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一代梟雄劉備終於將劉璋的益州吞下肚去。在新得益州之後，劉備統治集團有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穩定民心，一是制定適用於益州的法律制度。劉備成立了一個由諸葛亮、法正、劉巴、伊籍、李嚴五人組成的法制小組，制定了成為蜀漢最高法律的《蜀科》。《蜀科》的具體內容今已失傳，但從諸葛亮嚴峻刑法治蜀，招致益州豪強強烈抵制的情況來看，《蜀科》的刑法比較嚴厲，量刑也比較重。
劉備、諸葛亮的法制思想總體來說，是傾向於法家的，以嚴治國。早在荊州時期，龐統因得不到重用，醉酒不理事，被劉備給免了官，可見劉備集團的早期就已經有了一套嚴格的官員獎懲制度。統治益州之後，劉備、諸葛亮吸取了劉焉、劉璋父子濫施仁政，導致益州「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的混亂局面，制定了相當嚴厲的法律。通過打擊豪強的氣焰，限制豪強的不法之舉，來達到穩定益州的目的。
為益州豪強的代言人，法正認為諸葛亮行法過於嚴厲，而且得罪了當地豪強，不利於對益州的統治。諸葛亮則反駁了法正所謂寬仁治國的謬論，諸葛亮考慮問題確實比法正要全面，他逐條批駁法正。諸葛亮堅守住自己的原則，有句話他說得非常好：「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諸葛亮懂得「物以稀為貴」的道理，實行仁政只有在嚴刑峻法的背景下才有價值。這就像獎勵，如果對所有人都獎勵，那獎勵也就變得一文不值了。
治國在於治吏，治吏在於治人，治人之術，在於賞罰分明。濫賞則人不惜賞，濫罰則人心去矣。諸葛亮深明此理，所以在諸葛亮當政期間，他惜赦如命，從不肯以濫下大赦以爭取民心，這是一種短視行為。諸葛亮關於大赦的思想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比如大仁政和小仁政，濫施寬仁是小仁政，只圖短期利益。而大仁政未必有小仁政那般能讓民眾享受到短期利益，但從長遠利益看，最終享受到大仁政成果的，還是百姓。
諸葛亮堅持自己的法家路線不動搖，他針對社會上反對他惜赦的觀點反駁說：「劉表、劉焉父子每年都要在境內實行大赦，卻並沒有人感激他們，只會讓社會變得更加混亂。」諸葛亮說得有道理，君王主政，手操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罰分明才能得人心，不然，劉表、劉璋就是前車之鑑。
諸葛亮死後，他的繼承人費禕並沒有很好地執行諸葛亮的既定方針，胡亂大赦，結果費禕遭到了司農卿孟光的當眾指責。孟光的思路和諸葛亮是一致的，都認為應該惜赦，這樣才能保證大赦的權威性。
大赦的內容一般是除了死刑犯之外，其他一些輕刑犯都可以赦免。如果經常實行大赦，那麼法律的威嚴又如何體現？大赦本身是和現行法律相衝突的一種非常規法律行為，大赦就如同補藥，儘量少吃，當飯吃肯定是不行的。
蜀漢和曹魏一樣，沒有實行肉刑，但大體上的刑罰都差不多，比如有砍頭（棄市）、鞭刑、杖刑、幽閉（徒刑）、流徙。在三國中，內部形勢最為穩定的就是蜀漢，即使統治階層有權力鬥爭，也多是和風細雨的爭吵和拐馬腿，真正拔刀子的幾乎沒有。
蜀漢內部的穩定和魏吳內部血腥屠殺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不得不說是劉備、諸葛亮治蜀方向是正確的：團結多數人，孤立少數人。按理說，蜀漢用法最嚴，社會形勢卻最穩定，恰恰說明了蜀漢的嚴刑峻法是有成效的。
清人趙蕃有句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無論是寬還是嚴，都要有個相對比，寬到極點必為亂，嚴到極點亦必為亂。蜀漢就很好地把握住了這個度，當寬則寬，當嚴則嚴，這才是治國的要務。諸葛亮堅決推行嚴刑峻法，目標也非常明確，就是「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其實在劉璋統治時期，益州還是有法律的，比如彭羕的髠頭事件。但在劉璋時代，法律對於豪強幾乎沒有什麼限制，豪強們也肆無忌憚地欺上凌下，導致益州社會一片混亂。劉備、諸葛亮以嚴刑峻法治蜀，基本上實現了維護益州穩定局面的目的。