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裡奧·貝內德蒂 我只需念出「春天」這個詞

　　世界上有兩種流亡：精神的和身體的，或如烏拉圭作家馬裡奧·貝內德蒂所說，內心的和外在的。

　　前者存在於幽暗的內心深處，像一條地下暗河，在心靈中隱秘地衝蝕出奇特的風景地貌，而後者則在視覺上更爆裂，因此更易辨識，結果往往也更明顯。

　　在動蕩的二十世紀，在歐洲、非洲、亞洲和南美洲，無數人被迫出走家鄉，從祖居之地遷往不可確知的未來。他們像被隨意驅趕的羊群，穿越重重森林、山脈和小路，卻難以判斷哪裡是自己可以長久落腳、安頓生命的方寸之地。我們熟悉納博科夫從彼得堡流亡至柏林的故事。他在回憶錄《說吧，記憶》中，懷著重新發現的狂喜和迷戀，回憶起彼得堡的優渥童年生活，而在華麗生活景象的反光面，就像納博科夫經常拿來對比的，是他慘澹、潮溼的噩夢般的流亡生涯。當他回想起母親手上那枚精緻的戒指，他在括號裡做了這樣的說明：如果我是個更好的能夠凝視水晶預測未來的人的話，很可能會看見一個房間、人、燈、雨中的樹——整個一段將要由那枚戒指來支付的流亡生活。

　　流亡必然帶來貧困，和生活、語言的撕扯式斷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永遠無法彌合的傷口。一個流亡者如果不能像高傲的布羅茨基那樣，絕對拒絕自我憐惜和耽溺，用鄙夷之態俯視這一重大變故，並迅速用詩歌創作構建起自我生命價值和社會地位，那麼，他很可能就會像史蒂芬·茨威格那樣，在遙遠的海洋彼岸憂心忡忡，因無法承受「精神故鄉」的淪落而選擇最極端的捷徑來解決問題：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選擇和妻子一起服毒自殺。

　　貝內德蒂的《破角的春天》的主人公聖地牙哥說：「流亡（內心的和外在的流亡）是這十年的關鍵詞。」某種意義上，「流亡」也是整個二十世紀的關鍵詞。兩種流亡，兩種命運，同樣沉重的生命暗影。而從更廣義的層面來說，也許每個人都處在或身體或精神的流亡之中。一次逃離某地的願望，第一次把你帶離家鄉的那輛搖搖晃晃的長途汽車，甚至我們的出生，就是「生命」這場終極流亡的起點，而哪裡才是歸處？貝內德蒂在書中引用聶魯達的詩說：「我只需念出『春天』這個詞，就會感到生命力、勇氣和活力。」我們期待著找到獨屬於自己的春天。

　　今年是貝內德蒂誕辰100周年，我們以此專題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