝宦官中的內官監，主要職責就是負責國家營造的宮室、陵墓等。因此，像大報恩寺這樣的皇家寺院，它的建設過程內官監必須從始至終參與，並擔任監工的角色。
但是，夏維中並不認可鄭和是大報恩寺的督造者之說：「在大報恩寺建設的前十幾年，鄭和不可能直接參與工程的組織、管理工作。道理很簡單，從永樂三年起，鄭和全力以赴忙於下西洋，絕對不可能承擔大報恩寺的監修之責。」
不過，鄭和也並非和大報恩寺完全無關。
在他第六次下西洋回國的永樂末年到第七次下西洋前的宣德六年之間，鄭和基本上留駐在南京。在這段時間裡，他作為南京的守備太監，同時又是內官監太監，理應對大報恩寺的修建負責。
根據歷史記載，當時新登基的宣德皇帝，曾嚴厲訓斥了鄭和，起因是鄭和為南京修造廟宇的工匠請賞。宣宗對工程的進度十分不滿，曾明確要鄭和「用心提督」，可見鄭和曾在一段時間內擔任這個項目的負責人。
大報恩寺的寺院規模極其宏大，有殿閣 30 多座、僧院 148 間、廊房 118 間、經房 38 間，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寺院，為百寺之首。大報恩寺的修建，動用了大量的人力，主要來源是工匠、軍人、民夫和罪犯四大類。
值得一說的是，大量使用軍人是明初大工程的一大特點。鄭和下西洋的軍隊就曾被調用於南京宮殿的修繕。另外，明初規定，各類罪犯都可以充工役，抵消刑期。
有史料表明，修建南京大報恩寺使用的囚犯曾多達上萬人。1416 年，朝廷風聞參加南京大報恩寺建設的囚犯躁動不安，擔心出事，還專門派人前往調查。
動用如此多人力，歷三代皇帝，大報恩寺宮殿及琉璃塔終於在 1428 年徹底完工。
之所以工期如此之長，很多學者認為，主要是因為琉璃塔的修建難度太大，耽誤了工期進程。
究竟是怎樣一座塔，歷經三代皇帝才修成，又令整個中世紀的歐洲為之瘋狂？隨著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歷史謎題漸次揭曉。
琉璃塔
歐洲人心目中這座中國琉璃塔的形象，完全來自於尼霍夫在遊記中的描述，以及他為大報恩塔所畫的版畫：
這座高九層並有一百八十四級樓梯的塔，每層都有一個環形的圍廊，廊上有各式塑像和窗戶……在窗邊有一些方形的通氣孔，當中插著白色的鐵條，看上去令人感到驚奇又有趣。從外部看，整個建築有釉面的潤滑感，綠、紅、黃各色相間。塔身是由不同構件組成的，其安裝方式如此巧妙以至於看上去渾然一體。在各層迴廊之間的綠色塔簷下，都懸掛著小銅鐸；每當風吹過，這些銅鐸便開始晃動並發出令人愉悅的甜美聲音。 文中充滿了對琉璃塔的讚嘆，但是對塔的高度及外形的描述，其實十分模糊。
許多年來困惑史學界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這座琉璃塔的真實高度。有關大報恩寺琉璃塔高度的歷史記載很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大報恩寺及琉璃塔的研究歷史上，民國時期任教於中央大學的張惠衣貢獻很大。他將中國史書中有關琉璃塔的史料收羅殆盡，匯成十卷本的《金陵大報恩寺塔志》（以下簡稱為《塔志》），成為今人開展相關研究的重要基礎。
此書持有聞必錄的原則，收錄了多種關於琉璃塔高度的史料。張惠衣本人相信清代所繪《江南報恩寺琉璃塔全圖》（以下簡稱為《塔圖》）的可靠性，採用了其中塔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的說法。他的這一觀點影響很深，很多介紹大報恩寺琉璃塔的文章皆沿襲此說。
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對「三十二丈說」持有不同看法。
近年來，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玉寧博士在撰寫《天下第一塔》一文時，既按照明代有關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的記載，將塔的高度推算為 78.02 米，這個數據被稱為「宣德數據」，又根據英國人和《塔圖》的記載，給出了 79.5 米和 105.3 米兩個數據。
