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年總想，既然這個案情已經破了，為什麼張玉環沒有伏法，這個真相在哪裡？我本著這個意願找的記者，記者找的律師。對我這一生來說，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麼？這一輩子，從這個事發生到現在，為什麼一直懸著的心放不下來？我去做這件事，不是在乎張玉環這個人，我是在乎真相。」
▲張幼玲今年65歲，2014年來到武漢工作，在一家診所當醫生。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65歲的張幼玲在這個夏天給自己惹來了「麻煩」。
被羈押9778天的張玉環拿到無罪判決出獄回家。在這個熟人關係盤根交錯的村莊，張幼玲過去是被害家屬眼裡的恩人，因為「多嘴」揭開了小孩被殺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轉，「多事」地幫助被公認的「殺人者」重獲自由。
原本與他交好的同村村民，會和他打上70分鐘的電話，爭論案情、表達不滿，「憑什麼張玉環被放出來？」他還時不時會收到諷刺信息，有時攻擊他的參與動機，有時連帶人品一起罵，「張醫生，你幫張玉環的官司能分多少錢？」「你無利不起早！」
連妻子也在電話裡衝他干著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傳啊，說你就是為了錢，說你得了100萬哩，你管那些事情幹什麼？」
在張幼玲「管閒事」之前，他已到武漢生活六年。鮮少人知道，這位過去在進賢縣北嶺林場工作的醫生與張玉環案交集頗深。
在這個城市裡，他只是一位診療男科疾病的醫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區老屋。樓裡沒有電梯，做飯用的是煤氣罐。入夜後回家，張幼玲得打開手機上的電筒燈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大多數時候，他會在清晨六點半醒來，簡單鍛鍊後吃點麵條或雞蛋，再騎個8分鐘的自行車，前往一家私人醫院門診部開始每日工作。每個月，張幼玲都會一次攢夠6天假期，乘坐火車返回江西老家探望妻子和91歲的母親。家裡大小事務都得他操心，一顆電燈壞了得等他回去修，妻子的糖尿病藥也是他開好再拿回去。
但對張幼玲來說，這些年，他內心的壓力是一點點增加的。最初，只是一個小小的疑惑，「為什麼張玉環一直沒被槍斃？」
一次偶然的機會，張幼玲前往江西溫圳監獄探望同事，無意中得知，同監舍的張玉環一直在絕食喊冤，直到2012年張幼玲的同事出獄，張玉環仍在申訴。
他偶爾聽聞張玉環家的變故：妻子宋小女與張玉環分開後前往福建打工，兩個就讀於林場小學的兒子時不時會被欺負，但「殺人犯的孩子誰會在意呢，那時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張幼玲在報紙上看到江西樂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無罪，頗受震動。在那之後的幾年時間裡，他主動找記者陳述案情，與張家親屬、律師們一起推動案件進程。
他說自己從未後悔人生多次捲入這起備受關注的案件，只覺得這輩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幫他，不是因為在乎張玉環這個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張玉環拿著無罪的判決書與老宅合影。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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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起了牽頭的作用」
新京報：有媒體把你定義為張玉環案的關鍵推動者，你怎麼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張幼玲：定得太高了。其實我在裡面只是起了一個牽頭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還是最早幫助案子的曹映蘭記者、王飛律師、尚滿慶律師，還有張玉環自己的親屬，這是實話。
新京報：你具體做了些什麼？
張幼玲：兩個小孩不能無緣無故地死了，當年通過公安部門的調查，把張玉環抓住了認定他是兇手，我們全村，包括我在內都非常認可這個結論。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心裡的壓力是一步步增加的。
我當時有幾個疑點。第一，隔了那麼久，張玉環為什麼還沒槍斃？為什麼還沒有把他伏法？
第二，我去溫圳監獄探監的時候，我的同事說起張玉環的事，說他在裡面叫冤，絕食自殺，這增加了我的壓力。
2012年春節，我同事減刑提前出獄，跑到我家來玩，又說到張玉環的事。這是我第三次的壓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裡？我很想弄清楚這個事，但是苦於沒有出路，不知道找誰來問。
第四次壓力，來源於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陰曆六月份。我從外面出診回來，騎車在張家村的公路上。那是下午兩點，非常熱，水都燙腳，全村人都在家裡休息不出來，只有張玉環媽媽一個人在太陽底下犁田，我看著心裡好疼。
