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展開的全美抗議活動已進入第三周，與上一個周末警方以催淚彈和胡椒噴霧鎮壓騷亂，抗議者用石塊回擊的情況相比，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大體上非常和平。只是，他是誰呢？
那是近30年前。休斯敦傑克·耶茨(Jack Yates)高中11年級的最後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一群親密的朋友在思考畢業後會帶來什麼。他們是行將成年的黑人少年。他們彼此問，他們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喬治轉向我，對我說，『我想觸動這個世界，』」現在45歲的喬納森·維爾(Jonathan Veal)回憶說。他回憶起其中一個年輕人的渴望。這個年輕人名叫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倆人是在六年級的第一天，在學校食堂裡初次見面。在17歲少年的心目中，觸動世界可能意味著NBA或NFL。
「這是我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後，能記起的第一個時刻，」維爾對《紐約時報》說。「他沒有想到人們會以這種悲慘的方式知道他的名字。」
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位年少時的夥伴回憶說，他曾說「想要改變世界」。
喬治·弗洛伊德於周二在休斯頓安葬，和他的母親「茜茜」(Cissy)重逢。2018年5月，住在明尼阿波利斯、試圖重新開始的弗洛伊德沒能趕得及回來見母親最後一面。他把她的名字刺在自己的身上。
歿年46歲的弗洛伊德給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死前近9分鐘的影像視頻。但對朋友和家人來說，弗洛伊德的歸途令人心碎，他們說弗洛伊德曾是一個胸懷遠大的人，他拼命想要進入NBA，想要成功，想要擺脫貧困和暴力，開始新的生活。儘管他一度取得了成功，成為兄弟姐妹中第一個高中畢業並上大學的人，但他也遭遇了挫折和歧途。最後，他確實通過他的死亡觸動了這個世界。
在人們的心目中，弗洛伊德並不完美，他不是烈士也不是英雄，弗洛伊德是一個犧牲品。走近他的生活，不是要為他書寫一部美化版的傳記，而是要試圖回答一個問題，他為什麼會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
比貧困更貧困
小喬治·佩裡·弗洛伊德 (George Perry Floyd Jr.)1973年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的費耶特維爾，是喬治·佩裡·弗洛伊德和拉齊妮婭·瓊斯·弗洛伊德(Larcenia Jones Floyd)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
弗洛伊德的生父是一名護士，但他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在Chocolate Buttermilk樂隊做R&B和爵士吉他手。老弗洛伊德在21世紀初死於動脈瘤。
弗洛伊德的母親人稱「茜茜小姐」，在與老弗洛伊德離婚後，她遇到了一個休斯敦人，後來兩人又生了兩個小兒子。她帶著孩子們去休斯敦投奔新男友的父母。從此便留在了這座城市。
「茜茜小姐」後來帶著孩子們住進了「庫尼公屋」(Cuney Homes)，這是一片低矮的公共住宅，共有564套公共住房，以諾裡斯·萊特·庫尼(Norris Wright Cuney)的名字命名，這是一位在德州重建期間支持黑人教育機會的非裔美國政治家。
打小就認識弗洛伊德的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說，休斯敦的第三區很苦，尤其又以被稱為「磚塊」的庫尼公屋最為潦倒。
沃克說：「這裡已經不是貧困可以形容得了的了。有時候你就是沒飯吃。」
「我們都是在貧困中長大的，」童年的朋友沃恩·迪克森(Vaughn Dickerson)說，「弗洛伊德的家比我們家窮一點，但他從來沒有一天讓這些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
