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存放原子彈最小部件的閘」。上鋼新村街道「兩彈一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裡，89歲的陶瑞濱指著眼前這個不起眼的木匣子對記者說。
木匣子外方內圓，像個普通的筆筒。誰也想不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中子源曾躺在裡面。
作為引起裂變反應的「扳機」，中子源雖然只有桌球大小，但對原子彈至關重要。1964年10月15日夜，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前夜，飛機、大炮、坦克等「效應物」早已在羅布泊準備好。一公裡外，「扳機」還在送來核心區的路上。茫茫戈壁，漆黑一片，兩個手電筒發出微弱光亮，三個年輕人手挽手，攙成人牆，齊聲說著「一、二，一、二」，同步前行。
他們腳下是滑沙，要保證中子源安然無恙，每一步必須走穩。走在正中、緊緊抱著中子源的人，就是陶瑞濱。1964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徐匯分局民警陶瑞濱接到一紙調令，通知他去北京任職，可去什麼單位、做什麼工作，一概不知。
臨出發，他才被告知要去的是青海湖北岸一片海拔3210米的草原。就連同事都納悶，連年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工作者的他，怎麼會去「那種地方」？在當時人們的印象中，青海是遣送勞改犯的地方。
坐上西行的列車，穿過片片土坡和一路殘雪，4月初，高原上野草還是幹黃的，遠山上銀雪閃閃。隨著海拔升高，強烈的高原反應襲來，陶瑞濱頭暈目眩，嘴唇發乾發紫，流起了鼻血，下車後休整了幾天才緩過來。
從左至右：陳福良、許震貴、陳棟標
在陶瑞濱之後，剛從復旦大學畢業的陳福良、從中科大畢業的陳棟標、從合肥化工學校畢業的許震貴，也分別登上了西行的列車。這些畢業生們都是第一志願填報的第二機械工業部（後改為核工業部）。
「我們就是響應號召，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根本沒有猶豫，打起背包就出發了，也不知道具體做什麼。」陳棟標回憶。他們共同的目的地，曾有個美麗的名字——「金銀灘」。
在王洛賓那首浪漫的歌曲《在那遙遠的地方》中，青海的草原令人神往。可從1958年開始，這首歌就和一部名為《金銀灘》的電影一起被禁播，「海晏縣」也在地圖上神秘地消失了。「金銀灘」屢易其名，從 「國營綜合機械廠」，先後改為「蘭字839部隊」「總字819部隊」「221廠」。
許震貴印象中，廠區周圍山頭上的積雪一年四季都不融化，風沙很大，「風吹石頭跑，眼睛睜不開」，野草長得比人還高。陶瑞濱說：「我們住帳篷，吃黑饃，喝河溝裡的水，80℃水就燒開了，飯煮不熟，青稞饅頭髮黏，很難吃，副食是粉絲、土豆和大白菜『三大樣』，穿的是棉猴（長棉大衣）、皮帽和大頭鞋『三大件』，基地有時7月的積雪都有大腿深，年平均氣溫在零到-3℃，毛衣毛褲不能離身。」
30多年後經過解密，外界才知道「金銀灘」這片草場之所以神秘，是因為這是成了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數以萬計來自天南海北的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在這裡研製出了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
毒害物，是家常便飯
因為保密需要，國務院批准這裡對外叫「青海礦區」。當時，礦區級別很高，跟省會城市西寧平級，卻基本不與外界接觸。「有關機密，知道的不說，不知道的不問，對外不能透露工作地點和性質，探親出差不能買直達廠區所在車站的車票……即使在同一個辦公室，大家都不知道身邊的同事在做什麼。」許震貴現在還把「保守國家機密，慎之又慎」的警語記得清清楚楚。
