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當前，空城戒嚴，人心惶惶，但與此同時，一款線上遊戲正在悄然走紅。這款遊戲正是由英國遊戲公司Studio Ndemis Creations開發的《瘟疫公司》（Plague Inc.），在全球多國的下載量排行榜高居榜首，中國地區也不例外。Plague Inc.的走紅並不是偶然，2014年伊波拉疫情在非洲多國爆發時，也促使了這款遊戲在短短兩周內下載量提升了50%。
PlagueInc. 今年再度爆紅
2014年Plague Inc.上的模擬伊波拉病毒傳播遊戲
在遊戲中，玩家需要創建和發展一種致命的病原體，通過不斷升級、侵染，並同時應對全球科學界，在解決策略出現前實現全部感染消滅人類的目的。儘管遊戲在健康問題的媒體傳播方式被美國疾病防控中心CDC認可，但瘟疫公司開發公司仍然不建議遊戲玩家把遊戲作為對於疫情未來發展的判斷依據，瘟疫公司的創建者詹姆斯·沃恩（James Vaughn）建議人們尋找當地和全球衛生當局以獲取有關冠狀病毒的信息，而不是依賴瘟疫公司作為學習工具。
「...請謹記瘟疫公司只是一款遊戲， 並不是科學模型。而現狀冠狀病毒的爆發是影響千千萬萬的真實情況。我們仍然建議大家從當地與國際醫療機構直接獲取信息。」
PlagueInc. 的聲明截圖
詹姆斯·沃恩（James Vaughn）在美國疾病防控中心CDC與工作人員分享遊戲創作
正如同遊戲開發者所言，「《瘟疫公司》是一個遊戲而非科學模型，但它能要求人們思考怎樣才能讓疾病傳播。」在遊戲中我們可以取勝，但在現實生活中，全人類被病原體感染而被消滅是所有人都不願目睹的。而在人類歷史上與瘟疫傳染病搏鬥的過程中，我們的城市一次次真實面臨著被瘟疫侵襲的挑戰，疫情帶來了慘重的傷亡，但這也使得城市不斷有機會提升並應對未知的公共衛生危機。
現代西方城市規劃的起源，正在於解決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長而帶來的公共衛生問題。借著《瘟疫公司》的走紅，我們期望思考，我們生活的城市空間是如何被瘟疫重塑的？城市規劃是否有理想的城市模型來抗擊瘟疫對於城市生活的影響呢？
儘管出現了以預防城市傳染病暴發為共同目標的公共衛生和城市規劃，但如今在各個領域之間幾乎沒有重疊。領域的分離導致解決城市人口健康問題的不協調努力，以及普遍認識不到例如建築環境與低收入人口的健康差距之間的聯繫。如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中，所列舉的12項專欄內容，就完全沒有提到規劃部門作為空間社會支持的作用，還是局限在慢性病的防治和醫療資源配置上：
與公共空間相關的兩項專欄中，仍未考慮城市公共環境對於健康生活方式的影響
而這種不協調造成的問題在武漢封城一事上可見一斑，武漢封鎖城市可能有助於阻止該病毒的傳播，可見性最低的工人階級（尤其是外來移民）仍不能被即使承諾全民覆蓋的公共衛生系統納入。這種公共衛生與城市規劃溝通的失語在此次疾病防護中處處可見：
一是「城市應急預留空間在規劃中的欠考慮」
臨時疫病控制中心地址的選擇，武漢火神山在進行選址時，因為時間原因，匆忙選擇了一塊位於知音湖居民區旁的溼地作為建設用地，地塊地勢低洼，地下水位高，瘴氣重*，與周圍多座居民住宅的相隔距離很小。在有限的災情面前，這樣的選址一定不是最理想的，而歸根溯源，是由於本應該在城市規劃中考量的災後應急用地、白地欠缺，這也使得在應對緊急災害發生時，沒能提供更優的應急預留空間。
* 「瘴氣說」（Miasma Theory）認為，正是腐殖物、排洩物和垃圾散發的氣體導致了疾病。
火神山醫院選址周邊500M範圍內涵蓋多處住宅區，以及兩處自然景觀區
火神山醫院選址附近的居民住宅區
二是「城市與鄉村在醫療資源的不對等導致城鄉系統的供應鏈斷裂」
跟03年的非典相比，這一次疫情對農村的威脅要嚴峻很多。非典的大規模爆發在春節之後，疫情在城市之間流動，而這一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爆發是在春運期間，是全年中城鄉流動最為頻繁的階段。而農村與城市相比，基礎設施和醫療設備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疫情對於農村地區的挑戰更為巨大。
