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好萊塢三星電影公司根據奧地利人海因裡希·哈勒的同名小說拍攝的影片《在西藏七年》，在美國和世界一些國家先後上映。這部以哈勒為主人公的影片，出於推動所謂「西藏熱」的需要，不僅嚴重歪曲歷史，而且著力美化達賴，抬高哈勒。某些西方傳媒更是藉機大肆鼓譟，將哈勒捧為「英雄」、「人權衛士」、「西藏的最佳大使」等等。那麼，哈勒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一、忠實的納粹分子
正當某些西方傳媒將哈勒捧為「超級明星」的時候，哈勒的醜聞被揭露了出來。大量確鑿的檔案材料證明，哈勒不僅不是所謂的「英雄」、「人權衛士」，相反，卻是一個隱藏了半個多世紀的納粹分子。
1997年5月，奧地利記者格拉爾德·萊納爾在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找到了記載著哈勒納粹史的一份80頁的檔案材料，接著，德國《明星》周刊記者在柏林聯邦檔案館也找到了有關哈勒納粹背景的檔案材料。據該檔案材料記載，哈勒早在1933年10月就已效力於當時在奧地利尚處非法地位的德國納粹衝鋒隊（ＳＡ）。1938年3月15日希特勒宣布「吞併」奧地利後，哈勒即於4月1日加入納粹核心———德國納粹黨衛軍（ＳＳ，38部隊，番號73896），任中隊長，同年5月1日，哈勒又成為德國納粹黨員（ＮＳＤＡＰ，黨員號碼6307081）。
哈勒還是受到過希特勒親自接見的「納粹高層集團的寵兒」。1938年7月，哈勒與幾名德國人從北坡登上瑞士境內的艾格爾峰後，曾受到希特勒的親自召見，併合影留念。該照片保留至今。據紐約《每日新聞》1997年6月19日的文章報導，希特勒尤為器重「徵服艾格爾北峰」的哈勒，特命其訓練納粹精銳部隊，而這些精銳部隊正是後來堅決「貫徹執行元首最終解決方案（指滅絕猶太人）」的得力兇手。1938年12月哈勒與一所謂「純雅利安人」結婚，而批准其結婚的竟是蓋世太保頭目、納粹黨衛軍最高負責人希姆萊。
1939年9月，哈勒在印度被英軍俘獲。哈勒在印度被關押期間的表現，再次說明他是個忠實的納粹分子。1943年11月1日，二戰同盟國美、蘇、英3國外長發表了《莫斯科宣言》，宣布「重建奧地利國家，承認奧國是納粹德國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號召奧地利人自我解放、反抗納粹德國。該宣言公布後，英國和其他盟國控制區的奧地利人紛紛成立反納粹組織，公開與納粹和希特勒決裂，英國也加速自1939年就開始的對奧國籍戰俘的甄別，只有拒絕接受《宣言》的納粹分子才繼續被視作戰俘，不予釋放。而哈勒恰恰屬於不予釋放之列。在《宣言》發表半年之後的1944年4月29日，哈勒第五次越獄成功，與獄友、納粹黨員彼特·阿夫施耐特一起僥倖逃出。哈勒越獄後並沒有像其他奧籍戰俘那樣回到家鄉奧地利，而是逃往了西藏。此外有資料表明，哈勒在被關押期間曾承認想去投靠納粹德國軸心盟友日本。
1946年，哈勒逃到拉薩，成為當時年僅11歲的十四世達賴的私人教師。1951年，哈勒逃離西藏。之後，他隱瞞納粹歷史，返回奧地利並遷至列支敦斯登居住，並在這期間撰寫出版了《在西藏七年》。
二、十足的政治騙子
哈勒是一個以編造謊言為生的政治騙子。在其納粹歷史被揭露前，人們就對他可能有納粹背景有過種種猜疑，而哈勒均矢口否認，將自己的納粹歷史一直隱藏了半個世紀之久。在人們終於找出了他的檔案材料，有無法辯駁的證據證明其納粹歷史後，哈勒又使出慣用的欺瞞伎倆，試圖洗刷罪名，繼續矇騙世人。
