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北京大學文研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共同舉辦了「紀念費孝通先生誕辰110周年暨『費孝通作品精選』新書發布會」，會議邀請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甘陽、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楊清媚等老中青三代專家學者與會，再議「社會科學中國化」的百年議題，紀念費老博大的思想遺產和高潔的「士人」品性。費孝通的外孫、國務院參事室社會調查中心副秘書長張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編輯肖啟明等出席會議並發言。
與會者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合影
改革開放，費孝通迎來個人學術生涯「第二春」今年是費孝通先生誕辰110周年。作為20世紀中國極富思想洞見和人文情懷的大學者，費孝通一生致力於探尋的就是中國作為一種有悠久歷史與傳統的文明，它的社會特質及其現代轉型。三聯書店總經理肖啟明在致辭中說，「與其他20世紀的思想者一樣，費孝通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為中國找尋現代之路。他早年對鄉土中國的論述如今成為了中學生的必讀書目；而他晚年對文明與文化的諸多思考與提煉出的一些說法，如『多元一體』『文化自覺』『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等，幾乎已經成為全民共識，各方都耳熟能詳；不僅如此，費孝通還是世界性的社會科學家，他為世界社會科學貢獻了中國式的概念、中國的現代化理論，以及中國學者對世界性問題的獨創性思考。」
研討會現場
肖啟明還介紹了費老與三聯書店長達近60年的合作情誼。「1945年，三聯書店的前身生活書店出版了他的《初訪美國》，1947年出版了他自己認為是《鄉土中國》姊妹篇的《美國人的性格》，1950年出版了他的《我這一年》，這本小書很有意思，非常寫實地呈現了剛解放這一年費孝通的所看、所思和所想，相當真誠，研究共和國初期知識分子問題的人可能還沒注意到這本書……」1978年改革開放，次年三聯書店《讀書》雜誌創刊，「費老也在這一年開始進入他的第二個學術生命階段。我們大概查了一下，費老晚年給《讀書》寫稿十幾篇，最早的一篇是1981年第2期的『《邁向人民的人類學》論文集自序』，最晚的一篇是2003年第5期的《回眸七十年》，90年代中期曾密集地在《讀書》上發表文章。除了文章之外，費老現在對一般人來說最有知名度的著作《鄉土中國》，是198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我們當時的當家人範用先生親自設計的封面。」
毋庸諱言，費孝通一生著作等身，實至名歸。近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費孝通作品精選」，脈絡性地呈現費先生的學思歷程和主要成就，是為念。「精選」即從他七百餘萬字的著述中精選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種，三百餘萬字，涉及農村農民問題、邊區民族問題、文明文化問題、世界觀察、學術反思等多個層面。其中，《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美國與美國人》《行行重行行》等，均在作者生前單行出版過；《留英記》《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師承·補課·治學》《孔林片思：論文化自覺》，則是根據主題重新編選；《中國士紳》1953年出版英文版，2009年三聯書店推出中譯本；《繭》是近期發現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寫作的中篇小說，為首次翻譯出版，對於理解費孝通早期的學術思想與時代思潮的關係提供了難得的新維度。
費孝通作品精選
「《繭》堪稱《江村經濟》『文學版』」當天研討會與會學者中間，王銘銘同費孝通生前「接觸比較多」。他在發言時自道，自己是1989年5月30日在費老的北京居所第一次見面，「費先生特別喜歡吃甜的東西，我給他帶了一盒英國巧克力，當時他的家人已經不讓他吃太多糖……他是位非常可愛、親切、和藹的老先生。剛坐定，就讓家裡的傭人做了英式烤麵包給我吃，怕我餓著。」王銘銘1994年供職於北京大學社會學所，「自此便在費先生領導下工作。」
王銘銘回憶說費孝通一直將自己定位為紳士，「他曾寫文章表明紳士是一個文字階層。也就是說是寫字的，靠寫字生活並發揮社會作用的人。作為其中一分子，費先生一生寫了非常多字。如此之多，令後世想彙編全集的同仁最後總會發現會有所遺漏。此次三聯版『費孝通作品精選』，從先生大量文字中選擇了一部分，分十二種出版，從局部呈現了他思想世界的整體面貌。我認為這相當務實。」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單冊成書的《繭》為首次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1938年春，費先生博士論文答辯。閒暇時，他做了一些輕鬆愉快的事。其中一件，便是在其業師之一Raymond William Firth(1901-2002)的鄉間寓所寫作這部英文中篇小說《繭》（Cocoons）。」
《繭》手稿封面。上寫有「獻給親愛的弗思太太——孝通」
