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張玉亮 中國出版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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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與關鍵詞
【發表】本文刊於《湘學研究》2019年第2期
【摘要】關於譚嗣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棟，一些學者認為已達到較高的高度和「飽和程度」。本文試圖以譚嗣同本人記述為基本材料，通過史事考訂，對譚嗣同的重要著述「三十以前舊學」「三十以後新學」和《仁學》之刊行提出新見，號召有志者一起發掘譚嗣同這座看似開掘「飽和」實則蘊藏豐富的寶藏。
【關鍵詞】譚嗣同；唐才常；三十以前舊學；新學；《仁學》；梁啓超
關於譚嗣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棟，一些學者認為已達到較高的高度和「飽和程度」。本文試圖以譚嗣同本人記述為基本材料，通過史事考訂，對譚嗣同的重要著述「三十以前舊學」「三十以後新學」和《仁學》提出新見，力求將譚嗣同著述研究在前人基礎上有所推進。
一、關於「舊學四種」
據《劉善涵集》之年表，劉於光緒十七年春考入武昌兩湖書院。兩年後唐才常也至兩湖書院。這樣，自光緒十六年隨父譚繼洵赴湖北巡撫任的譚嗣同，得與同鄉好友劉善涵、唐才常聚首武漢，時常切磋。甲午、乙未之間，中國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些熱血的湖湘志士，也密切關注著時局發展，並時時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譚嗣同「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以下簡稱「舊學四種」）的刊行，就是頗具象徵意味的出版事件。
譚嗣同《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中，收錄了他與摯友唐才常的書札三通，以及聯語一幅、五律一首。三通書札對研究譚嗣同著述刊行過程頗為重要。其第二通云：
譚嗣同致唐才常
紱丞同門足下：
昨寄近刻，到否？三十以前舊學凡六種，茲特其二，餘待更刻。三十以後，新學洒然一變，前後判若兩人。三十之年，適在甲午，地球全勢忽變，嗣同學術更大變，境能生心，心實造境，天謀鬼謀，偶而不奇。故舊學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
前人研究譚嗣同，多徵引此信以闡發「舊學四種」作為譚對舊學總結、決裂的思想意義，其實這封信對於考訂「舊學四種」的刊行過程，釐清一些論著中尚可商榷之處，也具有重要價值。
01
刊行時間
此信中提到：「又嘗語淞芙曰：『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按此語出自譚嗣同《寥天一閣印錄跋》：「維丁丙之春，伏遇大善知識劉淞芙者，篤嗜愚鄙所造語言，雖我亦不能名其故，殆靈山法會早種此因耶？偶又索手鐫印章，印之此幅，兼令跋其意。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更無處可容言說，因為謹錄摩訶衍大方廣唐譯《華嚴》一小品，以見印璽亦佛所用心者也。」此跋語賴劉善涵之《寥天一閣印錄序》轉錄，此序稱：「餘自金陵告歸，譚子出以志別。」劉善涵離開南京的時間，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據《劉善涵集》中之年表，在「二月十五日」。
此信前為《金陵測量會章程》和《吳鐵樵傳》。按《金陵測量會章程》草擬於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前後，出現在鄭孝胥本年二月十一日之日記中，以及譚嗣同於本年二月十四日寫給汪康年、梁啓超兩人的信件中。
圖：《知新報》20冊之「學會彬彬」載金陵測量會
