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武漢的島田孝治,自由的人生終於得以安頓

原創 張月 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漫長的時間裡，他習慣了一個人過日子，有客人偶爾會看到他在店門口抱著一臺破舊的錄音機，磁帶裡播著昭和時代的日本歌曲，目光空茫，望向遠方，「我以前一直獨居著，過了60歲也一直是這樣生活著。我想我到死之前應該也會是這樣的生活吧。」他說。

撰文丨張月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

人生的陪伴本就不多，現在又失去了一個

咖喱死了，和它9個剛出生的孩子一起。島田孝治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愣了一會兒，停在了村裡的小山坡上，五官擠在一起，表情痛苦，幾欲落淚。

那是一條灰色的、看不出品種的流浪狗，毛卷而長，有點像雪納瑞。今年8月，在生完9隻顏色駁雜的小狗之後，它體力耗盡，沒了氣息，一窩小狗沒奶吃，也相繼斷了氣。從今年1月底到五月，島田和這條狗形影不離，武漢封城期間，他們被困在了武漢東南郊區一個偏僻的小村子裡——江夏區聯盟村。他不會說中文，村子裡人口稀少，能和他交流的人就更少了，在空無一人的山路上，他身邊總是跟著這條灰狗，他年紀大了，步履有些遲緩，灰狗活潑跳躍，總在前方等他。

「對我來說，咖喱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一樣，我原本以為它至少還可以活個10年，還能夠經常看到它。」島田對我說。

對於這位73歲的日本老人來說，人生的陪伴本就不多，現在又失去了一個。他在武漢已經住了10年，開了兩家名為「頂屋咖喱」的日料店，賣23塊錢一份的日式咖喱飯。他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頭髮稀疏而灰白，背略微有點駝。熟客常能看到他穿著綠色格子襯衫坐在店門口抽菸，那件襯衫已經穿了30多年，上面有細小的煙洞。精神好的時候，他會操著蹩腳的中文歡迎和送別客人，「謝謝！」「再見！」

圖丨胡丹

店鋪晚上十點關門，他會騎著一輛紅色的老舊電動車回到自己租的住所，一個二十平米的小房間，位於一所大學的教職工宿舍小區。房間由車庫改裝而來，門直接衝著小區的圍牆。屋裡沒有窗，白天也是昏暗的，讓人感覺潮溼陰冷。 家具很簡陋，一張三四十釐米的木板搭起來，就是廚房，上面胡亂地擺著方便麵和調料。案板旁邊是鏡子和水池，是他平時洗漱的地方，刷牙杯子已經掉漆，牙刷的毛禿了一半。

屋裡沒有燈，他拉了一根電線進來，搭在掛衣繩上，吊著一個白熾燈泡，但亮度還是不夠，有人來的時候，還得再打開一盞檯燈。房間裡最多的東西是書，擺滿了視野所及的所有家具，大都是關於中日社會經濟以及武漢歷史的，《武漢市志》《武漢江漢關故事》《武漢巷史》等等，有中文也有日文。在這個擁擠的屋子裡，幾乎沒有外人下腳的地方，大部分時間裡，島田要麼坐在床上，要麼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看書寫作，椅子的海綿已經塌陷，桌上的稿紙密密麻麻，是他最近在寫的一本書——《來武漢的日本人》，旁邊擺著一個咖啡杯和堆滿菸頭的菸灰缸。

這個月租700塊的小房子，島田已經住了七年。來看望他的人不算太多，胡丹算是最頻繁的一個。她是頂屋咖喱店的店長，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二十出頭，細緻能幹，和我交流的時候也能敏銳地觀察到我背後客人的盤子裡沒了咖喱，招呼阿姨添一點。她在店裡工作了6年，島田不去店裡的時候，她會給他打包一些咖喱飯和水果，過來陪他說會兒話。

在胡丹看來，島田沒有太多的物質需求，儘管是店鋪的擁有者，但他給自己開的工資是3300塊，和店裡的服務員差不多，是胡丹工資的三分之一。這個工資十年不變，他的生活也沒有太多花銷，吃飯基本不花錢，從店裡帶份飯就夠了，每月支出的大頭是香菸，但也是最便宜的紅金龍，六塊五一盒，煙和濾嘴一個月要花掉一千塊左右。「他就是吃飯吃飽，然後有個住的窩，然後有書讀，他就夠了。」胡丹告訴我，她也會給他買新衣服，但他翻來覆去還是習慣穿那些已經有二三十年的舊衣。