夏維中認為，在這些塔高的數據中，作為官方數據的「宣德數據」最可信。
「之所以有這麼多不同的說法，與明代的尺度問題有關，一方面因為明代的尺分為營造尺、量地尺和裁衣尺多種，每種尺的標準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即使同屬於一種尺，由於製作者的製作水平、所用材料的不同也有可能造成差異。」夏維中認為，如果沒有關於明朝尺度新的考古發現，憑藉現有的史料是不能確定琉璃塔的高度的。
2004 年，南京市博物館對明代南京寶船廠遺址六號作塘（造船船塢）進行了全面發掘。在作塘底層出土了兩把明代的木尺，經考古學家鑑定，這兩把木尺是真正的工部營造尺，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明工部營造尺實物的出土，為解決琉璃塔高度的換算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
根據「宣德數據」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的記載，以南京明寶船廠遺址出土木尺反映出的「明工部營造尺 1 尺＝0.315 米」的換算標準，學者得出結論：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的高度應為 77.55 米。
困擾人們多年的寶塔高度問題，始得解決。
琉璃塔最精妙絕倫處，無疑是它通體裝飾的琉璃材料。
根據梁思成的考證，用琉璃磚做塔的面磚，始於宋代，比如河南開封的「鐵塔」，就是通體敷以琉璃磚，因為其色如鐵而得此俗名。但是，像大報恩寺琉璃塔這樣通體砌著五彩斑斕的琉璃磚，則是絕無僅有的。
琉璃塔之所以能夠使用如此高水平的琉璃建材，是因為明初南京擁有規模龐大的琉璃燒造業，琉璃製品的燒造工藝精湛絕倫。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的考古挖掘，證明了南京的琉璃窯就在雨花臺外，琉璃窯和相關的一系列考古發現，也解釋了很多歷史傳說的真偽。
一則廣泛流傳的關於明代建塔工藝的傳說稱，當初在修建琉璃塔時，官府共燒造了三套琉璃構件，一套上塔，其他兩套則埋入地下，以備更換。
1949 年以後，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先後在城南出土過大量琉璃塔磚構件，南京市博物館利用這些出土的構件，竟然成功地拼合出琉璃塔的壼門。可見，三套琉璃構件的傳說，或許確是真的。
如此工藝複雜的一座琉璃塔，曾經被稱為「天下第一塔」。在建成後的許多年裡，每當夜晚來臨，僧人會點亮幾百盞油燈，通體透亮的大報恩塔，成為南京夜景中最璀璨的地標。
然而，這座塔連同大報恩寺，卻在後來屢遭破壞，漸漸敗落。
史書記載，1566 年，大報恩寺遭雷火，天王殿、大殿、觀音殿和一百四十餘間畫廊焚為灰燼；1600 年，琉璃塔的塔心木質腐朽，導致塔頂傾斜，一位僧人募捐了數千兩銀子，才使之得以重修。
清朝建立以後，內府及地方都有對琉璃塔的撥款修繕記載。最後一次撥款是在 1802 年，修復竣工後，清政府還繪製了塔圖並撰寫了塔志。
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 1 年以後，也就是 1854 年 5 月底，美國駐華公使麥蓮乘美國海軍艦隊的旗艦「色士奎哈那號」到達南京，對太平天國作外交訪問。此時，琉璃塔在西方世界已經是最著名的中國建築之一，以至於這個美國使團借著到南京的機會，慕名尋訪琉璃塔。他們可能是最後一批見到琉璃塔的外國人。
1854 年，大報恩寺塔徹底被毀，關於被毀的原因，歷史上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清軍攻克雨花臺後，太平軍為防清軍佔據大報恩寺對城內造成威脅，先下手為強，「用火藥轟之，復挖空塔座下基地，數日塔倒，寺遭焚毀」。
另一說法則是，1856 年，正逢「天京之變」，北王韋昌輝因為擔心翼王石達開佔領城外的琉璃塔，架炮攻擊城內，派兵一面在塔下挖地道引爆炸藥，一面用火炮直接轟擊塔身，最終使琉璃塔化作一堆瓦礫，而大報恩寺的其他建築也被由此引發的大火全部燒毀。