《知新報》第20冊亦載「金陵新設測量會」事，並言「譚君復生嗣同倡議，草定章程九條」（按，實為十條，據後文詳列十條章程之名目，可知其為筆誤），此冊雖然刊行於本年五月二十，但考慮到《知新報》是在澳門出版，所以該報獲知此消息當在更早。而吳樵則卒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可參譚嗣同所撰《吳鐵樵傳》。
據此，「舊學四種」中，至這通書札所發出之時，亦即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下旬或之後，還僅僅只有前兩種付梓，而此時劉善涵則已離開南京前往上海。
02
劉善涵在「舊學四種」刊行中的作用
劉善涵作為譚嗣同最為要好的同鄉摯友之一，對「舊學四種」的刊行功不可沒。一些專以交遊為主題的論著，對此未加論述，如丁平一《譚嗣同與維新派師友》；而在另外一些記載中，則有尚可探討之處。《劉善涵集》之年表云：「教授譚嗣同侄兒譚傳煒讀書，同時幫助整理校刻譚嗣同《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
以筆者所見，賈維先生《譚嗣同與晚清士人交往研究》對這一問題的論述最為平允：「劉善涵欽佩嗣同的為人和才華，對譚氏文字極為珍惜，平日交往之餘，注意代其收集和整理。嗣同在《莽蒼蒼齋詩補遺序》中說：『劉君淞芙獨哀其不自聊，勸令少留，且捃拾殘章為補遺，姑從之云爾。』致劉氏函又云：『承代搜殘稿，此名士之流落不偶，得足下拂拭而大用之，在施者不期報，而受者亦思自奮矣。』」按該書札作於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2日）。
如前文所述，劉善涵離開南京到上海後，「舊學四種」也僅僅是僅前兩種付梓、「餘待更刻」。而且，據存世版本來看，前兩種為劉善涵題，後兩種為唐才常題，這一變化也耐人尋味。儘管無其他史料佐證，但同樣地，劉善涵協助整理刊行「四種」之說，在無進一步史料支撐前，似亦當存疑。
03
四種還是六種
「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現存四種，故筆者在參與整理「新編戊戌六君子集」之《譚嗣同集》時，根據四種從未單行的實際情況，將其合編為「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以期「整舊如舊」（吳仰湘先生在該書發布暨研討會上點評語）。但後來根據深入分析，筆者此舉也不無疏失。
從存世版本來看，從來未見「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之文獻依據，金陵初刊本的牌記，僅僅是「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種」。前引譚嗣同致唐才常書札中雲明確提出，「三十以前舊學凡六種」，一個「凡」字，透露出寫此信時，譚嗣同已將自己對舊學的總結與編次基本確定，總共六種，先行付梓的僅是前兩種而已。因此，從文獻整理的規範來說，「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其實是包括筆者在內的後來者根據現存種數所編，至多只能加引號，而不可加書名號。譚嗣同原先的出版計劃為六種，至於是刊行四種而作罷還是最後兩種刊而未印抑或其他情況，文獻無徵，值得暫付闕如。但我們可以根據譚嗣同著述中的一些記述發揮一下想像。
譚嗣同在《三十自紀》中總結道：
譚嗣同《三十自紀》
今凡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編》一卷、《續編》一卷，《石菊影廬筆識》二卷，《仲叔四書義》一卷，《諡考前編》二卷，《瀏陽譚氏譜》四卷，都十五卷。又《緯學》，翼經也；《史例》，書法也；《諡考正編今編》，名典也；《張子正蒙參兩篇補註》，天治也；《王志》，私淑船山也；《瀏陽三先生弟子箸錄》，歐陽、塗、劉也；《思緯吉兇臺短書》，甄俗也；《劍經衍葛》，武事也；《楚天涼雨軒懷人錄》，思舊也；《寸碧岑樓玩物小記》，耆古也：未成，無卷數。惟《史例》有敘。
