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世界盃來到巴西，世人見識了森巴舞的熱情精彩和體育場的壯麗恢宏，與此同時，街頭巷尾的反世界盃塗鴉也經由國際媒體報導，成了全球津津樂道的話題。
署名保羅•伊東（Paulo Ito）的塗鴉描繪了皮包骨頭的巴西小孩面對餐盤裡的足球嗷嗷大哭，另一幅畫面上，同樣瘦骨嶙峋的小孩站在足球邊抱著頭，畫面上寫著：「需要食物，而非足球」（NEED FOOD NOT FOOTBALL）。
兩位穿著巴西球迷衫的青年飽含熱淚，一個手持步槍，一個拿著菸斗，嫋嫋升起的煙氣化成了骷髏。在他們的背後，一邊是貧民窟破敗景象，一邊是警車保衛下隆隆開工的球場。
圖為巴西街頭塗鴉這些塗鴉表現了巴西的現實景象：貧困、飢餓、槍枝、毒品、幫派等諸種問題依然深深困擾著這個國度。與此同時，當地底層居民鮮活而豐富的文化也躍然牆面。他們也許貧瘠，但是並不匱乏；他們或者身居底層，但是他們的聲音通過牆面上的塗抹傳遞到了世界各個角落。
如果說藝術來源於生活，那塗鴉往往就是生活本身。塗鴉的歷史源遠流長，人類早在穴居時代就有在山洞裡刻畫的習慣。但與廟堂的藝術不同，它長期處於野生狀態，圖像不能久存，畫者不知名姓，作為門類它亦沒有清晰的發展脈絡，星星點點地存在於歷史的長河中。直到20世紀，媒體的發展推動塗鴉成為一種全球化現象。特別是紐約在上世紀70年代興起了塗鴉熱潮，在畫廊的推波助瀾下，塗鴉一度成為藝術市場上另類的搶手貨。
時至今日，塗鴉的創作類型、傳播平臺不斷發展，當代藝術領域亦常常有與之相關的創作出現。另一方面，塗鴉的靈魂依然在街頭，在民間。在那裡，它才保有最持久的生命力和戰鬥力。
從塗鴉到街頭藝術在史前時代，穴居人的主要書寫形式是洞穴繪畫和象形文字，畫在洞穴石壁上的圖案可以視為一種遠古的塗鴉。
古羅馬時期，人們熱衷於在生活環境周圍刻下文字及圖案。被蘇威火山灰埋沒而完整保存下來的羅馬古城龐貝留下了不少塗鴉，展示當時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愛情宣言、政治口號、咒語、文學作品中的經典語句等。
時至今日，人們常常可以在美國鐵路沿線看到一個戴著帽子的小人圖像，底下寫著一個名字「Bozo Texino」。這個形象早在1920年代就開始出現，但「Texino」是誰至今無人知曉。2005年，電影製作人比爾•丹尼爾（Bill Daniel）拍攝了一部名為《誰是Bozo Texino？》的紀錄片，他花了16年時間沿著鐵路線追蹤、尋訪Texino的蹤跡，並將這個過程記錄了下來。
這類富有傳奇性的故事散落在歷史的間隙，直至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紐約匯聚成一股空前絕後的流行熱潮，藉由媒體的傳播、畫廊的推廣，塗鴉成了一種全球性現象，並奠定了自己在藝術領域的地位，獲得了不斷發展的源源不絕的能量。
1971年，《紐約時報》報導了Taki183的故事。Taki183本名叫德米特裡厄斯，這個20歲的希臘裔青年有一份發傳單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工作時穿越的大街小巷、地鐵網絡。 Taki是他的綽號，183是他居住街區的號碼。當時很多貧民區青年都會以這種組合方式，在自己生活的環境周圍標記自己的領地。Taki183並非首個紐約塗鴉青年，但經由《紐約時報》的報導，原來像青苔一樣生長在城市褶皺裡的塗鴉被帶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塗鴉的隊伍不斷壯大，他們不再滿足於自己的籤名，發展出Tag、Throw－up、Wild Style等風格。Tag是「標籤」的意思，指單線條寫就的字母，Taki183等籤名都是運用這種方式留在牆面上的；Throw－up指「甩塗」，是雙線勾勒的空心字，也叫做泡泡字（Bubble Letter），利用這種方式，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畫滿一大片區域；Wild Style（野性風格）是Throw－up的進一步發展，這時候，塗鴉手可以把字母肢解並隨意裝飾美化，這種類型的塗鴉色彩斑斕，時常讓人看得眼花繚亂。
塗鴉青年把原本破敗不堪的街區打扮得五彩繽紛，這股熱潮遭到了紐約市政府當局的整頓、打擊，卻也吸引了來自全球的遊客慕名參觀。
