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出版《日本第一》後的二十年發生了什麼?

2020-12-22 北京日報客戶端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於當地時間20日在麻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

1979年,致力於東亞研究的哈佛學者傅高義出版了《日本第一》一書,在日本、其母國美國及世界多地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時成為西方政經界炙手可熱的必讀書。彼時正逢戰後日本經濟即將起飛之時,隨後到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全盛時期,準確印證了傅高義的預測。然而九十年代以後,日本泡沫經濟破裂,銀行和金融業出現危機,經濟開始持續衰退,數年中總有人會問傅高義:「您現在後悔寫下《日本第一》了嗎?您哪裡出錯了嗎?」

2000年,傅高義又出版了一本《日本還是第一嗎》,作為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其中文版最近也在國內推出。他在書中糾正說,「日本第一」的意思並非是說日本就是已經超越美國的世界最大經濟體,而是指出日本人在很多領域都做得不錯,取得了世界第一的成就,比如,有世界最好的基礎教育水平、犯罪率世界最低、企業擁有高水平忠誠度、官僚機構廣納賢才、工業製造是品質保證……這些因素一度推動了日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騰飛,時至今日也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基於種種後續的觀察,他認為,自己當初對日本的觀察、描述和預測並不為錯。此外,人們特別是美國人過於被「日本第一」這四個字抓住眼球,以至於忽略了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副標題「對美國的啟示」——傅高義寫這本書,完全是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出發的,希望當時剛結束越戰、元氣大傷的美國能夠從中汲取日本發展的經驗教訓,從某個角度說,也是為了「美國第一」。

與前作一樣,《日本還是第一嗎》是一部面向大眾的通俗讀物,與其說是傅高義對自己東亞社會學研究的賡續,不如說是一次對他自身日本研究經歷的回顧,充滿了不乏溫情色彩的個人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還是哈佛博士生的傅高義在做關於家庭與心理衛生的課題,導師建議他開放學術視野,不妨去一個文化差異較大的國家做研究,這樣才能更客觀看待美國社會。於是,傅高義和當時的妻子蘇珊娜選擇舉家來到日本,進行了兩年的田野調查,這促成了他第一本關於日本的著作《日本新中產階級》的誕生。此後,傅高義每年都至少訪問一次日本,長久、持續地觀察這個東方社會。他初到日本時,當時日本才剛剛清理乾淨戰爭的瓦礫,生活各方面和美國相比落後不少,人們經濟大都比較拮据,日美關係也一度緊張,從表面上看,沒有任何跡象能顯示這裡不久後會崛起成為世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但到了六十年代尤其1964年東京奧運會以後,他發現這個國家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發展速度比美國快得多。

《日本第一》成書後,不出意外反響巨大,對日本人而言,是對自信心的一次重要建設(不少日本人表示,連哈佛教授都認為我們做得很好,我們肯定做了一些正確的事),對美國人來說,卻成了一個頗有冒犯性的爭論,傅高義被認為是「帶著玫瑰色的眼鏡打量日本」。不過,很快日本就令世界瞠目結舌,特別是1985年《廣場協議》籤訂之後,日元短期內大規模升值,從普通老百姓到日本企業,都在海外開啟了肆無忌憚的「買買買」模式。日本車也橫掃美國市場,老牌的福特、通用等品牌都敵不過豐田,美國人覺得日本貨大量在美傾銷。他們終於將目光投向這股「遠東神秘力量」,不少公司開始像日本當初學習西方那樣,反過來向日本學習,譬如質量管控、分包系統等等。傅高義認為,這些都是日本可以向美國提供的經驗,「日本的競爭力會為美國經濟復甦鋪平道路」。此外,他建議美國政府也可以學習日本政府模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

看似蒸蒸日上的日本經濟,隨著九十年代的到來出現停滯,在黃金歲月中從自信變得自負的日本人,在遭遇泡沫經濟破裂後的低谷時感到無所適從。問題出在哪裡?這也是傅高義在這本回應之書中所反思的問題。他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變了,而日本沒有趕上這個變化的新局勢。在經濟發展期、行業初創期,日本的政府官僚體系、基礎教育水平、普遍的企業忠誠度等等優點為日本飛速迎頭趕上提供了便利,但當進入發展平穩期,同時迎來了一個嶄新的全球化階段時,就需要對這些進行修正,以能夠針對快速變化的全球市場做出更有彈性的回應,而在這一點上,日本遲遲未能做到。譬如在教育上,日本學生學習很努力,盡力在升學考試中取得好分數,國際比賽也表現突出,但另一方面,大學過於官僚化,企業招聘時過於看重學校,學生規矩有餘而創造力不足,缺乏能面對國際社會的人才。工商業、文化產業也是如此,首先考慮的是本國市場,國際化程度不夠,沒能積極融入全球化市場。

不過,傅高義強調說,儘管日本不是「第一」,但它仍比許多外國人想像得強大,並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樣陷於危機與蕭條中。即使泡沫經濟破滅,社會卻並沒有崩潰,依然在有序地運行,經濟上還能在長達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直到2010年才被中國超越。本書譯者沙青青長期關注日本社會,他也提出要客觀看待日本所謂的「不景氣」,這是相對1980年代而論的,並不意味著整個國家、社會管理陷入失敗。他認為,從社會學或者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說,日本可被視為進入超穩定狀態的後現代國家,政治結構穩定,通脹幾乎為零,基本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和波瀾。「這種狀態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整個社會非常安穩,老百姓過日子非常太平;壞的方面是整個社會在中國人看來很無聊,死氣沉沉的。」

在這部小書中,傅高義也將目光更多投向迅速崛起的中國,對比了中日的現狀和未來發展。事實上,他自己在學術選擇上也是如此,70多歲刻苦學習中文,還於八旬高齡時出版了《鄧小平時代》。對於普通中國讀者來說,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或許也在於將日本作為一面觀照中國的鏡子,現在的中國和曾經的日本有太多相似的地方,這個發展的時間差,使得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們來說都相當珍貴,認真領會前車之鑑,中國才會在面臨歧路時做出正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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