王銘銘介紹說，這部小說手稿當年作為禮物送給了弗思的太太，之後一直被業師夫婦二人珍藏，「如今收藏於倫敦經濟學院圖書館『弗思檔案』中。」「《繭》雖從未出版，譯為中文後，僅約65000字。作為文學作品，它含有不少想像成分，卻不完全是虛構之作。這部富有紀實內涵的小說，刻畫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蘇南鄉村一家新興制絲企業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圖景。」一般認為，書中故事與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及其人生伴侶鄭闢疆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開弦弓村一帶推動的蠶絲業改革有著密切的關係，「《繭》堪稱先生名著《江村經濟》核心部分（有關江村蠶絲業與社會變遷的章節）的『文學版』。」小說「編校說明」中，王銘銘寫到。2016年時，他的學生在「弗思檔案」中找到小說列印的手稿遂展開翻譯，譯文的校對和最終修訂則由他完成。
《繭》開篇便是「通先生」（無疑帶有費孝通身影）在二戰前夕的柏林，因著「燈火管制」而百無聊賴，逕自出門在康德大街的天津飯店就餐，巧遇自己讀大學時的校友王婉秋。異國他鄉遇故知，兩人一晚不倦的閒聊與穿插其間的往事回憶構成了小說的全部內容。《繭》帶有英式小品文特有的內斂和風趣，諸如「而現在，吃飯只是為了免於飢餓。生活規律看來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時才能實現。」等佳句則不時透露出作者的洞察和睿智，一些場景讀來甚至同那個年代好萊塢電影《魂斷藍橋》《卡薩布蘭卡》等還若合符節。
在中國部分描繪中，雖然寫到了村民由於蒙昧而對工廠煙囪的猜忌，但行文恬淡，筆觸優美，費孝通無疑對「鄉土中國」的農人懷有美好的情愫與期待，並與30年代的左翼文學遙相呼應。從中也不難看出，他關於中國農人在未來城市化、產業化過程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預判——這顯然同近四十年中國社會的高速發展既有印證也有嬗變，不少與會學者就此紛紛發言，各抒己見。
「當代學者要做觀察者、揭示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作為本次研討會的主持人，他在發言時就提到社會學最新的很多田野調查表明，中國的農民工一直在流動，「且看上去有一個世代交替，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只看現象你會覺得第一代人（進城務工後）都回去了，第二代則不願意回去，第三代基本是絕對不會回去。其實這麼看有一個時間的錯位，這其中第二代農民工最有研究價值，這個群體有一個完整的生命歷程。從第二代農民工來看，年輕時候和第三代沒有差別，也是絕對不要回故鄉的。但其實最後大部分還是都回去了。回去並不是做農民，而是回到縣鄉村的縣域經濟產業帶，這個前景就是費老曾經描繪過的。」
周飛舟介紹說自己在河北做調查，一位老伯告訴他自己的兒子在上海打工。「河北人不都到北京（務工）嗎？」「我兒子在上海上班，跟你們北京人住在海澱，去朝陽上班是一樣的。你們是每天早出晚歸，我兒子是每年回家兩次。」「這就是新時代中國人『家』的形態。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說，費老講的『離土不離鄉』其實有延續性。」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甘陽在發言時感慨，「現在國內很多城市已經走向超大型城市，很多鄉村空心化，空心化已經很普遍，不知道費老看到會作何感想？按照費老的想法，鄉鎮企業、鄉鎮組織、小城鎮的發展，理應不同於西方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大城市發展道路。從傳統上講，西方重視人和物的關係，而中國注重人和人間的關係。他認為要學習西方，學習人和物的關係，但到晚年他提出要從生態考慮走向心態的考慮。在今天，重新考慮人與人的關係，心態的關係，我覺得太晚了，很多東西已經形成了。」在甘陽看來，費孝通晚年提出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差不多是前後時間，「在全球的『戰國時代』，費老更多的是理想主義的希望，而現實更多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在這樣的情形下，從一個理想主義的角度提出『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到底如何發展，是否可以形成真正有意義的社會學？值得我們思考。」
回應甘陽在發言中「從褒義詞上講，費孝通是個失敗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費孝通的關門弟子劉能認為，「一個更好的概念是失望者、犧牲者。費老是中國著名的結構性犧牲者。我想回應一下，『空心化』只是中國部分地區的現象，不是全部。在東部以及一些中部地區，我們看到的是人口充盈。而就所謂人際關係『原子化』，也應看到新的聯結層出不窮，尤其在網際網路空間。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持續追蹤與觀察，如費老所說的『行行重行行』，當代學者要做觀察者、揭示者。」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楊清媚，是與會學者中唯一的一位80後。她介紹說十年前自己籌備博士論文階段，王銘銘作為指導老師提出，「我們之所以還要研究費孝通，便是不滿足於只有《鄉土中國》的費孝通，還要注意到費先生在不同社會包括中西方文明之間的行走和思考。費先生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者，他做得也同樣是世界性的學問。」楊清媚提出，在費孝通的理解當中，工業社會不等同於大城市，工業化也不等於大城市化，「我想這是他關於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思路最關鍵的問題點。他在1940年代回國做研究，認為農民要獲得現代的職業訓練和理性化的精神培育，工廠是特別重要的組織場所。但工廠不能直接安排在大城市裡，如果工廠直接安在大城市裡，農民馬上會變成個體化的勞動力，非但不能分享現代文明的成果，對現代化來說，也只能貢獻一些非常基本的勞動力。」
