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 六毛 曉寒
2018年11月19日,時任日產汽車CEO、日產-雷諾-三菱汽車聯盟董事長的卡洛斯·戈恩在東京下飛機後,被當地檢查機關以涉嫌職務犯罪被逮捕,引起全世界關注。
2019年底,戈恩從日本逃回祖國黎巴嫩,並召開發布會聲稱自己無罪,也是受害者。
很明顯,日本檢方與日產汽車,還有戈恩各執一詞,外界對這場事件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也是雲裡霧裡。
近日,彭博社多方採訪後發布了一篇長篇報導,徹底揭開了戈恩被捕事件的內幕——日產高級副總裁哈裡·納達與時任副董事長的西川廣人,聯手日本檢方一同策劃了這起逮捕事件。
這篇報導長達上萬字,涉及大量細節,包括納達如何與西川廣人等達成一致、如何邀請黑客幫助收集戈恩的不利證據等。在關鍵時期,日產甚至還給納達安排了保鏢和專門的住所,以防止出現意外。
而在納達等人扳倒戈恩和其親信後,西川廣人坐上CEO沒多久就引咎辭職,納達和後續參與內部調查的人,也先後辭職、調崗,或者再次被調查,事件一波三折,過程無異於一部好萊塢諜戰大片。
下面是彭博社這篇報導的編譯,根據原意有部分刪改以符合中文閱讀習慣。
一、主角:戈恩助手扶持起的馬來西亞高管
每一個知名公司的政變背後,都藏著一個主謀或者說策劃人。在戈恩被捕事件中,這個人就是哈裡·納達(Hemant Kumar Nadanasabapathy)。
這位卡洛斯·戈恩的死敵出生於馬來西亞的一個家庭中,他更喜歡使用自己姓氏的縮寫,也就是Hari Nada(納達)。
他在英國長大,在那裡他從律師學院法學院( Inns of Court School of Law)獲得了法學學位。在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學中央大學求學期間,納達也拿到了獎學金。
1990年加入日產後,納達在英國公司從事一些關於商業合同和其他事務的工作,這時他還並不出名。在英國期間,他曾想爭取歐洲法務部門負責人一職,但以失敗告終。於是他輾轉到日本的日產總部工作了4年,並最終在2012年擊敗競爭對手得到了歐洲地區法務負責人的位置。
哈裡·納達
雖然納達以口才和喜歡講故事而聞名,但是事實上,他不像周圍那些接受採訪、召開新聞發布會的高管們一樣屬於公眾人物。除日產網站上的少數官方照片以外,這位高級副總裁的公開照片很難找到。
在工作中,納達頗為自信的管理風格成功吸引了前日產代表董事格雷格·凱利的注意。彼時,凱利在日產主要負責人力資源、法律以及其他公司部門的一些事務,是戈恩的得力助手。
2014年1月,納達從歐洲回到日本,開始在CEO辦公室任職。納達接手了凱利的部分工作——負責監督法律事務、合規、安全以及其他部分公司事務。
納達的這個職位,意味著他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卡洛斯·戈恩的幕僚長。等2017年西川廣人接任執行長後,納達也就成為了他的幕僚長。
在日產位於橫濱的總部大樓裡,納達看清了日產高層的運作模式。
彼時,還是日產-雷諾-三菱聯盟董事長的卡洛斯·戈恩正頻繁地穿梭於巴黎、東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公務機上。
2018年3月,戈恩就要年滿64歲了。他正在考慮一個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他想要把日產-雷諾-三菱汽車置於一家控股公司之下,並讓日產在一定程度上與雷諾平起平坐。
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和雷諾平等對於日本和日產來說都是個「心病」。
20年前(1999年),雷諾通過派遣戈恩以及提供資金的方式,從水深火熱中拯救了日產。而這一結果也導致雷諾成為了日產的最大股東,其持股比例達到43%,並且擁有投票權。
然而到2018年時,隨著日產汽車產量增加,這個限制條件讓日產需要每年向雷諾派發數十億歐元的股息。儘管如此,日產也還只相當於是雷諾的初級合伙人,因為它在這家法國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僅有15%,而且還沒有投票權。
戈恩事件時間線(圖源彭博社)
同時,戈恩還在推動將FCA(菲亞特克萊斯勒)也納入到上述控股公司的談判。
這個汽車製造商大聯盟一旦成立,將會出售從電動汽車、吉普車、跑車到掀背車型在內的所有車型產品。其年產量將達到超過1500萬輛的水平,輕鬆超越豐田或是大眾1000多萬輛的規模。
這個新的巨頭本應擁有足夠的實力以應對行業挑戰和特斯拉等新貴的競爭,並在未來的交通運輸領域發揮主導作用。