其中，《瀏陽譚氏譜》四卷，據譚嗣同收入《寥天一閣文》卷二的敘例稱，「凡為世系十，圖十，家傳十三，敘例目錄終焉」，而其中家傳十三亦皆收入《寥天一閣文》卷二。《寥天一閣文》已為舊學之第一種，則《瀏陽譚氏譜》被譚嗣同列入舊學六種之中的可能性相對較小。那麼，「舊學六種」中除目前已見的四種之外，另外兩種最有可能的就是《仲叔四書義》一卷和《諡考前編》二卷了。
據《仲叔四書義》之序言，此為收錄譚嗣同與其兄譚嗣襄四書文的集子，「仲兄僅乃著錄其二，知不欲以此見也」。《極蠹歌並敘》之敘云：「先仲兄手書，亦既聯為大卷，乃開罪脈望，毀於柔口，生而不閱，死無幸焉，相苦亦何迫耶？」《遠遺堂集外文初編》之自敘云：「乃克檢仲兄遺文手書一通，單辭奪簡，莫成卷帙，言行之大，見於行述志名及哀誄之文，無所離麗，命曰《集外文》爾。」可見譚嗣同對於仲兄嗣襄去世之哀悼、對其遺文之珍視，單辭奪簡，莫不寶重。《仲叔四書義》也是反映兩兄弟同窗共讀的制義之作結集，可惜最後因故未見刊行。
《諡考前編》二卷，今已難獲見。前輩學人對目前已散佚的譚嗣同著作進行了頗有意義的梳理與研討，其中《譚嗣同早期佚著探隱》較為重要。該文通過內容相關性的比勘認為：「譚嗣同 12 種早期佚作，除《諡考前編》、《諡考正編今編》、《仲叔四書義》、《劍經衍葛》和《史例》5 種，其內容已經遺失外，其他7種，即《王志》、《張予正蒙參兩篇補註》、《緯學》、原《思緯吉兇臺短書》、《瀏陽三先生弟子著錄》、《楚天涼雨軒懷人錄》、《寸碧岑樓玩物小紀》等，其部分內容仍然保留於《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之中，為我們分析和研究譚嗣同早期生活和思想提供了重要線索。」其實，在《石菊影廬筆識·學篇》裡，保存了譚嗣同對古代諡法的研究心得，第二十四則云：
《石菊影廬筆識·學篇》二十四
諡法之義，有裨於形聲訓詁者。如「仁義所往曰『王』」，「從之成群曰『君』」，「敬事供上曰『共』」，「執事堅固曰『共』」，「執禮敬賓曰『共』」，「溫年好樂曰『康』」，皆六書之學。故《周書·諡法》一篇，釋說字義，當與《爾雅》、《急就》同科，未可忽略讀之。又凡古人之字，必與命名相表裡，或相因，或相反，莫不各有義焉。取其相因者匯為一書，往往得三代以前古訓為後儒所不達者。因知假借、引申之所自，且又可以解經，如公山不狃字子洩，可證《釋獸》闕洩多狃，而訂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之誤。言偃字子遊，可證許慎之說，冉耕字伯牛，可證牛耕之不始於秦之類。暇當輯為《唐以上名字解詁》，與王引之及近人俞樾《春秋名字解詁》，用意微別。
可惜的是，譚嗣同關於諡法的論述，當下僅存此吉光片羽，無論當時已完成的《諡考前編》，還是未完成的《諡考正編今編》，今皆散佚。
至於原定計劃的六種為何刊行了四種後就未再繼續，我們已難以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對「日新」保持高度自覺的譚嗣同，在此期間，把對「新學」的關注、學習、研究與著述，排到了日程表越來越靠前的位置。
二、關於《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
與「新學」著述
「舊學四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譚嗣同生前親自編纂並刊行的著作。其後，他開始了「新學」的學習、研究與著述。這其中，就有一部尚未編定的著作，即《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此書目前已知稿本、刊本兩個版本。
對稿本最早進行整理刊布的是《湖南歷史資料》。該刊創刊於1958年初，為季刊，據發刊詞，是相應「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而創辦的。該刊1959年第4期刊發了《「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未刊稿》，編者按云：「譚嗣同的『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該本，為張篁溪收藏。原稿凡一百四十八頁，書面有譚氏手書籤題及『乙丁之際』字樣。原稿首頁書名下有『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後新學第二種』十四字，後復塗去。文中且多增改之處，字跡與譚氏其他筆札相同。封面及書底之裡頁為當時兩湖公文書之官封所改裝，似亦當時原物，其為譚氏手訂之稿無疑。」
