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普通人，這一詞用來形容傅高義先生再合適不過。」
提起剛剛去世的美國知名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曾經翻譯日文版《鄧小平時代》《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的日本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教授益尾知佐子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對中國和日本兩國的社會和人民，傅高義先生都曾懷著深深的熱愛進行著研究。」
除了中國研究之外，傅高義也是一位日本問題專家，他曾在日本做過兩年的實地調查研究，並出版過多本有關日本的著作。正如在中國一樣，他離世的消息也在日本學界、政界和民間引發了巨大的反響。許多日本人表達了惋惜之情，他們或是曾聽過他的講座，或是曾閱讀過他的書，抑或是見過傅高義本人，感受到了他的魅力。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垂秀夫表示，傅高義是世界著名的日本問題權威專家，也是他最為敬佩的「中國通」之一，傅高義同時作為兩國的老朋友而深受人們尊敬。日本國會議員、前防衛副大臣長島昭久在推特上表示，「對於包括我在內的、曾赴外國的日本留學生來說，傅高義先生與其作品的意義不言而喻。」
而從《日本新中產階級》（1963）到《日本第一》（1979），從《日本還是第一嗎》（2000）到《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傅高義的研究促進了外國民眾對日本的了解，使他們認識到日本的發展與突破，同時也給予了奔赴海外的日本留學生和創業者「走出去」的信心。
深入日本社會研究「新中產」
「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國社會學研究，就應該到國外去，先了解國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較研究，應該去相對現代化的國家，如果去非洲的話，情況差距太大，而歐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選擇是去日本。」
1957年，在當時27歲的傅高義即將取得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的博士學位時，一位教授對他說了這麼一番話。在這一鼓勵之下，他將日本選擇為研究對象，那時的他對日本知之甚少，為了更了解日本社會，傅高義和當時的妻子蘇珊娜·霍爾·沃格爾（Suzanne Hall Vogel）在他1958年畢業時打包行李前往日本，這一住就是兩年。
1958年，傅高義在日本。第一年，他們在東京的一所語言學校學習日語；第二年，他們一家搬到了東京近郊市川市生活，開始做社會研究、家庭調查。在為《日本新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階層及其家庭》一書作序時，傅高義提到，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他和妻子每周都去六個日本家庭訪談，他負責採訪男性，蘇珊娜負責採訪女性。在這一過程中，他與訪談對象成了好朋友，他和孩子們至今都與這六戶家庭及其子女保持聯繫。「第一次訪問日本時，我想要從事政治經濟問題的學術研究。當時我選定的研究對象是日本的家庭關係和心理衛生，一度認為最要緊的事是同日本人打成一片，和日本人交朋友。」在《日本第一》的日文版序言中，傅高義這樣寫道。傅高義還表示，在日本的兩年中，自己「完全不同其他外國人來往，一頭栽進日本生活方式的懷抱」，而日本也使他大感興趣，他最後的研究甚至超出他初達日本設定的著重於「社會學概論」的目標。
《日本新中產階級》譯者之一，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社會學家周曉虹此前也表示，通過這部作品，傅高義成為了有關現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國觀察家之一。
《日本第一》探討日本經濟崛起
提到傅高義，日本英文媒體《日本時報》的報導給出了相當高的評價。「40年前，也就是1979年，發生了兩件永遠改變了全球對日本的看法的事件：其一，索尼公司推出了隨身聽；其二，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了《日本第一》。」20世紀80年代，曾被視作「小而資源貧乏的日本」崛起為「勢不可擋的經濟力量」，日本的科技巨頭和汽車製造商不僅主導了全球市場，也抓住了全球消費者的想像力和欲望。
在《日本第一》一書中，傅高義對日本在戰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進行了分析，並對日本式的系統和經營進行了評價，這本書在美國、日本和整個東亞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迄今為止，《日本第一》在日本的銷量已超過70萬冊，在日本，傅高義總是與「日本第一」和「暢銷書籍」兩次聯繫在一起，直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在撰寫文章時會引用《日本第一》中的部分段落。日本媒體共同社在報導傅高義去世的消息時，也在標題中強調他是《日本第一》的作者。
