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首發於牛虻公眾號
文字的出現標誌著一個民族文明的誕生，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裡，只有古代中國的文字一直延續至今。漢字不僅具有表音作用，更有一個完善的表意系統，這是其他三個文明古國的文字所不具備的。伴隨著文字的演變，古代中國人民用他們的勤勞與智慧，根據溝通交流與書寫便利的需要，將文字不斷地改進。與此同時，文字不但被注入不同時代人們生活的印跡，而且融入了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民風民俗。上個世紀，隨著甲骨片的發現與殷墟考古的蜚人成就，以甲骨四堂為先驅的學人將如同天書一般的文字逐漸一一破解，就此確定古代中國的文明古國地位，同時將我國可以考據的歷史推向了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時期。
文字是檢驗民族或文明存在的試金石，儘管我們揚言中國擁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但是，即使有《史記》為證，西方學術界仍然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其中根本原因是夏朝沒有被考古發現的書面記錄或文物證據。文字也是文化傳承的載體，以「福」字為例，漢字中的「福」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意象。
「福」字的形成基本上遵循了中國漢字演變的歷史規律。漢字的形成過程中，甲骨文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中國古代文字，西周考古出土的青銅器上留下了豐富的銘文，春秋戰國時期不同的諸侯國使用當地風格的文字，造成同一種文字竟有多種寫法的局面，直到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後，文字亂象才宣告結束。近些年，考古發現了大批的簡帛文書，綜合來看，這時期的文字分為秦系簡帛與楚系簡帛兩大類，篆書的隸變就是在這一階段開始，並成熟於漢簡。到了東漢時期，古文經學派代表許慎《說文解字》的成書，是篆書隸變的偉大成果，也是我們通向古代文明的橋梁，透過它，我們可以破譯那些晦澀難懂的古文字、「死文字」。
同樣，「福」字的發展基本上經歷了大約三個階段。首先是「福」字的造字階段，介於甲骨文與金文之間，是「福」字本義的形成時期。第二階段是戰國末期到秦統一文字之間，是「福」字引申義延伸階段，也是其字形由篆書向隸書過渡的階段，這一重要性我們稱其為「隸變」。最後，是「福」字的「法變」，隸書中的筆畫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變曲為直，變柔軟為剛正，「法變」以「魏碑」為代表，到唐朝「顏筋柳骨」時達到了巔峰，可以說，「法變」開啟了中國漢字的「近代化」，它讓兩千多年之後的現代人，甚至都可以認知秦漢簡書。
一、中國「福」字的形成
（一）「福」字的雛形或本義
它由（示）、（酉）、（共）三部分組成
甲骨文中的「福」字，最早見於甲骨一期 ，它由（示）、（酉）、（共）三部分組成。分別為左邊的「示」，它是用兩塊石頭搭起的簡單的祭臺形狀，以此來代表神明，有的「福」字甲骨文字形裡加上短橫或旁邊加小點，表示祭灑之物。查閱《甲骨文字典》，我們會發現「福」的甲骨文寫法有50多種。右邊部分的「畐」是一個獨體象物字，像早期的酒器「酉」。下邊部分的「共」形為雙手捧著器皿的動作，會供奉之意。總體來說，「福」字不僅是一個形聲字，更是一個會意字。
通過比較已出土的甲骨文及在文中語境關係，可以說「福」字最早的寓意為：一個人雙手捧著盛有酒的酒器，在祭臺旁祭祀祈禱。《說文解字》中對「福」的解釋是：「福，祐也。從示畐聲，指天、神等的佑助。」
（二）「福」字的演變
在「福」字造字的過程中，可以確定的是同時出現的時候，意味著一種神聖的宗教儀式，或祈禱、或祭祀。然而，至於用什麼樣的文字符號來表示，卻發生了變化。根據《甲骨文字典》統計的50多種「福」的甲骨文寫法，我們不難發現，這麼多種寫法基本上限定在（示）、（酉）、（共）這三個造字的元素上，古人用排列組合的方法，將這三個元素進行有意或無意地組合。
根據生活習慣，古人造「福」字時也遵循了其中的風俗。通過分析與比較，可以發現其中的三個慣例。首先，是用單個的來代表「福」字，像這樣出土的甲骨文大約有10個。其次，是用（示）和（酉）和組合，以（酉）為中心，祭祀的人可位於前後左右，這樣便產生了至少四種寫法，像這樣出土的甲骨文大約有30個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甲骨文字中的有不同的點，寓意在祭臺上擺放有物品，有的點位於祭臺上方，有的點位於祭臺下方。其中，有一種組合方法非常重要，即上下組合。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簡牘的盛行，上下結構的豎排文字在書寫時更便利，於是出現了秦系簡帛與楚系簡帛中所見的上下結構「福」字。