而當年參與編纂三聯書店版《譚嗣同全集》的方行先生的兩份回憶，也頗有參考價值。在《譚氏兩書編印瑣話》一文中，方先生道：「忽聞北京張次溪藏有譚氏《秋雨年華之館從脞書》未刊手稿，即託友人向他商借一閱。據答借是可以，但要有償，且索價不菲。我亟求得讀，立即照數把款匯去。不久書寄來了，我與顧廷龍同閱，原疑為刊本之底稿，經校確為另本，我們為慎重起見，特向譚氏老友曾為兩書題籤的張元濟（菊生），請他鑑定，時菊老因中風仰臥在床上，他逐頁翻閱，認為是譚氏手筆。言未竟，突然有感而泣，兩頰漲得通紅，我們大驚，勸他鎮靜，才漸漸平復。概菊老睹物思友，激起舊情，而難以控制。此書稿後歸湖南歷史研究所，並發表在《湖南歷史資料》上。」
在自印本的回憶錄中，方行先生記述道：「解放後，聽說北京有人有一冊譚嗣同的手稿本（即《秋雨年華之館從脞書》，收藏人張次溪）。我向收藏人借，他說借閱可以，但是要50元，我就匯了50元給他，不久書果然寄來了。我和顧廷龍一看，裡面有的是抄件，有的確是譚氏真跡，是有塗改的文稿。我們商量請張元濟看看真偽，於是，一起去上方花園拜望張元濟。張元濟這時九十歲了，中風了，但人情況還是好的。他躺在床上，床上放著個小茶几，我們把手稿放在小茶几上給他看。張元濟一看之下，竟然『啊——』一聲大哭起來，臉漲得血紅！他看到了老朋友的東西，哭了，真是百感交集，老淚縱橫。當時我嚇壞了，老夫子這麼大年紀，有個什麼不測怎麼辦，我怎麼擔得起這個責任！這樣看來，稿本中的一些手跡確是真的。想買又買不起，我讓顧廷龍拍份照片下來，也不知道這份照片現在在哪裡。這個稿本後來被賣給了湖南歷史研究所。」
按方氏為譚嗣同文獻搜集刊布之功臣，以筆名「文操」刊行《譚嗣同真跡》，其評價具備相當的權威性，然文章畢竟為回憶性質，且前後兩文所記有所參差，又未能備述判斷為抄本的依據，判斷「有的確是譚氏真跡」的依據則系「是有塗改的文稿」，錄以備考，而暫且將此本仍稱為「稿本」。
譚嗣同對《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的重視，在其被捕後致僕人的書札中也有所反映：
譚嗣同致胡理臣羅升
昨聞提督取去書三本，發下否？
再前日九門提督取去我的書三本：一本名《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二本《名稱錄》，現送還會館否？即回我一信。
圖：譚嗣同致胡理臣羅升
至於該書稿本如何輾轉落入張篁溪之手，以目前文獻恐難以考索了。
關於刊本，則有民國元年長沙刊行《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興算學議》（合訂一冊），附於辛亥年重刊「舊學四種」之末以行。筆者於「新編戊戌六君子集」之《譚嗣同集》前言中已加考述，茲不贅述。
此處想要進一步探討的是，譚嗣同手筆「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後新學第二種」字樣。這一標識為我們揭示了譚嗣同對「三十以後新學」著述的初步規劃。此成於「乙丁之際」者為第二種，那麼第一種有可能是何著？
就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譚氏著述，成於三十以後且略早於「乙丁之際」的有兩種，一是《興算學議》，一是《思緯吉兇臺短書》。那麼，哪一種更有可能是譚嗣同的「新學第一種」呢？這涉及兩書的公開刊行時間。
刊行《興算學議》的動議，起於瀏陽興算活動中，發起人為歐陽中鵠。歐陽《與塗舜臣明經啟先論興算學書》作於乙未七夕，書云：「鄂中中丞初見及此，擬上變法疏，屬稿已定。唐生才常、劉淞芙秀才善涵，肄業兩湖書院，請先試於一縣，中丞允之。其子門人嗣同具函復鄙人，洋洋萬數千言，乞速起專任其事。……嗣同雖壓於父命，不欲題名，而其前書所言，最為剴切詳明，不得已為刪去十分之二，再以鄙意加批加跋，用活字板刷出……茲特將稿專人送呈，乞加披閱。其原函及眉端批語，有應從刪者，即請刪節；或執事更加跋語，尤為徵信。字數過多，檢子需時日，令來足恭候，希交帶回。」可見此《興算學議》乃歐陽中鵠動議，寄給塗啟先審訂並參加意見後，以活字排版刷印的。歐陽《書興算學議後》稱：「因將嗣同此書，用活字板刷出，並以鄙意，加批於眉端，俾用傳觀，知非冒昧。」此文末署「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則此時《興算學議》已經刊行，在後文《再書興算學議後》（末署「中元日」）之前。
