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的彭蠡澤與海昏
楊軍繪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
「馬蹄金」其實應為「褭蹄金」
剛剛完結的熱播劇《長安十二時辰》，讓人們對唐朝長安城念念不忘。唐長安城由外郭城、皇城和宮城、禁苑、坊市組成，皇城和宮城位於長安城中軸線以北。朱溫滅唐，五代十國戰亂頻仍，之後建立的北宋政權，定都汴梁（今開封），開創了宮城位於都城地理中心的布局形式。
中央政權處所位於一國都城的中軸線或地理中心，這符合公眾對歷史的傳統印象。那麼，隋唐以前呢？歷史的原貌，可能顛覆你的既有認知。
讓我們打開一張西漢長安城平面布局示意圖，粗看起來，它的布局較為零散，沒有唐代規劃嚴謹的坊市制結構，普通庶民的住宅零零碎碎地穿插於宮城與官署之間。然而，細究起來，西漢時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宮室——未央宮，就位於長安城的西南隅，與後世的唐宋明清大不相同。
歷史學者對西漢長安城的這種布局形式展開了爭論：一方以長期從事漢長安城考古發掘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劉慶柱為代表，認為中國古代都城以城市中軸線布局的方式是一以貫之的；另一方以已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寬為代表，認為在西漢以前，都城的平面布局注重西南角，帝王的居所位於城市的西南。
長期以來，持有兩種觀點的學者誰也無法說服誰。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發掘，為解答這個中國都邑發展史上的重要問題，帶來一縷新的光亮。
事死如事生，西漢皇帝鍾愛西南方
「事死如事生。墓園的平面布局，是按照活人的空間觀念來理解的。」在三聯書店近日出版的《海昏侯新論》一書中，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結合自己對海昏侯的研究成果，對海昏侯墓平面布局形態與漢長安城平面布局的關係進行了一番探討。
海昏侯墓園，位於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與西漢長安城（今陝西西安）的直線距離超過800公裡。在漢代人的觀念中，這位漢廢帝海昏候的終老之處，恐怕屬於遠離人口與政治中心的南蠻之地。然而，因為海昏侯的特殊身份，這個當地人叫「墎墩山」的地方，竟與遠在千裡之外的長安城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2016年春天，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展出。自稱很少去博物館的辛德勇來到展廳，一看到海昏侯墓園的平面圖，就注意到其平面布局形態，「一看就非常激動，心潮澎湃，這個布局形態讓我回望西北，想到西漢長安城的城市布局。」
在一份海昏侯墓園示意草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位於墓園西南部，與未央宮在長安城中的位置存在一致性。辛德勇認為，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行為方式，發掘墓葬可以為我們認識缺乏文獻記載的歷史提供關鍵證據。
辛德勇在書中說，漢人分別以「西宮」和「東宮」，來指稱帝宮未央宮和皇太后宮長樂宮，「東宮」長樂宮在沒有太后入住的情況下，本來屬於皇后——而海昏侯夫人的墓室正位於海昏侯墓室以東。
看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說法，西漢皇帝陵墓的布局無疑更有說服力，那皇帝陵墓的封土為何居中呢？