據說，那場大火在天京城南聚寶門外燃燒了幾日幾夜。
報恩寺琉璃塔的徹底毀滅，也形象地宣告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從此走向衰亡與失敗。當大報恩塔被毀時，天京城裡軍民中流傳起「寶塔拆、自相殺」的民謠，反映了廣大民眾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望。
無論琉璃塔和大報恩寺到底是毀於戰亂還是內訌，這一建築史奇蹟，從此在歷史的風雲中蕩然無存。
此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它徹底淡出了人們的記憶，直到本世紀初，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讓這裡重新成為舉世矚目之地。
尋找地宮
大報恩寺和琉璃塔，這座神秘的「中世紀第七大奇蹟」，在歷經數百年後，早已淹沒在中華門外的民居之中，只留下一些殘存的龜趺、碑座和「寶塔根」、「寶塔頂」、「寶塔山」等地名。
作為十多年前大報恩寺重修項目的發起人之一，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蔣贊初這樣回憶自己與這座古寺的半生淵源：「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就來過這裡，當時這裡全是貧民區，擠滿了狹小的房子，當地的居民把這裡叫作『寶塔根』，地面上還撒落了很多古塔上破碎的琉璃瓦，不少居民用這些磚瓦來造房子。」
1993 年，蔣贊初退休。他和東南大學教授潘谷西、南京博物院原院長梁白泉組織了「三人文保小組」。根據他們的調研，大報恩寺的保護和考古研究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居民的拆遷量比較龐大；一個是考古發掘從何開始，真正的塔基到底在哪裡。
「2000 年左右，修復大報恩寺的想法再次被提出來，潘谷西更希望能夠重建。」蔣贊初回憶，三人同時向省裡提議，並陸續開了一些專題論證會。
在這期間，大報恩寺的考古工作開始了，從 2007 年到 2012 年，持續了 5 年左右。
大報恩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證明了史料典籍中對這座皇家寺廟和琉璃塔的許多記載和描述。
考古隊先後發現了大量的建築遺址，包括大殿、天王殿、伽藍殿、觀音殿和油庫等，這些發現都和《金陵梵剎志》史料上的記載相吻合。
蔣贊初認為，當時在考古現場出土的兩米見方的大殿柱基，恐怕是明朝時期最大的。
按照當時的禮制，寺廟大殿柱的尺寸不能超過皇宮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而建於明朝的故宮，大殿柱基都是一米四到一米六之間。可以想像，這座皇家寺廟的規格有多高。
考古中油庫遺址的發現，也證明了史書對於大報恩塔的文字描述是正確的，大報恩寺塔在晚上確實有 142 盞夜明燈同時點亮，光燦夜空。
「考古隊最希望找到的，還是大報恩塔塔基下的神秘地宮。」夏維中說。
地宮是為埋藏「舍利」（佛教高僧遺體火化後的遺存物）在塔基下建的地窖。最初只是將放有舍利的寶函直接埋於地下，以後逐步發展為建地宮放置寶函，唐代以後的佛塔都建有地宮。
史料記載，大報恩塔下也有地宮。既然這座大報恩塔是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所建，那麼朱棣會不會也在地宮中放置一些寶物呢？
江蘇省作家薛冰曾在其作品《家住六朝煙水間》中引用史料稱，在大報恩塔中，永樂皇帝朱棣確實擺放了不少「寶貝」：夜明珠、避水珠、避風珠、寶石珠、避塵珠各一顆，以躲避風雨雷電和刀兵。還有明雄一百斤，茶葉一石，黃金四千兩，白銀一千兩，永樂錢一千串，黃緞兩匹，地藏經一部，阿彌陀佛經、釋迦佛經、接行佛經各一部。除寶珠置於塔頂，餘物都藏在塔底地宮。
為了儘快找到地宮所在，考古隊在大報恩寺遺址裡布下探方進行勘探工作，考古隊員先後在一座井中發現了眾多金銀銅質地的佛像和一些佛教用品。