再次，是三者來組合，從出土的相關文物上，我們可以發現，發生了變化，發展出了 ，它的寫法在殷商時期幾乎成了一種主流寫法。有一種說法甚至認為，篆文誤將金文字形中的酒罈形酉寫成「畐」。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甲骨文的「福」是一種動作的表達，即把祭祀的物品放在祭臺上，向神靈祈禱，以祈求美好的願望能夠實現。
從殷墟第一期到第四期，甲骨文上「福」字的演變基本上朝著上面所分析的三個慣例來發展，可是到了青銅銘文上，「福」字變得更加多樣化，尤其到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的複雜程度正如那個複雜的時代。
根據考古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上的「福」字，通過它們的字形結構，也不難發現西周晚期到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銘文上的「 福」字呈現三條發展脈絡。主線以7、8、9、10為代表，輔線分別以2、3、4與20、21為代表。到了戰國時期簡帛出現以後，「福」字字形已逐漸趨向統一。尤其是秦系簡帛12，幾乎與現在我們所使用的字形一樣。隨著秦始皇統一文字，漢字長期的混亂狀況猶如長期的戰亂局面一樣被秦始皇所結束，到東漢時，由許慎編訂的中國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的誕生，意味著由小篆上溯金文乃至甲骨文成為一種可能，同時也標誌著古代中國文明的信史可追溯到3600多年左右。
在已經被破譯的甲骨文裡，「福」字出現最常見的詞組是「多福」、「永福」、「天睗之福」、「子孫永福」、「受福」等，表達了古人一種美好的願望。將美好的願望寄託於上蒼，並通過甲骨文、青銅銘文傳達出來的這樣一種方式、一種行為，在古人眼裡是一種神聖而不可褻瀆的儀式，而這種儀式則是福文化最原始的表現形式。
（三）「福」字的「隸變」與「法變」
「福」字的「隸變」與「法變」，主要體現在書法上。漢字書法史上的「隸變」，是漢字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環，是貫通中國上古文明、中古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橋梁。
從已出土的文物來看，「隸變」在戰國末期就因書寫便利的需要而產生了，例如中山王方壺9735。秦系簡帛與楚系簡帛的發現，證明了「隸變」在這時期已經開始大規模，不過書寫文字還是以篆書為主。到東漢時期，由於造紙術的發明，人們對書寫要求也大加提升，為漢字的隸變營造了良好的氛圍，例如睡地秦簡146、66。另外，楚系簡帛如14、15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其實裡面有一定的歷史淵源。楚系簡帛14、15是上下組合而來的，只是到這個時候進行了「隸變」，所以在「福」字發展歷史上有些另類。「隸變」日臻成熟於漢簡，質變於魏碑。
「法變」或稱「楷變」，是漢字書法史上繼「隸變」之後的又一大飛躍，基本奠定了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漢字字形，自魏碑開始，到鍾繇才完成。鍾繇是楷書（小楷）的創始人，被後世尊為「楷書鼻祖」，東晉時候的書法家二王，便是在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鍾繇楷書《宣示表》，現藏故宮博物院）。
鍾繇楷書《宣示表》，現藏故宮博物院
（四）「福」字涵義的演變
「福」字究竟有什麼含義，最可信的文獻資料是甲骨文與青銅銘文中「福」字在文中所承載的內涵，主要含義是一個人雙手捧著盛有酒的酒器，在祭臺旁祭祀祈禱，此處不再贅言。
除此之外，「福」字還具有哪些含義呢？首先，在《禮記·少儀》篇中說「為人祭曰致福」，在《周禮·膳夫》篇中說「凡祭祀之致福者」，這裡的「福」指的是祭祀用的酒肉。其次，《禮記·祭統》中說「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韓非子·解老》中清楚明白地說道「全壽富貴之謂福」，賈誼《道德說》中認為「安利之謂福」，許慎《說文解字》對「福」字的解釋是「福，佑也」，這幾處「福」字則指的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與「禍」相對立。另外，在《詩經·魯頌》中說「亦其福女」，《左傳·莊公十年》中說「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已將原來的名詞動態化，指的是一種動作行為，意為「保佑或佑護」。「福」字從何時單獨出來，獨立作為一種文化意象，今人很難去考究，但不可否認，當「福」字單獨出現的時候，它便自帶光芒，意味著一種「福」文化的誕生。