湖北省春節期間的人口遷入及遷出規模，來源：https://qianxi.baidu.com/?from=mappc
武漢市春節期間的人口遷入及遷出規模，來源：https://qianxi.baidu.com/?from=mappc
為保證疫情不至於在鄉村範圍內大規模擴散，不少地區的農村都採取了封村措施，全國各地的農村為確保無輸入性病原體，只能各施其招，大展身手，由此也出現了一些激進的封路措施。
激進的堆土、砌磚的封村方式是不可取的
敢於封村，一方面是人人自危的心情可以理解；另一方面是因為農村自成循環單元，不用出村也能生活很長時間。但封村忽略的是這些鄉村小單元同時也是整個社會運轉的重要部分，那些如毛細血管一樣連接各個村莊的道路，同時也是社會運轉和循環的通路。農村一旦封閉，城市各種物資的供應也會受到影響，而農村農產品的原飼料供應鏈也會被一刀切斷。因此，封閉鄉村不是理想的解決措施，提升農村的醫療衛生安全保障和醫療資源的配備，才是根本。
農村家禽危機，然而這僅是冰山一角
三是「城市空間相關疫情信息的可視化程度弱」
在對比觀察了對應省市的新聞發布會和疫情地圖之後，我們發現到目前為止，僅有深圳、廈門和鄭州發布了社區級別的可視化疫情地圖信息：
深圳南山、福田、羅湖三區的疫情地圖，細分至各社區連結移步：微信小程序《疫況》
而在另外一個方面，作為空間主導的學科，地圖製圖是很大程度的日常工作內容。而在各層次政府發布會，媒體溝通過程中，卻鮮見有效的可視化手段來進行對疫情狀況的清晰表達。
杭州市第四次新聞發布會，陳衛強副市長以可視化柱狀圖清晰呈現疫情的變化水平
關於如何將數據轉變為可視化成果，GIS前沿製作了一份將疫情數據轉為省/市級可視化疫情地圖的指南，這也是新浪新聞每日呈現更新的疫情地圖動態所使用的系統：
可視化疫情地圖的製作指南請移步：https://mp.weixin.qq.com/s/5btPSgv4APDwL7yHMwfIAw
在各層級對外溝通中，有效的可視化手段能夠使得要點信息突出明確，強化關鍵數據點，既可清晰有效的傳達與溝通信息，又避免了政府在與外界進行輿情溝通時缺乏統一直觀的數據參考。
到底多少個口罩？
由武漢源起的這起疫情，展現了我國對於疫情的及時遏制和鬥爭的努力，卻也披露了無論是制度或是措施上的多種疏漏。談「鄂」色變不是面對問題的方法，新型冠狀病毒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一次公共衛生危機，如何從危機中檢驗並反思城市治理的有效性、城市規劃的合理性，是我們可以學習的。事實上，城市瘟疫之間的對抗，早已有了上百年的歷史……
1848年，英國通過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 1848），這是史上首部呼籲政府規定城市內衛生設施和住宅最低建設水準的法案。用以改善自14世紀始，即在包含英國在內的歐洲人口稠密地區城市造成大規模傷亡的傳染病蔓延現象。而這一部衛生法，最終也成為了現代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起源基礎。
在第一部《公共衛生法》頒布後的幾十年中，英國中央設立了國家衛生委員會，並有專門的衛生主管部門負責供水，汙水處理，排水，清潔，鋪路和環境衛生法規落實的工作。彼時諸如臭名昭著的東倫敦區貧民窟在內的多個棚戶區，當中的居民人滿為患地住在建於死胡同院子周圍的房屋中，這些房屋只在一側有窗甚至沒有，通過狹窄的原本為進入馬廄而設計的小巷才可進入。數百人公用一個或兩個室外水龍頭，用水衛生和安全完全無法得到保障，而水源汙染正是造成1832、1848和1866年英國霍亂流行的罪魁禍首。
「最黑暗的倫敦」——19世紀東倫敦貧民區的生活
因此1860年後，英國開始了一系列改良貧民窟的計劃，而其中的措施最終反映在了1875年的新一版《公共衛生法》中的規定呼籲：地方當局有權制定規劃實施細則，規範街道的最小寬度，以保證建築物擁有基本充足的空氣流通和日照；再諸如在1870年抽水馬桶發明之前，每一棟房子背後必須建有分隔在外的盥洗室。此後，人口的死亡率開始大幅下降，期間英國普通工人的死亡率從3.0%降至了1.3‰。