日文版的《日本第一》封面。但在《日本第一》發行之後，日本的經濟卻不如書中的形容那麼樂觀，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進入了「平成大蕭條」時期。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廣濤曾發表文章寫道：「在進入1990年代以後，因為泡沫經濟的崩潰以及政治社會多重危機導致日本經濟進入蕭條期。輿論界對傅高義的讚美開始變成質疑，雖然作者本人對其做了相當多的解釋工作。」那時在日本參加演講活動時，聽眾席上總會有人站起來對傅高義提問道，「教授，您現在後悔寫下《日本第一》了嗎？您哪裡出錯了嗎？」
「我從未後悔寫了《日本第一》這本書。」2000年，傅高義出版《日本還是第一嗎》一書，他在序言中寫道，「當我翻閱我在書中所寫到的內容時，我相信這是對當時的日本正確的認識，也是對這本書出版後，20世紀80年代發展趨勢的預測。」傅高義表示，他從不認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他所寫的是日本人在很多領域都做得相當不錯，很多成就也確實是世界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第一》一書的副標題為「對美國的啟示」。在今年1月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對於《日本第一》的意義，傅高義解釋道，「我當時寫這本書的意圖，是為了讓美國人了解並學習日本義務教育水平和管理水平之高，而不是想要說明『成為經濟大國就是好的』這一觀點。」
而針對「1989年之後是否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這一提問，他也在去年9月接受採訪時表示，「平成（1989年至2019年）時代是從和平中開始的，這非常重要。雖然當時日本經濟發展速度有限，但它也與世界各國友好相處了。」在傅高義眼裡，平成時代的日本民眾生活穩定、社會秩序良好、醫療制度充實。他說道，「總體來說，平成並不是那麼壞的時代，這是作為一個社會學家的觀點。」
傅高義 IC 資料圖促進日本與外國的相互認識在日本與外界商務交流還未十分便利、外國人對於日本還有誤解的年代，傅高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外國對日本的了解。
對於撰寫《日本第一》的初衷，傅高義此前接受日媒採訪時表示，「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我看見了日本經濟的強勁，我也認識到日本今後會變得非常重要，我開始思考如何讓美國人理解這一點，因此寫下了《日本第一》。」而這一意圖的確達到了，該書的精裝本在美國賣出了4萬冊，平裝本賣出了10萬冊。《朝日新聞》報導指出，「在《日本第一》一書中，傅高義將戰後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主要原因解讀為『日本人的學習熱情』和『日本式的經營方式』，這使美國對日本的印象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而傅高義所推動的「改變」不僅僅是單向的，他同時也轉變了當時的日本青年的觀念，帶領他們更加「接近」美國，使他們能夠更自信地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融入他們曾沒有勇氣接觸到的外國社會。
平澤健一是日本某跨國公司的高級主管，他早前給非營利組織「日本交涉學會」的撰文中寫道，他於1982年突然被公司調往美國工作，在初到美國紐約時，他感到自己英語能力的欠缺、與美國人價值觀的差異以及美國與日本商務模式的不同。「當時正值《日本第一》發售，我在離開日本前閱讀了這本書，這給了我很大的自信。」
平澤回憶道，「傅高義曾經說『日本人要有收集知識和信息的貪慾』，這也讓我感同身受。」他表示，《日本第一》給他的海外生活帶來了很大幫助，在異國他鄉的他，學會了主動融入「異文化」，為與不同國家客戶交流主動收集「各國玩笑」，也得到了許多當地人的支持，逐漸成長。
在傅高義的訃告登出之後，有很多人在日本社交媒體上表達了惋惜，回憶起自己離開日本，前往美國工作、留學的經歷，對他曾給自己動力而表達了感謝。有日本網友寫道，「我從傅高義先生身上學到努力去學習其他國家的優點的重要性。」
美國駐日大使館12月21日發布的推特也提到了傅高義使日本和美國的關係更加緊密。傅高義曾多次訪問日本，日本共同社21日報導評價稱，傅高義在美國作為屈指可數的「日本通」享有盛名。因對促進日本與海外的相互理解作出貢獻，傅高義1996年獲得了日本的「國際交流基金獎」。
作為著名學者，傅高義卻不擺架子，樂於與各種人交往。在益尾眼中，傅高義是一個對吃的東西似乎根本不在乎，想著「只要營養充足，什麼都可以」的「普通人」；是不喜歡坐頭等艙，反而喜歡在經濟艙裡和坐在隔壁的普通百姓聊天的溝通者；是一個很享受與人見面，喜歡向人請教對一些問題的見解，也十分注重他人的觀點的傾聽者；也是一個曾與從平民到國家領導人的不同階層的日本人交往，曾在日本各地的企業進行過實地調查的研究者。
「我的夫人希望我退休後可以更清閒點，我也會試著這樣做。不過，她對此並無信心，因為她明白我還有太多感興趣的課題希望去研究，太多的朋友想去拜訪，還有太多亞洲的地方想去造訪。」
在《日本還是第一嗎》一書的結尾，傅高義如此訴說他對研究的熱忱和對未來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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