我手頭有江西電視台鐘記者的聯繫方式。2016年在報紙上看到江西樂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興，發信息給鍾記者，「我有個疙瘩總壓在心裡，給你說一說好吧」。後來他給我介紹了做法制報導的曹映蘭記者，通過曹記者，我們找到了王飛和尚滿慶律師。
2017年過小年的時候，大家去了趟張家村，宋小女也趕過去了，我那時已經有20多年沒見過她了，她管我叫大哥，邊哭邊說。我知道她一身病，看著也心疼得要命。我告訴她，「不管怎麼樣，這個事如果是張玉環做的，那他罪有應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這個事重新整理一下，給他一個說法，這就是我的初衷。」
那時候律師也說，幫助張玉環申訴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八年十年，還有可能就是這樣了，讓我們和家屬要堅持下去。
▲進入8月後，找他電話採訪的記者頗多，他在檯曆上寫下每天要做的事。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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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年舊案：張玉環不是唯一被懷疑的人
新京報：回到1993年案發的時候，你參與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張幼玲：我當時是北嶺林場的醫生，林場離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當天下午就有好幾個小孩家屬跑到我這裡來問，張醫生你有沒有看到兩個小孩到這裡玩？我記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蒙蒙黑，那個6歲小孩的爺爺又來問我，小孩到你這裡來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來找我看病的人說小孩是在下馬塘水庫淹死的。我腦子裡就有了第一個疑問，不可能吧，這個水庫離我們村很遠，村民的田地都不在那邊，從村裡去水庫，要經過長滿茅草的羊腸小道，小孩子起碼要走二、三十分鐘，一般村裡孩子不會往那個方向去。
因為我老家就是張家村人，1969年我從林場下放到張家村種田，1972年又回到國營北嶺林場做醫生，對村裡的田地、池塘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時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幹的，裂開很大的縫，哪來的多少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著走著突然掉下去。
中午休息的時間，我躺著一直在想這個事，乾脆爬起來騎個自行車去看，也不知道是天意還是什麼，正好遇見他們準備把小孩埋了。兩個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蓋著竹蓆。
新京報：在現場你看到了什麼？
張幼玲：我本來就是帶著懷疑來的，所以看得仔細。掀開一看就發現不對勁，大的那個6歲小孩，從嘴到兩頰非常明顯的淤血痕跡，是從嘴巴拉到面頰，向上的勒痕，胸部腹部還有很多拇指指甲蓋大小被戳的紫色淤點。再一看4歲的小孩，脖子上有右手掐死的痕跡，四個手指加一個手指，非常清楚。
當時周圍有不少家屬，我說你們怎麼這麼傻呢？這麼明顯的痕跡都看不出，這是他殺啊。我是江西中醫學院專科畢業的，成人自考，解剖學、生理學的書籍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學過的知識裡，怎麼判斷屍體上的傷痕，傷痕形成的時間大概多久我都能看出來。再加上我自己也愛好研究破案的東西，喜歡看福爾摩斯的小說，那天的現場正好用上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說這個情況要報案啊，其中一個孩子的大伯問，「報案要交錢不？」
▲張幼玲家中的中醫書籍。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新京報：你發現小孩的真實死因，警方到了現場是怎麼和你溝通的？
張幼玲：孩子的大伯跑去村裡打座機報的案，然後全村都知道小孩是被害死的，都圍了過來。那天還下著小雨，警察差不多下午三、四點鐘到的，來了兩部警車，大概三四個警察。法醫在現場看完後，把小孩屍體帶走了。
第二天上午，有兩個警察就來我上班那裡詢問了十幾分鐘吧，問我了不了解情況，估計這個事情是誰做的？知不知道誰跟誰有仇？我也不清楚，只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就像我們看病一樣的，要找出原因的。」
後來警察還來了好幾次，帶著好幾個被懷疑的人的名字來問我，張玉環只是其中之一。警察也問到了張玉環的母親，我說她在村裡平時是「女辣子」（當地方言，指性格潑辣的婦女）。沒隔幾天，張玉環就被帶走了，再隔了幾天，警察就到村子裡來說案子破了，兇手就是張玉環。
新京報：案件告破之後，村子裡還發生了什麼？
張幼玲：當時覺得兇手抓到了，小孩冤情得到伸張，我們大家都覺得放心了，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大概過了幾個月吧，去世小孩的家屬跑到公安局去，他們看到張玉環還沒有被槍斃，就跑去質問。
我為什麼知道這件事，因為當時他們去了幾次沒結果，家屬找到我，問這個情況怎麼辦呢？說要不然張醫生你幫著寫個「狀子」，問問怎麼還不槍斃？是不是有人保住他了?