埃德溫·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促使1848年《公共衛生法》立法的主導者之一
很快隨著一系列舉措的推進，1909年，第一部住宅與城市規劃諸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c. Act, 1909）在英國出現，授權地方政府（非強制）對城市中待開發地區編制城市規劃方案（類似於區劃），以確保基地布局和土地使用符合衛生、舒適和方便要求。這標誌著城市規劃作為政府管理職能的開端，也意味著現代城市規劃體系的建立。一系列以預防傳染病為初衷的行動，最終成為了人類社會建立公共衛生體制和開展現代城市規劃的開端。
20世紀20年代，醫學上的新認識確定了自然光照對於在生理及居住心理上的重要性。在20世紀20年代的新建住宅的發展就以此為主題，在討論的高峰期人們甚至認為日照比可居住的空間更為重要。
同時期的法國，拿破崙三世的塞納太守喬治·歐仁·奧斯曼 (George-Eugène Haussmann) 面對巴黎自中世紀以來的有機卻充斥疾病的狹窄、昏暗、汙濁的街道，也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計劃，將衛生、採光條件極其差的部分中世紀街道代之以現代化的林蔭大道，並設計了巨大的廣場、完善的排水系統及布洛涅森林 (le bois de Boulogne) 這樣的城市公園。
1858年的巴黎地圖，顯示了自1851年以來創建和修改的街道
動蕩、騷亂中的巴黎
除了受英國規劃案啟發的舉措進行拓寬街道，設立城市公園之外，奧斯曼最具創新力的設計還在於計劃中完善的排水系統，通過布置地下新型引水管道為更多人提供乾淨、衛生的生活用水。這一發達的地下排水系統，至今運轉良好，被公認為最完美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統工程。
1899年落成的星形廣場（又稱戴高樂廣場），由奧斯曼設計，中央坐落著舉世聞名的凱旋門
奧斯曼操刀切過巴黎市區內一些最擁堵和最不衛生的街區，那些曾經爆發過嚴重霍亂的地區也被囊括在內。儘管耗資巨大的巴黎重塑計劃引來了無數的批評，過程中損毀的不少中世紀或近代的建築物也招致不少爭議，但人們仍發現奧斯曼的工程為巴黎帶來了新鮮空氣、光與衛生，並使得曾經常常擁堵、難以前行似迷宮般的巴黎變得更易通行與運轉。曾經臭氣燻天的巴黎城，「整個都改頭換面了」，奧斯曼在他的回憶錄中自豪地寫道。
1899年落成的星形廣場（又稱戴高樂廣場），由奧斯曼設計，中央坐落著舉世聞名的凱旋門
巴黎城的涅槃重生，讓遠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國看到了希望。19世紀末的紐約、芝加哥，到處都被貧民窟、霍亂和犯罪充斥著。藉由1893年於芝加哥舉行世界博覽會 (WorldColumbian Exposition) 的契機，受巴黎重塑計劃的啟發，丹尼爾·伯納姆 (DanielBurnham) 受聘成為建築師，美化重建大火後的芝加哥城。他於1909年提出芝加哥規劃 (Burnham Plan of Chicago)，這一規劃標誌著城市美化運動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正式開始。
芝加哥大都會鳥瞰圖，1909芝加哥計劃
受「奧斯曼工程」的啟發，芝加哥計劃的內容很大程度地涵蓋了城市對於自然資源、高效基礎設施及良性街區環境塑造的需求，具體內容囊括：
芝加哥計劃中設置的森林、公園和林蔭大道體系
大火燒毀了芝加哥曾經的光榮和夢想，卻也帶來了它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契機。然而伯納姆從英國光芒萬丈的工業革命背後看到，儘管工業化可以推動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但伴隨工業革命而出現的城市工業生產環境惡劣，工人們棲身擁擠髒亂的居住環境現象，卻帶來比先前還要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這些都會摧毀城市。