原本對於塗鴉不以為然的藝術商人也不得不重新審視「塗鴉」。1983年，紐約藝術教母西德尼•詹尼斯（Sidney Janis）也參與進來，她曾在1950年代推出抽象表現主義，在1960年代推出波普藝術，這位呼風喚雨的人物也終於將目光聚焦到了塗鴉藝術。為塗鴉舉辦展覽的同時，詹尼斯等人提出了「後塗鴉」和「街頭藝術」的概念，試圖將這種藝術門類從「牆上的非法塗畫」轉變為「畫布上的商品」。
在這股潮流中，兩個年輕人脫穎而出，他們是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t）和基斯•哈林（Keith Haring）。
圖為巴斯奎特作品圖為基斯·哈林作品知名畫廊紛紛介入，塗鴉價格直線上升。這種商業操作，一方面推動了塗鴉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也偏離了塗鴉本身的內涵。
在喬•奧斯汀（Joe Austin）的《搭上火車——塗鴉藝術在紐約如何引發都市危機》中，一個名叫Duster的塗鴉手吐槽說：「突然之間，所有的新星冒出來，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那些收藏者壓根兒狗屁不懂。他們也許一次也沒坐過地鐵，他們根本不知道塗鴉是怎麼產生的。」
在藝術市場上，塗鴉被輕易捧上天，也很快跌落下來。塗鴉熱潮過去後，作品的價格也落下了。
似是冥冥中註定，在紐約塗鴉熱潮走向終結時，巴斯奎特和哈林也分別於1988年和1990年英年早逝。他們在短短十年間燃燒生命般的豐富創作成了博物館、畫廊和收藏家熱衷的藏品。
當塗鴉在畫廊和市場經歷了過山車般的大起大落，更多塗鴉手從未受到影響，他們始終堅持著自己的風格、材料和戰場——牆壁和地鐵。
「牆壁有話說」塗鴉藝術與政治有著天然的姻親關係。首先，塗鴉發生在公共領域，人人都可以接觸到；其次，塗鴉這種表達方式來自底層民間，並非由政府或財團所控制。因此，塗鴉牆也常常成為公共討論、公共文化交匯的地方。
早在古羅馬時期，政治選舉和文化辯論的戰火就常常蔓延到公共牆面上。而在上世紀60年代巴黎「五月風暴」時期，學生寫下的塗鴉口號遍布了大街小巷，他們或用油漆磙子，或者張貼海報，也有極少數人開始使用噴漆。當時有一句流行的標語：「牆壁有話說」。
1968年的巴黎，有一個名叫澤維爾•普魯（Xavier Prou）的建築系學生也熱情地參與了運動。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左翼青年，因為擅長版畫，在運動期間製作了不少海報。
10多年後，他以塗鴉手「Blek le Rat」（老鼠布萊克）的身份為世人所知。彼時，他選擇了一種與美國人截然不同的塗鴉方式：紙模（Stencil）。紙模的原理是用鏤空的厚紙板製造出圖像輪廓，將這些厚紙板帶到塗鴉現場，直接用噴漆在鏤空的地方著色，便在牆上複製下相應圖像。這種複製圖案的技法曾被大量運用在戰爭中，複製政治標語和軍事符號，而Blek le Rat將這種戰場的宣傳方式用在了巴黎街頭。
圖為Blek le Rat的紙模作品與流行在紐約的「群魔亂舞」式的抽象圖案不同，這種紙模塗鴉更具人文色彩，也更容易被大眾接受。或許因為紙膜塗鴉具有天生的敘事性和人文性，Blek le Rat喜愛用它探討大眾文化、當代社會的問題。例如他在舊金山流浪漢經常出入的地方用紙模印出他們的形象，迫使對此問題視而不見的上層社會正視這個問題，並敦促他們為無家可歸者提供暫時的棲身之所。
越過法國，塗鴉也蔓延到德國。1970年代起，西德人、外國遊客和藝術家在柏林圍牆西側展開了浩浩蕩蕩的塗鴉運動，這面充滿政治意味的牆壁被塗抹得色彩斑斕，牆面上的圖案講述了一個個令人感慨的故事。
1961年8月15日，正在站崗的東德士兵Hans Conrad Schumann背著長槍，大步越過鐵絲網，奔向了西柏林。這個瞬間被當時在場的攝影師拍了下來，後來也成為柏林圍牆上的經典塗鴉。《盡最大力》（Test the Best）描繪了逃亡者開著衛星牌汽車撞牆而過的場景。《兄弟之吻》是另一幅柏林圍牆上的著名塗鴉，它描繪了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前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親吻的景象。
圖為柏林圍牆上的塗鴉柏林圍牆成為了重要的政治符號，而塗鴉手揮灑著各自的才華，表達了對於柏林圍牆本身的質疑，對於東西方冷戰的聲討，和對於自由的歌頌。