「農民離開鄉村，鄉村是否不成其為鄉村？這在費先生思考江村經濟裡不是特別明確。（而今）重新追蹤小城鎮業態會發現很多非常有趣的現象：我有一個學生，他在無錫附近工作了兩年，村裡人把房屋租給外地人，村民集體到小城鎮安家，蓋別墅，把自己變成了『地主』，把土地給了工廠蓋廠房，把房子租給外地人，外地人替他們打工，外地人變成這個地方的『農民』。這跟費先生理解英國遭遇空心化的問題有非常多的可比較性。十八世紀的英國鄉村人口，已經不是原來那批農人，而是到這裡進行鄉村重建新的生產者。不把人固化在土地上，而是基於人和土地間的關係來觀察問題，是我在研究過程中感受比較深的地方。」楊清媚說。
「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值得關注的是，費孝通的作品在不同出版社一版再版，但迄今並沒有能貫穿其一生學術思想貢獻的系列權威版本：全集部頭太大，編排方式也很難滿足普通讀者的閱讀需求；目下市面流通的各種選編本則略顯隨意和雷同。這些問題導致普通大眾對費孝通的認識僅限於《江村經濟》《鄉土中國》造就的「農村和農民研究」專家的刻板印象，難以呈現費孝通一生豐富、多面向的學術思想貢獻。
「費孝通作品精選」由出版社和費孝通家人以及其後輩學人通力協作，從他七百餘萬字的著述中精選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種，三百餘萬字，包含了費孝通不同學術時期的代表作：《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生育制度》等，為費孝通「第一次學術生命」階段的重要作品。這一時期，從最初的大瑤山到江村，再到後來的「魁閣」工作站，費孝通致力於社會生活的實地研究，繼之以社會的結構特徵考察，提出諸如「差序格局」、「家核心三角」、「社會繼替」、「紳士」及「鄉土損蝕」等概念和表述。在其學術求索中，費孝通與西方學術中有關傳統與現代的理論構成了廣泛對話，而他的現實目標可歸結為「鄉土重建」，其學術思考圍繞如何理解中國社會、如何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問題展開。
費孝通還是中國民族學的奠基人之一，從1935年進入廣西大瑤山展開實地調查開始，對民族問題不同層面的關注與研究貫穿其整個學術生涯。上世紀50年代，費孝通在共和國民族政策與民族工作的建言與商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親身參與民族訪問團和民族識別調查工作。此間，他得以將其在「第一次學術生命」階段提出的部分見解付諸實踐，也得以在大瑤山調查之後，再次有機會深入民族地區，對邊疆社會的組織結構和變遷過程進行廣泛研究。選集中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民族學文選》按民族學主題重新編選了費孝通三個歷史時期共24篇文章，以呈現其有關民族問題長達近七十年的思考與研究。
1978年，費孝通在二十餘年學術生命中斷之後獲得了「第二次學術生命」。在這個階段中，費孝通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一有彈性的論述，引領了社會學學科的恢復重建工作，以「志在富民」為內在職志，努力探索中國自己因應世界變局的發展戰略。從80年代初期開始，費孝通「行行重行行」，接續了他的「鄉土重建」事業，走遍中國的大江南北，致力於小城鎮建設及城鄉、東西部區域協同發展的調查研究。《行行重行行》匯集了他這一時期（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所寫的近六十篇考察隨記，內容包括了他先後提出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不同的鄉鎮發展類型，以及長三角、港珠澳、京津冀、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西部經濟協作區等多種區域發展戰略，其中還包含了他對中西部城市發展類型的思考。
上世紀80年代末期，費孝通開始思考世界性的文化關係問題。到90年代，這些思考落實為「文化自覺」的十六字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值得指出的是，費孝通這一晚年的思想洞見其實淵源有自，早在其青年時代，人類學與跨文化比較就一直是費孝通內在的視野和方法，這使他從來沒有局限於從中國看中國。他1950年代前寫作的大量有關英國和美國的文章，都是以雜感和時論的形式創造性地書寫西方，並由此反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加深他對中國社會總體結構的原則性理解。精選集選入他《美國與美國人》《留英記》等作品，加上此次新編選的晚年文集《孔林片思：論文化自覺》（1989年至2004年間關於人與人、人與自然、國與國、文明與文明之間關係的論述），較完整地呈現了費孝通一生對於世界性文化關係的思考和探索。
費孝通一生的學術歷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與時代的起伏變換密切相關。因此選集還特為選入他晚年對自己一生從學歷程的回顧與反思的《師承·補課·治學（增訂本）》。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此次「作品精選」選目精當，完整呈現了費孝通的學思脈絡和主要成就，既可供專業學者研讀，又可供普通讀者閱讀了解費孝通的思想與智慧。精選集由著名書籍裝幀設計師寧成春精心設計，一函十二冊，雅致溫潤，便於閱讀與收藏。學者甘陽更就此表示：「三聯版《費孝通作品精選》完美展示了什麼叫『社會科學中國化』，什麼叫『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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