剛到那裡工作時，許震貴經常能見到一個「小老頭」，他說話總是能切中要害，在他指導下，大家進行實驗和設計的效率很高。後來他才知道，原來貌不驚人的「小老頭」就是王淦昌，這位中國「核彈之父」化名「王京」28年，與彭恆武、郭永懷這些科學家一起隱姓埋名，帶領著技術人員潛心攻關。
221廠裡的每顆螺絲、每根電線，雖都是從全國工藝領先工廠定製的，可還要再經過苛刻的篩選。剛進廠時，陳棟標在一分廠103車間負責質量檢驗，他舉例，為了挑出質量過關的玻璃二極體，需要依據「正向整流，反向耐壓」檢測。「測一個要2分鐘以上，我坐在實驗臺前，用了兩個多月，才從1萬個樣品裡挑出300個。」
如今在青海221基地舊址，有「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紀念牌。（王倩 攝）
許震貴起初在二分廠生產部工作，當時原子彈所用的炸藥是在「米哈耶洛夫鍋」裡熬製的，他對那種苦杏仁味記憶猶新，這是TNT在加熱融化成型的過程中釋放出的有毒氣體，「通風不好，強烈刺鼻的氣味一下子就把我衝暈在工作檯上」。為了趕任務，他們經常不能按時就餐，但化學毒、物理毒卻成了「家常便飯」。
高性能炸藥要在數千噸的壓機中壓製成形，隨時都有發生爆炸的危險，而且這些密度很高的炸藥還要在工具機上再用刀具加工成精度很高的產品。「真的是提著腦袋幹活兒。」吊裝第一顆氫彈時，產品剛裝配好，偏偏停了電，吊車突然懸住不動了，千鈞一髮之際，在場的人不約而同衝了上去，有人死死抱住掛鈎，有人在地面連忙圍起蓋，生死攸關時，每個人都下意識地只想到要保護吊車上的大球。
「我們同事間有一個習慣，就是做準備工作時，相互提個醒兒，把手錶先退下來，那時一塊『上海』牌手錶很值錢，如果出了事，還能給家人留下點貴重物品。」許震貴記得，切割炸藥的202車間原有30多人，短短幾年，就有12人犧牲。坐在一旁的陳福良靜靜聽著，眯起了眼睛補充：「有個上海技校畢業的小夥子，才20歲出頭……」
爭氣彈，只為了那一刻
從蘇聯正式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資料，並撤走專家、終止合同那一刻起，參與核試驗的科研人員和幹部職工都憋著一口氣，不分晝夜地工作，「就是用手摳，用牙啃，也要造出中國的『爭氣彈』」。
「每項裝配流程都要一氣呵成，所以我們沒有上下班之說，累了就在彈旁休息一下，晚上廠房中、辦公樓裡都燈火通明。」許震貴回憶，每天21時，接送大家上下班的班車來了，司機在外面一直喇叭，也沒人願意放下工作，好多次都是領導強行熄燈，大家才不得不離開。「當時的口號是『下定決心，堅持到底』『技術上精益求精，安全上萬無一失』，大家團結奮鬥，沒有一個人叫苦，努力做到『保質、保進度、保安全，一次成功』。」這些口號，陶瑞濱記得清清楚楚。
青海221基地舊址，這裡是「上星站」，第一顆原子彈就是從這裡被運往新疆羅布泊的。（王清彬 攝）
1964年7月30日，陶瑞濱作為公安人員隨著國家參試隊伍離開草原，登上一級專列，直開新疆大河沿終點站。
戈壁灘中午氣溫超過40℃，可夜間還要穿棉襖、蓋棉被。他記得，那裡沒有新鮮蔬菜，「張愛萍副總參謀長從北京帶來了青辣椒慰問大家，我們覺得這是最大的關懷」。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採取的是塔爆方式。10月14日，原子彈吊裝上102米的高塔後，起爆線從塔上一直延伸到控制站，足有23公裡，保護這長長的起爆線不出故障，就是陶瑞濱他們工作的重點。他記得：「有的地方巖石堅硬，起爆線埋不到地下去，就用沙土蓋著，我們放不下心，就採取責任制，每人籤字各負責一段，一天幾次巡視，確保起爆線不出故障。」
因為完成了護送中子源的任務，陶瑞濱被人表揚：「上海來的小夥子不怕放射性嘛！」他回答說：「考慮危險和放射性，這工作就不能幹了。」這個代號9502的原件放射性很微弱，但在往後經年累月的工作中，他身上還是留下了很多褪不掉的紅色輻射斑點。
221基地舊址的爆轟實驗場，1964年6月6日，這裡成功進行了我國第一次1：1全尺寸爆轟模擬冷實驗。
1964年10月16日，關鍵的日子來了。