辛德勇解釋，西漢帝陵的完整陵區不局限於皇帝陵墓封土四周牆垣圈圍的陵園範圍，在陵園的東側和北側，特別是陵園東面的司馬道（神道）兩側，還有很大一片陪葬區域。這麼一看，西漢皇帝陵墓的封土就並不位於陵園的南北中軸線上：比如，景帝陽陵，略偏向西側；元帝渭陵，更是明顯偏向西南。
為論證古人以西方為尊的居所觀念，辛德勇在《海昏侯新論》中引用了王充在《論衡·四諱》中的一段話：「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
古代都城的空間布局從以西南為尊，過渡到以中心為尊，這意味著什麼？辛德勇認為，在西漢及以前，統治者的觀念強調敬天，早晨太陽從東方升起，所以宮城偏西；晚上君王面對北辰（北極星），所以宮城偏南。古代都城以西南為尊，是基於晝、夜兩種不同形態，君主對於上天的態度所決定的。而隋唐以後發生了歷史性劇變，君王的宮殿叫太極宮，有的殿叫紫宸殿，這說明皇帝開始以天自居，向子民宣示他就是天。
辛德勇認為，西漢長安城的城市結構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先修了未央宮，後修了長樂宮等，然後隨便修了一個外郭城，而是按照當時人們共同尊奉的宇宙觀念形成的。海昏侯墓的發掘，為研究西漢長安城的城市布局結構找到了紮實證據。
我們想多了，「海昏」只是一個普通縣名？
在海昏侯墓發掘以前，很少有普通人注意到，西漢在昭、宣二帝之間，還有一位只當了27天皇帝的劉賀。在許多通行的歷代紀元表中，甚至根本沒有留下劉賀的名字。
漢昭帝逝世，無子嗣繼承皇位。當時把持朝政的霍光力排眾議，沒有挑選昭帝的兄弟廣陵王入承大統，而選擇了當時的昌邑王二世劉賀。
對霍光的這種選擇，辛德勇給出了三點理由：其一，劉賀是武帝的孫子，輩分低，更便於霍光利用外孫女上官太后的名義加以彈壓；其二，劉賀當時還不到20歲，政治經驗很少；其三，劉賀可能存在智力缺陷。總而言之，為了更容易控制皇帝，歷史的馬車帶上了劉賀這位出生成長在昌邑（現山東菏澤）的年輕人。
然而，從劉賀被選定當皇帝開始，他的行為舉止就不斷脫離霍光的設想。據史書記載，劉賀當上皇帝以後，並沒有安心做一個傀儡，竟然頭腦發熱，真的發號施令起來。他甚至著手調整宮廷禁衛兵馬，撤換了戍衛上官太后的長樂衛尉，而這一職務原本由霍光的女婿擔任。
用昌邑國的舊臣掌管禁衛兵馬，劉賀的行動讓霍光感到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受到了極大的威脅。政治鬥爭向來你死我活，霍光只好先下手為強，以上官太后的名義廢了劉賀，把他以庶民身份禁錮到昌邑國故宮之中。
霍光隨後挑選的漢宣帝劉病已，就吸取了劉賀的教訓。他韜光養晦，除了宗廟的祭祀典禮之外，把政務都交給大將軍霍光處置，並成功熬到了霍光死去。
漢宣帝很快真正掌權，並利用霍氏權貴犯錯的機會，徹底清除其家族勢力。據《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記載，「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漢宣帝以這種血腥的方式，給霍氏一族專擅朝政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名不正則言不順，新帝一開始掌握實權，很快就面臨歷史評價的問題。對漢宣帝來說，廢帝劉賀始終是一個隱患，他繼承帝位的合法性是以劉賀被廢黜為前提的。
於是，宣帝派人到昌邑監視劉賀的舉止。自古君王多疑，這並不足以讓他完全放心。最後，他一方面宣布封劉賀為海昏侯，做出安撫人心的姿態，另一方面令其「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也就是不允許劉賀回京城參與祭祀，和劉氏子孫搞串聯，還把他放逐到江南豫章的彭蠡澤畔。
至於海昏侯的「海昏」二字是如何得來的，辛德勇也在《海昏侯新論》一書中給出了明確的解答：「海昏」只是西漢豫章郡下的一個普通縣名。
