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4月8日訊 （記者 張露露）從虹影的《K》開始，英國翻譯家韓斌（Nicky Harman）已經從事翻譯近20年。她專注於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翻譯過的作者包括賈平凹、韓東、嚴歌苓等。她曾因翻譯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倒流河》獲得2013年中國國際翻譯大賽一等獎。
記者第一次知道韓斌的名字是她翻譯青年作家顏歌的小說《我們家》（英譯本名為「The Chilli Bean Paste Clan」，英國若意文化（Balestier）出版社2018年出版）。這本小說用四川方言寫就，語言生動活潑幽默，有如作品裡貫穿始終的鮮香辛辣的豆瓣醬。這樣的作品能否以及如何被一個英國人理解並翻譯是一個有趣的問題。韓斌則用她的翻譯作品證明，文學翻譯並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這一「任務」還可以完成得很好。（本文後附一個片段以饗讀者）
3月29日，韓斌在北京老書蟲書吧與另外一名翻譯家參加了一場活動，討論賈平凹等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翻譯。之後，中國網記者就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等問題對她進行了郵件採訪。
「中國當代文學多樣性和高質量讓我一直翻譯」
中國大眾對中國文學的評價普遍抱著「厚古薄今」的態度，德國漢學家顧彬也曾因發表「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言論備受爭議—儘管他在後來的採訪中澄清自己只是指幾個作家的作品。
類似的，在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方面，一直以中國古代經典作品的翻譯居多，受到的關注也較多，選入翻譯教材的也往往是古典作品的翻譯。比如《紅樓夢》的翻譯、乃至兩個英譯本的比較，一直是中國文學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
相較之下，除了莫言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引發大眾對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翻譯的關注外，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被翻譯出版的較少，得到的關注也更少。據韓斌及其他幾位譯者創立的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網站「紙託邦」（Paper Republic）的不完全統計，2018年共有40部左右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被譯為英文出版，而這已經是韓斌等譯者口中的「豐收年」。
提及為何多年鍾情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韓斌笑稱因為自己不懂中國古代文字。但她同時說，「我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多樣性和高質量讓我一直翻譯。」她翻譯的作品也體現了多樣性這一點。她翻譯過的作家既有50後著名作家賈平凹等，也有較年輕的作家如路內、顏歌等。
方言翻譯很難 但不是不可能
談到翻譯中最困難的地方，韓斌坦言是「用英語重新創造與中文原作貼近的風格」。文學翻譯、尤其是嚴肅文學的翻譯一直被認為是難度最高的翻譯之一，原著作者的風格迥異，需要譯者去理解、適應和重塑。除了充分理解原著作品的語言，韓斌也提醒譯者需要精通自己的本國語言。
有趣的是，無論是翻譯賈平凹濃鬱的陝西特色的文字，還是年輕作家顏歌近年來用四川話寫作的小說，方言都是翻譯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韓斌說，「方言和對話，尤其是用方言寫就的對話很難翻譯，但是也不是不可能。」據她透露，遇到不明白的方言，就會上網查找，多查就總能找到準確的解釋，這也是她認為在當今網際網路時代做翻譯的一件幸事。
對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的建議
在老書蟲書吧的活動上回答讀者提問時，韓斌提到，相較男性作者而言，中國女性作者被翻譯的機會較少。據「紙託邦」統計的2018年被譯為英文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只有約四分之一是女作家的作品。韓斌解釋稱，不僅中國如此，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同時，不單是翻譯，女性作者獲得出版及書評報導的機會都比男性少。她說，「女性作者可以和男性作者寫得一樣好，作為翻譯，我們應該試著向出版社推介好的女性作者。」
另外，韓斌也談到對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建議。她告訴記者，雖然中國有翻譯項目可供西方出版人、譯者等申請，但過程並不容易。比如在網上難以找到相關信息和申請表格，有時遞交申請後，要很久才能收到反饋甚至沒有反饋。她建議中國應建立更好的支持翻譯的體系。
附：顏歌《我們家》中文原作與韓斌譯本的片段：
在爸爸的手機裡，奶奶的名字是媽媽。一年當中，總有幾次，這個號碼要在不合時宜的時候響起來。
有時候是廠裡開會，爸爸正訓著門市部那幾個嘻哈打笑的女售貨員；有時候是和外頭的朋友們喝酒，五個人喝到第三瓶茅臺，包房裡煙燻火燎；有時候更加糟糕了，爸爸正在和女人們做愛，或許是媽媽，或許別的倒生不熟的婆娘。總而言之，事情正到酣暢處，電話鈴就響起來了，「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一聽到這曲子，爸爸先自軟了三分，等看到上面的名字確鑿是「媽媽」，他便連送起腰杆的力氣都沒了，爸爸像雞毛一樣飄下來，撿起電話，對著話筒，暗暗清了清嗓子，走到走廊裡去，叫了聲「媽」。
（《我們家》，顏歌著，浙江文藝出版社）
In Dad's cell phone, Gran was listed as 'Mother.' From time to time, 'Mother' popped up on screen at peculiarly inappropriate moments.
Sometimes it would be during a meeting at the factory when Dad was trying to call the laughing, chattering salesgirls to order. Or he was out drinking with his bros, knocking back the maotai, the air thick with smoke. Or, worse still, Dad would be in bed, either with Mum or else some young woman of his acquaintance and, just when things were getting lively, A Pretty Sprig of Jasmine would ring out. Dad would feel himself going soft and, when his cell phone proved incontrovertibly that it was Gran, all the fight would go out of him. Floating gently to earth like a hen's feather, he'd pick up the phone, walk out into the corridor, clear his throat and respond: 'Yes, Mother.'
(The Chilli Bean Paste Clan, Yan Ge, trans. Nicky Harman, Balestier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