其一，當有記者詢問其納粹檔案時，他故意含糊其詞，企圖矇混過關。據《明星》的文章報導，在得知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檔案材料後，哈勒開始仍然否認卷宗上的記錄，聲稱自己從未寫過加入黨衛軍的申請或類似的東西。當被出示了他填寫的並附有他手書的簡歷的種族與居民管理總局調查表，證明他加入奧地利「衝鋒隊」和德國黨衛軍的事實後，哈勒才不得不承認自己有過一段不光彩的納粹歷史。
另據奧地利《側面》周刊1997年43期的文章報導，當該刊記者萊納爾向哈勒問起他所查閱的檔案時，哈勒稱「你問我的事情已經過去60年了」，「這沒什麼，既然你作為記者發現了這些事，那就是你的問題了。」他甚至宣稱：「我也有一些可炫耀的東西。」
其二，把加入納粹說成是自己的被動行為，聲稱是「納粹黨靠近了他」。在自己的納粹背景被揭露後，1997年6月30日，哈勒曾找到著名的納粹問題專家西蒙·威森塔爾，聲稱並不是「他走近了黨，而是黨靠近了他」。而哈勒的這一說法遭到他的同行、奧地利登山運動員萊恩霍爾德·麥絲納爾的駁斥。麥認為，「哈勒絕不能簡單地把自己僅僅當成一個隨大流者，因為至少是在1933年沒有任何人強迫某人加入一個納粹組織」，然而哈勒當時卻加入了。需要強調的是，1933年納粹在奧地利尚屬非法。有材料表明，哈勒當時投靠納粹，實為求得一個飛黃騰達的機會。
其三，把登山說成「完全是出於興趣」，試圖洗刷自己為納粹賣身效力的罪行。哈勒辯稱，他「登艾格爾山峰完全是出於興趣，絕非為取悅納粹，獲希特勒欣賞」。而據《明星》的文章報導，哈勒對登上艾格爾山峰後受到「元首」接見感到異常激動，稱「能見到元首，並能和他談話，這對於我們來說簡直是一個不可估量的獎賞。我們爬上了艾格爾北坡，越過頂峰，到達了元首那兒」。據麥絲納爾介紹，納粹思想在三十年代的德奧登山界十分流行，奧地利當時的納粹分子大都出自登山界；哈勒所參加的「德意志—奧地利登山協會」就是一個帶有明顯納粹印記的組織。另據奧地利《新聞》周刊的文章披露，納粹德國曾在1939年派探險隊前往西藏探險，主要任務是考察能否以西藏為基地襲擊駐紮在印度的英軍，並驗證希姆萊的所謂有一支純雅利安人落戶於西藏的納粹種族理論。文章同時指出，哈勒早就與該探險隊成員有聯繫，而後來他幾度越獄最終抵藏的主要目的，也是想與該探險隊取得聯繫，繼續所謂的「特殊任務」。
其四，謊稱不認識納粹德國探險隊的任何人，以隱瞞自己與納粹的關係。哈勒多次聲稱，他不認識以恩斯特·謝弗爾為隊長的德國探險隊裡的任何人，試圖以此證明自己與德國納粹毫無干係。然而，該探險隊隊員布魯諾·貝格爾說，他與哈勒早就是好友，哈勒本人也熟識謝弗爾。另據《側面》周刊報導，哈勒還盜用探險隊在西藏拍攝的照片舉辦個人展覽，並以自己的名義出版西藏風景集。在哈勒老家霍騰貝格建立的「海因裡希·哈勒博物館」內，存有不少來路不明的展品。據貝格爾說，這些展品都是德國探險隊在1939年前收集的。
三、典型的投機分子
哈勒從一個普通的登山運動員，一躍成為德國「納粹高層集團的寵兒」；從昔日臭名昭著的納粹黨徒，搖身成為今天好萊塢極力吹捧的「英雄」。這一「奇蹟」的發生，除了他善於欺世盜名外，很大程度上還得益於哈勒是個擅長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
——三十年代初納粹在奧地利剛剛興起的時候，哈勒就賣身加入奧地利「衝鋒隊」，在奧地利被納粹德國侵佔僅半個月後，哈勒又賣國投靠了德國黨衛軍，以求飛黃騰達，出人頭地。哈勒的苦心經營獲得了回報，他受到希特勒的親自接見，得到納粹高層集團的重用，當上了黨衛軍中隊長，並被授命訓練納粹精銳部隊。
——1944年越獄逃往西藏，1946年接近達賴，並擔任了達賴的私人