「海昏」的「海」，很好理解，古人習慣把大片的水域稱為「海」。例如，王莽將現在的青海湖命名為「西海」，漢朝人稱呼俄羅斯貝加爾湖為「北海」。《史記·蘇武傳》記載，匈奴人囚禁蘇武，不給他吃喝，蘇武數天不死，於是「徙武北海上無人處」，後世方才流傳蘇武在貝加爾湖畔牧羊的故事。鄱陽湖是中國最大的淡水湖，古人將鄱陽湖——當時的彭蠡澤稱呼為「海」，並不令人意外。
那麼，「海昏」的「昏」又指什麼？海昏侯墓位於南昌北郊，處於今天鄱陽湖的西側，「昏」是否就是西面的意思呢？辛德勇認為這個答案並不準確。根據歷史地圖，今天的鄱陽湖水域與漢代的彭蠡澤有明顯不同。漢唐時的彭蠡澤，水面要比鄱陽湖小，而且水域比鄱陽湖偏向北部很多。因此，海昏縣明顯位於彭蠡澤西南側。
《淮南子》曰：「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古人把冬至時節日出和日落的方位，表述為東南和西南。在很多古人著述中，也有把西南作為日落的一般方位的表述。辛德勇認為，人們把體現太陽即將落下的「昏」這一時分用語，專用來表示「西南」方位。
說到這裡，「海昏」的真實含義就呼之欲出了，即「彭蠡澤的西南面」。
馬蹄金不是「馬」蹄金，漢武帝歌頌的馬是什麼馬
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室中，出土了大量黃金製品。其中，兩種動物蹄趾造型的黃金製品尤其受人關注：一種底面呈橢圓形，被稱為「麟趾金」，另一種近似圓形而中間略帶分瓣，被稱為「馬蹄金」。
辛德勇認為，「麟趾金」的稱謂並無不妥，但「馬蹄金」並非一個準確的說法。麒麟是古代傳說中的神獸，而馬是現實中較常見的動物，神獸和凡馬怎會放在一起說呢？
兩種黃金製品的命名，來源於《漢書·武帝紀》：「（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這段故事說的是漢武帝在山中向上天祭祀時，捉住了一隻白色的麒麟，把它當成宗廟的祭品，又在「渥窪水」發現一隻天馬。適逢泰山發現了黃金，漢武帝決定將黃金更名為麟趾、褭蹏（「蹏」同「蹄」）。後來，漢武帝還寫了一首《天馬之歌》，認為這匹馬是上帝賞賜的神馬，是龍的好朋友。
說到神馬，必須要提一提網紅文物「馬踏飛燕」。作為中國旅遊的標誌，這具出土於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的銅奔馬，在公眾心中具有極高的辨識度。然而，在文物部門的內部說法裡，「馬踏飛燕」還有一個更準確的表述：馬超龍雀。龍雀，是古代傳說中的神鳥，踏在龍雀之上的馬，自然也非俗物，而是神馬、天馬。
正因為「褭」和「麟」一樣，都是上天賜下的祥瑞，所以不能將其混同於世間的凡馬。辛德勇認為，如果把海昏侯墓出土的黃金製品隨意寫成「馬蹄金」，就湮沒了其特定的歷史涵義。他還猜測，兩種金幣的製作與漢武帝的升仙欲望，存在相當程度的關係。
也由於「麟趾金」與「褭蹄金」神聖的象徵意義，漢人鑄造這類黃金製品不是為了發揮其貨幣功能，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紀念性金幣，可能被用於祭祀活動。正如《漢書》所記載的，漢武帝將金幣「班賜諸侯王」，目前發現這兩種金幣的地方，分別是中山懷王劉修和海昏侯劉賀的墓地。
海昏侯墓發掘以後，社會上形成了一股「海昏侯熱」。辛德勇於2016年出版的《海昏侯劉賀》一書，入選「2016年度中國好書」。針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辛德勇又挑選了近期自己對海昏侯的相關研究文章，結集為《海昏侯新論》。
辛德勇表示，自己將繼續努力將史學研究與廣大讀者之關切結合起來。精美的文物，讓公眾感到審美的愉悅，而文物能給人們認知歷史帶來的深度和廣度，則更大有可為。「以外行人也看得懂的形式表述研究成果，不是為了迎合市場需要，而是讓歷史研究更多回歸社會。」辛德勇說，這本《海昏侯新論》所揭開的秘密，不僅是劉賀的身外之物，更是他身後那個廣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