他的要求體現在其他地方。在經營店鋪方面，他有著日本人典型的細緻和嚴格，做咖喱有一套嚴格的流程：高湯必須要熬夠24個小時，洋蔥必須切成透明的薄片，薄了厚了都不行，炒夠兩個小時下到湯鍋裡熬，這樣可以去掉辣味，只留下甜味。洋蔥、土豆和肉材料放進湯裡，要從早上八點熬到下午五點，熬化所有的食材。

中國客人並不熟悉日式咖喱，有人覺得沒有吃到肉，在網站上給了差評。有人曾勸島田把食材切的大一點，少煮一會兒，他拒絕了，時間少一點點都不行，會影響咖喱的口感。

給客人倒茶水要七分滿，不能多也不能少。擦桌子的抹布要疊成方形，溼抹布擦完，幹抹布擦。擦地板也要用手擦，這樣才不會遺漏一個角落。如果他發現服務員沒有做到，臉立即會黑下來。

很多人無法忍受他的性格。2010年他剛來武漢時，合伙人是一個中國女孩，曾在日本留學，對方覺得咖喱的製作流程沒有必要這麼麻煩，時間成本太高，但島田堅持必須要這樣做咖喱，雙方理念不合，最終一拍兩散。店長來來去去換了幾任，也有很多服務員受不了他的嚴厲離開了，最後還是剩下他一個人。「他是一個很固執的人，跟他在一起的人其實挺辛苦的。」曾經跟拍過島田的紀錄片導演竹內亮告訴我。

胡丹是那個唯一嚴格執行島田要求的人，她曾在日企工作，更適應日本人的細緻和嚴謹，在一些具體要求上，她甚至會比島田更加嚴格，只有她一直留在了店裡。

「我不需要什麼東西」

攝影丨王翮

島田年輕時是個背包客，去過很多城市，美國、歐洲、東南亞，35年前就來過北京，「每個地方都想稍微住一住，但是都沒準備常住」。金睿啟是島田在武漢的好友，他告訴我，島田常與他聊起那些旅行，但提的最多的不是景色，而是旅行途中遇到的人，「相比起景色，他更喜歡人。」金睿啟說。

在武漢，他在咖喱店裡開了日語學習班，晚上八點以後免費教中國年輕人學一個小時的日語。他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漫談政治、社會和歷史，那是他閱讀時最喜歡的領域。金睿啟也曾是學習班的一員，在他的印象裡，不同於對待店員的嚴厲，島田和這些年輕人在一起說話時，笑容總是很多，笑聲也很大，大家常常在一起聚會喝酒。「看到他們，我覺得我會更有活力、更健康。」島田說。

島田對這些年輕人展現出了慷慨的善意，聚餐通常由他買單，他還經常給一些不那麼寬裕的學生包紅包，牛皮信封裡裝著幾百乃至上千的人民幣。2010年來中國開店，也是為了幫助那個想開店的中國留學生，對方最終選擇離開，他不得不一個人把店扛了下來。包紅包的習慣來自於他父母的影響，他1947年出生於日本福岡的一個小鎮上，他的父母經歷了日本艱難的戰後經濟重建，鄰裡之間習慣了互相幫助，他的父母公務員，收入尚可，常常把錢包在信封裡接濟困難的鄰居。

在胡丹印象裡，很長一段時間，島田身邊總是很熱鬧，被各種各樣的年輕人圍繞，大家在一起高談闊論，和樂融融。但這種熱鬧有時候經不起細細推敲，常有一些動機不那麼單純的人，「完全不會去替島爺爺考慮，就是蹭他吃飯。」曾有一個日語班的女孩跑來店裡點一堆吃的喝的，不付錢，胡丹把臉黑下來，提醒她掃碼點餐。今年疫情之後，生意不好，她知道島田帶來中國的錢已經所剩無幾，經不起如此揮霍，她提醒他要留些錢養老，他總是不在意，「我不需要什麼東西，沒關係。」

她能理解他的心態，「他還是希望有朋友可以聊天。」他希望吃飯的時候熱鬧一點，在那個小屋子裡，他常常隨便煮點麵條，坐在床邊一個人吃飯，「大家一起吃比一個人默默吃要好些。」他說，哪怕需要花錢來購買這樣的社交，他也覺得，「不要緊的。」

