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鬧市區另類打拐:大學生押「人販子」示眾

2021-01-20 中國教育在線

  10月20日,省城繁華地帶柳巷再次出現另類打拐場景,大學生志願者們推著一個代表人販子的假人模特,拿著象徵法律的木條小範圍巡遊,宣傳打拐,尋找被拐兒童。

  西裝墨鏡吸引眼球

  10月20日10時左右,省城柳巷長風劇場門前,一個裹著黑色塑料布的假人模特被捆綁在一輛簡易的手推車上,上面寫著「人販子」三個白色大字,模特頭上戴著白色尖帽,帽子上也寫滿小字:「人販子,還我孩子」。

  11個身著西裝領帶,戴著墨鏡的男子站在「人販子」兩旁,面無表情,手上拿著寫有黑字的白色木條,他們東西向來回遊走,嘴裡發出「微微嗚嗚」的聲音,棍棒也有節奏地杵著地面「登登」作響。

  路人問:「你們在幹嘛?」

  「防拐、打拐,找孩子!」一位「西裝男」不厭其煩地告訴帶著莫名其妙表情的路人。

  路人問:「怎麼穿成這樣?」

  「今年流行,這不像江南style嘛?其實就是為了吸引人注意。」另一個「西裝男」說。

  另類的活動還在繼續,人們的密集度似乎與「西裝男」的設想是一致的,來一探究竟的市民越來越多,除了「站臺」的11個「西裝男」,有十多個穿著紅色馬甲的人開始散發傳單,有些「紅色馬甲」的身上還懸掛著孩子的照片。

  記者也接到了幾份傳單,「紅色馬甲」一邊告訴記者自己失蹤孩子的特點,一邊還不忘向其他人塞帶有照片的尋子信息,駐足的市民接過傳單,眼睛卻始終沒離開「假人模特」和一幹「西裝男」。

  事實證明,這樣「尋找孩子」的方式確實得到了關注,活動地點被間斷性地圍得水洩不通,回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另類打拐方式頻出

  其實,太原類似這樣的另類尋子活動的舉行今年已經是第二次了,同樣的參與者,同樣的事,同樣的地點。

  5月18日,6個大學生志願者赤裸上半身,後背寫著「關注被拐兒童」,同樣在繁華的柳巷向路人呼籲關注被拐兒童。

  近年來,民間打拐成了鏡頭前的熱點話題,從線下到線上,全民參與的積極性很高。

  明星參與打拐,微博拍照打拐,媒體宣傳,翻拍電影,打拐形式千變萬化,為了吸引關注,另類的、帶有些許行為藝術的打拐順勢而生。「沒有特點,就沒有關注度,活動就白搞了。」山西大學生愛心聯盟的秘書長王禹佳告訴記者。此時,他正西裝革履地站在假模特旁邊,而「赤裸上半身」的那次活動中也有他的身影。「那就是我策劃的,這次不能脫衣服了,換西裝了。」他笑了笑,有點自嘲的意思。

  隨後,王禹佳和一幹「西裝男」拿起棍棒鞭笞假模特,隨之而來的是新一輪的遊走,喊話,再鞭笞。此刻,王禹佳的搭檔馮建林站在人群中,他正在聯繫中午接送志願者的車子。

  民間打拐收效甚微

  馮建林和他的「建林尋子網」在山西知名度較廣。2010年9月,馮建林在女兒失蹤後創辦了「建林尋子網」。通過這個網站,他及時有效地發布各地失散兒童的信息,成為失散兒童有關線索的集中地,並為家長及志願者提供一個信息溝通的平臺。

  此後,馮建林開始帶著失蹤兒童的家長在街頭尋子,規模逐年增大,參與人員也逐年增多,各行各業的人員參與使得每場活動都有十足的曝光率。2012年11月18日,馮建林駕著貼滿失蹤孩子照片與文字信息的「建林尋子車」再次出發。而此前,「建林尋子車」的第一次啟程在資金窘迫的情況下被迫終止,兩次規模頗大的啟程時間相隔不到半年。

  為了尋找丟失的孩子,馮建林開著破舊的尋子車,去過運城、許昌、駐馬店、武漢、南平、杭州、徐州、貴陽等30多個城市,參與了幾百場打拐活動。

  尋子活動初期,山西大學生愛心聯盟的秘書長王禹佳結識了馮建林。此後,王禹佳和他的同學們成了馮建林活動中的義務志願者,「赤裸上身」、「假人模特」這些另類的打拐方式也是在王禹佳和他的同學們策劃下實施的,在王禹佳的印象中,兩年間,他參與的打拐活動達30餘場。

  3年中走過大半個中國,但使盡渾身解數,王禹佳與馮建林的尋子事業似乎還是收效甚微。在「假人模特」的活動現場,王禹佳坦言,這兩年來,找回的孩子只有兩三個,而其中一個還是人家自己找回來的。馮建林也表示,「找到的確實不多。」

  對於為何轟轟烈烈的活動卻收效甚微,二人均默不作聲。許久,馮建林說:「不容易。」

  誰來監管民間打拐

  活動現場,對於打拐宣傳,市民都認為很好,但涉及捐款,大家都有所保留。「我們也搞不清楚這是什麼組織,我們捐的錢到哪裡去了也不知曉。」一位駐足的市民趙先生說。而現場一位帶孩子的劉女士告訴記者,「我倒是想捐錢,但沒有官方監管,不知道能不能信任。」

  不管怎樣,王禹佳與馮建林所要的關注度有了,現場人群久久不散,給了他們找回孩子的希望。

  除了關注度,王禹佳與馮建林還異口同聲地表示,「打拐沒錢不行。」幾年內,在馮建林搞的活動中,沒有公開募捐過,「赤裸上身」也是當眾義賣東西籌集公益款項,但只得到200元。

  馮建林表示,打拐活動基本靠好心人贊助,「今天的活動就是一個老闆贊助了400元。」

  這些年具體得到多少錢贊助,馮建林和他的同伴沒人能說出數字,「沒錢的時候,我們就在家各幹各的,找找贊助,有了贊助就出發找孩子」。這些贊助怎麼花的?「通常是幾個人商量著來,沒有專門的組織管理這個,報帳也是活動時簡單通報一下」。

  這些贊助怎麼花的,沒有人在意,畢竟大家做的是善事,不該質疑,但當數字開始大起來,無人監管的民間打拐是否會引發信任危機?而且,事實上,像他們這種沒有正規註冊的組織是沒資格組織公開募捐的。

  這是馮建林和民間打拐組織不能迴避的問題。

  對此,太原營盤派出所王村責任區刑警隊的民警雙正有著自己的看法,「打拐行動還是依靠擁有專業刑事技術力量的政府比較靠譜,民間打拐力量可以提供給公安部門線索,起輔助性作用。」

  山西中呂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濤建議,可以從法律上認可民間打拐組織的身份,明確他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規定框架,在許可的範圍內活動,讓民間打拐行為有章可循;另一方面,給予資金扶持,讓善舉能夠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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