至於戈恩,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頂尖的高管們對每一項業務進行管理。
雖然戈恩會把更多權力下放,但他還是那個垂簾聽政的幕後操盤者。因為他會制定更為廣泛的戰略並確保目標得以實現,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領導都會進行工作匯報。
為了便於戈恩對這個汽車帝國進行監管,聯盟正在幫他在全球各地設立具備視頻通話能力的辦公室。
其中一個辦公室會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具體位置距離日產為他購買並且裝修過的房子只有幾步之遙。另外一個辦公室將會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因為上述控股公司的總部原計劃會設立在這裡。
但戈恩的這項大計劃並非一帆風順,其中一個阻礙就位於日本。
因為有媒體曝出質檢違規、公司利潤下降等問題,戈恩開始對他挑選出的日產CEO西川廣人失去信心——距離這位CEO上任還不到1年。
據知情人士透露,戈恩和凱利開始討論,讓日產北美區負責人兼首席績效官穆尼奧斯來接替西川廣人。
穆尼奧斯是一個西班牙人,他於2004年加入日產,並在西班牙、墨西哥以及美國地區獲得了晉升。
西川廣人和穆尼奧斯並不和睦,他們在高管會議上爭論不休,並且對日產在中國這一關鍵增長市場的戰略意見也不一樣。
2018年初,包括納達在內的一小部分內部人士開始逐漸明白——穆尼奧斯很可能要取代西川廣人了。
2016年日本橫濱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戈恩(右二)路過西川廣人(左一),圖源 Yuriko Nakao/彭博社
知情人士透露,那個時候起,納達的忠誠似乎轉移到了西川廣人身上。
對納達而言,堅持和戈恩站在一起,意味著支持與雷諾進行更加緊密的整合,但這正是納達強烈反對的。
了解納達計劃的知情人士表示,納達曾經在這家法國汽車製造商裡樹敵,同時他相信如果戈恩實現了目標,那麼他自己的影響力和工作權力能都會變得更加有限。
幾乎是從雷諾拯救日產並換取控股權的那一刻起,這家法國公司的權力在日產內部就引發了不滿的情緒。在這個亞洲第二大經濟體的影響力隨著中國崛起而逐漸減弱的時代,日產和豐田並駕齊驅,逐漸成為日本最具知名度的全球性品牌中的一個。
在這種情況下,納達和西川廣人推測,日本政府不希望看到日產最後被一家龐大的外國控股公司吞併。消息人士聲稱,於是這些人(納達等人)反過來將驅逐戈恩團隊當成了目標。
二、過程:僱傭黑客竊取機密 與日本檢方聯手
在評估了日本政府的立場後,納達和西川廣人開始了自己的行動。
2018年3月開始,納達聘請法國公司Wavestone,讓其侵入日產汽車及其聯盟夥伴的電腦系統之中。當時日產汽車的高管、IT經理和合規部門的員工都不知情,知道檢測到入侵後才大吃一驚。
一份來自Wavestone的報告顯示,此舉表面上的目的是測試公司的網絡安全防禦能力。不過,這可能也給予了納達閱讀戈恩的通訊內容的機會,通常來說納達不會參與到日產的IT事務當中。
在這些侵入事件中,Waveston獲取到多個網絡的接入入口,涉及到車輛生產系統、未來車型規劃等信息。報告中的一頁幻燈片說明了這家安全公司是如何進入到戈恩的電子郵箱的。
在獲得機密信息的同時,納達也開始與日本政府合作,將戈恩的薪酬信息交給日本檢方。作為回報,檢方也允諾日後調查時,納達將獲得豁免權。
目前還不清楚納達到底拿到了什麼信息,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利用他所獲得的東西的。然而,如果不提前允許安全人員監視Wavestone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任何行為,都會讓所有的數據變得可疑。因為信息可以被複製、被編造甚至被刪除。包括電子郵件收件箱在內的數據的完整性都可能會受到懷疑。在法庭上,這些信息的可信度也會受到質疑。
事實上,一直到當年10月份之前,納達都忙於收集更多針對於戈恩與凱利的不利證據。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為了保護納達的安全,一位高管聲稱日產給納達專門指派了一個保鏢、一輛車以及一個司機,並給他租了一個住的地方:一間位於東京羅本木區、月租1.2萬美元的豪華公寓。
一張來自Wasvestone的幻燈片,顯示了它是如何訪問到戈恩的電子郵箱的(圖源彭博社)
另一邊,西川廣人在在2018年4月也開始公開質疑戈恩推動聯盟成立這樣一種不可逆轉的做法,西川廣人表示日產與雷諾的合併「毫無價值」。
三、高潮:誘騙高管赴日開會 企圖一鍋端
在收集到足夠的證據,與日本檢方達成合作後,納達開始了最終的行動。
2018年11月19日,納達以高管開會為名,給戈恩的助手凱利派遣了一架私人飛機,讓其飛至日本。在落地後,凱利被捕。也正是在這一天,戈恩也飛至東京被捕。