那些熱鬧的人群像流水一樣，走一撥，來一撥，到最後，他的世界還是那個小屋，我注意到他屋裡有一副圍棋棋盤，胡丹告訴我，他常常自己和自己下圍棋。

孤獨嗎？仿佛也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是他本來就選擇好了的生活圖景。他性格平和，不喜歡爭強好勝。有30多年的時間，他一直在福岡一家律師事務所當會計，收入不算太高，每月10萬日元，但他沒有想過換工作。「我跟公司說工資可以少發給我，但我想要安靜讀書的時間。我只想看看書、工作，默默生活，那就是我的理想。」有假期的時候，他就出去旅行。

他的書桌上還擺著自己寫的書，封皮是複印店的藍色牛皮紙，題目叫《晴耕雨讀》，他覺得這個題目就是他一直想過的生活。

「在我出生之前的（日本）那一代人還在打仗，他們過得很苦，吃不了飯、沒法學習、還必須要到軍隊裡出去殺人，但到了我這一代就已經有飯吃，稍微工作一點就不會太窮，（掙的錢）還能夠出去旅行，和上一代相比我覺得我真的已經很幸福了。我從小就這麼想的，所以一直沒有想跟別人爭，沒有想成為富翁的這種想法。」

為了這種生活，他放棄了婚姻。「我怕到時候妻子會找我要很多錢，要我去賺很多錢，要我快點買房，還會找我要孩子。我周圍人都是這樣，如果我結婚的話一定會跟他們一樣。這樣的話我就不得不去競爭，不得不去拼命工作。我討厭這種，所以沒想結婚，但是會想戀愛，但是女性就會知道我不想結婚所以就分手了，我也不是很有錢的人。」

不是沒有遇到過喜愛的人。40多歲時，他去美國旅行，遇到了一位金髮的美國姑娘，她美麗熱情，幫素不相識的他拍照，他們一起吃飯，約會，散步，聊得投契，在紙條上給彼此留了通信地址。之後的三十年裡，他們沒有再見，但一直保持通信，出去旅行的時候，他都會給她寄明信片，上面含蓄地寫著：「聖誕快樂」「新年快樂」「生日快樂」。也會收到她的明信片，內容類似。他從未表白過心跡。現在回憶起那個姑娘，他嘴角含笑，甚至有些許羞澀， 「她曾經像電影明星一樣（美麗），現在估計也變成了老奶奶了。」

漫長的時間裡，他習慣了一個人過日子，在日本或者在異鄉，並沒有太大區別，客人偶爾會看到他在店門口抱著一臺破舊的錄音機，磁帶裡播著昭和時代的日本歌曲，目光空茫，望向遠方，「我以前一直獨居著，過了60歲也一直是這樣生活著。我想我到死之前應該也會是這樣的生活吧。」他說。

「感覺好像有了家人」

2020年春節之前，胡丹擔心島田一個人過節有些孤單，便帶他一起回了老家，也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聯盟村。這場計劃中只有四天的旅程被不可抗因素延長到了四個月。

家中沒有網線，為了省手機流量，他們看新聞也不算頻繁，武漢疫情的沉重和焦慮被隔絕到了網絡之外。這四個月裡，島田覺得自己當了一回中國農村老大爺，體驗了過往人生裡不曾有過的生活圖景，每天早上雞鳴起床，他套上自己的藍色羽絨服，趿著棉拖鞋出去散步。咖喱是在武漢收養的，也一起帶回了村子裡，它總是跟著他。胡丹家裡有兩片菜地，他們一起上山摘菜、撿柴火。家裡有輛三輪車，他帶著胡丹的兒子坐在三輪車的後車廂裡，咖喱在旁邊跟著車跑。

他帶了三本書回來，很快就看完了，於是開始學中文，在紙上一邊寫一邊念中文的詞彙，「安靜的，安靜的，安靜的」，但記性壞了，總是記不住。家裡有客人來，胡丹會喊自己的媽媽出來招待，幾次下來，島田學會了，客人再來，他也會大聲喊一句：「媽！」胡丹的爸爸則學會了在吃飯的時候說，「米西米西！」他覺得胡丹的家人似乎並沒有把他當客人看，大家相處很隨意，除夕夜還一起放了煙花。

