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的他們，或沉默或行動，在看似平靜的生活中掛念不平靜的家鄉。現在——在全球確診病例近兩百萬時——留學生們在異地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靜，他們被夾在中間，無所適從。
文 | 張梓涵 鄭丹
編輯 | 蕭禱
運營 | 小翠
北京時間2月6日深夜，夏小樺正在物理課上走神。她在芝加哥，今年大二，這是她在美國留學的第二年。
她低頭，偷偷打開手機，準備刷朋友圈，看到上方彈出的關於國內新冠疫情的新聞推送，呼吸一滯。
講臺上，高個金髮的老師滔滔不絕地在講自旋粒子間的相互作用，講臺下，夏小樺深深吸氣又深深嘆氣，壓低帽子低下頭，想把快要忍不住的眼淚憋回去。她覺得很無力，很想哭，有種自武漢封城以來，所有國內新聞帶給她的衝擊都在此刻被放大了無數倍的感覺。
她打開電腦登錄微信，跟朋友姜杉聊天。姜杉在波士頓，也念大二。從國內疫情爆發開始，「哭」這個字眼，在夏小樺和姜杉的聊天記錄中，存在感直線上升。
物理課下課，夏小樺去和同學吃飯，她試圖用英語講述這一切，但看著對面同學一邊點頭，眼裡一邊閃爍疑惑的光芒，她還是選擇插科打諢，以吐槽物理老師結束了對話。
同學離開後，夏小樺一個人沉默了很久。她掏出電腦，默默約了學校的心理諮詢，諮詢室人手緊缺，面談排在了三月底。她打開家庭群，給在北京的爸媽發了條消息，「你倆以後每天給我報備身體情況」。
等到3月20號，她終於跟心理諮詢師說上話的時候，和2月初的世界相比，一切仿佛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疫情在世界各地相繼爆發，之前從海外運物資回國的路線上，開始有物資被原路運出，學校的課程也轉到了線上。家庭群裡，夏小樺她爸艾特她，「你媽讓你每天跟我們報備一下」。
心理諮詢改成了電話，聽著諮詢師「我們能如何幫助你」的關切詢問，夏小樺突然有點不知所措。她腦子裡閃過很多事情——價格飛漲的機票，離家一萬多公裡的距離，身邊已經買好機票動身回國的同學，學生會組織捐錢捐口罩的努力，不知道會不會關閉的宿舍，川普推文中駭人的字眼，和媽媽幾天前發來的在家蒸花卷的照片——她不知道從何說起。
兩個月前，中國對於夏小樺，和數十萬中國海外留學生來說，是家人所在的地方，是令身處異國的他們揪心的對象。英國讀研的阡陌參與母校武漢大學發起的物資籌集，獻出了一點微薄之力；研一的單玉潔看到荷蘭街上的中國面孔受到不禮貌對待，發起設計貼紙宣傳口罩文化。
那時候的他們，或沉默或行動，在看似平靜的生活中掛念不平靜的家鄉。現在——在全球確診病例近兩百萬時——留學生們在異地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靜，他們被夾在中間，無所適從。
夏小樺選擇離開大學宿舍，在學校附近租房，和其他選擇留守的人一起在世界各地原地「臥倒」；姜杉選擇回國，和她飛機上的三百個乘客，以及其他世界各地選擇回國的留學生們一樣，踏上奔波的回家路。
在這之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小留學生，他們還未成年的時候就離開了家，去到世界各地讀書生活。
3月中旬，日漸上升的確診數字沒能打亂寄宿家庭的春假計劃，在密西西比讀高三的黃依依跟著住家一家三口去了亞特蘭大旅行。旅行途中，她看著亞特蘭大確診四十幾例的數據，悄悄戴上了圍巾。住家爸媽問她是不是因為怕病毒，她否認，「就是怕冷。」
黃依依手裡有四張回國的機票，都是4月底5月初的。她在住家生活，上網課之餘，一天不落地跟媽媽打電話，焦慮在電話裡溢出來，媽媽在凌晨給她發消息，急得直哭。
高二的Penny也沒有回家，媽媽擔心路上有感染風險，讓她「先待在那裡不要回來了」。突然的慢節奏生活「好像是一種解放」，她「能看清楚慢下來的樣子」和忽略的細節。她在辛辛那提，陪住家爸媽看了《我不是藥神》，還在家門口發現了一棵先開花再有綠葉的樹。