福字本義是一種祭祀祈禱的行為，是一個人雙手捧著盛有酒的酒器，在祭臺旁祭祀祈禱。在發展過程中，人們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兩層含義：一是將這種行為名詞化，專門指祭祀用的酒肉；二是將這種行為形容化，指幸運的、理想的。今天，漢字中的「福」字所傳達出來的意思，基本上運用於生活之中，同時形成了別具特色的文化意象，如福「字」倒貼、祈福祝壽、福星、畫桃符、迎春牌等等。
二、中國「福」文化的溯源
（一）中國「福」文化的概念
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的根本和歸宿。福文化是中華民族世代傳承的偉大信念和不懈追求，是流淌在每個中華兒女血液裡的精神力量。中華福文化是一個活的文化體系，它不僅寄託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還體現了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盼。福在中國文化中的含義不只是物質滿足，主要是精神層面上的滿足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福」一直是中華民族永遠追求的生活主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福」文化分為「五福」，是古代中國民間關於福文化倫理觀的一種說法。
《尚書·洪範》中記載「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壽」指的是一個人的生命長壽，沒有發生意外而夭折；「富」指的是一個人富且貴，不僅錢財富足而且地位尊貴；「康寧」指的是一個人身體健康而且內心安寧；「攸好德」指一個人心性善良，萬事萬物皆順其自然；「考終命」則指一個人可以善始善終，安詳地離開這個世界，並且以一定的形式禮葬。
另外，漢代桓譚在《新論》中說：「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眾多」，唐代陳子昂《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中說：「家膺五福，堂享三壽」，宋無名氏《壺中天·念奴嬌》中說：「一點光浮南極上，儲作人間五福。」，元楊朔在《三千裡江山》第十三段中說：「伐千山之佳木，造萬世之室，後世子孫滿堂，富貴功名，應天上之三光，備人間之五福。」後世對五福皆有發展，但基本上都沒能超越《尚書·洪範》的範疇。
《老子》第五十八章中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意思是指福與禍相互依存，互相轉化。比喻壞事可以引發出好的結果，好事也可以引發出壞的結果，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福能變成禍，禍能變成福。這是一種中國傳統福文化中的哲學觀。這句話包含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唯物辯證法通常講的就是「矛盾」（對立統一），老子所言講的就是矛盾，而且是講的對立統一矛盾。「禍」使人悲傷，「福」使人快樂，因此「禍」「福」之間是一個對立矛盾。然而「禍」又有可能使人吸取教訓而產生「福」，「福」有可能使人樂極生悲而產生「禍」，因此「禍」與「福」之間又是一個統一的矛盾，例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的故事。
（二）中國「福」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探析
「福」文化從最原始的祭祀求福，到後世複雜多樣的文化意象，大致分為三個方面，分別為精神層面、物質層面以及行為層面。精神層面的「福」文化是以甲骨文所傳達出來的象形、會意為內涵，主要表達的是一種富貴、長壽、好運、吉祥與安定的精神理念。物質層面的「福」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時代人賦予了不同的「福」文化內涵，並通過不同的表現形式實現，如年畫、對聯、磚雕、書法、刺繡、瓷器、陶瓷、手工藝等。行為層面的「福」文化主要表現形式有每逢佳節送祝福，每到春節貼對聯、畫年畫等。
圍繞精神、物質、行為這三個層面，每個層面又延伸出豐富多彩的「福」文化表現形式。如精神層面，進一步形成「祈福」、「祝福」、「貼福」、「賜福」文化。行為層面的「福」文化，主要以民間風俗為主，普通老百姓每逢豐收、婚戀、門神、節日形成了一種百姓日用而不知、施諸四海而皆準的「福」文化，這在中國「福」文化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物質層面的「福」文化，以年畫與對聯、書法為代表，形成了一系列類似於手工藝品的「福」文化載體。
無論是歷史文獻的記載，還是民間風俗習慣的傳承，普通老百姓每逢豐收、婚戀、門神、節日都要進行慶祝，而通過代代相傳，歷久彌新，民間風俗已成為「福」文化的主要方式。
