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疫情持續肆虐、國內矛盾交織的背景下，美元長期以來在國際金融的主導地位是否開始動搖？
在近日召開的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有「金磚之父」之稱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主席、英國財政部前商業大臣、高盛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Jim O'Neill從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兩個角度，對美元前景展開分析。
Jim O'Neill表示，從周期性角度來看，美元被高估5%-10%。具體而言，當前美元對很多重要新興市場貨幣的價值被高估，如巴西雷亞爾，在一定程度上對人民幣也是如此；但美元相較其他發達國家貨幣而言，並沒有真正大幅偏離其公允價值。
從結構性角度來看，美元相對主要貨幣的角色大體上受經濟規模、貿易份額以及資本市場這三個力量影響。Jim O'Neill分析表示，將這三個力量結合考慮，在未來幾年，美元的角色可能會受到削弱，但其在全球金融和全球貿易中的作用仍將遠大於美國經濟規模本應發揮的作用。
他強調，「除非歐元區、中國、印度或其他新興經濟體，能夠努力讓更多國家使用自己的貨幣和工具，並能夠進行更有效的合作，否則美元很可能會繼續在國際金融中發揮不成比例的作用。」
在Jim O'Neill看來，無論對應疫情還是其他全球危機，真正需要的是新興市場國家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合作，是2007-2009年間表現卓越的二十國集團精神的復活。「我呼籲中國幫助G20重回國際事務的中心，這也有助於讓各國訴求獲得平衡。」他表示。
以下為Jim O'Neill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的主題演講，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處翻譯整理。
我認為在當前世界面臨的重大挑戰中，中國正在扮演最值得信賴的角色之一，無論疫情在將來如何發展都是如此。
我將重點圍繞兩個議題展開演講：一是影響美元走勢的潛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二是大型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挑戰以及國際合作。
關於美元問題，我離開高盛後，在很多場合都提到一個笑話——我最有信心的預測是：「美元在未來會先漲後跌，如果不是先跌後漲的話。」
我從近四十年跟蹤美元和外匯市場的經驗中了解到一件事：基本上，我們不可能真正知道美元的前景。
我首先要說的關鍵問題是，周期性和結構性展望之間總有區別。但很多時候，許多評論員和觀察家把兩者混為一談。當然，也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會同時影響周期性和結構性展望。這種情況不常有，但有時會發生。事實上，一些有助於美元周期性表現的因素可能會損害其長期結構性前景，反之亦然。
在這個意義上，我給大家舉兩個發生在川普擔任美國總統任期內的例子。
首先，從長期信心來看，美元總體上仍然對很多貨幣升值，其表現令人驚訝。但美元在國際外交方面的特殊使用，導致一些外匯市場參與者，特別是俄羅斯，大大減少外匯儲備中的美元頭寸和在交易中使用美元支付的比例。
其次，技術發展影響到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也包括外匯市場。數字貨幣可能帶來包括人民幣在內的不同貨幣的新交易方式。
周期性因素顯示美元被高估5%-10%
對美元周期性前景的估算存在幾類主要的模型。幾十年前，最學術和務實的分析師僅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進行估算。約30年前，我被當時出現的一些更有力的學術證據所說服，其中，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位英國學者約翰·威廉姆森試圖依據生產率變化調整購買力平價模型，並嘗試結合就業和國際收支等聯合均衡水平，對實際匯率進行估算，其優於購買力平價模型。我也開發了自己的模型，在高盛被稱為GST，我稱之為動態均衡實際匯率。
根據我的模型，當前美元對很多貨幣的價值被高估，尤其相對於一些重要新興市場貨幣，如巴西雷亞爾，在一定程度上對人民幣也是如此。但美元相較其他發達國家貨幣而言，並沒有真正大幅偏離其公允價值，這與上世紀80年代情況相差甚遠，更與羅浮宮協議籤署時的情況完全不同。
總而言之，目前依據這一估值模型，按貿易加權來看，美元被高估5%-10%。
我關注的第二個因素是什麼造成了美元相對高估。我關注到幾個具體的周期性驅動因素，如GDP的相對表現、具有競爭性和替代性關係的經濟體之間貨幣政策的相對地位等，並使用利率特別是短期利率以及債券收益率等衡量指標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從而得出「調整後的均衡」。