對於小留學生們，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初高中的課程設置意味著更局限的選擇，他們的父母聚集在各個聯絡群裡，正焦急地等待著。
而成年的留學生們，有的正努力奔跑在回家路上，也有的在疫情下，試圖繼續平靜的生活。
以下是他們的口述。
「好時節裡的我們，辜負了好春光」
阡陌 研一 英國南安普頓
1月23日，武漢突然封城的第一天，我看到一則航拍視頻裡，整個城市都是空蕩蕩的。
我在武漢大學讀了四年書，視頻裡很多地方都是我去過的，當時只有一種感覺：這不是真的。隨後武大英國校友會號召大家為武漢籌集物資，我也獻了一點微薄之力。截至1月26日，校友會籌集了27215英鎊，以及人民幣11446.88元，前後運送4批物資支援武漢各個醫院。
我在英國南部的南安普頓讀書，一座只有30萬人口的小城市。在這之後的兩個月，英國病例開始不斷上升，當地人開始惶恐。
3月13日我們上完了最後一節課，平時300人的教室坐了不到30人。停課之後，學校又宣布後續課程以及論文相關指導都將以線上形式開展，並告知學生無需留在校區也可以完成學業。
雖然大家也有一些心理準備，但是對於我們畢業生而言，這樣結束了學業還是猝不及防，各種學生群裡一陣慌亂，為回國做準備的留學生都在亂糟糟地甩賣東西。
我朋友緊急搶了一張3月18日的機票，4萬元直飛浦東，前一天在群裡跟大家告別。此前，這位「富少」囤了23卷手紙，這在當代可是相當「貴重」的東西。
在他臨走前一天，我決定去要點口罩「救命」。他的洗手間裡七扭八歪地堆著日常清潔用品，水槽也沒來得及擦，灶臺上還擺著一隻煮完粉沒有洗的鍋，只有地上攤開的行李箱暗示了主人明天離去後可能就不會再返回。
他回憶起以往早晨7點天還沒亮的時候，站在公交站臺瑟瑟發抖地等公交車的時光，我安慰他以後再也不用這麼辛苦了，然後我們都沉默了一下。
原本我也有機會回國，但是錯過了最好的時機。既然回國很難，我開始轉變心態屯點糧食，為在英國的居家隔離做好長期打算。
為了囤物資，我和室友需要早晨7點起床去超市買生鮮。最近超市隊伍每天都會排很長，早晨9點之後貨架就空空如也。一位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護士在一則視頻裡哭著說，自己從ICU結束了48小時的值班後，到超市已經沒有果蔬可以買，她不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健康。
一次去超市的路上，我們還討論會不會有雞蛋——我的室友已經半個月沒有買到了。
▲過往很多時候，超市貨架上的雞蛋都被搶購一空。圖 / 受訪者
進超市後，我們腦補了兩排貨架後的拐角處放雞蛋的空位畫面，結果居然看到了雞蛋，室友激動地笑出聲，趕緊摟了兩打。
回去的路上，我們看到英國最大的老年人慈善機構已經關門，透過玻璃門可以看到裡面一片狼藉，辦公桌已經被撤走。去年11月份的時候，我還參加了他們的義賣，但如今，很多慈善組織在此次疫情中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而無法繼續經營。
3月25日，我收到了家裡寄的口罩。去公寓前臺拿快遞時，看到前臺已經用膠紙貼了一層隔離線，我儘量不說話，給職員展示了我的ID，然後兩人隔著膠紙用力遞接。自此，我不再擔心自己口罩短缺的問題。
居家隔離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我不得已被迫下廚。收到口罩那天，跟我爸視頻通話，他說我前一天的滷牛肉太瘦，沒筋又沒肥肉，於是指導我做土豆燉牛腩，我手裡的三個勺子分別舀哪個調料，舀多少量都被他詳細指導一番。可生活也開始變得無所事事，我翻出沒用完的身體乳，決定以後每天護膚，又加入了一個讀書群，卻毫無建樹。