「祈福」文化，自「福」文化產生以來，一直伴隨著普通老百姓。對上層統治階級來說，通過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會在社廟稷廟或者自家的灶神菩薩面前焚香上供，磕頭作揖，祈求風調雨順、六畜興旺、合家幸福。
「摸福」文化，則是指普通老百姓前往福地沾喜氣或「摸」福字，以求沾沾福氣、交好運。
「祝福」文化，每逢佳節，處於不同地域的親人好友往往希望對方身體安康、生活幸福，由此，「祝福」文化便得以興起並發展。「祝福」的形式多種多樣，賀卡上的文字寄託、少數民族的潑水祝禱、紅包、贈禮等，均可將祝福之情傳遞給對方。
「貼福」文化，是指每當過年的時候，千家萬戶在門窗上貼「福」字，喜迎新春。「賜福」文化指清朝時期，皇帝頒賜「福」字是每年春節特有的習俗，起始於康熙年間，後世皇帝紛紛效仿，歲歲遵行。
福文化是中華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潛移默化中，我們每個人都已然成為福文化的參與者與傳播者。《左傳·成公十三年》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言簡意賅地說國家的大事情，在於祭祀和戰爭。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大國，土地及穀物為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
新石器時期已出現社稷祭祀，祭祀社稷是古代祭禮的一種，「社」代表土地神，古代又把祭土地的地方、日子和禮儀都叫社。稷，指五穀之神中特指原隰之祗，即能生長五穀的土地神祇，這是農業之神。
今天的西安半坡遺址博物館就保存了仰韶文化時期，陶罐盛滿黍稷埋在土中獻祭土地神的遺蹟。到了周朝時期，社稷神成為僅次於昊天上帝的重要神祇，天子與諸侯每年春季祭祀社稷，祈求豐年；秋季祭祀，表示報謝。時至今日，民間習俗中還保留著「還願」這樣的習俗，尤其是當老百姓獲得大豐收以後，定要祭祀還願。
福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在婚戀上，婚姻是一個人一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婚戀也成為老百姓表達幸福感的一種形式。
在《周禮·昏儀》篇中記載了婚嫁的禮儀：「是以昏禮納採，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
這套程序雖然是上層階級的文化，然而上行下效自古如此，因而在民間也流傳了上千年。雖然婚禮的流程很複雜，但無不是人們對美好婚姻的寄託。
門神文化是中國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種表現形式。門神文化的產生，最早源於宗教崇拜，由於老百姓缺乏認知，因而在他們觀念深處，門神不僅可以避邪驅鬼，而且可以保護門戶平安。門神的形象，最早源自於《山海經》裡的神荼、鬱壘。黃帝據此創造了驅鬼習俗：「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御兇魅。」這在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祀典》中也有記載。可見在漢代，每到除夕之時，人們都要在自家門前立桃人，門上畫神荼、鬱壘和老虎，懸掛葦索，起到「御兇魅」的作用。《山海經》記載：
「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裡，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 ，一曰鬱壘 ，主閱領萬鬼。善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御兇魅。」
意思是：滄海之中，有一座度朔之山，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桃樹，桃樹的東北枝有一個萬鬼出入的鬼門，由神荼（shén shū）、鬱壘（yù lǜ）兩位神人把守，對於害人的惡鬼，他們就用蘆葦繩捆住餵老虎。
漢代以後，由於桃人製作比較複雜，故而逐漸以桃木板代替，如南朝梁的宗懍《荊楚歲時記》記載：「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在桃木板上寫上祈福禳災的文字，或畫上神荼、鬱壘的神像，就成為了桃符。
這種桃符至宋代時還流行，如宋代陳元靚《歲時廣記》引《皇朝歲時雜記》中記載：「桃符之形制，以長二三尺、寬四五寸的薄木板製成，上畫以狻猊白澤之類，下書左神荼、右鬱壘，或寫春詞。」
唐朝時期，門神畫確定為秦瓊與尉遲敬德。傳說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常常深夜難寐，便讓武將秦瓊與尉遲敬德把守才覺得心安，後來他念及二位年事已高，就命人繪了畫貼在門上，效果非常好。後來，這一故事傳到民間，老百姓效仿，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一種風俗。