而《思緯吉兇臺短書》則更為複雜一些。其刊行時間，筆者於新編《譚嗣同集》之前言已提出，目前所見最早版本為麥仲華所編《皇朝經世文新編》（前有戊戌年正月序）石印本。而完成時間，此著作所包括的敘、《報貝元徵》和《治言》三個部分，成於三個不同的時間。《報貝元徵》末署「甲午秋七月」，然文中有涉及甲午戰敗後籤約事，則當系乙未年之筆誤。《治言》完成最早，譚嗣同於前特地加有按語云：「此嗣同最少作，於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縷悉，妄率胸臆，務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虛驕之論，今知悔矣，附此所以旌吾過，亦冀談者比而觀之，引為戒焉。」論者多謂此《治言》系光緒十五年左右所作。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此篇敘言。
文中有言：「故觀化學析別原質七十有奇，而五行之說不足以立。」按，關於化學元素（即文中所稱「原質」），《仁學》中也有論及。《仁學》第十一則載：
譚嗣同《仁學》十一
或難曰：「草木金石，至冥也，而寒熱之性異；鳥獸魚鱉，至愚也，而水陸之性異。謂人無性，毋乃不可乎？」曰：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無性，明矣；彼動植之異性，為自性爾乎？抑無質點之位置與分劑有不同耳。質點不出乎六十四種之原質，某原質與某原質化合則成一某物之性；析而與他原質化合，或增某原質、減某原質，則又成一某物之性；即同數原質化合，而多寡主佐之少殊，又別成一某物之性。紛紜蕃變，不可紀極，雖聚千萬人之畢生精力治化學，不能竟其緒而宣其蘊，然而原質則初無增損之故也。……然原質猶有六十四之異，至於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
「六十四種」，《清議報全編》本、國民報社本作「七十三種」。本則下一「六十四」同。六十四種與七十三種之文字差別，無獨有偶，也出現在梁啓超《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的不同版本中，此序《清議報》本為：
梁啓超《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
今夫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類，初有生物，乃至前此無量劫，後此無量劫，如此其長；我之一身，數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質，如此其複雜；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質中之各質組織而成，如此其虛幻。
「六十四原質」，《清議報全編》本、《飲冰室合集》本則作「七十三原質」。
根據湯先生考證，《清議報全編》本出版於《清議報》終刊（1901年12月21日）之後，且《全編》中提及《新民叢報》，《新民叢報》創刊於1902年，則《全編》本當在1902年出版。
清華大學鄧亮先生在其論文《化學元素在晚清的傳播——關於數量、新元素的補充研究》，列舉了晚清時期化學元素（「原質」）種數的數種說法。其中64種之說最為普遍。這得益於傅蘭雅和徐壽的《化學鑑原》（1871年）。當然，後來在《化學鑑原補編》（1875年）中他們又加入了一個元素鎵，但若剔除實為化合物的偽元素鏑則仍為64種。1896年南京匯文書院福開森與李天相合譯《化學新編》，稱「現時所察知之原質，已有七十餘種，但罕見者居多」，然而所列出的「最要原質表」僅列舉了44種較為常見的元素。直到1898年2月，《教務雜誌》刊載了狄考文的《修訂化學元素表》，才列舉了71種元素，並增加了2種具有元素性質的化合物Ammonium錏（即銨）和Cyanogen藍（即氰）。也就是說，七十三種之說，不當早於1898年2月。