城鎮處處充斥著工廠和濃煙
為避免重蹈覆轍，伯納德的芝加哥計劃中，關鍵性地提出了分區（Zoning）的概念。這種模式側重於針對功能和用地性質的分類排序，主要傾向於將住宅區與其他土地分開建設，特別是涉及到工業用地時。這也是受奧斯曼模式的啟發，在經濟用地內部劃分功能(就好比分區)，隔離那些被認為不健康的功能區(例如工業)，並對人與用地之間的接觸方式制定嚴格的規定。
從芝加哥計劃的工業區分布圖和核心區的人口密度圖中可以看出，工業區基本是避開了居住高密區域進行設置的：
芝加哥計劃中的工業區分布圖
芝加哥計劃中的人口密度分布圖
當然芝加哥計劃中的分區內容，還涵蓋了諸如建築高度、街區界面等等的規劃建議，但用地分區中對於城市化進程中住宅社區環境保護，卻是永久地保障了居民的生命生活質量，避免城市再次陷入擁擠不堪、骯髒又腐敗的狀況。1917年，在Alderman Charles Merriam的共同推動下，有關城市及鄉村必須依據功能劃分「住宅，商業和工業區」進行分區建設的立法草案正式被引入伊利諾州議會。而此後，這一城市功能的分區又被證明與城市土地價值表現緊密相關。由保證居民的生活生產衛生安全的初衷出發，這一舉措不僅帶來了大都市可持續的空間建設發展，也確立了城市空間對應的社會經濟學價值。
芝加哥中心，鳥瞰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這一系列城市規劃，雖不乏裹挾著階級對控制和管理城市的需求，但都體現了將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事務進行整合的必要性。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若城市規劃和法規與公共健康間產生脫節，無法解決或回應公共衛生安全需求，則勢必會帶來公共安全危機，造成更大的損失。19世紀末的香港華人住宅區正是由於在規劃用地時，無視公共衛生狀況，狹隘地著眼土地利益，才又一次引發了全世界範圍內的鼠疫大流行。
瘟疫是必須對抗的，而城市規劃中公共健康考量的重要性也是必須要重視的。這需要不同體制的決策、制定的規則、牽涉的權力關係共同配合。
將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的發展脈絡納入時間序列，可以發現兩者總體上經歷了從同源到分化再到交匯的演變過程。
而在這個分化到交匯的過程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事務之間經歷了互相啟蒙，逐漸分化到現階段部分交叉的變化過程。我們認為，面對未來的城市公共衛生事務，我們應該：
到19世紀末，公共衛生的驅動意識形態已經轉移到細菌理論，這種轉移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上半葉。這種概念轉變伴隨著公共衛生和規劃實踐的轉變。公共衛生研究從調查改善城市基礎設施的方法，轉向微生物的實驗室調查和側重於特定免疫計劃的幹預措施，醫生而不是規劃者成為新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類別。
隨著臨床醫生在20世紀中後期越來越多地實施公共衛生措施，醫生更加轉向解決疾病的 「宿主」(例如個體) 而非 「環境」(例如微生物之外的世界)。在這個時代，公共衛生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疾病的社會層面，強調改變反映在個人生活方式中的個人「風險因素」，例如飲食、鍛鍊和吸菸。而規劃，諸如在戰後的美國的關注點也轉向通過大型基礎設施和交通項目促進經濟發展。環境和個體的脫離考量就會造成公共衛生管理落實的脫節。
到了20世紀下半葉，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型將發病率和死亡率歸因於個人生活方式、行為、遺傳生物學或遺傳學所帶來的分子水平的病原體，並將其牢固確立為流行病學的主導範式。然而，生物醫學模型傾向於解釋分子水平的發病機制，而不是解釋疾病在人群中如何分布，疾病的發病率是多少或在社會空間如何分布。美國城市規劃就是通過採用環境影響評估過程，在向保證環境健康的方向上經歷了類似的轉變。
