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後俄方才披露相關內幕。在1977年，中國拍攝了一部很紅火的反間諜影片《熊跡》，此片以1974年李洪樞和蘇聯大使館克格勃間諜案為背景拍攝。後來這類題材的電影作品一再出品，將克格勃間諜的罪惡活動揭露得體無完膚，藝術上也日臻完美，受到國內外受眾的一致歡迎，就連克格勃自身也感覺到了它們的威力。
中國在李洪樞間諜案中，當場抓捕了五名蘇聯間諜分子，使得蘇聯的國際信譽降到了最低點。令當時的克格勃頭目，也即後來成為蘇共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非常惱火，最初正是他下令在中國人中招募間諜人員為克格勃服務，並且懸賞對完成任務者予以重獎。這一陰謀破產後，他認為這讓他本人以及克格勃在全世界面前都丟盡了臉。1977年之後，中國一系列反諜題材的影片出品發行，其中針對的儘是克格勃的活動，這更令其怒火中燒。於是他以蘇共中央名義發出了也以影視作品方式「反擊」中國「挑釁」的專門文件，很明顯這一舉動純屬「以牙還牙」的報復性質。
時隔40年之久，俄羅斯大報《絕密報》在2017年12月披露出相關內幕：
1980年12月15日，蘇共中央秘書處發出一份內部文件，決定「用從特殊渠道獲得的一些材料製作成影視片，揭露中國情報機構特工的活動。」該文件中特意提到，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尤裡安德羅波夫1980年12月12日的相關指示，蘇共中央秘書處已委派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製作了一部大型的影視片《中國情報特工人員的反蘇活動》。
安德羅波夫特別在這份編號為№2611 - a的公文附件中指出「近年來國家安全機關通過加強偵查活動獲得大量資料，其中顯現出中國方面不斷加強反蘇性質的陰謀破壞行為，並且在向蘇聯投送間諜人員一事上，達到極其活躍的程度。已被發現的中國間諜的一些活動，均以攝影（視頻）方式記錄在案，這些都是反諜人員根據可疑線索不懈跟蹤所得到的可靠證據，再加以精心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結果。片中提供了其中部分材料。這些材料顯示，受騙上鉤者是如何同中國投送的間諜一起合作並參加其偵察活動的，以及他們接受的任務和完成的情況。」
當時既然蘇聯當局宣稱在蘇聯發現了中國間諜，那麼自然而然地蘇聯人民就要問，中國到底有多少間諜來了蘇聯？他們何時何地，以及何種情況下在蘇聯活動？這是當時最令蘇聯人民感興趣的。
然而蘇聯方面拿不出任何具體事實，即使是新聞報導也缺乏新聞所必須的真實細節。他們拿得出的只有純屬空穴來風的宣傳品，但還居然能夠大張旗鼓地走上影視，所有參與製作的影視人員全是在蘇聯當局操縱下一味盲從地去執行。真正有影響的電影導演邦達爾丘克、丘赫拉依等公開拒絕參與這種活動，害怕因此毀了自己的名聲。
然而安德羅波夫當時竟說：「這類影視節目當下只在國內展示和傳播，但也不排除可拿到國外放映播出的可能，但必須選在政治上的有利時機。」並且煞有介事地宣稱：「中國人還會繼續以間諜手段來對付我們，並會繼續投送間諜到蘇聯來，但我們只有在這種時機才會向國內的人民（包括世界人民）公布這一切。」這麼做絕非出於現實行動的考慮，而純粹是一種政治作秀。其中的邏輯思考秘不可宣，全由克裡姆林宮內那深不可測的陰謀活動把持著。然而有趣的是，蘇聯炮製的有關影視片中，描述的所謂中國間諜活動的時間及地點一概是模糊的，也就是說克格勃根本無法提供具體的細節，卻以這麼隱秘的手法硬性推給如此廣泛的公眾接受，這也就毫無真實性可言。
安德羅波夫張羅的這等糗事實在令人難以苟同，但他本人居然還認為，這類烏七八糟的影視作品在必要時可能會起到某種積極效果，這就是「能達到降低中國情報部門反蘇性質的偵察、破壞活動的規模，並且有助於在世界範圍內營造對我們有益的社會輿論氛圍的目的」。真是不知所云，他這是搞的什麼名堂？況且以這種方式只能「降低」而絕非「根除」，並且除了利用電影院就絕無他法，難道中國方面的「偵察破壞活動」也是只在電影院裡進行的嗎？荒唐至極！不用說，這辦的是一種愚蠢至極的事。這些粗製濫造、弄虛作假的宣傳品拿去出口更是令人吐槽的，且不說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人民，就連依附蘇聯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會買他的帳，即使白給也不要。比較而言，他們寧可選擇蘇聯提供的現金或是武器之類實用的東西或是中國的影視片，也絕不會理會這套只有克格勃才能搞出來的純屬造謠污衊的醜八怪東西，這些影視片如果真的向外發行，那才是丟蘇聯人的臉。用克格勃的材料製作的一部反映「中國間諜」活動的影視作品《郭秀山的供狀》，當時就在蘇聯國內遭到吐槽：無聊之作！