在那之後，基本就沒什麼動靜了。我一直在行醫，中間只聽說宋小女到外面打工，跟張玉環離了婚，也嫁了別人。北嶺林場有個小學，張家村的孩子都在那裡讀書，張保仁、張保剛也都在那裡讀的，教書的老師是我要好的朋友，只是聽到老師提起過，兩個小孩「造業啊」。
那時候我也聽說過張玉環的兒子在村裡被欺負，但農村生活的人思想比較固執狹窄，那時候村民覺得張玉環殺了人，大家都恨他，就算孩子受欺負什麼的，也都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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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動機質疑：「我沒有抱半點私心」
新京報：律師介入案件後的這兩年時間裡，你還做了些什麼？
張幼玲：我們建了一個群，在裡面及時分享和案件有關的信息。2018年5月份，王飛律師經過武漢，在武昌區的一個酒店和我碰了面，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案情經過都口述了一遍，律師答應了出來讓我籤了字，像是筆錄一樣。同年8月份的時候，尚滿慶律師也來了武漢，再複述了一次，我同樣也籤字了。
後來群裡逐漸多了不同地方的記者。我把案情經過用文字的形式也從頭到尾打了一遍，很長，分了很多段發在群裡，一五一十告訴大家。
另外，我和張玉環的哥哥張民強也有很多電話溝通，主要是互相鼓勵和支持的話。張民強一開始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他當面去問了弟弟很多次，「到底是不是你做的？」申訴期間，我們雖然抱著希望，但抱的希望也不大，不知道猴年馬月才會輪到這個案子。
那段時間，我的朋友圈也幾乎沒有發過和這個案件相關的東西，主要也是考慮到受害家屬那邊的心情。
新京報：你能理解為什麼村子裡不能接受張玉環回來嗎？
張幼玲：他們全部是這樣想。當年公安宣布張玉環是兇手，宣布得詳詳細細，沒有人不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己參與到這個事情，如果不是律師閱卷之後告訴我一些裡面不對的地方，我也會一直相信張玉環是兇手。我幫張玉環申訴這件事，最開始老婆、村裡人都不知道，瞞著家裡人的。後來直到案子開始有點眉目了，我知道這個事瞞不住了。
新京報：村裡很多村民現在質疑你，說你幫張玉環申訴是不是為了錢？
張幼玲：我根本沒有考慮錢的事，我不跟他們一般見識。我根本也沒想到張玉環能出來，意料之外的。有記者問我，張玉環出來了，你心裡很激動吧？我心裡一點都不激動，我心裡還壓著這個事兒呢。這個人不是他殺的，那到底是誰殺的？我關心的是這個。我要的就是真相。
村裡的人至今為止都認可張玉環是殺人犯。他們給我打電話，聊了很多案子的東西，我告訴他，你只要有證據，現在公安在那裡，法院也在那裡，完全可以去報案啊，只要證明是他幹的，他一樣可以被抓進去。
▲8月7日下午，時隔27年，張玉環一家11口人在家門口拍攝全家福合影。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新京報：你不擔心收錢這樣的話語傳來傳去，最後大家信以為真？你回去村裡沒有這個壓力嗎？不怕被人報復你？
張幼玲：我不在乎，真的就是真的，說成假的也沒有用。我的家人也有勸我，說不要接受記者採訪，不要去出這個風頭。我不怕，我行得正坐得穩，不怕什麼，我沒有抱半點私心。張玉環能得到多少國家賠償那是他的事，我也不參與，也不做什麼。我的壓力裡面，主要是家人的擔心，我孩子也有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就是怕給他帶來壓力。
新京報：張玉環回家後，你在武漢的日常生活有受到案子影響嗎？