他的頭髮一天天長長，胡丹讓他和外婆都坐在院子裡，用小梳子比著，一點點剪短，他覺得剪得過短了，有點嫌棄。

他喜歡綠色植物，閒著沒事兒的時候，胡丹會帶著他出去找花，最先開的是李花，紫檀花、桃花……甚至還奇蹟般地找到了一片櫻花樹，花瓣顏色很淡，不像武漢市內那般濃烈，反而類似他老家日本福岡的品種。有一次出門遇到了一片泛著綠意的桃樹，他搖晃著肩膀，開始唱一首在日本廣為流傳的童謠《春天來了》，「春天已來到，春天已來到，春天到哪裡？來到了山上，來到了鄉間，來到了田野上。」

所有花裡，他最喜歡一片油菜花。那是一片巨大而熾烈的黃色，他老是帶著咖喱走去看。福岡以燦爛的油菜花著稱，站在武漢這片黃花叢裡，他對胡丹說，「我只有在小時候才見過這樣子的花，我沒有想過能夠在老年還能看到這樣的風景。」他也不曾預期過再去看花，身邊還會有人陪伴，「我覺得很幸福。」他說。

金睿啟給他發微信，詢問他的狀況。島田不會打字，智慧型手機也是前年才換的，他只能先在信紙上寫下回復的內容，然後拍照發給金睿啟。

他在信裡寫：

聯絡不上，讓你們費心牽掛了！

之前我在自己家使用的wechat，終於也能在丹子（胡丹）家鄉下的家裡用上了。

現在我在丹子的家裡平安的生活著，每天享受讀書、學中文和田間散步的生活。

島田孝治

2020.3.18

圖丨島田孝治

「他說春天的天氣特別好，他想要多呆一段時間。」金睿啟補充說。「感覺好像在武漢有了家人。」島田說。

我問胡丹，為什麼願意一直照顧這個有點固執的日本老爺爺，她想了一會兒，告訴我，她和島田在一些經營理念上有分歧，有時候會吵得很兇，她沒有辦法說服這個頑固的老頭兒，常有挫敗感。也曾有別人邀請她一起開店，但她想了想，還是拒絕了。

她總是記得，頂屋咖喱店2016年第一次搬遷的時候，關店之前，島田去給巷子口的清潔工大叔發紅包，原因僅僅是島田每次經過的時候，清潔工都會衝他笑笑，而不像門衛會嘀咕一句，「日本鬼子又來了。」島田跟清潔工笑著說：「加油。」然後一路抹著眼淚回了店裡。

竹內亮向我回憶了一個場景，在2017年拍攝島田孝治時，他們一起去了島田之前常去的一家菜市場，賣肉的女攤主還記得島田，「他以前過年經常給我們發紅包的，他人很好的。」她說。從菜市場出來，竹內亮把女攤主的話翻譯給島田，老人慢慢走著，然後開始掉淚。他告訴我落淚的原因，「就覺得自己的善意有好好傳遞到中國人心中。」

但在胡丹的印象裡，那並非是個全然美好的故事，菜市場的人都知道有一個不會說中文的日本人，他們經常會把一些殘次品送到店裡，有的蘿蔔心是黑的，瘦肉裡常常摻著肥肉，總是送得晚，島田有時做咖喱做到深夜。

胡丹覺得，島田身上有一種哪怕被辜負也不曾改變的善良，冬天在地鐵口看到截肢的殘疾人，他會把自己腳上的襪子脫下來，給殘疾人穿上。最近在網頁上看到一個在日本幫助中國研修生的志願者，他把這條新聞列印出來，讓丹子幫忙找志願者的聯繫方式，他想給對方捐5000塊錢。「他這個人內心很柔軟。」她說，「我能夠感受到他對別人的好，他對別人好，我就希望世界上有一個人對他好。」

陌生人看到島田和胡丹在一塊兒時會問：「這是你女兒嗎？」胡丹會點點頭：「我是他女兒。」我和他一起去島田家裡，她告訴我，門衛對於語言不通的島田，總是很警惕，開門也常常不情不願，她特意多買了一瓶水，塞給了門衛。

島田孝治和胡丹 圖丨胡丹

「為什麼叫我回日本，我是武漢人啊」

島田的籤證有效期是兩年，但每次入境只能停留三個月，每三個月他需要去一趟香港，蓋出入境的戳。前幾年他都買早上九點的動車，下午趕四點半回武漢的車，當天就能往返。但這兩年他體力下降，很容易疲憊，只能在深圳高鐵站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武漢。