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後，來自世界的118名塗鴉藝術家在殘餘的牆面上重新繪上了106幅作品，構成柏林圍牆殘餘最長的一段「東區畫廊」。
12年後，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豎起了比柏林圍牆高2倍的隔離牆。「巴勒斯坦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英國塗鴉藝術家Banksy（班克斯）在自己的圖文集《戰爭與作品》（War and Piece）中寫道，「它也成為全世界塗鴉藝術家的度假勝地。」
2005年，班克斯造訪了隔離牆，在上面留下了9幅紙模塗鴉：孩童歡樂嬉戲，帶著鏟子、塑料桶，他們頭頂的牆面裂開口子，海灘美麗風光；一名兒童在隔離牆上挖洞；一個人通過梯子翻越隔離牆；一個女孩手持氣球飛躍隔離牆；一幅圖像上，班克斯在牆壁上畫出舒適起居室氛圍，有沙發、咖啡桌、花朵，窗外有山水美景；另一件作品，藝術家索性以虛線標註出剪刀要剪下的區域——一個大門的形狀……
圖為班克斯在伯利恆隔離牆上的塗鴉法國藝術家、被稱為「攝影塗鴉手」（Photograffeur）的JR也曾經在隔離牆上進行創作。
他拍攝了隔離牆兩邊居民的肖像，將同樣職業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面孔並置張貼在隔離牆上（《面對面》，2006-2007）。從輕鬆、自然，甚至偶爾搞怪的表情中，兩邊居民發現彼此是如此相似。
「藝術就是開玩笑」英國塗鴉藝術家班克斯曾在2010年推出一部紀錄片《畫廊外的天賦》（Exit Through the Gift Shop）。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名為泰瑞•格維塔（Thiery Guetta）的法裔美國人起初用攝像機記錄塗鴉者，後來以「洗腦先生」（Mr Brainwash）的藝名成為塗鴉藝術家並大獲成功的故事。
「洗腦先生」像藝術家達明•赫斯特一樣開設工作室，僱傭了一群助手根據他的創意迅速製作出大量作品。他熟練地運用宣傳策略和公關手腕，在洛杉磯這個明星聚集之地舉辦了盛大的個人展覽，一舉取得了名譽和金錢上的巨大成功。展覽期間銷售出100萬美元作品，他的作品開始出現在全球畫廊、展館中，紐約、邁阿密，到倫敦、巴黎，甚至北京。
班克斯、Shepard Fairey等塗鴉前輩都一致認為泰瑞資質平平，藝術修養欠缺。「我不知道怎麼評價泰瑞在藝術界取得的巨大成功。」班克斯表示，「也許泰瑞是天才，也許他是幸運，也許，這意味著，藝術就是開玩笑。」
「藝術就是玩笑。」班克斯在這部自己製作出場的紀錄片裡似乎想要傳達這樣的主題。在當代藝術領域，班克斯和他所代表的塗鴉藝術，正是以藝術界的反叛者、嘲諷者形象出現的。
圖為班克斯的塗鴉即便如此，班克斯本人的作品在市場上常常拍出天價也讓這位藝術家本人尷尬不已。班克斯或許是這個世界上最有名的匿名藝術家，另一方面，塗鴉作品的歸屬權並不清晰。他的塗鴉常常被從街區牆面上扒下來進入拍賣行售賣。這也令社區居民感到憤怒。
今年4月24日，班克斯在官網發表聲明，譴責當天一場在倫敦舉行的名為「偷竊班克斯？」的銷售預展，並宣布自己並未「授權或參與」。即便如此，活動主辦方、多次參與班克斯作品銷售的Sincura集團表示他們實際上是在保護班克斯塗鴉作品，同時表示，公司並未因銷售任何街頭藝術獲利，僅會收取必要的成本費用。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市場總是對一切虎視眈眈，有美感的、有名氣的塗鴉作品往往也不能倖免。近年，紐約出現了一個組織，反對塗鴉商業化、美術化、體制化。紐約時報在2007年報導了這個名為「潑皮」（SPLASHER）的組織。他們在夜間出動，瞄準街頭最有商業潛力的作品——往往是那種最具有美感的作品——將顏料潑灑上去。
紐約塗鴉者協會似乎對此無可奈何，他們只能將被潑掉的塗鴉重新畫上。於是周而復始，雙方都充滿了激情和力量。新的一輪鬥爭又開始了，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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