各地封城前，我還用一個周末自己去了法國魯昂散心，一個人坐車前往港口，碼頭大廳空空蕩蕩，安檢處的大屏幕還在放映新聞。順利換票後坐擺渡車去甲板，車上疏疏落落十幾位乘客，早上的雲層低落，海水鉛灰，有風呼嘯而過。
那個周末天氣很好，遊客不多，大家也沒有戴口罩，直到手機彈出英國確診新增幾例，法國宣布疫情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我終於意識到，走到哪裡，都是疫情。
我在朋友圈發了一句臺詞，I suppose in the end, the whole of life becomes an act of letting go, but what always hurts the most is not taking a moment to say goodbye.（我想，到最後，整個生命都變成了一种放手的行為，但最讓人心痛的是，沒有花一點時間說再見。）這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我的奇幻漂流。
還記得從同學家拿口罩回去的路上，光禿禿的枝丫也都已經掛上了粉嫩的花，又是一個如尋常美妙的春日。最近的英國融融暖陽，枝頭新綠，下午的時候變成粉紫色的晚霞，只是好時節裡的我們，辜負了好春光。
「I look better with mask」
單玉潔 樊星雨 徐晨燁 劉奕伶
研一研二 荷蘭
2月初，一個國內的朋友在荷蘭坐火車的時候，對面座位的當地老婦人毫不掩飾地從頭到腳打量他，還一直用手扇鼻子。他打了個噴嚏，儘管解釋只是普通流感，那位老婦人依然在質問「你是不是從中國來的」，之後滿臉嫌棄地抓起外套就走。
當時，歐洲疫情還沒有大面積爆發，玉潔看著朋友和老婦人對話，有一種「想幫忙做點兒啥卻又幫不上忙」的無力感。不知道是自己太卑微，還是他人太粗魯，後來再坐火車她都不敢去人群裡，怕自己的亞洲面孔給他人造成困擾。
在荷蘭，街上戴口罩的都是亞洲人。東亞文化中，街上戴口罩很平常，預防感冒、防曬防風、過敏、或者僅僅是沒化妝。而在歐洲，人們認為只有生重病或者遵醫囑的時候才會戴口罩，所以在路上遇到戴口罩的人，他們會本能地警惕、遠離，甚至可能做出一些過激行為。
作為設計師，我們想著至少能設計點什麼，來平衡中西方對於戴口罩的認知。口罩文化的差異，成為了我們設計的切入點：給歐洲人宣傳亞洲的口罩文化，同時也告訴受到奇怪眼光的中國人，不要簡單粗暴地把一切都歸類為種族歧視。
於是，我們發起了「Mask On Street」這個設計項目。顧名思義，是想解決「街上戴口罩」的人受到不友好對待的問題。
在面向中國學生的問卷調研和在荷蘭當地的社會實驗之後，我們九位設計師——八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還有一個來自丹麥的女孩，設計了宣傳口罩文化的海報，以及一組能貼在口罩上面的貼紙。貼紙的內容是中國學生們戴口罩的原因，摘取自501份問卷回答：JUST FOR PRECAUTION, no big deal (就是為了預防生病，沒啥大事)；SUCH A STRONG WIND, isn't it… (風真大，你說是不是)；NO MAKE-UP TODAY, see u tomorrow.(今兒沒化妝，明兒見）；還有空白的版本，供大家自己創作。
貼紙帶來的效果讓我們很開心——上課討論、課間休息，或者就是走著走著，外國同學會突然停下來跟我們面面相覷，盯著我們的口罩，然後把貼紙上的字念出來。一個臺灣姑娘在自己的貼紙上寫下「I look better with mask（我戴口罩的時候更美）」，同組的荷蘭小哥看到就笑了，還想幫她拍照。
貼紙打開了大家的話匣子——聊各自的家鄉，聊文化差異。少了因為戴或不戴口罩的尷尬，多了互相理解。