胡丹也能感覺到這兩年島田的身體在變差，以前可以走過去的一段路，現在往往需要打車。在武漢舉辦的一個活動上，他試圖拿著頂屋咖喱的傳單去發給路上的行人，但很快有些支撐不住，最後只好搬了把椅子，彎著腰坐在遠處的草坪上。

最近一次回福岡是在2018年春天，這些年每次回去，都會收到老友去世的消息，這次是兩個朋友都走了，和他同齡，他說，「我覺得我可能也差不多了。」

他去店裡的時間也越來越少，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小屋子裡寫作，仿佛是擔心時間不夠用，他寫書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常常整夜不睡，寫到早上五點鐘，然後再沉沉睡去。「以前只是喜歡看書，看過就完了，現在覺得應該把看過的東西記錄下來。」他說。

在正在寫的《來過武漢的日本人》裡，他搜尋那些曾經來過武漢的日本人的痕跡，寫一個名叫三河臥水的日本商人在1884年來到武漢時的場景：

「武漢附近多水域湖泊，江漢平原的廣闊田野上，一直以來保持傳統的農村也非常的多。到了晚上燈火熄滅後，周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但是抬頭望去，天上繁星閃爍，一望無際。」

儘管這些書大概率無法出版，只能作為列印店的列印材料存在，但「他好像想要留下點什麼東西」，胡丹說。

攝影丨王翮

他很擔心，自己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不能再辦籤證，也就無法繼續留在中國。潛意識裡，他把自己當成了武漢人，疫情期間，日本大使館準備撤僑，有日本朋友打電話給他，他下意識地回答：「為什麼叫我回日本，我是武漢人啊。」

武漢和日本有什麼區別呢？他仔細想了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區別，住福岡的日子和武漢差不多，每天大部分時間在看書，偶爾出去會友，本土的日本料理也更符合他的口味，可以吃到好吃的牛排和豚骨拉麵，有某些瞬間他覺得不回武漢也可以，呆在福岡也挺好。但接到丹子的問候電話之後，他卻又開始思念武漢這座城市和這裡的人，「在日本還是會有秋風過耳的感覺，雖然秋風清爽，但如春風般的溫暖還是只能在武漢體會到。」

「在日本有一個詞叫做孤獨死，就是年齡大了，獨身老人一個人在家裡死了，都沒人發現，這種情況非常多，但至少在武漢他不會。至少他老去的時候，會有人陪著他。」金睿啟說。

胡丹是個有計劃的人，她在武漢買了一套小房子，就在島田租住的房子附近，她把其中一間屋子留給了島田。如果他喜歡鄉下，父母的老屋也有一間房子留給他，父母對接納這個日本老爺爺沒有什麼意見，「添雙筷子的事情」。

島田書裡寫的那些日本人在武漢居住幾年，體會風土人情之後，大都離開了，但他想要留下來，在胡丹老家散步的時候，走到了她家族的墓碑裡，看著林立的墓碑，他想著：「等我去世了以後，骨灰也會像那樣成為土地的一部分，我想那也不錯。」

今年8月去辦續籤的時候，工作人員告訴他，正在幫他申請更長時間的居留權利。胡丹一直記得那個瞬間島田的動作，他緊緊握著工作人員的手，用力搖動，低頭說不出話，一副將將要落淚的表情。之後又握住胡丹的手，用力搖動了幾次。「他那天真的特別高興。」她說。

自由而漫長的人生之後，他仿佛終於在這個異鄉得以安頓。我離開武漢那天，最後又去探望了一次島田孝治。他正站在門口刷牙，大門敞開，屋子敞亮了一些，他給門口一株很瘦的葡萄藤剪了剪枝，又給旁邊種在一個破舊花盆裡的袖珍椰子澆了點水。他把正在寫的那本書列印好送給我，裝幀得很仔細。

我用手比劃著，跟他說我要離開了，他聽懂了，拿起鑰匙，腳步遲緩地送我走到小區門口，我上了計程車，回頭看他，他還是穿著那件30年的綠色格子襯衫，在大樹下靜靜佇立，衝我揮手。

原標題：《住在武漢的島田孝治，自由的人生終於得以安頓丨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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