教師。1944年哈勒越獄後，害怕被追究納粹罪名，沒有立刻返回奧地利，而是逃往了西藏。1946年，哈勒逃到拉薩，並接近了達賴，當上了他的私人教師。哈勒的這一經歷使其身價百倍，也成為他後來受西方一些人推崇的重要原因。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後，哈勒於1951年倉皇逃離西藏，1952年回到奧地利。此時，哈勒自稱在奧地利格拉茨已經「被非納粹化」。哈勒深知如在奧地利長住，自己的納粹底細很快會暴露，於是，到奧地利的當年，他就遷居瑞士邊境的小國列支敦斯登，而且一住多年。這期間，哈勒開始杜撰《在西藏七年》，編造一些所謂的「見聞」，把自己打扮成最了解西藏的「權威」和勇於探險的「英雄」。《在西藏七年》一書自1952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譯成40多種文字，發行量達500多萬冊。遷居列支敦斯登，使哈勒得以長期隱瞞納粹歷史，而編造《在西藏七年》，則成為他後來「發跡」的一個重要步驟。
——與達賴結成聯盟，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儘管哈勒曾在達賴11歲時當過他的私人教師，但是他1951年逃離西藏後，達賴曾一度不念「舊情」。有文章指出，達賴最初並不承認他與哈勒「關係密切」，甚至說他對哈勒沒有什麼印象。達賴的態度令哈勒非常失望。為了拉住達賴，抬高自己，哈勒加緊宣傳，到處宣揚他與達賴的師生情誼，最後達賴才被迫承認了與哈勒的「密切關係」。哈勒與達賴之所以能夠達成聯盟，在於雙方都有利益需要。哈勒依靠達賴「藏傳佛教領袖」的身份抬高了自己的身價，而達賴則倚重哈勒在奧地利找到了落腳點。
在自己的納粹背景被揭露後，與達賴聯手，「緊急搶修」電影《在西藏七年》。去年5月哈勒的納粹背景被揭露時，正值《在西藏七年》電影拍竣和西方一些傳媒作推銷宣傳的最後關頭，片中飾哈勒的演員布萊德·皮特得知後宣稱要退演，哈勒「心急火燎」，立即責其律師找到製片公司代表及導演等人，在倫敦密謀達成協議。於是，導演對該片「小動手術」，重做政治包裝，無中生有地添加哈勒與德國納粹既有關係又對其「反感」並與其「劃清界限」等鏡頭。哈勒的醜聞曝光後，達賴也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同製片商及導演等人密商對策，「緊急搶修」影片，另一方面又極力為哈勒辯解並設法轉移輿論視線。這樣，經過哈勒和達賴的多次密謀和聯手策劃，影片《在西藏七年》雖然遇到一些阻力，最終還是在去年10月出籠。由於哈勒的納粹歷史已經公之於世，為了掩人耳目，他沒有參加洛杉磯的首映式，而達賴也未敢出席影片在奧地利的首映式。
哈勒是個忠實的納粹黨徒，他在《在西藏七年》中美化實行封建農奴制的舊西藏，吹捧舊西藏最大的農奴主達賴，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作為納粹的哈勒，不僅沒有像其他納粹分子一樣受到歷史的懲罰，反而受到世界知名的好萊塢影視界的青睞，被精心包裝和大力推介，獲得了根本不應屬於他的極高「榮譽」。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哈勒的納粹背景被揭露後，好萊塢仍執意將哈勒推上舞臺，甚至不惜採取編造謊言的拙劣手法，對哈勒的醜惡歷史極力加以掩蓋。
藝術是人類的精神食糧，應當頌揚正義和理性，鞭撻醜惡與愚昧。然而，影片《在西藏七年》卻將一個反人類的納粹分子當作「英雄」大加讚美，誘導人們去推崇一個企圖滅絕人類的德國黨衛軍，這種褻瀆藝術、違背人類精神的極端行為，不能不說是該片製作者理性和良知的泯滅，也不能不使人對好萊塢藝術的品質產生懷疑。
（責編： 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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