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曾說，「於中國學術具最大權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經。孔子者，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而六經則為中國學術史上著述最高之標準也。」不管大家怎麼看待這番論斷，至少有一點不容否定：六經之書穿越了幾千年的歷史風塵而依然魅力不減，必定有其顛撲不破的內在質地。事實上，它已經融入了我們民族文化血脈之中，成為悠遠的中華文明之基因與精髓；它從來不僅僅是古時廟堂和當代象牙塔的貢品，其最鮮活最綿長的生命力乃是沸騰在民間。在全球化浪潮的迅猛衝擊下，「國學」之復興尚且遙遙無期，如果連孩子們讀一讀經書（僅此而已）也要遭到質疑和幹預，那麼，我們又如何企及苦苦追求的「民族復興」？——所謂「民族復興」，既是指融入全球化發展浪潮，更是指實現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復興。
讀經何用？我們不妨從語言的層面談起。讀經能否「傳諸萬世而不絕」，我輩不敢妄加論斷。但讀經的傳統歷史久遠卻也是確鑿的事實。漢武帝時，《詩》、《書》、《禮》、《易》、《春秋》五部儒家經典被尊為「五經」，國家用官職的誘惑激勵受業的學生刻苦誦讀。《漢書·藝文志》曾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者，乃得為史」。「諷」，即背誦之意。漢時讀經之風盛行於天下，西漢初年，「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一例能歌也」。唐代誦讀經書亦蔚為風行，「雖樵童牧子，亦皆吟諷」；「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宋元明清四代，吟誦經書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這個時期，民間出現了大量廣為流傳的啟蒙讀物。如《百家姓》、《三字經》、《小兒語》、《幼學瓊林》、《增廣賢文》等等，大多用韻語寫成，朗朗上口，易於誦讀。及至「五四」時代，以「輸入學理」（胡適）、「以歐化為是」（陳獨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為宣言的全盤西化式文化激進運動終於斬斷了經書誦讀的傳統，經書於民智的滋養就此被全盤否定。有感於「五四」廢吟，吳調公先生感慨如斯，「國粹淪亡，誠為可惜」！
一百年以來，我們的語言究竟是在進步還是在倒退？這樣的問題我當然無力給出答案。但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可愛的文字古代居多，可惡的文字今時不少。坐不暖席、食不甘味的孔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孟子，汪洋恣肆、逍遙飄渺的莊子，匹夫而為百萬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韓昌黎，永遠只是駐留在古籍裡的懷想。現今響徹世界的語言大師的名字是馬爾克斯、昆德拉、福克納、哈貝馬斯、弗裡德曼、德希達、湯因比，熱鬧是他們的，與泱泱華夏何幹？我們的大多數兒童和青年人，成天都浸泡在受各種利益驅動而炮製出來的庸俗或者空洞的語言裡。即使是某些堂而皇之的「大作家」和「大學者」，其文字也並不見得有如何優秀的稟賦和深厚的涵養，他們對語言的感悟力和把握力也同樣是令人失望的。
德國哲學家洪堡特在《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中指出：「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語言與人類的精神發展深深地交織在一起，它伴隨著人類精神走過每一個發展階段——局部的前進或者後退。從語言中可以辨識出每一種文化狀態。」用他的觀點來衡量，中國無疑正處於「語言的第二次衰落」時期：「精神陷於鬆弛怠惰的狀態，不再從事獨立地創造，它雖擁有產生自實際運用的語詞和形式，卻只利用它們進行越來越空洞的遊戲」。每個民族國家都在尋求民族精神的全球擴展，而決定一個民族能否孕育出偉大精神個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它的語言。中華民族的語言是真正屬於我們的語言，然而，卻已經沉睡了整整一個世紀。
對涵養深厚、形式精巧、魅力非凡、個性卓著的民族語言的召喚，並非是要回到「我歌且謠」、「餐經饋史」的時代。但讓成長中的青少年適當地「誦其詩，讀其書」，讓下一輩中國人不至於與本民族的傳統語言完全隔膜，確是一件必要的事情。笛卡爾曾說過，「語言是人類所專有的能力，即使在低下的智力水平，在病態水平，我們依舊發現人對語言的掌握。」就一個民族而言，語言作為一種「專有的能力」當然也不會完全衰亡，但我們有責任阻止它向「病態水平」的墮落。
整個民族語言能力的維持和發展，個體的努力顯然是不夠的，有賴於整個民族群體的呵護、滋養和培育。按照洪堡特的觀點，「語言必須有規律地從民眾流向作家和語法家，再從他們手中返回到民眾當中，如此循環反覆，永不停歇」。這能使語言一方面保持通俗性，另一方面又可增加教養內涵。這種有規律的循環往返有時並不是自發完成的，尤其在低俗慾念甚囂塵上的「拜物教」社會裡，它常常會被外力所斷阻。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國家機構有必要制定並推行一套激勵機制以促成這種循環。