在場的老人回憶，當天15時30分，沙漠中突然閃過強烈的電光，頭頂滾過雷聲般的巨響。「轟隆」聲過後，指揮部的喇叭告訴大家「可以看了」，人群就歡呼著跑上山坡，遠處地平線上火球躍起，慢慢地升上高空，不斷向外膨脹，變成了拔地而起的蘑菇雲。雲柱翻騰，人群雀躍，聲出雲霄。這顆以蘇聯撕毀協議時間為代號的「596」原子彈爆炸，標誌著我國成為了「有核」國家。
可離「核」最近的這些人並沒有停歇，「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研製原子彈的同時，氫彈方案早已開始探索。1967年首次氫彈試驗，當彈體隨降落傘從萬米高空下落，在預定高度起爆後，陶瑞濱記得那真是「只有1000個太陽，才能與其爭輝」。當時，他執行完安全保障任務，正坐在離去的飛機上，那個瞬間，一道強光掠過，窗外成了一片雪白的海洋。
紅柳情，朝霞晚霞一樣多彩
1987年6月24日，國務院、中央軍委12個部門聯合發文宣布221廠退役，上萬名職工陸續離開。
「國營221廠」和「青海省人民政府礦區辦事處」這兩塊牌子從辦公樓摘下後，在場的職工神情嚴肅。拍合影時，陳棟標心裡有一分難於言表的滋味，這一走，再回來就不知何日了。
陶瑞濱最後一批離開，他們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核設施退役處理。
為了將藍天白雲還給海北州人民，他們需要掩埋全廠的核廢料，使用過的燃料、工作服、甚至連二分廠的牆皮也統統刮下來埋入填埋坑，周邊修建排水群，底層和側面用黏土夯實，足足填了25層。
從「兩彈」誕生的地方回到黨的誕生地，他們的黨組織關係轉入浦東新區上鋼新村街道，當年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也被他們帶了回來。2005年，他們成立了「兩彈一星」黨支部，被居民親切地稱為「蘑菇雲」黨支部。為了講好「兩彈一星」故事，他們辦起了教育基地，自發捐贈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照片、證書和獎章。在街道的支持下，基地從一間14平方米的房間開始，現在已經成為100平方米展覽室，老人們細心地排好班，輪流擔任講解，還和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打造了新的情景黨課，來感染和教育參觀者。他們還走進部隊、機關、學校、企業做宣講，聽眾超過15萬餘人次。
上鋼新村的「兩彈一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我出生在一個貧農家庭，初中畢業被保送到復旦讀預科，後來直升化學系深造，我是靠著助學金和老師同學們的幫助才順利完成學業的，所以祖國最需要的時候，聽到黨的召喚，我沒有猶豫，主動要求去青海工作……」支部書記陳福良講到自身經歷。
有青年人問，在那樣異常艱苦的環境中，他們是怎麼堅守幾十年的？這個問題所有老黨員都被問到過，他們總會說出「一生情系兩彈，死後魂歸草原，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的誓言，並表示：青春留在那裡，不後悔；晚年奉獻社會，更有勁。來參觀的學生感嘆：「愛國主義其實就是這些活生生的老黨員，並沒有那麼遙遠和抽象。」
陶瑞濱覺得，年輕人專注的眼神和掌聲，是對他們極大的鼓勵。「雖然現在已經退休了，但我們有責任把『兩彈一星』精神傳給年輕一代。」當問起老人們，「你們眼中的『兩彈一星』精神是什麼？」他們的答案很不「教科書」——核心技術是第一，必須原創，必須團隊合作，必須甘於奉獻；幹群關係融洽是第二，領導主動擔責、衝在最前，還要有服務精神，工作才能良性循環。
展館裡有一本名為《紅柳》的書，這是老人們記載下來的當年經歷。紅柳是廠區外最常見的植物，陶瑞濱說：「紅柳開花早，花期很長，開花時遠看是一片緋色的雲，沙漠和草地上有了紅柳，就有了姿彩。」根系發達的紅柳，能從十幾米深的地下吸取水分，就像他們的故事，也有長長的根，深深紮根祖國大地，給每個時代提供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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