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實際上就是國家的紀年，就是中國封建王朝用來紀年的一種名號。起始於漢武帝。終結於滿清溥儀，漢武帝的年號為建元。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最第一個年號，此後形成制度。新君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溥儀登基後，年號是宣統，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個年號。建元宣統聽著挺押韻。年號由新君登基開始計算，到皇帝駕崩結束。歷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內訌外憂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號。一個皇帝所用年號少則一個，多則十幾個。如唐高宗有14個，武則天36個。明清皇帝大多一帝一號，在封建時代，年號制度往往和正朔問題聯繫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統、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紀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義的事件。所謂「正朔」，就是合法，順天應地。國家政權的合法性體現。
再就是為了頒布「黃曆」的方便，古代中國以農為本，曆法是農事最重要的依據，也是國家秩序的證明。封建時代曆法頻繁。漢武帝採用太初曆，將正月為年初，月首為朔日，後世帝王在實際操作中都是只改年號不改正朔。從這個意義上講，年號就承擔了「正朔」功用，因而制定年號並監督天下所有人使用。年號也是國家正統的體現，東漢光武帝劉秀已經在洛陽登基以後，建立政權，但當時還有許多割據政權、在當時的河西，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五個小軍閥等一致推竇融為河西五郡大將軍，竇融在劉秀登基以後，很有政治頭腦，主動接受劉秀的年號，以此表示自己服從其統治的心跡。劉秀非常滿意，天下統一之後，竇氏家族躋身為朝堂上的世家豪族。
公元958年，後周世宗柴榮大敗南唐政權，逼得南唐被迫臣服，南唐皇帝李弁為表達服從領導，除了割讓長江以北十四州之外，還去帝號，改用周世宗年號，行後周正朔。去帝號改稱「江南國主」，由此也就證明已經不是國家了，靠著這一招，南唐就這麼又苟且了20來年，趙匡胤篡位登基以後，南唐採用趙匡胤年號，直到趙匡胤宣布「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李李煜也知道自己亡國了。
按照封建王朝慣例，每當新君即位時，都要確立一個新年號，是為建元，同一個皇帝君主用兩個以上年號的，是為改元。年號，一般都是皇帝自己擬制，或者由禮部提出，朝臣協商核定。交皇帝裁決，由於年號被視為國家的象徵和皇帝國祚的標誌，故而務必選擇吉祥好口彩字詞。正是在這種原則的指引下，古代封建王朝給後世的年號，基本上都是寓意深刻，有內涵的年號，年號很少有重的，基本都是獨一份的。北宋初，趙匡胤經過一番考量之後，他從宰相趙普等人擬定年號中選中了「乾德」。為年號，結果就在當年，趙匡胤發現一面銅鏡，刻著「乾德四年制」。大吃一驚的趙匡胤不明所以，立即讓人去查，工部尚書竇儀見多識廣，回覆說：「偽蜀用過此年號。還是一個亡國的年號，趙匡胤氣個半死，自己很滿意的年號被一個「僭偽」政權給搶註了，由此感嘆：「宰相須用讀書人！」
那從建元到宣統，中國封建時代一共用了多少個年號呢，按《辭海》的統計，如果把各種雜七雜八的小朝廷、邊疆少數民族政權都算上的話，中國古代一共使用過911個年號，其中正統王朝使用過的年號大約是310餘，在這些年號之中，兩漢、唐、兩宋是年號「大戶」，能佔到年號總數的約四分之一。一方面是由於這些王朝國祚長久，另一方面則是此時皇帝大都喜歡更改年號，譬如唐立國289年就有75個年號，平均不到四年就要換一個年號，特別是高宗後到玄宗初這段時期，幾乎是一年一號，令人眼花繚亂。
實際上，明清以前的帝王在改元時間上比較隨意，理由在後人來看也是五花八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變動，比如新君登基，立太子，新立皇后，大赦天下，就宣布與民更始，改元啟用年號以示政治從此煥然一新。唐高宗李治在永徽七年廢太子李忠，改立由皇后武則天生下的兒子李弘為太子，為了以示國有儲君，宣布改元「顯慶」，後來廢李弘，改立英王李哲（唐中宗）為太子，於是又宣布改元為「永隆」。實際上，李治和武則天兩口子都是改元狂人，任何事情都會成為他們改元的理由。
在大多數情況下，改元對統治者來說，都是一場象徵除舊布新君臣同樂政治表演，當然也有不改年號的，後周開國皇帝郭威登基以後第二個年號的顯德，這個年號柴榮在位六年沒有改年號，其子登基還沒改，趙匡胤就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了，年號太多是國國家政治混亂的體現，這一點明清兩代就不錯，一帝一個年號很清晰。年號不僅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日本現在還保留年號這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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