弗洛伊德的母親在快餐店Guidry 's做漢堡。弗洛伊德和迪克森經常在學校的午餐休息時間去那裡吃點東西。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斯(Philonise)在上周四明尼蘇達州的葬禮上回憶道，對他們一家人來說，有時填飽肚子都是個大問題。
茜茜是庫尼公屋的民間領導人之一，也是居民委員會的活躍成員，她不僅拉扯大了自己的孩子，有時還會照看鄰居的孩子。她這幢小小的房子是一個樞紐，是任何需要住所、淋浴或吃飯的人的避難所。她的鄰居希拉·馬斯特斯(Sheila Masters)說，和她的大兒子一樣，她一直舉止平靜溫和。
「我們的財產不多，但我們的房子裡充滿了愛，」弗洛伊德的弟弟羅德尼(Rodney)在明尼蘇達州的葬禮上回憶道。
作為長子，弗洛伊德承擔了榜樣的責任。
迪克森說：「弗洛伊德被視為家庭的救星。如果一家人的情緒都很陰鬱，你可以指望他會讓大家大笑。」
「他的媽媽會說，『嗯，佩裡，你需要做這個。你是這個家族的領袖。你是個男子漢，』」沃克說。
「他並不介意這麼做，他總是說等他長大了，要給媽媽蓋一幢房子，」姨媽安吉拉·哈裡森(Angela Harrelson)說。「他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樹立榜樣。沒有父親在身邊，壓力也很大。這對他來說真的很難。」她說。
根據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數據，庫尼公屋社區的平均預期壽命要顯著低於所在縣73歲的平均水平。貧窮、毒品、幫派和暴力侵害了這裡的許多家庭，弗洛伊德的幾個同學沒能活到20歲。這個社區至今留存著許多弗洛伊德孩提時遇到過的問題。近69%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這裡的家庭收入中值不到2萬美元，是休斯敦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大約28%的家庭有資格領取食品券。
「你走在街上，路過一個在人行道上被槍殺的人，這並不奇怪。聽說一個小女孩在小巷裡被強姦，這也不奇怪。這是常態，」他的朋友沃克說。
「你必須想像這對孩子們會有什麼影響，」他說。像弗洛伊德這樣能從高中堅持讀到大學，在這裡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就。
這種掙扎也延伸到了傑克·耶茨高中，在那裡弗洛伊德在橄欖球和籃球隊的運動員。2019年，這所學校從德克薩斯州教育部只獲得了「D」級評分，近80%的學生有資格享受免費或減薪午餐。
曾經的夢想
小學二年級時，弗洛伊德在作文裡寫道，「我長大後想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官。」不過這個夢想沒有持續多久，他就將興趣轉向了籃球。弗洛伊德在中學時以他的個頭著稱——初中時他的個子已經超過了六英尺。他將運動視為走出庫尼公屋的機會，因此，他的大部分空閒時間都在戶外投籃或者玩橄欖球。
迪克森說：「因為弗洛伊德在打籃球，所以你不必擔心他會到處跑，砸碎別人家的窗戶。」
他說，學校的老師大多是黑人，他們設定了很高的標準，鼓舞學生發揮潛力，倡導他們走出去上大學。
耶茨高中的籃球教練沃爾特·詹森(Walter Johnson)和橄欖球教練莫裡斯·麥高恩(Maurice McGowan)對弗洛伊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促使他提高自己的技術。耶茨沒有最好的設施、運動服或訓練設備，但在這兩項運動上，它都是全州成績最好的項目之一。
到十年級的時候，弗洛伊德已經在這兩項運動入選校隊。那一年，一位名叫卡爾·歐文斯(Carl Owens)的校隊明星被槍殺。他是一個老大哥般的人物，就住在弗洛伊德家對面。耶茨的另外兩名隊友在畢業後不久被殺害。
迪克森說，弗洛伊德知道他所面臨的障礙，也知道為了成功他必須做些什麼。
弗洛伊德的母親和他的大姐薩薩(Zsa Zsa)定期觀看他的比賽，包括1992年在州際橄欖球冠軍杯的比賽，那場比賽他們輸給了天普(Temple)高中，當時他在18碼外有3次接球。
隊友傑梅因·文圖斯(Jermaine Venters)說，弗洛伊德喜歡在終點區鬧騰，希望能被電視攝像機捕捉到。但他有真正的天賦，甚至擁有進入NFL的潛力。
1993年，弗洛伊德成為他兄弟姐妹中第一個讀完高中正式畢業的孩子。朋友們回憶說，對弗洛伊德來說，那是非常快樂的一天。
阿魯馬·弗萊倫(Alumar Flewellen)認為，弗洛伊德當時真的很有抱負和目標，「非常專注，而且有動力」。