儘管環境影響報告書和定量風險評估對公共衛生的統計評估有益，但我們要警惕過分強調致癌作用而犧牲了其他慢性病，或將所有人口視為類似的易感人群，對定量數據的分析過於限制，而減少或忽略其他種類的信息。與此同時，我們需鼓勵專家的討論和實踐，保證過程的民主和開放性，將規劃與真正意義上的環境健康直接聯繫起來。
WHO在21世紀初期提出了健康的城市規劃，其定義是為居民規劃。這意味著將人和社區的需求置於城市規划進程的核心，並考慮到決策對人類健康和福祉的影響。
健康城市規劃是世衛組織歐洲健康城市網絡第四階段的三個核心主題之一。總體目標是將健康考慮納入城市規划進程、方案和項目，並為實現這一目標建立必要的能力以及政治和體制承諾。城市規劃者和相關專業人員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他們獲得設施和服務的機會、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發展強大社會網絡的能力。這些是決定城市居民健康、福祉和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世衛組織在這一領域的工作探索了健康與城市規劃之間的聯繫，並側重於城市規劃如何對健康產生積極影響。
雖然我們意識到了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事務整合的重要性，未來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整合仍然面臨著三大挑戰：
規劃與公共衛生之間的整合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如何在擴大我們對規劃的定義以包括產生政治過程的政治定義的同時，更加關注土地使用和場所（通常稱為建築環境）對公共衛生的影響這些結果。更重要的從規劃者的角度出來，轉變單一價值觀。
重新連接各個領域的第二個挑戰是開發一種消除健康差異的協調多學科的方法。大量最新證據表明，富裕階層與貧困人群的健康差異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縮小，而且越來越嚴重，並且與屬於傳統規劃領域（例如住房，交通運輸）的物質和社會環境之間，包括街景以及社區或社會資本變得愈發緊密。因此公共空間和開放空間設計變得愈發重要，這是唯一各個階層能共享的公共資源。
除了解決衛生方面的差距之外，重新連接各個領域還需要制定明確的策略來改善城市人口的健康。當前，缺乏城市衛生議程已使每個領域都忽視了城市-郊區-農村的衛生差距。
到2050年，全世界60%的人口將定居在大中城市，城市將成為未來公共衛生主要關注的主要區域。在城市人口預計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城市作為主要載體的設計與健康的承載量將成為未來需要公共衛生與城市規劃共同預判與設計的。
幸運的是，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城市設計公司開始進行相關設計探索，荷蘭城市設計公司PosadMaxwan與荷蘭疾病防控中心GGD，荷蘭國家公共衛生與環境研究所RVIM, 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TNO就身體健康、生活方式和城市設計之間的直接關係進行了廣泛研究。
「健康的城市由健康的居民組成。那麼，公共空間如何才能對城市居民的健康產生積極的影響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開發了一個創建健康城市的城市設計通用工具箱。設計策略主要通過鼓勵有益的生活方式，來預防身體問題。
這項研究確定了一些讓城市更健康的設計幹預措施。它們可以分為四類:
荷蘭政府也將這個設計工具與健康城市的願景，一起作為城市城市發展優先事項列入國家議程。這四大原則已經成功地應用在烏得勒支市火車站周圍環境設計中。市政府現在評估所有的空間發展項目，以驗證這項工具在多少程度上有助於保持公民健康。