令考古隊感到吃驚的是，在大報恩寺周圍，還分布著一批排列有序的土坑和磚室墓，年代從東漢晚期到東吳時期。
在整個遺址的最高處，就是當時明代的寶塔山，在寶塔山的寶塔頂位置，考古人員終於發現了塔基和地宮。
2008 年 7 月 17 日，考古人員打開了這座千年地宮。
「通過考古發掘，我們才認識到地宮的年代比我們的想像的明代要早很多，這個地宮是宋代始建的。」大報恩寺考古隊長祁海寧說。既然是宋代的地宮，那些關於朱棣在此埋藏寶貝的傳說，自然都是子虛烏有。
古隊發現，地宮之內，從上到下以一層石塊、一層夯土的方式有規律地填充並夯築，共有39 層。在第 26 層之下，離地表大概 4.2 米的深處，隊員們發現一塊邊長約 0.9 米，厚約 0.25 米的方形覆石，位於地宮的中心。
在覆石之下，露出了一個方柱狀的石函。石函的一側，刻著長篇銘文，題為「金陵長幹寺真身塔鼓舍利石函記」。根據銘文的記載，這座地宮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地宮中埋藏了一座七寶阿育王塔，塔內封存著自東晉長幹寺流傳而來的 10 顆佛祖真身舍利。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根據銘文的記載，七寶阿育王塔的銀槨內，還供奉著釋迦牟尼佛頂真骨。
根據銘文所說，石函打開後，就是一層鐵函，裡面則是七寶阿育王塔。
石函被打開的當天，鐵函在全副武裝的警察保護下，被運送至南京市博物館地庫內。
人們猜測，鐵函打開後，絕對會是考古界的一次「驚天大發現」。
「塔王」現身
2008 年 11 月 22 日下午，鎏金七寶阿育王塔在埋藏千年之後，被工作人員從鐵函內「請出」。
考古專家解開了包裹在塔身上的絲綢，造型精美的阿育王塔露出真身。
南京大報恩寺遺址長幹寺地宮發掘出土的鎏金七寶阿育王塔高 1.1 米、寬 40 釐米，總重 50公斤，是中國和全世界範圍內已發現的最大規格的阿育王塔，堪稱世界阿育王塔之王。
歷史上諸多關於大報恩寺地宮和佛舍利的傳說，再次浮現出來。
據記載，中國最早供奉舍利的佛塔，就是孫權在南京為高僧康僧會所建的建初寺內的阿育王塔。而後，北宋初年，可政大師恢復長幹寺，建真身舍利塔。一直以來，人們都猜測，大報恩寺的地宮裡，一定供奉著佛舍利，但是沒人想到，這裡供奉的竟然是釋迦牟尼的頂骨舍利。
七寶阿育王塔內銀槨底部所刻的銘文，明確記載了佛頂骨舍利的來源為北宋高僧施護的捐贈。
根據史料記載，980 年，施護從阿富汗地區來到中國傳法，雖然沒有他曾帶佛頂骨舍利來華的明確記載，但是宋初有相當一批天竺僧人和使節先後來華，多次進貢佛舍利。
西域進貢的這些佛教聖物來華後，首先被收入宮廷，其後又經由各種途徑陸續流出至各大寺院。
大報恩寺的地宮建於北宋長幹寺期間，所以這個地宮所供奉的佛頂骨舍利，極有可能也是從宮廷中流出，經由施護捐獻給長幹寺。
大報恩寺的佛頂骨舍利，是世界上僅存的一塊佛頂真骨。大報恩寺佛頂骨舍利的發現，在佛教界和考古界，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在這個地宮裡，考古學家還出土了一大批北宋時期的珍寶，主要分為幾大部分：
一是瘞藏容器。地宮裡發現一整套的瘞藏容器，最外面的是石函，然後是鐵函、七寶阿育王塔，然後兩套金棺銀槨，還有漆函、水晶瓶，這樣一整套各種材質的瘞藏容器是非常珍貴的文物。
二是大量的北宋絲織品，很多絲織品上面還有當時建造這個寺院的主事者可政大師寫的發願文。
三是大量北宋時期的香料和香具，有檀香、沉香、乳香，還有香薰、淨瓶、香瓶、香匙等一整套的香具，這也是考古史上非常罕見的文物。
最重要的，當然是七寶阿育王塔裡的佛舍利。
大報恩寺遺址入選 2010 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除了這一殊榮，它還創造了一項紀錄——南京考古史上出土一級文物數量最多的文化遺址。大報恩寺遺址出土文物被定為一級品的多達 16 件，地宮也因此成了名副其實的「國寶富礦」。
（摘自：北京日報/2016年/11月/1日/第017版深讀周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