如今俄《絕密報》上的文章大力給中國的反諜影片「點讚」，文中指出:「正當安德羅波夫剛剛說出要開始生產自己的反諜影片時，中國人早已先發制人這樣做了，並出品、發行了相當優質的藝術影片，內容是和蘇聯間諜陰謀的鬥爭。值得一提的是由著名導演趙心水導演的大片《熊跡》，它拍攝於1977年。影片中展現出的是一整個『蘇修』大間諜網絡，由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馬爾琴科和伊凡諾夫指揮。克格勃多批派出特工人員，冒充中國復員士兵，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國內活動，中國的反諜人員隨即對其血戰徵逐。隱藏在密室之中的蘇聯間諜頭子薩勃裡，通過一尊金屬鑄造的『熊鍾』與這些間諜進行聯繫，還派出其嘍囉去試探一位在克格勃臥底的中國英雄偵察員李欣。一位中國的局長姚炳章，這是個隱藏多年的一直為克格勃效力的老特務，綽號叫『紫貂』，他的活動使整個劇情變得神奇莫測。然而中國的反諜人員憑藉自身的大智大勇，一舉破獲了間諜們及其後臺駐華使館官員偷竊情報的案件，並讓他們當眾出醜。而到了片尾，鬥爭仍在繼續，主題曲響起：『啊，我親愛的祖國，我要永遠當您的哨兵.....』」
該報又說，「在這樣的形象面前，我們影片的主角，哪怕是《春天的十七個瞬間》中的『施季裡茨』也要遜色三分。接下來，中國又出品了類似的影片《東港諜影》《戴手銬的旅客》，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影片內容情節越來越豐富，藝術手法也越來越成熟。在1976年公映的《第二個春天》中，以技術專家面目出現的蘇聯人還只是企圖騙取中方的機密；而到了1977年公映的《熊跡》中，蘇方就已大規模組織間諜活動了；1978年的《東港諜影》更是再上層樓，其主題明確、情節真實可信，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這是當時蘇聯影視作品不可企及的。」豐富的鬥爭經歷，真實的反諜生活，為一系列這類題材文藝作品的創作繁榮，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使得中國在宣傳戰上也能遠遠勝過蘇聯一籌。
中國不但打贏了政治戰、外交戰、反諜戰，還打贏了宣傳戰，該報分析了中國宣傳戰勝利的根本原因：「中國這類影片之所以走紅，更主要是因為中國公安（安全）部門歷來有著依靠群眾辦案的傳統，政府公務活動有著深厚的社會群眾基礎。要知道當時在中國，從上到下，即便從普通工人農民直到每位家庭主婦，都對中共中央『反帝反修』的大道理耳熟能詳，並且真正關心國家大事，這樣中國政府無論做什麼宣傳，都能迅速贏得人心，並影響深遠。而安德羅波夫根本不懂這些，他想簡單模仿、沿用中國的手法在蘇聯複製、推行自己那一套，肯定是要碰壁的，最後只有甘拜下風，草草收場。」
當時蘇聯陳兵百萬於中蘇邊境，對中國的安全構成極大威脅。但勃列日涅夫在執政晚期意識到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他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年中接連發出積極的信號，為中蘇關係「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拉開了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蘇關係在勃氏手上達到了對立的頂峰，也開啟了正常化的大門，這個時期是中蘇關係的一個分水嶺。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在其執政期間更是主張「改善蘇中關係」、「恢復蘇中兩國人民友誼」，這就無異於宣告了蘇方自己這段「宣傳反擊戰」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