我們仍然相信作為指導城市發展保障城市健康生活的學科，拋開政治與發展為導向的目標，在災害、公共衛生、社會生活上我們能做的還能更多。
除城市設計的實踐中設計機構的正面實例外，影響更深遠的高等教育也面向城市規劃與公共健康的進一步整合提供了示例。哈佛推出的城市規劃碩士(MUP)和公共衛生碩士(MPH)聯合學位項目旨在支持尋求城市規劃和公共衛生跨學科教育的學生，並為他們在這些領域交叉的領導崗位做好準備。通過該跨學科專業，學生將接觸到促進和設計更健康的社區、城市和大都市地區所涉及的國內和國際問題，以及由特定建築和城市設計產生的環境、社會和健康問題。
告別功能與土地利用為導向的規劃價值，就是需要認識到世界的複雜性與不確定。城市越來越難用一種固定的目標去保障一種路徑不變的發展，我們需要降低複雜性來處理它，而這正是情景有所幫助的地方。
巧妙創建的場景可以將大量的不確定性減少到幾個看似合理的替代路徑，這些路徑一起包含最相關的不確定性維度。情景規劃鼓勵戰略思維，並通過創造多種未來幫助克服思維局限。場景有許多不同的定義，每個定義都以特定的方式定義場景。而Scenario正是未來規劃可以嘗試的方向，也是明日工坊未來想要在未來推廣的規劃思維。
在這裡通過瘟疫公司中幾個願景的舉例也許能幫助大家理解。在瘟疫公司遊戲中，有不同的願景模式對應下，我們需要創造路徑化的策略方案來完成遊戲目標。
情景一：誰在乎 WhoCares
真人秀在富裕國家越來越受歡迎，這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阻止了他們對貧窮國家疾病爆發的關注。資金減少極大地影響了貧困國家的監測能力，並限制了它們識別和應對國家疾病爆發的能力。誰在乎窮人會怎麼樣。
情景二 切斷一切 Shut Down Everything
最近非典、H5N1和H1N1引發的健康恐慌提高了人們對疾病傳播速度的認識。各國政府對疾病的國際傳播極為擔憂，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要求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在國家關閉一切之前，世界會被感染嗎？
情景三 仇外 Xenophobia
對移民、全球化和剝削的憤怒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對外國人敵意的迅速增加。各國大力加強邊境保護，大大減少了全球跨境交通流量。積極的一面是，邊防警衛會大喊「你不能通過」...
這三個情景正如同我們現在面臨的情形一樣，好的情景設計正是來源於現實生活。誠如美國著名的規劃機構林肯土地政策在其情景規劃網站上的口號所言
「我們沒辦法預測未來，但我們可以準備未來」
情景式開發作為一種接受長期觀點的替代規劃方法正在迅速發展，包括關鍵的不確定性和長期願景。它的應用來自於需要認識各種不同的可選擇的未來，並希望最終構建一個單一的首選未來。這個過程鼓勵創新，促進「跳出框框」思考，幫助規劃者和決策者探索未來的可能性，理解城市環境的複雜性，預測變化及其後果。除此之外，情景方法可以整合到更廣泛的戰略框架中，創造城市必要的競爭優勢。考慮到不可能準確知道未來發展的方式，一個好的決定或策略應該是適合幾個可能的未來的。
瘟疫作為未來城市發展的一種情景，也勢必需要考慮到城市未來發展願景之中。
而在昨日在微博上看到清華大學龍瀛教授提出的
「 面對瘟疫，城市規劃到底能貢獻什麼呢？」
告別規劃的宏大敘事，正如同網友Devil_angel96所說在專項規劃中如何讓規劃師不再是萬金油，且讓更多交叉學科的專業人士介入才是走向實踐的開始。
我們仍然相信作為指導城市發展保障城市健康生活的學科，拋開政治與發展為導向的目標，在災害、公共衛生、社會生活上我們能做的還能更多。「消除恐懼的最好方式就是直面恐懼」，作為城市規劃師、設計師，在這場關乎全國乃至世界居民健康的戰役面前，應該謹記我們所擁有的無力感，積極探討作為城市環境的規劃者，我們能做的還有什麼。我們也希望瘟疫公司只是遊戲，不是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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