據此，則《思緯吉兇臺短書》的敘中所提七十餘種，當在1898年，至早不會早於1896年。若如此，最終完成敘文的《思緯吉兇臺短書》，似當在《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之後。那麼「新學第一種」，以《興算學議》可能性為更大。民國元年刊行《《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興算學議》時合訂為一冊，或許正是冥冥中與譚氏本意相合的處理。
三、關於《仁學》
圖：譚嗣同（右一）與梁啓超（左一）
等維新諸師友合影
譚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仁學》，前人對其考論，較有代表性的是湯志鈞《仁學版本探源》、印永清《仁學版本考》，以及日本狹間直樹《梁啓超筆下的譚嗣同——關於仁學的刊行與梁撰譚嗣同傳》。茲就筆者所見，略作申說。
關於《仁學》的寫作，各家著述頗多，且其中有矛盾之處，筆者認為，譚氏自家文字中之記述，當是更可信據的線索。
譚嗣同著述中關於《仁學》的記述，當始於《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所收之《與唐紱丞書》：
譚嗣同致唐才常
若夫近日所自治，則有更精於此者，頗思共相發明，別開一種衝決網羅之學。亦擬還縣一遊，日期又急不能定，大要歸則甚速耳，彼時當暢衍，此書其先聲也。
由此信可知，「別開一種衝決網羅之學」的《仁學》的寫作計劃，在此時已經有了。
在另一封給唐才常的信（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1897年4月15日）中，譚嗣同再次提到了這個計劃：
譚嗣同致唐才常
乃嗣同蒿目時艱，亟欲如前書所云，別開一種衝決網羅之學，思緒泉湧，率爾操觚，止期直達所見，未暇彌綸群言，不免有所漏耳。
從「率爾操觚，止期直達所見，未暇彌綸群言，不免有所漏」的描述裡可以看到，這時《仁學》已開始撰寫，而且進展較快。
圖：譚嗣同《酬宋燕生道長見投之作即用原韻》
值得指出的是，湯先生文章中引述章太炎《太炎先生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三年：「春時在上海……會平陽宋恕平子來，與語，甚相得。平子以瀏陽譚嗣同所著《仁學》見示，餘怪其雜糅，不甚許也。」並引譚嗣同《酬宋燕生道長見投之作即用原韻》跋曰：「丙申秋八月，偶客上海，燕生惠我以詩。人事卒卒，未有以報。及還金陵，乃克奉答，並書扇以俟指正。」同時，湯文認為宋恕《贈譚復生》「五十年來數壯夫，南州一郭聖人徒。神交昔墜千行淚，聲應今傳萬字書」中之「萬字書」很可能指《仁學》。此說不確，按宋詩此句有自注云：「比讀君上師某書，洋洋萬言，雖於鄙見或有小離，而痛切之處得未曾有，於是方寸中有譚子矣。」譚嗣同寫給老師歐陽中鵠之長書現存有二，一為後來刊行之《興算學議》，一為譚氏自稱「北遊訪學記」之書信，後者當時未見刊行、宋恕當無由得見，則此「萬言書」當指《興算學議》，雖然這兩通長書中的思想乃至語句有不少後來寫入《仁學》，但丙申秋八月宋恕贈詩中的「萬言書」當非指《仁學》。
而譚在給好友汪康年的書信（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897年2月19日）中，也有關於《仁學》的記述：
譚嗣同致汪康年
去年吳雁翁到金陵，述卓如兄言，有韓無首大善知識，將為香港《民報》，屬嗣同暢演宗風，敷陳大義。斯事體大，未敢率爾，且亦不暇也。近始操觚為之，孤心萬端，觸緒紛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寫出此數千年之禍象，與今日宜掃蕩桎梏衝決網羅之故，便覺刺刺不能休，已得數十篇矣。少遲當寄上。
這時，《仁學》已得數十篇，但揆其語氣，當尚未完成。
梁啓超《與嚴幼陵先生書》（光緒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4月）亦云：
梁啓超致嚴復
儕輩之中，見有瀏陽譚君復生者，其慧不讓穗卿，而力過之，真異才也。著《仁學》三卷，僅見其上卷，已為中國舊學所無矣。」