「他過去總是說『我要改變世界，』」和弗洛伊德一起在耶茨上學的瑪麗·金恩斯(Mary Ginns)說。「他總是說，『我要有所作為，我要改變世界。』」
去大學
20世紀90年代初，南佛羅裡達社區大學(South Florida Community College)的籃球教練喬治·沃克(George Walker)來到休斯頓招募球員。他對弗洛伊德的運動能力印象深刻。
「我想找一個大前鋒和一個中鋒，」沃克對《休斯敦紀事報》回憶說，「他橄欖球和籃球都打得好，更喜歡籃球，所以我們決定給他獎學金。」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教練結識了弗洛伊德的母親和家人。「她為他感到非常驕傲，」沃克說。「她希望他這輩子能成就點什麼。她想讓他走出自己生活的環境。」
這支校隊打得很好，弗洛伊德是關鍵的先發球員。前隊友迪米特裡厄斯·格雷(Demetrius Gray)說，他是隊裡的大塊頭，精力充沛。在他的記憶中，弗洛伊德滑稽、可愛、可敬。在場上又表現得咄咄逼人，憋足了勁要進NBA。
籃球教練沃克說，弗洛伊德作為球隊的首發中鋒，他很努力，很受歡迎，也通過了各門學術考試。「喬治就是個普通人，」他說。「非常逗趣，隨遇而安。無論在場上還是場下，他都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由於不清楚的原因，弗洛伊德在1995年離開了南佛羅裡達，沒有獲得學位。他後來去了德州農工大學金斯維爾分校(Texas A&M-Kingsville)，主修社會學。《德克薩斯月刊》(Texas Monthly)查找到記錄顯示，他在這所學校也曾一度打過籃球，但在大二結束前就退學了。
弗洛伊德的高中朋友文圖斯說，大學的壓力讓弗洛伊德感到很沉重，他的母親在經濟上非常困窘，他既想努力支持母親，自己也要完成學業。
「這對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文特斯說，「他最終還是回家了。」
和弗洛伊德同在庫尼公屋長大的麥可·斯特利(Michael Staley)說：「很多時候，當你回家的時候，就是麻煩的開始。」
麻煩的開始
法庭記錄顯示，弗洛伊德於1997年在休斯敦市所屬的哈裡斯縣首次被捕，當時他被控出售不到一克毒品。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在監獄裡進進出出，經歷了兩起盜竊案、三起毒品指控和一起非法侵入案。
2004年，前休斯敦警官傑拉爾德·戈因斯(Gerald Goines)逮捕了弗洛伊德，因為戈因斯稱在一次釣魚執法中，弗洛伊德從他那裡以10美元買了少量毒品。根據法庭記錄，弗洛伊德認罪並被判10個月的州監禁。
由於在一次拙劣的突襲中導致兩人死亡，戈因斯一直處於一樁巨大醜聞的中心。哈裡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正在重新調查他的案件，並向數千名因戈因斯多年來的案件而被定罪的被告發出通知，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戴恩·席勒(Dane Schiller)表示，官員們尚未確定弗洛伊德是否因虛假理由被捕。
弗洛伊德最後一次被捕也是情節最嚴重的一次是在2007年，他被控與另外五名男子實施入室搶劫，並在一名嬰兒面前用手槍柄毆打一名婦女。他對此認罪。
朋友們說，弗洛伊德也曾冒著風險在社區化解風波。
在他入獄之前不久，弗洛依德和他的年輕朋友卡爾·韋恩(Cal Wayne)一起開車經過第三區，這時他發現了麻煩。
「靠邊停車，」韋恩記得弗洛伊德對他說。
韋恩說，一群他們認識的男人在毆打一個陌生人，並打算把他扔進他們的汽車後備箱。韋恩說，他告訴弗洛伊德這不關他們的事。但是弗洛伊德很不開心。韋恩還是停下車子。
韋恩在他的車裡看著6英尺6英寸的弗洛伊德走進混戰，並把雙方隔開。
這是怎麼回事？弗洛伊德一遍又一遍地問他們，敦促他們收手。
「他跟他們聊了很長時間，直到大家達成共識，」韋恩說。「他把整件事情解決了。」
對韋恩來說，15年前的那個時刻代表了弗洛伊德對他的社區的意義。
「上帝是好的」
弗洛伊德在2013年出獄後，弗洛伊德開始與洛茜·華盛頓(Roxie Washington)見面，並且生下了吉安娜。這是他的第三個孩子，現在6歲。
這段關係沒有持續多久。但弗洛伊德的朋友蒂芙尼·科菲爾德(Tiffany Cofield)說，這一次弗洛伊德決心成為他孩子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華盛頓要求，弗洛伊德會在半夜買尿布送上門。他對科菲爾德說，「我這麼做是為了小黃花(Buttercup)，」這是他對女兒的愛稱。