後來，我們的設計被翻譯成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法語等等很多種語言，公眾號後臺收到在十幾個國家的華人小夥伴幾百條的感謝留言，有人說，「在國外有時沒有安全感，但是看到這個小小的設計覺得很溫暖、很貼心。」我們真的很感動，感覺被大家賦予了力量。
如今，荷蘭疫情爆發，我們學校已經開始遠程上課二十多天了。除了一起線上工作的隊友和同一屋簷下的室友外，我們很少與外界交流。很多店都關了門，（學校所在的）代爾夫特小鎮比以往要寧靜一些。
我們的貼紙設計已經進行到了2.0版——馬上要生產和紙膠帶，給代爾夫特小鎮的小夥伴。只是，現在荷蘭的大街上，依然很少見到戴口罩的外國人。
▲ MossX小隊貼紙2.0和紙膠帶版設計圖。圖 / 受訪者
「2020年的打開方式有點不對」
菁菁 OPT階段 美國波士頓
今年3月，是我本來決定要回國的日子。
去年，我完成了畢業作品，結束了四年的電影製作研究生生活，申請到了OPT（美國學生籤證到期後為期一年的實習期），留在波士頓實習。
OPT籤證6月末到期，我打算提早離職。這五年，爸媽還從來沒有來過美國，連去年我的畢業典禮都沒有參加，我想今年帶著爸媽在美國玩一圈，然後趕一波春招，在國內找工作。
巴黎4月本來還有一個電影節，我跟拍了兩年的畢業作品好不容易入選。在我的設想裡，我應該是要這個月帶著我的紀錄片從家奔向法國才對。
但現在，一切都停留在了「本來」。我無法出門去實習公司上班，電影節被叫停，爸媽的籤證甚至沒有預約成功。本來想回國過28歲生日，結果4月初回國的機票被取消，我徹底被「堵」這兒了。
從某一天開始，在公交和地鐵上能明顯地感覺到，有人從我旁邊的門進來，看到我就會繞過。車廂很滿，只有我這一排是空的。
那段時間，是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關掉了朋友圈和微博，因為沒有足夠強大的心理建設支撐我去看有關疫情的東西。我記得一開始有公眾號發「面對疫情下的心理問題如何自救」的文章，我順手右劃，把它放到了浮窗裡。之前覺得這文章跟我沒什麼關係，沒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用上了。
看新聞特別難受，但國內的家和家人是個讓我安心的存在。我家在內蒙，地廣人稀，加上爸媽覺得當地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他們特別有安全感。
後來美國疫情爆發，我媽的安全感也沒了。她開始焦慮，叫我立刻訂機票回國，恨不得每兩個小時就問我一次。3月21號，我4月初的回國機票被取消，這是我在大面積停航的時候三千塊錢搶到的，三天之後漲到了兩萬七。
不知道爸媽是不是不想在我面前表現得特別著急，他們的態度也就此變成了「既留之，則安之」。他們說，一生很難遇到這種情況，「這事扛過去了，之後很多事情也就能扛過去了。」他們分享家裡的日常，炫耀說因為疫情在家鍛鍊身體，兩個人的肚子都練下去了。最近我媽出門逛街試衣服，開心地發現穿上效果和以前不一樣，還督促我在屋裡多鍛鍊、強健肌肉。
我想爸媽，也想吃內蒙的各種肉、奶製品和我家的對夾鍋包肉。上次回家是2017年，因為要拍畢業作品，在家只待了一周。三年後的現在，我在想，哪怕12月份、1月份，國內疫情嚴重的時候回去，還能跟家裡多待一會兒，多陪陪爸媽呢。
我現在挺怕的，怕病毒，更怕在波士頓真的病了，沒有人管。我和三個室友合租一個house，其中一個依然每天出門上班。為了安全，我每天在自己大概十平方米的房間裡「鴕鳥」，屋裡的東西沒有之前多——本來打算回國安頓，已經扔掉了一大部分。而原本準備打包的三個行李箱，被我又收回到儲藏櫃裡。
房間內的移動小桌上放了個燒水壺和一個高壓鍋。最初幾天掌握不好高壓鍋做一切的時間，蔬菜都快成泥了，但這幾天我越來越熟練，還做了高壓鍋溏心蛋。
▲菁菁的「續命」廚房用具。圖 / 受訪者
我儘量減少使用公共區域的頻率，出門進門有套嚴格的流程，出屋門一定會戴口罩，還置備了一個紫外線燈，每天洗漱前會拿到公用衛生間照15分鐘，消消毒。屋門旁邊的架子上專門清理出一排放酒精噴壺、塑料手套和紙巾。門後的衣架上，現在只掛了口罩和防水的風衣。