知情人士透露,納達在行動前給兩位下屬同步了這一計劃,並在發起最終行動前一天給西川廣人遞交了一份詳細的文檔,以便讓其在戈恩被捕後應對媒體和後續的影響。
在納達看來,戈恩的下臺應當被視為對聯盟情況的一次根本性的改變。
按照知情人士的說法,納達在上述計劃中寫道:雷諾提名一名高管來擔任日產營運長或者更高職位員工的權力應當被廢除,有關這家日本汽車製造商和雷諾之間管理關係的協議也應該被取消。納達在為日產爭取更大的自主性。
雷諾的發言人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
在逮捕戈恩後,阻礙納達和西川廣人的還有一位名為何塞·穆尼奧斯(José Muoz)高管——戈恩原計劃讓他來取代當時的西川廣人。
就在逮捕事件發生時,穆尼奧斯也在日本。當時西川廣人把穆尼奧斯以及其他的幾位高管一併拉進他的辦公室,告訴他們說董事長犯了罪並且已經被逮捕。
在戈恩被逮捕的消息變成全世界的頭條新聞時,穆尼奧斯發現自己被日產的關鍵會議拒之門外。
2018年穆尼奧斯(左二)和日產前首席競爭官Yasuhiro Yamauchi在阿姆斯特丹出席聯盟董事會會議(圖源Jasper Juinen/彭博社)
冷落穆尼奧斯只是第一步,納達等人其實也計劃將他送入監獄。
逮捕事件發生一周後,穆尼奧斯坐飛機前往阿姆斯特丹參加與聯盟相關的會議。據相關知情人士透露,有其他日產員工告訴穆尼奧斯,他們有被問及穆尼奧斯使用公務機以及其個人開支的情況。
隨後在2018年12月份,穆尼奧斯在美國度過了一段時間,當時他正在處理與自動駕駛公司Waymo 達成協議的事情。經過談判,雙方原計劃在1月的CES展會上宣布日產與Waymo的合作。
不過,穆尼奧斯並沒有直接從美國返回日本。
因為時任美國駐日大使的Bill Hagerty以及西班牙的大使Jorge Toledo Albiana對穆尼奧斯的日本行程發出了警告。
Bill Hagerty當時正在競選美國參議院議員,因為日產的北美總部設立在他的家鄉田納西州,所以他與日產以及穆尼奧斯的關係其實很密切。
有了解穆尼奧斯想法的人聲稱,因為害怕也被逮捕,所以穆尼奧斯沒有去日本。
Bill Hagerty的發言人Aibigail Sigler拒絕置評,Toledo Albiana的發言人Fernando da Cunha Serantes同樣拒絕置評。
2019年1月2日,穆尼奧斯回到美國田納西州,第二天他被安排了休假。
穆尼奧斯收到一份文件,文件承諾會給他價值約1400萬美元的報酬,但條件是他需要前往日本協助針對戈恩與凱利的調查。
此外,日產的員工拿走了他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他也被告知不再參加CES展會,事實上日產和Waymo的合作也沒在這次展會上宣布。(雙方的合作消息於5個月之後,通過新聞稿悄悄地披露了。)
知情人士表示,納達曾指派自己的親信Kathryn Carlile前去監督日產對於穆尼奧斯的行動。
然而,在多次被要求返回日本,但同時又被決策過程排除在外後,穆尼奧斯已經知道自己在日產的職業生涯已然結束了。
他拒絕了離職補償並在一周後辭職。2018年11月之後,他再未踏足日本。2019年5月,他正式加盟現代汽車,並在隨後成為全球COO。
四、後續:內部調查人員被迫辭職 故事仍在繼續
在戈恩和助手凱利被捕,穆尼奧斯辭職後,這場日產汽車內部高管發起的政變初步告終。但在後續的內部調查中,也有更多的信息被爆料出來。
凱利在被捕一個月後得到保釋,他告訴日本雜誌Bungei Shunju,西川廣人也被多支付了大約4700萬日元(44萬美元)的報酬。凱利聲稱,西川廣人也完全了解戈恩的薪酬情況。西川廣人則是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對這些指控另闢蹊徑地進行調查。
根據彭博社獲知的信息,這之後,日產合規和法律部門負責人默裡與帕西也發現,這次政變的策劃納達本人也在同樣的計劃下得到了過多的股票獎勵。
拉文德·帕西
帕西聘請了兩家律師事務所,Cleary Gottlieb Steen&Hamilton LLP以及Mori Hamada & Matsumoto,對內部調查的情況進行審查,同時也對納達和另一名與日本檢方籤訂合作協議的日產高管Toshiaki Onuma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審查。
2019年7月23日,這兩家律師事務所給帕西遞交了一份四頁的備忘錄,強調了讓納達、Toshiaki Onuma、Latham&Watkins公司參與戈恩事件所存在的風險。
雖然知道自己可能會激怒納達,帕西還是把備忘錄交給了日產審計委員會的負責人長井本久(Motoo Nagai)。