目前的情況是，美國經濟在過去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表現得比其他很多發達經濟體更強勁。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總體上比歐元區、日本以及其他大多數發達國家快。儘管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放寬了貨幣政策，美國的債券收益率仍然高於其他許多國家。這些解釋了美元被高估的大部分原因。
但我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美元被大幅高估，我強調的是許多經濟體正在發生的相對周期性力量，除了一些重要的新興貨幣，如巴西雷亞爾、南非蘭特和其他一些貨幣。
結構性因素將削弱美元在未來一段時期的主導地位
接下來我簡要談談美元的結構性展望。自引入現代貨幣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以來，美元相對主要貨幣的角色大體上是由三種力量驅動，分別為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絕對和相對規模，該國在世界貿易中的絕對和相對規模以及該國資本市場的絕對和相對規模。
我的結論是，這些驅動因素可以解釋美元為何能持續在國際金融市場佔據主導地位，不論其周期性表現如何。儘管相對於美國目前的GDP規模而言，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作用遠超其GDP相對佔比。
從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來看，相對於其他發達國家，美國經濟有更好的人口結構，以及有同樣甚至更好的生產率表現。
因此，在未來10到20年，美國經濟的增長可能會大體強於歐元區、日本或者其他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此基礎上，我不認為美元會面臨重大挑戰。
當談論新興經濟體時，情況有所不同。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增長前景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好，未來（增長前景）則取決於兩國的貿易和資本市場角色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基於這些變化，美元角色或將受到進一步的嚴峻挑戰。
當然，對於很多其他的新興經濟體，比如說越南或者是印尼，也可以說是如此。但目前至未來20年左右的時間跨度來看，這些經濟體的相對規模還非常小。也許再過一百年，情況會不一樣，但是我不認為未來20年有這個可能。
從貿易驅動因素來看，我認為是略微中性偏負面的，特別是在這個時代。我猜測這一點不會因為美國的大選而有太大的改變，美國似乎不願再像過去那樣參與全球貿易，美元的使用越來越少是一種必然現象。
從資本市場驅動因素來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結構性因素，即各國資本市場的相對規模和角色。如果美國繼續在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外交交往中，過度地將美元作為懲罰手段，過去兩三年中的一些證據表明，這將鼓勵其他國家開始考慮在金融交易、國際債券、股票市場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易中，推動自身貨幣的便利化使用。而在這方面，數字貨幣應用的可能性是一個重要的進展，這將使美元的主導地位發生一些變化。
總而言之，如果把經濟規模、貿易份額以及資本市場作用這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在未來幾年，美元的角色可能會受到削弱，但其在全球金融和全球貿易中的作用仍將遠大於美國經濟規模本應發揮的作用，除非歐元區、中國、印度或其他新興經濟體，能夠努力讓更多國家使用自己的貨幣和工具，並能夠進行更有效的合作，否則美元很可能會繼續在國際金融中發揮不成比例的作用。
中國需幫助G20重回國際事務的中心
許多大型新興經濟體，特別是我個人所提出的金磚國家，在當前危機中經歷了非常不幸的事情，印度和巴西尤其如此。非洲到目前為止暫時倖免於難，這也是疫情發展到現在，少數幾件非常讓人驚喜的事情之一。
無論對應疫情還是其他全球危機，在我看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新興市場國家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合作，是2007-2009年間表現卓越的二十國集團(G20)精神的復活。我相信，那次金融危機中為數不多的幸事之一就是二十國集團的出現，因為它為大型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國際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席位，包括所有的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南非，以及其他國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等。
而在我看來，儘管規模很大，但它仍然是今天做這件事的合適平臺。等美國大選結束後，據我猜測，如果拜登勝出的話，情況會有所不同。但是無論如何，我呼籲中國幫助G20重回國際事務的中心，這也有助於讓各國訴求獲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