同時，唐代又出現了一位門神鍾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所以人們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節將鍾馗圖像貼在門上，用來驅邪闢鬼。經過千年的代代相傳，貼門神畫的習俗一直流傳到今天，每逢新春佳節，我們都會看到普通老百姓家門口上貼著秦瓊與尉遲敬德或鍾馗。同時，唐末文人開始在桃符上題寫詩句，後來逐漸演變為題寫春聯。到宋代時，宋人將桃符上畫的門神改用紙印刷，演變為門神畫、年畫。
中國福文化流傳最廣、影響最大、類型最多主要呈現在節日節氣上。中國很多傳統節日是普通老百姓表達幸福生活的重要方式，這些節日有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除夕等等，民間的節慶活動正好滿足了老百姓對福的期盼與表達。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節，不只是闔家團圓的日子，也是燃燒煙花爆竹、飲屠蘇酒的日子，另外，過年期間吃餃子、蒸年糕、貼春聯、走親戚、給壓歲錢等風俗習慣已深入人心。春節貼「福」字，是新春非常濃重的一項儀式，除了正貼福字，還有倒貼福字，表示福氣已到、幸福已到的習俗。同時，「福」字更是表達了老百姓對幸福的渴望，各種各樣的「福」字，還有各種形式的《百福圖》、《千福圖》則是集「福」藝術的集大成，老百姓也喜歡將「福」字印在窗簾等生活用品上。
每逢佳節，一家人一起參加熱鬧的廟會活動，是最平淡的幸福。逛廟會，是一種既古老又新鮮的社會文化現象，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早期廟會是一種隆重的祭祀活動，後來在祭祀的基礎上發展出集市活動，同時廟會上增加了娛樂性活動。到了唐宋時期，逛廟會的民間活動達到巔峰，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動出現了，如聖誕慶典、壇醮齋戒、水陸道場等等。其後在宗教儀式上慢慢加了娛樂內容，如舞蹈、戲劇、出巡等等。這樣，不僅吸引了信眾，更讓其他非信徒願意參觀。
三、中國「福」文化是如何傳承與發展的？
中國自古以來是禮儀之邦，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在《大學》篇中，古人提出了處理個人與國家的先後關係，基本上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內在邏輯。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中國的福文化是怎麼傳承與發展的？《大學》篇說得很明確，主要是通過個人、家庭與國家這樣三個主體來實現的。對個人來說，一個人的福氣要根據他自身的情況來看，比如健康是福、知足常樂是福、吃虧是福。對家庭來說，「家和萬事興」，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然後才延伸出其他的福。比如衣食是福、平安是福、長壽是福、家庭和睦是福。對國家社稷來說，一個國家或民族「國泰民安」便為上等之福，具體來說，風調雨順是福，長治久安是福，民族富強是福。
究竟什麼是福？這可能要涉及到幸福觀的倫理學問題，可能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道家主張清靜無為，主張順其自然，返璞歸真，過原始質樸和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幸福。儒家主張積極進取，內聖外王，要朝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的人生軌跡來發展，這樣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儒家孔聖人認為幸福就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孟子主張通過「養氣」即養成謹守道義、凡事不動心的浩然之氣，就可以達至幸福境界。到了宋儒那裡，直接提出「存天理，滅人慾」，後來戴震批判儒家「以理殺人」。
在佛教思想裡，人生本無幸福可言，有的只是生老病死與各種各樣的痛苦，而這些痛苦的根本來源在於原罪，即人的貪求欲望，對佛理、佛性的無知，要擺脫痛苦的「生死輪迴」，達到幸福的彼岸即「涅槃」，只有滅除貪愛欲望，修行念佛。
對於單個個體來說，生命是存在之本，蘇東坡說「已飢方食，未飽先止」，俗話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健康即是福，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健康是基礎。沒有健康的身體，一個人即使擁有再多，也是枉然。沒有了健康，幸福便失去了依託。