據此，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已有寫作計劃，至光緒二十三年三月間，已開始寫作並完成數十篇，但此時應尚未終卷。
圖：譚嗣同（左二）與唐才常（右二）合照
那麼，《仁學》大體完成於何時呢？譚嗣同《與唐紱丞書》（收錄於《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云：
譚嗣同致唐才常
《質點配成萬物說》竟明目張胆說靈魂、談教務矣，尤足徵足下救世盛心，於世俗嫌疑毀譽，悍然置之度外，可謂難矣。得此則嗣同之《仁學》殆欲無作，乃足下於《湘學報》一則曰「綿《仁學》之公理」，再則曰「《仁學》之真銓」，三則曰「《仁學》大興」，四則曰「宅於《仁學》」，五則曰「積《仁學》以融機械之心」，六則曰「《仁學》大昌」，轉令嗣同慚惶，慮《仁學》虛有其表，復何以副足下之重許？然近依《仁學》之理衍之，則讀經不難迎刃而解，且日出新義焉。
按唐才常之《質點配成萬物說》刊於《湘學報》第5—7號（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十一、二十一）。而信中譚嗣同六次提到唐才常對「仁學」的徵引，據現有文獻可以查到前兩次。一是《各國政教公理總論》：「若夫軌唐、虞之盛心，綿仁學之公理者，其華盛頓、林肯之為君乎！旅天位，宅民權，屣功利，弢兵禍，廓然夷然，是謂大公。」一是《國會》：「而華盛頓以其公天下之心，一滌爭權陋習，此蓋太平之公理，仁學之真詮。」後四次則目前最為完備的《唐才常集》增訂本中亦未見。不過從可查證的兩次徵引，也可大體估算出時間。
在同一封信中，譚嗣同又云：
譚嗣同致唐才常
南昌沈小沂兆祉，吾瓣姜先生弟子也。於考據學致力頗深，詞章綿緲處大似嗣同，亦好格致算學，時時談西法。往與同學京師，渠治目錄，嗣同治緯，相得歡甚。但稍覺其不脫經生氣。東事後，久不相聞，邇忽得其書，言於《時務報》見嗣同著有《仁學》，為梁卓如所稱，不知中作何等語。渠意以為學西法，惟平等教公法學最上，農礦工商有益於貧民者，亦不可緩，兵學最下，不審《仁學》頗及上一路否。此正嗣同蚤暮惓惓焉欲有事者也，不圖小沂猛進乃爾。
按文中「於《時務報》見嗣同著有《仁學》，為梁卓如所稱」，殆指梁啓超《說群自序》，刊於《時務報》第26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出版，後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文中說：「啟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啟超既略述所聞，作《變法通議》，又思發明群義，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復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犁然有當於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聞南海之緒論，見二君之宏著，或聞矣見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內演師說，外依兩書，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於南海之緒論、嚴譚之宏著，未達什一，惟自謂視變法之言，頗有進也。」這裡將譚嗣同《仁學》與嚴復《天演論》相提並論，當是已見到初步完成的書稿。
如果上述推論大致不差的話，那麼，《仁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期間經過約半年時間，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四五月間基本完成，期間每成一篇輒與梁啓超等滬上友人切磋，完成後將原稿寄給唐才常、將錄副本交給梁啓超。唐才常得到原稿後大為讚賞，於其主編的《湘學報》中撰文多加徵引，梁啓超也在其主持筆政的《時務報》中稱道不已。
除了筆者在新編《譚嗣同集》前言中表達的「如果史料、史實不足以做排他性認定，還是回到文本對勘和版本差異中選擇底本更為妥當」的意見外，對於這並非同源、各有傳承的兩個版本哪個更可能是原稿，筆者以為當為唐才常《亞東時報》本，理由如下：