然而，中國高考中語文科目的考試並不是類似的激勵機制。它僅僅是一張與其他科目「平分秋色」的考卷，並沒有樹立起維持並發揚漢語自身特色的意識。多年來的語文高考是以怪、偏、奇著稱的，過度倚重於考題形式上的花樣翻新，偏廢了對語言實際能力的考察。這就無怪乎會出現某大學中文系知名教授作高考語文試題不及格的「怪現狀」了。
迄今為止，中國沒有建立起任何一項國家層面、廣泛推行的有利於漢語發展的激勵機制。不妨大膽地設想：有沒有可能設立中國的GRE考試？即每一個想申請中國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通過統一的「研究生入學中文水平考試」。與GRE考試相仿，考核宗旨和命題方向在於：保證中文有規律地從民眾流向作家和語法家，再從他們手中返回到民眾當中；激勵學生衝出通俗語言的樊籬，去廣泛地接觸那些具有豐富教養內涵、枝繁葉茂、生機勃勃的本民族語言（一味求偏求怪的趨向亦不足取）。
中國考研軍團的陣容日益龐大，那麼將會吸引（或者說「強迫」）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文學習的行列中來，這種做法的影響必將是深遠的。民族精神的所有最為纖細的根莖都生長在它的語言裡，語言越發達、越豐富，民族精神也就越強韌、越有魅力。把國人納入國語學習的軌道，也就是把民族的個體融入民族精神的構建和拓展的過程。一個人的思想再深邃，但如果缺乏語言的召喚力，他的思想就會如漆黑一團的碳石，永遠不能燃起灼目的光焰；一個民族的志向再宏偉，如果其母語的民族性和生命力行將「梏亡」，那麼就很難說這個民族還擁有堅實的精神支撐，這個民族的前途也難以予人以瑰麗的遐想。
相應的語言激勵機制，還會對中國兒童的成長產生持久的影響。僅有某些學者教授的倡導，孩子們即使讀起了古老的經書，恐怕也是撅著嘴皮不情願的。可是，倘若孩子們意識到日後的升學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中文考試成績，並且老師、家長們更加堅信，鼓勵孩子從小誦讀經書、感悟古老經書裡蘊藏著的語言智慧，的確是獲取高分的有效途徑——那麼，年輕一代集體拒絕讀經、疏離傳統文化的情形會得到根本的改觀；更重要的是，中國漢語自我發展更新的激勵機制也將得以建立。
繞了偌大一個圈，且回到「讀經」的話題上來。我一直覺得，那些憂心忡忡呼籲斬斷「讀經」傳統的人們，似乎並未號準中國當下的「發展」脈搏。我們現在果真還常常見到「人心不古」的慨嘆麼？難道真有那麼多學者還一心誇讚「古」之美妙麼？葛兆光教授在再版的《中國經典十種》一書序言中，提及十年前清華理工學子「為『分數』所迫」選學中國古代經典概述課程，以及自己為吸引學生注意力在課堂上「添油加醋、借題發揮，有時甚至是插科打諢」的情形，幽默調侃之餘，箇中無奈更堪何人訴說？
目睹期末考卷上學生五花八門的對中國經典的感受，葛教授感言：「自從上世紀全面反傳統的激進主義成了主流，並且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支持下進入教育以來，至少在中學教育中已經不大有古代中國的《論語》、《孟子》、《禮記》，在現在大學理工科甚至文科的主幹課程中，也沒有《周易》、《老子》、《莊子》。」於是，「學生不必閱讀經典，他們也不想學習古代的經典」，因為「古代的經典，遠不如計算機、金融、外語來得實際，也比不上《紅樓》、《西遊》還可以閒來解悶，那就乾脆把它擱一邊兒去吧。」（學生答卷中的原話）究其實質，「誰也不敢拿前途和命運來交換閱讀經典的精神享受。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種享受太奢侈。」儘管如此，葛教授還是用心良苦地在書末開出了一份便於大學生研讀經典的參考書目——「我依然相信會有人要讀這些書的，只是時間早晚、讀者多寡的問題而已。我不相信這些中國經典已經到了專家之外就沒有人研究、甚至沒有人願意閱讀的地步了。」
現今，清華早已邁開文科「復興」的步伐，然而葛教授所描述的情形，時下在中國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內並未有所息斂，反而是愈加興盛了。「讀經」和「新世紀」快節奏、重實效的世風，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那些一心學門實用本事將來混飯吃的學生」，真有耐心去聽一聽那些「遙遠的故事」麼？
新世紀裡，中國人最大的情感衝動和理性抉擇，早已不再是對物慾現實的痛恨、對「人心不古」的痛惜，而恰恰是對自身「全球化」、「知識經濟化」的程度不夠徹底、不夠袒露的忡忡憂慮。看得見的利益明晃晃地擺在那裡，蠢蠢欲動都還來不及，誰還有那麼多閒適的心情來談論「復古」？時光似乎回溯到了上個世紀初，我們又面臨著一個響徹斬斷傳統根脈口號的歷史關口——現在理應是「撥亂反正」的時刻了。讓孩子們讀一讀那些節明語妥、鏗鏘抑揚的經書，並沒有勒令他們必須終身義無反顧地「整理國故」，這樣「溫和」的舉動為什麼都不能容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