我偶爾去倒垃圾，在後院呼吸呼吸新鮮空氣。這個地方離海近，能聽到海鷗的聲音。房間朝陽，兩面牆上都有窗，有陽光的日子，還是挺美好的。
只是，看著美國確診病例的數字，我真的覺得，2020的打開方式有點不對。
▲3月的波士頓機場，乘客稀少。圖 / 網絡
「回家的路好長」
姜杉 大二 美國波士頓
3月25號下午，我的航班終於降落在了天津濱海國際機場。在機艙裡，我發了條朋友圈：「回家的路好長」，配了三個哭臉。
那時候，我和北京的家之間，還有十四天在天津就地隔離的距離。
一開始我定了3月24號凌晨起飛，在香港轉機回京的機票。結果23號早上醒來，香港機場通知停止轉機服務，25號零點生效。我算了一下，如果正常起飛，我會在25號凌晨5點落地香港，差5個小時，剛好被卡住，沒辦法回家。
航班沒顯示取消，同航班的幾個同學想去機場碰碰運氣。那天波士頓下著大雨，我坐在宿舍樓看著五六個同學拖著箱子離開，一個半小時之後，又看他們拖著箱子回來。機場說，沒有香港護照不能登機。
後來，我靠著票務代理和我爸臨睡時給我轉的五萬塊錢，買到了24號下午從紐約回國的機票。票務代理說，航班超售，要有座位一定要提前很久到。所以從波士頓坐車到紐約的路上我都很緊張，直到提前四個半小時到機場，換到登機牌的那一刻，才終於放心。
在機場的人防護都做得很好。口罩手套是標配，還有人戴著護目鏡，穿著從頭到腳的防護服。我只戴著口罩和手套，都感覺要窒息了，大冬天的出了一身汗。
登機時，看著身邊全副武裝的乘客，和拿著體溫槍守在艙門前的機組人員，我恍惚覺得自己進入了個「戰場」。
上飛機前，我吃了暈機藥和褪黑素，起飛時倒頭就睡。飛機上照常提供了餐食，認真吃飛機餐的人不多，大部分都靠偶爾吃零食補充體力。我帶了小包裝的能量棒，等周圍人都睡了，才把口罩抬起來一點點，把能量棒塞進嘴裡，迅速一口，再立刻戴好口罩。
一路上，每隔三個小時就會有工作人員給乘客測體溫。實在太熱太悶太難受，很多人都摘了帽子脫了手套，但沒人取下口罩。
十四個半小時的飛行極其漫長，沒什麼人說話，感覺整個機艙裡的氣氛是一半激動、一半緊張。既開心能回家，又緊張之後的未知。
飛機終於落地，我並沒有長舒一口氣。當我在機艙等待四個半小時後，又經歷了下飛機，出機場，坐上大巴，向著隔離酒店出發的一系列動作後，我才確定，回家的奔波並沒有結束。十四個半小時的飛行過去，而十四天隔離的煎熬剛剛開始。
隔離酒店煙味很大，生活用品之類的設施也不太全。在微信群裡提問，也不太能得到解答。我有個朋友生理期，問領導有沒有衛生巾，得到的答覆是「沒有，你要不明天再換」。
我開始大哭，這一路生理和心理的雙重考驗讓我有點委屈和崩潰。但哭完也就好了，我的洗髮水送到了，澡還是要洗，日子還是要過。
其實隔離生活並沒有什麼特別特殊的地方，只是一個人總歸還是有點孤獨的。房間太安靜了，有時候我會故意打開音箱、打開電視，就為了有點兒聲響。
見不到真實的人類，微信聊天、視頻算是我與人交流的僅存方式。讓我挺難過的是，在我試圖表達這一路的委屈時，很多人指責我（不該回國）。他們之中，有我曾經同窗的初中同學，甚至非常好的朋友。
我期待的不是要大家來捍衛我的權利，也不是要每個人高喊「留學生歡迎回家」。我只是期待，當我向朋友們講述我的處境時，當我們作為兩個個體在交流時，可以得到多一些關懷，多一些比如「你現在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之類的問候。
只是這些都不重要了。我現在只想在馬路上撒丫子跑，回到北京，見到爸媽，和他們坐下來面對面聊天，然後吃一碗我爸做的西紅柿雞蛋手擀麵。
▲紐約機場全副武裝的乘客。圖 /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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