一來，光緒二十三年四五月間譚、唐兩人分處吳楚兩地，譚信中有「同心千裡，吳楚青蒼」之語，兩人雖書函不斷，然究不同寧滬之間便捷，可以如與梁啓超一樣隨「每成一篇，輒相商榷」（梁啓超《三十自述》語），則唐才常所得《仁學》當是完結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的初稿。
二來，梁啓超在學術著作《清代學術概論》中記述：「其所謂新學之著作，則曰《仁學》，亦題曰《臺灣人所著書》，蓋多譏切清廷，假臺灣人抒憤也。書成，自藏其稿，而寫一副本畀其友梁啓超，啟超在日本印行之，始傳於世。」筆者認為，儘管各個版本的梁啓超撰《譚嗣同傳》對梁氏保存譚之著述手稿有所記錄，但其中飽含政治宣傳意圖，且前後文字改易較大，相比而言，更強調學術而淡化政治的《清代學術概論》更有可信度。
三來，通過版本比勘可知，唐才常刊於《亞東時報》的版本所收《仁學自敘》，在《清議報》本中是沒有的，單行的國民報社本和《清議報全編》本才再次收錄此序，已在《亞東時報》刊發的一兩年後。聯繫譚嗣同其他著作中好為跋語序言的情況，這篇自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譚嗣同對《仁學》寫作劃上句號的標誌。
結 語
近年來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成績，其中尤以茅海建先生的史事考訂和馬忠文先生關於榮祿、王照等重要人物的研究最令人矚目，而對於譚嗣同之研究，學者一般認為已達到相當的「飽和程度」，並提出，「研究的起點也許要追溯到梁啓超的《譚嗣同傳》」。誠然，梁啓超所撰譚傳固然值得重視，日本學者狹間直樹先生對不同版本的梁著譚傳下過一番苦功，通過心細如髮的辨析考究也仍留有一些「令人頭痛」「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測」的難題。筆者以為，回到梁著譚傳不如回到譚著本身，認真審視其中仍未得到妥善解決的問題，或許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之外可以獲得些許新知。比如，從「三十以前舊學」「三十以後新學」究竟幾種及編纂方法，或可對譚嗣同於舊學新知的認識加深理解；從 「舊學」刊行時間與《仁學》編纂時間的梳理與考訂，或可得出譚嗣同思想發展的一個佐證；若再對比當時知識分子謹於著述、不敢輕易付梓的慣性的文化心態，或可當作譚嗣同思想與性格更為生動的一個寫照……筆者學識淺薄，誠望有志者一道發掘這座看似開掘「飽和」實則蘊藏豐富的寶藏。
張玉亮於2019年6月9日
作者簡介：張玉亮，中華書局副編審，《中國出版史研究》編輯部副主任，整理出版《譚嗣同集》《戊戌四子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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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主辦的學術季刊，16開，192頁，2015年8月創刊。在2019年3月26日發布的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研究報告》中，本刊在新聞出版類期刊中，全文轉載量名列第九，全文轉載率名列第一，綜合指數排名第三。《中國出版史研究》以「記載出版歷史，探索出版規律」為宗旨，立足中國出版史研究的理論探索、史實發掘和史料整理，以歷史上特別是近現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動、事件、人物、機構等為研究對象，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探索中國出版發展規律，為繁榮中國出版史研究、推動中國出版事業發展服務。
原標題：《譚嗣同著述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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