帕西和默裡認為,納達應該接受委員會的會談,並以此來確定他在調查中扮演的角色。但是,根據彭博社看到的信件,長井本久沒有與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分享這份備忘錄。
日產拒絕讓長井本久就此事發表評論。
一份由默裡列出的名單裡包括了80個與薪酬指控有關的人員,但是這份名單沒有與日產董事們進行分享。
最後默裡決定辭職,並協商拿到了一份遣散費。默裡拒絕對她在日產的那段時間發表言論。
雖然有些沮喪,帕西還是決定和獨立董事們共享他對納達、Onuma和Latham & Watkins參與針對戈恩的調查的擔憂。他在為2019年9月9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準備的一封信裡寫道,他的「職業和道德責任」讓他需要表明自己的觀點。
「我相信這些問題會帶來實質性的困擾,這些問題會在適當的時候爆發,並給公司帶來風險。」帕西寫道。
董事們沒有對這封信進行討論。然而,西川廣人的逾額付款以及一些事情得以重新被審查,最後的結果是這位執行長也被免職了。
一周以後,帕西從針對戈恩的部分調查裡面被除名。不管是帕西還是默裡,他們都沒有看到最終報告提交給日產的董事會。
不過,帕西關於納達的報告似乎產生了影響,據《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報導,一月後納達的職位頭銜被更改為高級顧問。
日產於2019年10月19日對外表示,「雖然日產沒有發現納達不當參與關於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等其他人不當行為的內部調查中,但這一改變旨在於避免出現不必要的懷疑,並使他能夠專注於公司的重要任務,例如即將採取的法律行動。」
同月,雷諾的執行長Thierry Bolloré被這家法國汽車製造商的董事會罷免,這件事就發生在日產董事會開會選擇西川廣人擔任繼任者幾天之後。
作為這家日本公司最大股東的代表人,Thierry Bolloré過去曾在公司董事會中佔有一席之地,並曾對帕西致函給Nagai和獨立董事後卻缺乏後續行動的做法表示擔憂。
2019年接近尾聲的時候,戈恩上演了他壯觀的逃亡之旅。
帕西的團隊已經向新一任執行長內田誠簡要介紹過關於戈恩調查中存在的潛在的利益衝突及相關問題。
2020年1月,帕西——這位曾向內田誠報告的人——被排斥在全球總法律顧問位置之外。在3月份——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流行病肆虐——這位律師被日產的人力資源部告知,他不得不返回英國,並接手另一個職位,這實際上是降級。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帕西以擔心在疫情期間搬家為理由拒絕了這個提議。
之後在5月28日,接到法院命令的人和一名顯然是由日產聘請的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出現在帕西的家中,他們沒收了日產發給帕西的筆記本電腦和他的iPhone手機。
在帕西的妻子Sonia用手機錄下的一段視頻中,帕西正催促這些人確認他們的身份,並要求他們說出他們想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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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們很害怕,」有人聽到Sonia在視頻中說道,這段視頻被幾位他們的幾位熟人、朋友和日產的同事所分享。此外帕西的家人也在懷疑他們被日產所僱傭的人跟蹤了。
雖然日產似乎已經從橫濱地方法院獲得了沒收這些設備的命令,但問題是,該程序是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從僱員那裡收回公司發放的設備。同時,尚不清楚為什麼需要那麼多人來執行這件事——從視頻看,至少有8個人參與其中。
在視頻中,帕西表示他曾提出要把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帶到日產,而這次「絕對令人厭惡」的突襲行動相當於是恐嚇。
目前,這位前任首席律師依然在日產工作,不過現在他人在英國。最近,帕西他向一個就業法庭提出了正式訴訟,說他被指控針對告密者採取報復行動,並被他工作了16年的公司給害了。
帕西的律師Julian Fidler拒絕讓他就此事發表評論,不過這位律師也證實投訴已正式提交。
「我們對未決訴訟不予置評。」日產發言人Lavanya Wadgaonkar,在回答一系列問題和採訪請求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