所以人們得出結論：健康是1，其他一切諸如金錢、財富、愛情、權力等等，統統都是0。生命在於運動，健康離不開鍛鍊、節食、規律的生活和愉悅的心情，每天鍛鍊一小時，長命百歲不是夢。
吃虧有時候也是一種福。正如老子在《道德經》裡所說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很少會有人把吃虧當作是一種福，然而，有的人認為吃虧是一種福，能吃虧是做人的一種境界，會吃虧是處事的一種睿智。吃不吃虧，就像是福和禍的關係一樣，隨著條件發生轉變二者的關係也會發生變化。多吃虧，漲經驗，總有一刻，吃虧會轉會成一種福份。
還有知足常樂是福。老子在《道德經》中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幸福與知足常樂好比一對孿生兄弟，慾壑難填是幸福的永恆對立。人的欲望越多，人的幸福指數就越低。一個人生活的幸福指數與其自身的生活態度有著直接的關係。例如這一類人，他們不與別人攀比金錢和物質，不羨慕別人的權勢與顯赫，只按照自己的生活軌跡和人格操守工作創造，認認真真開心過好生活的每一天，讓每一天都充滿著陽光和快樂。如此一來，幸福指數就會在他們的心間日日提升，快樂就會在他們的身邊時時環繞。所以說，知足常樂永遠是提升幸福指數的一劑絕妙的傳統良方。
對於家庭來說，「家和萬事興」，這是亙古不變的家庭主題。 《禮記·大學》篇中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延續，無論是大家族的家風家訓，還是小家庭的言傳身教，「家」「國」二字始終密不可分。中國人講究家國情懷，談的是愛國愛家，舍小家、保大國，說的是對國家和人民所表現出的深情大愛，訴的是對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展現出來的理想追求。
《管子·牧民》中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有飯吃有衣穿，這便是最簡單的幸福。老百姓的糧倉充足，豐衣足食，才能顧及到禮儀，重視榮譽和恥辱。
這就是說，衣食是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如果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其他都是瞎扯。從另外一個層面上，也反映了中國古代關於福文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平安是福」的觀念體現出人們對和平安定生活狀態的強烈渴求。在莊子看來，身上無痛苦，心裡無煩惱，即是有福。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哪個家庭沒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呢？因此，平安才是福。在曾國藩看來，「有勢不可使盡，有福不可享盡」，意思是家庭平平安安才是福，當得勢時不可揮霍完運勢，不可享盡福氣。
長壽也被認為是一種福氣，長壽在甲骨文裡，就已有此寓意，如「多福」、「永福」等，《尚書·洪範》篇中說：「五福:一曰壽」，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便是家庭最為幸福的時刻。
對於一個民族或國家來說，「國泰民安」是上善之福。家是小的國，國是千萬家，家與國始終休戚與共，二者同呼吸、共命運。一個國家，風調雨順是福，老百姓安居樂業，年年都有豐收，歲歲皆有碩果，對內釐清吏治，對外縱橫捭闔。既沒有內患也沒有外憂，對老百姓來說，便是最大的福份了，因為這樣就不會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長治久安也是福，東漢班固的《漢書·賈誼傳》：「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只有實現久安長治（或「長治久安」），才能達到太平盛世，「長安」一詞正來源於此。
也正如秦始皇所期盼的那樣，能夠傳至二世三世以至萬世。總之，是希望國家能夠永遠「長治久安」。另外，中國近百年的屈辱史說明了一個道理：落後就要挨打。自鴉片戰爭以來，一代代仁人志士先後向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方面學習，以圖救亡圖存，屢敗屢戰。所以，民族富強也是福。由於兩次世界大戰，西方文化被推到世界的風口浪尖上，世界各國有志之士開始反思人類文明的出路在哪裡？
作為現代新儒家代表人之一梁漱溟先生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裡就曾斷言：「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民族富強在時下更是中國夢，中國夢就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今天，「福」文化已深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