科菲爾德記得弗洛伊德在第三區他媽媽家門前的人行道上，用玩具車拉著吉安娜走來走去。「他拖著小車子，帶著女兒四處遛，看起來很自豪，」她說。
大約十年前，弗洛伊德對基督教說唱音樂產生了興趣，他鼓勵人們去磚地教堂(Church in the Bricks)，這是一個在這個公屋項目籃球場上舉行的街頭布道會。
羅尼·利拉德(Ronnie Lillard) 當時是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學生，後來成為基督教說唱歌手。「我對他的一切了解都來自於出獄後，」利拉德對NBC說。「在他出獄後，他已經改過自新了。」
他「希望看到自己的社區發生變化，利用他的街頭關係幫助在本地區建立教會，」 他說。「那個街區每一個賣毒品的人最後都來參加聖經學習。這就是喬治·弗洛伊德的影響。」
他觀察說，弗洛伊德在布道會上度過了很多時光，他負責安放椅子，還要把一個洗禮池放到籃球場中心，牧師在這裡為人們洗禮。
2017年，弗洛伊德在社交媒體中貼了一段視頻，他對著鏡頭說：「我有我的缺點，也有我的瑕疵，但這些一直在發生的槍擊案——我不管你來自哪裡，現在在何方，夥計，我愛你，上帝愛你。把槍放下，兄弟。不應該是這樣……我們這裡有父母想要埋葬他們的孩子，夥計。」
一個新的開始
2014年，弗洛伊德參加了一個基督教計劃，這個計劃曾將許多尋求戒毒治療和就業安置的人送到Turning Point，這是一家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北部的黑人擁有的藥物濫用中心。完成課程後，參與者可以接受工作培訓。
弗洛伊德的朋友們鼓勵他走出這一步。科菲爾德說，他想戒掉毒癮，接受職業訓練，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這樣他就能得到吉安娜的監護權，所以他決定離開休斯敦，從頭開始。但也有朋友提醒他，搬到那裡可能不太方便，他的兒時夥伴麥莎·霍金斯(Meshah Hawkins)說，「我告訴他的第一件事是，『那裡沒有黑人。』」當時弗洛伊德笑了起來，但霍金斯還是很擔心，「他是個大塊頭黑人，如果你不了解他，你可能會被他的外表嚇到。」
2017年，他在救世軍港灣之光中心(Salvation Army’s Harbor Light Center)擔任保安，這是一個市中心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和過渡性住房設施。員工們認為弗洛伊德是個性情沉穩的人，有著保護別人的本能，會陪他們走到自己的車前。「在收容所工作，每天你都會為別人的故事而痛心疾首，你得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才能勝任這份工作，」救世軍北部分部的發展執行主任布萊恩·莫洛洪(Brian Molohon)對《紐約時報》說。
也就是在那裡，弗洛伊德認識了他的女朋友科特妮·羅絲(Courteney Ross)，當時羅絲正在探望一位親人，「他看到我是那麼痛苦，於是走上前來與我一同禱告，他憐愛我，我們從此就在一起了，」羅絲對NBC說。
此外，他曾一度在一個鋼鐵場做體力活，為唱片藝術家充當私人保安，作卡車司機，還去了一家名為康加拉丁小酒館(Conga Latin Bistro)的餐廳兼酒吧和夜總會擔任保鏢。
老闆喬萬尼·滕斯特羅姆(Jovanni Thunstrom)說，弗洛伊德很快就成為了這個工作家庭的一員。他來得早走得晚，還努力學習了薩爾薩舞——不過一直到最後也沒完全掌握舞步。
「我一見到他，就喜歡上了他的態度，」滕斯特羅姆說，他也是弗洛伊德的房東。「他會用雙手和你握手。他會彎下腰來迎接你。」他還知道每個顧客的名字，「每個人都愛弗洛伊德。他從來不打架，也不會對人做出無禮的舉動。」
在生命的最後幾周，弗洛伊德失了業，他在4月初感染了病毒，幾周後才告康復。
5月25日陣亡將士紀念日，在這個想要從頭來過的城市裡，弗洛伊德被從停放的SUV中拖出來，戴著手銬，臉朝下倒在人行道上。警官德裡克·肖萬(Derek Chauvin)用膝蓋壓著弗洛伊德的脖子將近九分鐘。
數以百萬計的人觀看了記錄弗洛伊德最後呼吸的視頻。人們聽到他在哽咽著呼喚已故的母親，儘管她已經不可能來幫助他——「媽媽！媽媽！我不能呼吸了……」去世後，驗屍官的鏡頭記錄下他腹部文著的母親的名字。
周二早上，弗洛伊德被安葬在母親身邊，母子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