張幼玲：張玉環回來不回來都沒有半點變化，唯一的變化，可能就是來找我的記者多了。我在一家私人醫院的門診部上班，合同一年一籤，全國到各地都有來找我看病的患者。每天八點半上班下午五點半下班，中午兩個小時午休，一個月工資1萬塊左右，前幾年最多的時候到過兩萬，包括我現在給人家看病，都不知道賒了多少帳給病人。我生活過得不錯，所以他們說我為了錢有點可笑。
新京報：以前受害者家屬覺得你是「恩人」，現在角色調轉了，你幫張玉環申訴，家屬不理解，你心裡壓力大嗎？
張幼玲：你說我心裡的壓力放得下嗎？我就算這輩子都放不下，但放不下也要放下。村民對我說那些風言風語的話，他們的心意我都理解，但這些話有什麼作用呢？起不了作用。他們生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問心無愧。
新京報：你跟張玉環以及受害者家屬之間有親戚關係嗎？
張幼玲：我們是姓張，張玉環爺爺的爺爺，跟我爺爺的爺爺，是兄弟，上面是同輩傳下來的，都是「一根樹的分支」，兩個死者的家屬跟我們也是一樣的，相當於我和張玉環、兩個去世小孩的父親、大伯關係都是一樣親的，所以不存在偏袒誰或者跟誰更親近。我們村分為四個族，我們屬於第四房的後人，都是一家人，我這個人只講究誰在理，不講究誰親誰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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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輩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
新京報：張玉環案件的真相到底對你有多重要？
張幼玲：肯定重要，我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我當年總想，既然這個案情已經破了，為什麼張玉環沒有伏法，這個真相在哪裡？我本著這個意願找的記者，記者找的律師。
對我這一生來說，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麼？這一輩子，從這個事發生到現在，為什麼一直懸著的心放不下來？我去做這件事，不是在乎張玉環這個人，我是在乎真相。
新京報：關於這個案件，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張幼玲：張玉環回家後，我和他唯一的接觸，就是前幾天打的那個視頻電話，我主要說了兩件事，一個是張玉環人現在是出來了，但是怎麼能打消村民對他的顧慮，這是我心裡擔心的。希望政府和媒體在這方面多做考慮，幫助他融入社會。另一個我也在想，這個案件也應該對受害者的家屬有交代。
有的媒體記者寫，我還在一直尋找真相，我哪有什麼力量，我一個平民百姓能找出個什麼呢？只是說我內心的想法是這樣，肯定有兇手殺了人，那麼這個人在哪裡？
新京報：這個案子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張幼玲：這個案子確實對我人生影響很大，我確實是無意中捲入這個案件的。
第一次發現小孩死因，我看見了，就是要殺我的頭我也要把這個話說出來，他殺就是他殺。
第二次，張玉環叫冤，那真相到底在哪裡？
我感覺自己已經盡力了，不愧於我自己心的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感覺我做這個事我不後悔，因為我感覺它是正義的一個事情。任他們怎麼說我得了什麼好處，我根本沒有這種想法。我只是認為，這輩子明明白白地做了一件事，這就是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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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
編輯：申鵬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